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

“一带一路”倡议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及“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重中之重。“一带一路”倡议符合我国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发展要求，有助于我国探索更高层次开放新内容，实现由以“引进来”为主向“走出去”“引进来”并重转变，由规则的“追随者”到“参与者”再到“引领者”转变，形成“海陆并举”“东西互济”“区域联动发展”的新格局，推动我国对外开放总体格局由“外向型”向“全面开放型”发展。

具体来讲，“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中国合理利用超额储蓄，拓展、培育新兴市场，实现持续发展；有利于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货币主权地位，实现支配发展；有利于中国探索国际经贸规则，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实现引领发展；有利于顺应中国“走出去”的趋势，海陆并举、东西互济，实现并重发展；有利于中国各大区域全面参与，统筹国际国内大局，实现联动发展。

一、有利于中国合理利用超额储蓄

长期以来，我国国民储蓄额持续高速增加，储蓄率（国民总储蓄占GDP比重）一直居世界前列。2015年，我国国民总储蓄逾33万亿元（支出法GDP），储蓄率47.9%，远高于全球26.5%、发达经济体22.5%、G7国家20.8%的水平。

从国民储蓄构成来看，我国居民储蓄占比最高。2015年，我国居民总储蓄15.7万亿元（资金流量表），占国民总储蓄的48%；非金融企业部门总储蓄11.3万亿元，占比35%；政府部门总储蓄3.1万亿元，占比10%；金融机构部门总储蓄2.3万亿元，占比7%。企业与政府的储蓄是近年来我国储蓄大幅攀升的主要来源。1992—2007年，我国的储蓄率上升了14.5个百分点，其中，居民储蓄贡献了1.5个百分点，政府贡献了6.2个比分点，企业贡献了4.7个百分点。

储蓄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储蓄增加意味着居民、企业、政府的财富增加，适当的储蓄也是支撑实体经济、开展投资活动的基础；另一方面，较高的储蓄意味着消费偏低、经济内生动力不足、投资渠道有限，不利于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也造成了财富的隐形流失。

同时，在超高储蓄的背景下，中国外汇储备持续、高速增长，形成了超额的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在2014年达到最高的3.8万亿美元，近三年开始逐步下降，2016年底我国官方外汇储备仍然超过3万亿美元，是日本的2.4倍，德国的16.3倍，英国的21.1倍，美国的25.2倍。以外汇储备形式存在的超额储蓄，由于无法在国内投资，且在上一个发展阶段存在海外投资的困难，只能购买国外债券，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国购债，致使中国外汇储备利用效益较低。从稳定国际收支的角度来讲，我国外汇储备具有较大的降幅空间。

“一带一路”建设对降低中国高储蓄额及储蓄率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可以直接拓宽外汇储备使用渠道，探索多元化外汇运用举措，例如成立丝路基金（首期资本金中外汇储备占比65%），扩大从“一带一路”沿线进口规模，从而提高外汇储备使用效益，化解过高的外汇储备状况。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增加国内企业与政府的海外投资渠道，将我国的储蓄盈余转变为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等方式，投资沿线国家实体经济领域，破解国内投资领域有限且盲目、产能过剩、贸易顺差过高引发新一轮高储蓄的循环，并且长期、有效地对外直接投资还有利于培育“一带一路”新兴市场，海外消费市场的扩大同样有利于降低超额储蓄。

二、有利于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经过近十年来的快速发展，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2015年IMF正式将人民币纳入SDR，标志着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之一。然而，相较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国际主流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仍然较低。2014—2015年，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略低于英镑与日元，远低于美元与欧元；2015年底，人民币在国际债券、票据市场余额的占比仅是日元的30.9%、美元的1.35%；2016年，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规模占比仅是美元的1.67%，储备规模甚至低于澳元、加元。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相互促进、互相协同的。一方面，“一带一路”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契机，从货物贸易到跨境直接投资，从经常项下到资本项下开放合作，未来跨境信贷、金融市场、货币市场开放等，都将因“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产生现实的、巨大的需求，简言之，“一带一路”沿线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主战场。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保障，通过货币互换、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人民币跨境支付、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海外人民币清算等国际化工具或手段，在“一带一路”沿线有序实现人民币作为流通手段、支付手段、价值尺度与储备货币的功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

具体来讲，

①在“一带一路”实现人民币作为流通与支付手段的功能：“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制造业合作等众多领域，高度汇集了融资、投资、贸易等国际经济金融合作项目，在贸易与投资结算、跨境融资等领域，将催生出更广泛的人民币跨境使用需求，这种内在需求必将有助于扩大人民币流通规模，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②在“一带一路”实现人民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功能：目前，我国正积极推动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宗商品、能源贸易的人民币计价结算，包括原油、铁矿石、棕榈油等，这有利于增强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与定价权。

③在“一带一路”实现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功能：我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平台，采取政府援助、政策性贷款、混合贷款和基础设施债券发行等方式来解决沿线国家基础建设的资金瓶颈问题，这使人民币使用得以推广，并使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间形成了低风险、低成本的闭环流转。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第三大货币，未来，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将选择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从而推动形成与我国经济发展规模相匹配的货币地位，最终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三、有利于中国探索国际经贸规则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在全球开放型经济体系中扮演了不同角色。第一阶段为“追随者”。自1978年起，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为了吸引外资、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我国批准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开展国际经贸规则的引进与先行先试，实现了中国对全球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跟跑”。第二阶段为“参与者”。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WTO）通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开始全面对接与融入国际多边贸易规则与体系，实现了中国对全球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并跑”。当前，我国正逐步走向第三阶段的“引领者”。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资国、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显著提升，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承担更多责任。该阶段将通过探索全面开放、发挥规则的引领作用，实现中国对全球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领跑”。

纵观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演进与重构，可以发现，“二战”后的国际经贸规则多由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例如，1945年，美国主导签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奠定了美元的主导地位；1947年，美国主导签署关贸总协定；20世纪60年代，日本主导成立了亚洲开发银行；1992年，欧美国家主导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4年，发达国家主导成立世界贸易组织；1994年，发达国家主导签署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1997年，发达国家主导签署京都议定书；2012年，美国主导签署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表现出货物贸易逆差大、服务贸易顺差大、技术领先等特点，因此，上一阶段的国际贸易规则更符合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与发展诉求，并为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形成掣肘，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绿色壁垒、粉色壁垒与知识产权壁垒⁽⁴⁾。

2014年起，随着以WTO为主导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逐渐式微，发达经济体积极推动TPP、TTIP、TISA等国际经贸谈判，经贸规则的重构成为该轮谈判的重点，美欧“强强联合”，意欲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再次抢得先机。然而，该轮经贸谈判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和部分不可行性。以TPP、TTIP为例，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在规则层面根植了仅体现发达国家意图和诉求的条款，甚至超出了基本的经贸合作范畴，力图实现全部商品分阶段的自由化，力图最大化促进其发达的服务贸易，协定所涉及的广泛边境内措施（即国内政策），实质上已经进入两方或多方的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领域内。这些既不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也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其可复制、可推广性有待观望。

对应于中国在全球开放型经济体系中的角色，我国的对外经贸谈判起步较晚，在规则方面仍然扮演着接受者、适应者的角色，尚未建立起与自身经济或贸易规模相匹配的规则话语权地位。我国签署的多数自贸区协议属于“参照国际模板，部分降低标准”；在投资准入、跨境服务贸易方面有待结合最新趋势；诸如电子信息产品、（跨境）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特殊园区开发等中国优势领域，暂未形成“中国版规则”；在国有企业、电信服务、金融市场等敏感领域，尚未探索出可灵活处理的实操条款。在新一轮国际经贸谈判中，尤其是在规则加速重构阶段，中国参与、主导与引领规则制定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更是体现“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权利、维护和扩大中国经济利益的必要举措。

目前，我国正立足周边，重点围绕区域内多边、双边协定，科学构建包括邻近国家和地区、涵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辐射五大洲重要国家的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一带一路”沿线是中国开展经贸谈判的重点区域，也是我国构建“中国版”经贸规则的优先选择。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包容性”即成为其最突出的基因。“一带一路”注重与现有双边和地区合作机制相辅相成，而不是要挑战或替代现有双边和地区合作机制及倡议。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的潜力和空间需要依靠强化包容性来释放，有针对性地开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建设。“一带一路”看重多样化，没有规定严格统一的参与规则，不刻意追求一致性，灵活并富有弹性，具体合作项目注重双多边利益，强调各方认可，条件成熟一个启动实施一个。通过包容、公平的规则体系，“一带一路”旨在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建立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开放型经济体系“领跑”阶段，发挥规则“引领者”作用的重要平台。一方面，中国将在世界经济疲弱，发展失衡、治理困境、公平赤字等问题更加突出，反全球化思潮涌动的背景下，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中国代表“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掌握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利。参与、主导与引领规则制订，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更是体现发展中国家权利的必要举措。

四、有利于顺应中国“走出去”的趋势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制定了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政策，向外商、外资陆续开放沿海沿边沿江地区及城市，弥补了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管理缺口，极大促进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高，为了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开启“走出去”战略，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2007—2016年，我国对外投资年均增长27.2%，跻身对外投资大国行列。自2014年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超过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中国实现由资本输入国到资本输出国的重大转变，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是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是中国迈向世界经济大国、由对外贸易大国迈向对外贸易强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积极影响全球金融和经济格局的重要标志。新时代，中国“走出去”升级将在传统的货物贸易基础上，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由获取资源向配置资源转型，不断探索更高层次的开放内容，实现由“走出去”大国向“走出去”强国的转变。

“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推动中国新时代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发展新格局。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实施让众多国家加深了对中国投资机遇与前景的认知，尤其是可以与中国优势互补的国家将生产要素与市场与中国进行深度对接。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地域广阔、国家众多，涉及人口约44亿，占全球的63%，经济总量约为22亿美元，占全球的30%，沿线以新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主体⁽⁵⁾，大多数国家对中国产品、技术、经验存在巨大需求。2014—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达3.1万亿美元，占同期外贸总额的1/4以上，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近500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10左右。

“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推动中国新时代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海陆并举”“东西互济”并重发展新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是通过海上航运通道，与西方发达国家及周边合作伙伴开展贸易往来，基本形成了“海运为主”“发达合作”的开放格局。“一带一路”倡议既包括“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包括“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既兼顾陆海，又呼应东西。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构建亚欧大陆桥实现由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西亚、南亚等到地中海、波罗的海、印度洋的陆海联通，打通历史上中断的丝绸之路，让欧亚大陆回归人类文明中心地带。

五、有利于中国各大区域全面参与

我国在不同时期实施了不同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例如建国初期至上世纪70年代末的区域平衡发展，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末的极化发展，21世纪初十年的协调发展。当前，一方面，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始终扮演着“追随者”角色；另一方面，在新兴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下，不同区域又面临相同的发展机遇，面对无差异的国内外市场。

新时代，我国制定了或正在规划“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等若干区域战略，着眼于实现一体联动和重点突破相统一，促进区域联动发展。作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平台与抓手，“一带一路”倡议为国内各大区域推进开放提供了一致性的引导，有助于推动中国新时代开放型经济体系，由“区域极化发展”到“区域协调发展”，再到“区域联动发展”转变。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各区域、省市广泛参与，串联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总体部署，在重点解决中西部发展落后、提升中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前提下，也充分发挥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先发地区的积极作用，制定了2个核心省份（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福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定位了18个省份（新疆、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云南、西藏、上海、福建、浙江、广东、海南、重庆），规划了7个高地（西宁、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以及15个港口（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一带一路”尤其是“一带”将使得我国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形成南北呼应、东西联动，共同承担中国“走出去”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