第五节 “奸民”与涉商矛盾

一、所谓“奸民”

古之所谓“奸民”者，乱法犯禁、不务正业之人也。《管子·五制》曰：“贤人进而奸民退。”荀悦《汉纪·武帝纪一》：“国有四民，各修其业；不由四民之业者，谓之奸民。”对于朝廷以及河臣来说，凡盗决盗挖堤防，私开私垦滩涂，堵塞河道闸坝泄洪口门者，皆为奸民。

乾隆年间，两江总督陈大文等奏：“安东县民人李元礼等因黄水漫滩，淹没田庐，纠众盗决大堤进水……以图自便。郭林高教令决堤，僧人木堂极力怂恿，纠人助挖”，经陈大文审理查明，将李元礼、郭林高二犯判发近边充军，僧人木堂量减一等问罪，拟判满徒。案卷报至御前，乾隆认为：“大堤以内，均系民田庐舍，该犯等以河滩自有之田亩被淹，辄敢决堤进水，设或堵闭稍迟，水势一经流入，则堤内田庐，岂不尽被淹毁，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其居心实属忮忍。况现当大汛经临，堤工吃紧之时，非寻常盗决可比。陈大文等所拟罪名尚轻。李元礼、郭林高、僧木堂三犯，着刑部另行核拟具奏，其为从之僧道学等七犯，即照所议完结。”刑部得旨，岂敢怠慢，倒霉的李元礼、郭林高被枷号两月，之后“发极边烟瘴充军”。由于该案具有典型意义，刑部因此“酌改盗决堤防罪名各条，纂入则例”。（附件一）

道光十二年（1832年）八月，桃源民陈端，谋淤地亩，偷挖于家湾黄河南堤，掣动大溜，水入洪湖，引起湖水暴涨，尽开吴城七堡御黄坝，泄湖水入黄。七堡以下正河，日渐刷深，时称“桃南之变”。史载：“今陈端等聚众执持器械，捆缚巡兵，挖堤放水，以致决口宽大，糜帑害民，迥非寻常盗决河防可比。”据审理该案的江苏巡抚林则徐称：当时的桃源监生陈端、陈光南、刘开成及生员陈堂等驾船携带鸟枪器械，拦截行人，捆缚巡兵，盗决桃南厅于家湾龙窝汛十三堡河堤，促使全黄入湖，滔滔下注，湖东各州县更不止如前次之被淹。《（光绪）清河县志》记载为“泗阳奸民所为”。《淮阴风土记》记载：“先是泗阳有陈端者，一老书生耳，以田在河岸，逼于大湖，乃作奇想，以道光十二年八月聚众夜开于家湾黄河南堤，欲借河淤以美其田。讵大溜一动，不可遏止，水由龙窝直下南新集，经砂礓嘴后，沙质随流东泻，所过成深沟。”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吴城乡图上数甲尽沦于水，古之吴城、腰铺等镇，遂不可求。”这样就加大了洪泽湖区的水患。陈端罪在不赦，“身陷刑戮，号为奸民”。

类似李元礼、陈端这样祸害乡里的“奸民”毕竟是少数，多数“奸民”所作所为往往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却被扣上“奸民”、“刁民”的帽子。他们或者河道筑坝。在高邮，道光年间“堤上之民方其旱，水来自上源者障之不使入河；岁大水堤下之愚民冒死以塞其管恐其害稼”。在淮安，有“刁民遇旱年则筑坝以蓄己水，既令己田充足，并可偷卖得钱；遇水年则放水以淹邻田，抑或纠凶堵坝，不许他人宣泄”；或者占垦河道。“自黄流入运，溪渐填淤。宥城、太仓二浦，奸民又盗溪为田，争尺寸之利，北溪几成平陆”；或者以邻为壑。阜宁第十区任桥乡建有老虎坝以阻挡上游山阳来水，这样遇大水之年，山阳的积水排泄经常发生困难，光绪十三年（1887年）适逢“秋潦”，山阳大单庄一带“奸民”率众强行挖开阜宁县境大郭庄任家桥缺口。成书于咸丰八年（1858年）的《河防纪略》记载：明末，“洪泽湖高堰之防亦疏，闸不时闭，淮流常泻诸塘，废涝无所潴，泗州苦水居民伺间决防，以邻为壑”。

由于河流具有天然的防御作用，因此，调节河水水量以防御“盗匪”，是苏鲁一带百姓经常采用的办法。而“匪情”与朝廷调蓄水量的规定显然不会同一节奏，因此，民众放水御敌与朝廷蓄水济运之间，矛盾重重，难以调和。至于私开闸坝者是“奸民”还是“良民”，亦实难分辨。

咸丰年间，捻军势炽，席卷苏、鲁，但在微山湖一带行动受限，盖因该湖水面宽广，捻军如由江南丰砀等处入山东峄滕境内，必须绕湖行走。“若湖水放干，转便贼踪。”而山东省微山湖口大坝，屡被民人聚众挖开御捻。如咸丰九年（1859年），“十二月内，该处闸‘皖捻出巢北窜’，先有滕、峄二县各庄民聚众二三千人，屡次各单闸圈坝拆启，并将湖口大坝挖开四丈余尺，放水入运，拍案盈堤。幸有昭阳、南阳二湖之水递达，不致虚耗。当因该坝系民人盗挖，非汛涨冲刷残塌者可比，未便责令河员修筑。经运河道节次严札峄县赔修，并经泇河同知朱懋澜亲督该县趱办。臣（东河总督黄赞汤）复札饬滕县知县林士琦、峄县知县邹崇孟查拿拆坝为首之人重惩，以儆将来”。

十二月二十六日，湖口大坝刚刚修筑完竣，正拟报请运河道派员验收，不料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十八、九日，“峄县各庄民闻‘捻匪复有出巢’之信，又聚数千人扒挖微湖大坝。文武汛上前劝阻，不由分说，开枪迎击。河兵无多，何能弹压数千强悍之民。即驻扎该处之官兵，亦拦止不住，立时拆启六丈余尺，过水甚急，渐刷渐宽，将湖口两闸之板，全行鼓断”，此举必然导致湖水不堪济运。为此，二月二十九日，黄赞汤奏请另立章程，将双闸下板拦蓄，以节湖潴。“因朱姬、马令、三里各单闸，被民人拆去圈坝，以遏逆氛。臣以该湖口大坝，易启难堵，势若建瓴，一经长放，立见泄干，应行严守。曾经运河道敬和筹议，请将拆去圈坝，暂缓补筑，加下严板，随时启闭。一有警报，即启各单闸之板，宣水下注峄汛运河，尽可灌溉拦御。而单闸既在上游，地势又非建瓴，湖潴可期撙节，且‘贼’退即闭板拦蓄，人力易施，无须多费钱粮，极为周妥。”考虑到微山湖秋汛收水不能不筑湖口坝抬蓄，而当时正是冬春水小源微季节，须将湖口双闸加下全板，严闭湖水。黄赞汤根据运河道的建议，“拟另立章程，饬令峄县协济板块，将湖口双闸加足满板严守。平时不准妄启一板，如遇‘贼’至，则启板放水入运，以资堵御。‘贼’退即加板拦蓄，以重湖潴。其峄汛八闸之水，拟将上游三里单闸，随时宣放，源源下注，并将侯迁、万年二闸，下板擎托，亦不致断流。至朱姬、马令二单闸，泄水过畅，圈坝既缓补筑，应责成滕县速备板块严闭。并据峄县知县邹崇孟禀称，韩庄至台庄计程八十余里，为东省门户。‘贼匪’骤至，若非运河水旺，虽马队官兵练勇节节堵御严密，早经窜过北岸。现已遵照捐备杨木板块，麻绳牮杆，俟‘逆匪’远扬即迅将湖口闸下板堵蓄等情。似此节宣有制，既顺舆情，以备御‘贼’，而湖潴亦可免太耗。臣仍严饬运河道及厅县汛闸，实力办理。如有不法之民，再行强启闸板，即严拿为首之人，按律惩办”。私挖官堤乃弥天大罪，何况纠众持枪对抗官军，但事关剿捻御敌，因此，如何处置实在让黄赞汤颇费思量：“臣思民人抢挖口坝，若果因‘贼’至，一时情急，放水入运拦御，尚有可原。如不察虚实，擅挖官工，则不法已极，自应惩办。正在行查间，接准副都统德楞额来咨，以此次‘贼’至韩庄八闸一带，意欲渡河北窜。经该处民人闻警惊惶，挖坝放水入运，尚资拦截。现在‘贼’已击退南奔，请下板筑坝，以蓄湖潴等语。复查补筹湖口大坝，理应地方官赔修。但‘捻匪’虽退，难保其不复至。韩庄当‘贼’至之时，情迫无奈，亦不能禁庄民之不启湖坝。”算是免了庄民擅挖官堤之罪。

还有一些时候，不同水利单元的百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会做出一些不择手段的事情，难免被人看作“奸民”。山阳（今淮安）、盐城二县境内有市河、十字河、小市河，“市河上通郡城文渠，十字河、小市河皆其分支，蜿蜒百里，东注于马家荡。沿河民田数千顷，旱则资其灌溉，潦则资其宣泄。自乾隆八年大挑以后，一百余年未再兴修，致河淤田废，水旱均易成灾”。同治元年（1862年），江苏士民殷自芳等上书府县，恳请挑浚筑堰，引运河水入市河。经淮安府批准，报请漕督诣勘，于同治二年正月正式兴工。不料，开工不久却因有御史弹劾地方官勒捐，工即停止。年底，殷氏以“要工久缓，恳请兴办”，再次上书。次年二月庚寅（十九日），同治帝谕议政王军机大臣：“（地方官勒捐一事）虽经漕督查明复奏，并无办理不善之处，而承办官绅，亦遂畏累迁延，淤垫日久，小民生计维艰，自应赶紧兴修。着曾国藩、吴棠、李鸿章迅速查核办理。该处曾经吴棠亲勘兴办，何以旋即停止，是否有无窒碍，并着该督抚据实奏闻。”

有皇帝亲自催办，此工得以再次兴办，本应该很快完工，不料又生事端。“盐城士民赵含生等，遣抱告周郁文呈诉殷自芳等捏撰水利”，并借机敛财。赵氏奏称：“山阳县之市河、十字等河，并不在盐城境内。一经挑筑，必致阻遏水道，盐邑全受其害。”一时令同治帝不明就里。同治三年（1864年）十二月庚辰（十三日）上谕：“赵含生等所控各节，与从前殷自芳等呈控情形，彼此各执一词，均难凭信。其市河、十字等河，究竟应否挑浚之处，着曾国藩、吴棠、李鸿章相度地宜，确切查明，酌核办理。原呈所称殷自芳等并不遵旨请查，遽行敛钱兴工之处，是否确实，尤应彻底根究。并着该督抚等一并查明具奏。”曾国藩、吴棠等人经过调查认为：“市河、十字等河，由山阳流入盐城，达马家荡入海。下游淤阻，则有害民田。殷自芳等禀由府县筹议挑浚，现在工程已竣，数千顷民田，籍资灌溉。”对赵含生诉殷自芳趁机敛财一事，曾国藩等人认为属无中生有，“至酌捐经费，系另举殷实董事经理，殷自芳等并无敛费情事。赵含生不明县志，控出怀疑，应无庸议”，保证了工程的进行。从此“两岸田亩顿变上腴”，而以“殷自芳一人之力为多”。

此案可见盐城方面为阻止上游浚河，先捏控地方官勒捐，再无中生有地指控殷自芳敛财，目的是阻止工程实施。好在殷氏行事正直，未被抓住把柄。光绪三年（1877年），殷自芳再次提议疏浚、拓宽市河、十字河，以彻底解决淮安东乡农田排灌问题。因工程浩大，占地较多，直接触犯了部分地主利益。以丁晏、黄柏生等为首的绅士，纷纷去南京两江督署告状。经两江总督左宗棠亲自审理，认为殷自芳的建议有益农事，合乎民情。但反对的官员亦不乏其人，此事一拖几年，直到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下令淮扬道桂嵩庆派淮扬镇总兵章合才派兵协助兴挑，并“委朱光照、赵溶监修，光绪九年（1883年）四月竣工”。

二、涉商矛盾

我国自明末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虽然各区域自然条件不尽相同，发展水平、特点也有较大差异，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明清时期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商品流通都大大加强了。”在运河沿岸，除了杭州、苏州、扬州、淮安、徐州、济宁、临清等城市，还涌现出一大批新兴小城镇，如苏州的盛泽、震泽，嘉兴的濮院、王江泾，湖州的双林、菱湖，杭州的塘栖和松江的枫泾、朱家角等。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为商人创造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商业资本比过去更加活跃。在工商业发达的城镇中聚集着大批商人，其中徽商、西商和“苏杭大贾”又分成各种商帮。这些商人主要从事粮食、丝棉织品、盐、茶、木材和典当等业，也有从事奢侈品转贩，运河是其依赖的生命线。而走运河则必须经过榷关或钞关。

漕运榷关历来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宣德四年，令南京至北京沿河漷县、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客商辏集处，设立钞关，收船料钞”，清沿明旧制，“顺治二年乙酉，照前明例设立钞关”。其中淮安关纳课范围，“东西有数百里之宽，南北几乎有千里之远，征税之大关有板闸、宿迁、庙湾口三处，征收零星小税之分口有单湾口、外河口、天妃口等处，分巡口四处，暂巡口七处，构成了致密的征课网罟”。上述大关及分口、分巡、暂巡口基本都在流域之内。

然而，黄运水道交织错杂，支流、减河、泄洪水道四出蔓延，常有沟通贯连之处，对于常年行走运河的船家、商家而言，走正河需过闸坝运关，一来有漕兵盘查，谨防违法私带土货；二来闸坝过往船舶云集，需耗费时日盘缠；三来出入闸坝往往需人力牵挽，川资不菲，故常有奸商、走私者避开正河闸坝关卡，改走港汊，省事省钱之举。“而私贩者利其直达、以免关津盘诘往往盗决之。”如“万历十一年间，该中河郎中陈瑛议呈漕抚尚书凌云翼，改漕河于古洪出口即今之镇口闸河也，创建内华、古洪二闸，递互启闭，淤难深入，而去黄河口仅一里，挑浚甚易，人颇便之。万历十五年秋，黄水大发，河与堤平，而棍徒段守金私受民船重贿将牛角湾私开，黄水迸入淤塞”。

清代里下河地区，“有自置土坝任意蓄泄，甚至奸民勾商船之商税，引私盐之公利为利窟，而频启以纵水入，是在在有决口矣。渔水绝流，射利遍下河之境，以竹箔于要路密布而插之，宿水至为之不流，环千里以内，其为渔人者，不可胜数矣，民间废田芦苇，青草丛生，其中水道因而榛塞，其流不得不缓，五州县（泰州、高邮、宝应、兴化、盐城）之中，其为废田者，不知其几千顷矣”。淮安府周桥闸，“自康熙初年，因归仁堤屡决，有开周桥闸者，淮水大泄，而黄遂逆入清口。又挟睢湖等水，从归仁决口入洪泽，直抵高堰，冲决翟家坝，流成大涧九条，泗人利积水得泄，扬属奸民利私贩直达，互为掩覆”。周桥、翟坝原属洪泽湖天然减水坝，坝身坚厚，低于高堰二尺，水大则漫之而过，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缓高堰泄洪压力。但开周桥闸或翟家坝有可能致下游高宝诸湖漫溢。“康熙元年间，南河工部分司吴炜擅开周桥；奸商利通私贩，往往盗决翟坝诸处，以致淮水湍下，昼夜不息，高宝诸湖尽已盈满，及桃花水涨，湖不能容，浪击风摧，漕堤大坏。”富商大贾往往结成朋党，一旦水利事业与他们的意愿相悖时，他们便“争为蜚语，群起反对”，尤以盐商及私盐贩子群体为甚，“而淮北私盐，利开桥坝以通往来，挥多金，造浮言曰：归仁之堤不毁，周家桥闸不开，翟家坝口不决”。当时商贾南自瓜州仪征，北至中原河南，往来必假道清江浦，难免被各闸稽查。若取道周桥、翟坝则可省时省费，“且白鹿、邸家诸湖之隈，原非民田也，堤决水干，人得私种。河防胥役，又设税周桥之闸，每一私开，货船敛馈千金，渔者亦奉以数十金”。更有不法奸商“每月为之料理，名曰月钱”，行贿淮安关、淮安道及山阳县衙役，让其“饰为开桥保堰之说”。事实上，自明万历以后至康熙元年，周桥并未开闸，高家堰亦未尝冲决，开闸泄洪之说实属借口。“况水漫翟坝，有二十五里之宽，岂区区周桥数尺之闸一开之而遂能泄之乎？乃其借口者又曰：漕船回南，时值水涸，可由此以放行。夫漕船自古无经此之事，只缘周桥闸开，奸民利之，衙胥利之，职司于此者尤利之。”官商勾结之甚，可见一斑。

由于盐商财大气粗，其意见常常可以影响到一方封疆大吏。江苏兴化当里下河之下游，水患尤急。道光时，兴化知县周际华提议开拦江坝以泄湖、河之水入江，遭到盐官及盐商的极力反对，认为坝开则水南下溜急，盐舟牵挽不便。周际华认为：“彼所争者，十四里牵挽之劳，以较扬州东七县田庐场灶之漂溺，蠲免赈恤之烦费，轻重何如？”然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却“韪其议”，站在了盐官和盐商一方。

除了防洪、泄洪存在冲突，过坝、盘坝也有纠纷。一般除运送紧要贡品的船只外，其余运粮、解送官物以及官员、军民、商贾等船只到闸，都需要等待积水至六七板后，方许开闸放船。乘坐马快船或递运站船只到此的公差、内外官员等人，如事务特别紧急，也只能由附近驿站提供骡马，通过陆路前行，不许违例开闸。如有违反，将受到严厉惩处。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六月，政府发布“漕河禁例”，规定各闸只有贡鲜船到时即开放，其余务必待积水而行。若积水未满，或虽水积满而船未过闸，或下闸未闭，均不许擅自开闸放船。若豪强胁迫擅开，走泄水源，或开闸不依帮次，争先斗殴者，由闸官将其拏送管闸以及巡河官处究问。万历八年（1580年），明政府再次订立清江浦三闸启闭之法，规定了筑坝、盘坝事宜规程报请圣裁。万历皇帝降旨：“有势豪人等阻挠的即便拿了问罪，完日于该地方枷号三个月，发落干碍职官参奏处治。”至潘季驯赴任，即将此圣旨“刻石金书，竖立各闸之上”，但一段时间之后，“人心少警，而行未数年，闸禁复弛”。潘氏对此亦无良策。

由于流域内河流泛滥、改道、淤垫之事常有发生，围绕新涸地亩，各种势力常有角力，缙绅大户往往是其中主力。郯城县自雍正年间重修竹络石坝以后，河流归入故道，原溃决西流“冲塌堤基”处，河身渐次淤积成地。嘉庆八年（1803年），禹王台周围勘得淤地共计九顷五十九亩二分。围绕淤地的归属，乡绅王退思等建议划归一贯书院，以为养士储材之费。但管理河道的沂郯海赣通判认为除拨给禹王庙僧人四十亩外，其余应作为河工恤夫防险之资，交由河工部门收取地租，双方争执不下。前述道光十二年“桃南之变”致于家湾决口，次年正月“始塞决口，复故道”。过了一段时间，宿迁一带被淹没的地方先后出水成为淤滩，由官方招引周边大户前来认领开垦，统称“于工滩”。今宿迁泗阳县吴集一带最先出水，称为“原丈”；吴集东南吴家大洼一带迟一些出水，称为“续涸”；再向西南到砂礓河两岸（吴城镇的淮泗村和韩桥乡的兴旺村）出水更迟一些，称为“复涸”。“相传于工滩开领之时，清河（今淮阴）、桃园（今泗阳）两县为地界在砂礓嘴争吵了很久也无法确定，当时清河有三位参与者扛起三口大钟向前急奔，歇肩的地方就定为边界。争回的地方写在征册中，叫做‘越占’，共一百六十顷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