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日据时期闽台教育交流步履维艰

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为巩固殖民统治，将台湾民众彻底“同化”为日本人，日本殖民当局一方面破坏台湾传统的教育制度，压制中华文化的传播；一方面在台湾建立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系，培养服务于殖民统治的劳动力。此外，还在台湾强制推广日语，将日本的风俗习惯引入台湾。

台湾割让给日本后，两岸之间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并没有断绝，台湾人实质上仍然是中国人。这一点，即便是日本殖民者也有深刻的认识。“本岛当地人都同原来二百年前或几十年前自中国之泉、漳、潮诸州移居而来者有关，其血统与抱负亦纯同中国内地人无异。”^[21]因此，将台湾人民同化成“日本人”，成为日本殖民当局绞尽脑汁所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在日本当局的竭力阻挠下，闽台人员往来锐减，经贸交流受阻，这为日本殖民者推行同化政策创造了外部条件。

为施行同化政策，日本当局除采取阻隔两岸联系的政策外，还竭力破坏台湾原有的教育机构，如清廷在台湾建立的府学、县学、书院、义塾、书房等，限制汉文的传播，进而压制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影响。日本据台初期，先下令废除清朝时期台湾建立的各级官立学校，而对台湾社会普遍存在的书房（私塾），则采取逐步禁止的方针。1898年随着战乱的平息，日本殖民当局开始逐步禁止书房，推行公学校制，企图以新的机构来取代传统的书房教育。初期，日本对日台儿童实行隔离教育，设立小学校、公学校、蕃人公学校，分别招收台湾日人、台湾汉族和高山族儿童入学。1922年《台湾教育令》颁布后，日台学生开始共学，台湾儿童可就读小学校，日本儿童可就读公学校。在台湾总督府的强力推动下，台湾学童就读公学校和小学校的比率不断上升。至1939年，台湾公小学校共有957所，学生达592990人。^[22]相形之下，书房教育日渐衰微。至1937年，私塾教师仅剩24人，学生665人。^[23]1943年，日本当局颁布废止私塾令，彻底终结了中华传统教育模式在台湾的历史。

伴随着中华传统教育模式的结束，近代教育在台湾兴起。应该承认，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取得一定发展，基础教育得到普及，教育体系逐步完备，并且实行义务教育制，形成近代化的教育体制。^[24]但应该看到，台湾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其教育的主观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台湾人民的整体文化素质，而是同化台湾人民，培养一批能够服务于殖民地建设的中下级技术人才。台籍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在各个阶段均受到不平等对待。据1945年日本殖民当局统计，台湾学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为71.31%，台湾日籍儿童小学入学率高达99.62%。而中学录取率，1944年在台日本学生的录取率为49.5%，台湾学生则只有21.17%；同期中专以上的学校（包括大学在内），日籍学生录取率为34.34%，而台籍学生仅为11.96%。^[25]在台湾教育发展的背后，台籍学生所受的歧视，两岸交流所受的阻滞，中华文化所受的摧残，都是不能忽视的。

为加速实现同化，日本当局在台湾不遗余力地推行日语教育。除通过公学校对台湾儿童灌输日语外，当局也通过设立日语传习所、日语普及会、日语练习会、日语研究会等机构及举办日语演讲会、推广日语广播等方式，向一般台湾民众普及日语。

此外，日本当局还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中，废止汉文、禁说汉语，鼓励“日台人通婚”，改用日式姓名，拆废传统寺庙，推行日本神社，废止中华传统节日，禁止祖先崇拜……凡此种种，令台湾中华文化饱受摧残，给台湾社会文化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在此大背景下，闽台教育联系遭到遏制而不甚活跃。但闽台两地血浓于水的渊源关系是日本殖民者所无法割断的。即便在日据时期如此困难的情势下，闽台教育往来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以下略述之。^[26]

一 台湾学生赴福建就读

日本吞并台湾后，立即取消科举考试，一些台湾士子便内渡闽南等地，寄籍于当地学校就读，准备参加祖国的科举考试。国仇家恨，激发了台湾学子的读书热情，他们的成绩往往名列前茅，不少人最终成功取得很高的功名。如台湾举人陈浚芝寄籍安溪，于1898年考中进士。晋江县学1900年以后的岁科三试，寄读的台湾士子成绩优异。台湾秀才高选锋寄籍厦门，于1902年参加福建乡试考中举人。1903年泉州府学考试，来自台北的庄庆云获得优等。台湾举人汪春源寄籍漳州，于1903年成为台湾历史上最后一位进士。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赴大陆读书的台湾青年数量有所减少。晚清以后，台湾学生赴大陆求学往往首选离台湾距离最近、语言风俗相同的厦门。如台北市首届参议员林凌霜，曾就读于厦门鹭江学院；台湾板桥林家子弟林熊征，早年曾在鼓浪屿上学。离乡背井、寄籍读书的经历，给这些台生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事业有成之后，积极回馈曾经收留过他们的闽南城镇。同时拥有闽台两地的教育背景，也让他们日后成为促进两地教育交流的桥梁。林熊征后来为厦门旭瀛书院提供奖学金，资助台生到闽南求学，也资助闽南学生赴台学医。

辛亥革命后，大陆政局一度很混乱，同时由于日本殖民当局的阻挠，台湾青年赴大陆求学者为数不多。五四运动以后，大陆社会发生巨变，新思潮风起云涌，新事物层出不穷，令台湾青年心驰神往。他们或取道日本，或冒险偷渡，去大陆求学、参加学生运动，接受新思想的洗礼。据统计，从1920年年初至1923年10月，仅假道日本赴大陆求学的台湾青年就从19名猛增到273名。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到大陆来求学的台湾青年多自称福建人，或“福建台湾人”。

20世纪20年代初，厦门大学创立后，招收一些台湾学生就读。据统计，1922年至1924年，厦门大学有台生9人，其中本科生3人，预科生6人；1925年，有预科生2人；1934年，有本科生1人。人数虽然不多，但标志着台湾青年开始在福建接受高等教育。1923年，厦门有台生195人，其中20余人在中专以上学校就读。1926年，在厦门中专以上学校就读的台湾青年共有29名，其中厦门大学3名、闽南佛学院13名、厦门美术学校2名、博爱医院附属医科学校7名、鼓浪屿商业专门学校3名、禾山商职1名。此外，尚有一定数量的台湾青年在福建接受普通教育。据日本驻厦门领事馆调查，1926年，在厦门及其周边地区接受中等教育的台湾青年有175人。

日据时期，除台湾青年自行赴闽求学外，台湾一些民间社团也考虑派送子弟到福建求学。1931年7月，台湾中华总会馆曾派员与厦门地方政府商讨选送子弟就读事宜。

除到福建就读外，日据时期，还有一些台湾学生冲破重重阻碍到福建开展“修学旅行”活动。如1920年11月，台北医科专门学校四年级学生一反过去赴日本“修学旅行”的惯例，组织观光团到祖国大陆旅行，厦门是其中一站。

二 台湾籍民在福建接受教育

籍民指日本占领台湾之后被编入日据“台湾籍”的台湾人，其中不少人居住在祖国大陆。在福建省定居的台湾籍民为数不少，主要分布于闽南地区。据统计，厦门地区，1917年有2800余人，1929年有6879人，1937年有10217人。此外，尚有未登记者15000人。籍民旅居福州者初期数量相对较少，1913年以后逐渐增多，1929年为1121人，1937年达1777人。

籍民的管辖权不归当地政府，而归日本使领馆。由于在福建定居的台湾籍民为数不少，为解决其教育问题，日本驻台湾总督府决定成立籍民学校。1898年，日本在福州成立东文学堂，总教习为日本人冈田兼次郎，是为福建地区第一所籍民学校。1899年，日本在厦门设立东亚书院。此外，还有1902年创办的泉州彰化学堂、1903年创办的漳州漳华学院、1907年创办的福州东瀛学堂、1908年创办的石码瀛夏书院和厦门旭瀛书院。

日本人牢牢掌控着籍民教育的管理权，由台湾总督府为其提供经费、师资，实施赤裸裸的奴化教育，并对中国进行无孔不入的文化渗透，故而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为了籍民教育能够更好地在福建生存与发展，20世纪初，一些籍民学校便与地方合作，聘请士绅担任名誉性的领导职务，还允许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但日本人仍紧握管理权毫不松手。“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籍民教育开始走下坡路，办学规模日渐萎缩，虽然抗战期间在日军刺刀的保护下曾一度回光返照，但随着抗战的胜利而最终走向消亡。

籍民学校主要招收台湾籍学童入学，同时也吸收一些本地生源，使闽台两地儿童有机会沟通交流。日方曾一度执行与福建地方当局合作的政策，使双方在管理、教学方面存在一定交流。此外，籍民学校的学制、课程设置较为先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福建公私学校的不足。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籍民教育是日据时期闽台教育关系得以维系的重要体现。

三 台湾学生在福建的爱国活动

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开展了长期的反抗斗争，许多台湾爱国人士来到祖国大陆从事光复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其中，在闽南地区求学的台湾青年学生表现尤为活跃。

1923年6月，厦门大学学生李思祯在厦门成立尚志社，是为闽南地区最早的台湾爱国团体。该社曾声援台湾民选议会请愿团活动，产生较大社会影响，遂遭到日本驻厦门总领事馆迫害，很快解体。1924年4月，李思祯又与就读于厦门的郭丙莘、王庆勤、翁泽生等组建“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此外，在闽南地区成立的台湾学生爱国组织还有：20年代中期在厦门成立的“厦门中国台湾同志会”，20年代末期在漳州成立的“台湾解放运动牺牲者救援会”，30年代初在厦门成立的“闽南学生联合会”等。这些组织通过印制传单、创办刊物、组织游行、筹划歌舞戏剧演出等方式，积极宣传爱国主张，开展抗日活动。他们还利用其成员假期回台湾的机会，广泛联络台湾岛内的爱国团体，支援岛内抗日活动。

虽然上述爱国团体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活动影响也有限，但都致力于使台湾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福建人民深受其爱国行为的鼓舞，纷纷伸出援手，给予庇护。在福建人民的支持下，他们的抗日爱国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四 福建学校师生赴台湾学习、工作、参观和实习

日据时期，不仅有台湾人士来福建学习交流，福建方面也有不少人赴台从事教育活动，闽台教育交往仍然是双向的，如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早年曾赴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工作。由于日本当局的限制和阻挠，福建官方组织的赴台教育交流凤毛麟角，但仍存在。1916年，福建省立甲种农业学校邱文鸾、刘范征、谢鸣珂等同学到台湾修学旅行，参观台北“养蚕所”。1929年6月，厦门集美水产航海学校、集美中学组织20名学生赴台参观实习。1935年1月，闽南教育界组团赴台考察职业教育。1933年，陈仪任福建省主席，主张改善中日关系，曾数次组织规模较大的考察团赴台湾考察，其中有两次派出了教育界的代表，与台湾教育界有一定交流。抗战期间，日军一度占领厦门。1939年10月，伪厦门市政府组团赴台考察教育，团长为日本人，团员18人为教育界人士。

综上所述，日据时期，海峡两岸原本一体化的文化联系被日本殖民当局强行中断了，但闽台两地深厚的历史渊源，注定了闽台教育缘是不可能被彻底隔绝的。一方面，台湾青年克服种种困难，以各种方式到福建读书、实习、参观、考察，有的还在福建从事反日爱国活动，体现了闽台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教育联系。另一方面，日本当局在福建开设籍民学校，与福建进行有限的合作，同时对福建进行文化渗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闽台教育关系的复杂性。日据时期的闽台教育联系就如潜溪暗流，虽然不明显，时断时续，但毫无疑问，仍然顽强地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