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魏平城时代（第三版）
- 李凭
- 2002字
- 2024-11-07 14:21:44
版权信息
书名：北魏平城时代（第三版）
作者：李凭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2
ISBN：978753257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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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族史家林幹先生合影于盛乐历史文化研讨会（2007年2月7日尚军摄于内蒙和林格尔县）
与业师田余庆先生合影于北朝学会（2008年5月24日）
与北朝研究会会长殷宪教授在常太后山陵前合影（2010年7月13日吴洁摄）
与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先生在方山南麓灵泉池考察合影（2010年7月11日）
与大同市长耿彦波先生在永固陵前合影（2010年7月11日李书吉摄）
庚寅年清明祭扫位于河南省偃师县境的北魏孝文帝长陵（2010年4月5日陈长琦摄）
孕育拓跋文明的摇篮嘎仙洞（2001年8月2日于内蒙鄂伦春旗阿里河镇西北）
内的北魏石刻旁（2001年8月2日金裕哲摄）
通往漠北的白道（2006年2月9日于内蒙武川县南）
经历千年风化的云冈石窟（2004年3月7日于第九窟与第十窟之间）
云冈石窟内景局部（2001年8月9日）
夕阳映照下的云冈（2004年3月7日）
位于大同城南的北魏明堂遗迹（2008年5月24日）
山西浑源境内的恒山山口是北魏国都通向河北平原大道的要隘（2004年3月7日）
山西省浑源县麻庄窦太后陵（2008年5月29日）
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的悬空寺（2004年3月7日于山西浑源县境恒山金龙峡西侧翠屏峰下）
常太后葬于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的鸡鸣山麓（2003年8月28日）
位于山西大同方山的北魏文明太后永固陵（2010年7月12日）
大同方山南麓北魏陵区建筑遗迹（2008-05-26）
云冈石窟顶部工地出土传祚无穷瓦当（20107月11日）
大代万岁拓件——北魏宫城文物，原件现藏大同市考古研究所（殷宪先生拓存）
云冈石窟顶部工地出土石构件（20107月11日）
当地父老在麻庄窦太后陵前诉说往古（2008-5-29）
希望——站立在千年古城垣上的新民（2003年7月18日）
作者深入探讨了北魏政权建立之始，虽已积极采取离散部落从建立皇权体制向着封建化专制统治方式迈进的措施，但部落联盟的遗制和遗俗，例如兄终弟及的继承原则和母权制的遗俗仍不断出现，使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因而受挫。但在旧史当中对这些时间的原委都缺乏明晰的记载，故作者在搜集有关这些史实的史料时以及他在进行论证时，不能不迂回宛转地、索隐发幽地，作一些由小见大、由此及彼的综合、联系，而终能构成一个大的轮廓和框架，而对于每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前因后果，又都能作出具有说服力的判断。所以，这确实是一篇精心结撰之作。
——邓广铭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全书创见迭出。最突出的是将北魏平城时代的离散诸部措施、子贵母死制、拓跋部落兄终弟及遗制之影响、太子监国制、保母抚养太子制，与当时重大政治事件，如建立封建国家、拓跋绍弑父、正平事变、冯太后专权等，有机地联系起来，结合历史背景，高屋建瓴而又细致地分析其前因后果，提出一个又一个独到见解，这些见解都建立在能够收集到的史料和精细考证基础上，从而使北魏平城时代扑朔迷离的历史和演变规律清晰地凸显出来。
——祝总斌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书除运用极为丰富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外，作者继承和发扬我国古典史学重视实地考察的优良传统，曾多次到平城和洛阳有关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将获取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运用于本课题的研究中，表现了作者发皇古义，融汇新知，从而推雅取正的历史研究能力，更加强了书稿的科学价值。
——朱大渭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书稿将北魏前期政治史研究，通过首都平城地区的活动而逐步展开，描绘拓跋鲜卑汉化过程，层次分明，具体生动而不落俗套。……时代在前进，历史学研究也不例外，它要求引进政治学、经济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等相关学科的机制，更新研究方式，书稿写作已注意及此。它还严格约控引用资料的地域范围，注意古地名的今地注释，这些很费精力的事，是当前不少治史者所罕为的。
——张泽咸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稿指导思想明确，研究方法得当，又吸收了当前某些史学流派，如心理学派的研究方法，资料丰富，内容翔实，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考证细致入微，立论客观公允，论述丝丝入扣，新意迭出，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澄清了北魏前期历史上许多若明若暗的问题。……这本书稿堪称上佳之作，学术价值重大及可读性兼而有之，填补了以往学术研究的空白，对推动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必将有其积极作用。
——蒋福亚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考订细密精审而由微知著，是此书鲜明特点。如从清河王绍杀道武帝后“我有父……”一语这个细微处，阐发出了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的制度冲突，颇富启发性。……书中多处显示作者治学一丝不苟，例如对拓跋焘是否以皇太子身份监国，不放过各种矛盾之处而一一详辨。作者精于山西历史地理，故能结合文献提出新解，如论证天兴年间的“京师”是繁畤，区分两种“四方四维”，由实际地形论述畿外“四方四维”只是个大致概念，进而对“八部大夫”和“八部帅”提出新解，还校正了《魏书·食货志》标点，即是一例。
——阎步克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