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发展难题：河南省“以农养工”的定性分析

在河南省工业优先发展阶段，社会生产要素向重工业的倾斜流动，长期实施“以农养工”政策造成了工农业发展的畸形经济结构。具体表现为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工业所占份额上升和农业产值所占份额大幅度下降，但是，河南省并没有实现城市化率的相应提高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的相应转移。同时工农业发展比例严重失调，这种经济发展格局直接影响到河南省农业发展，没有实现工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从表2-7可以看出，河南省在“以农养工”条件下，工农业发展速度的提高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是同向的。这说明河南省在采用“以农养工”政策保证工业高速增长的同时，生产效率呈现下降趋势，即采用高投入和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并没有实现高效率的工农业同步发展。在工业部门效率下降的情况下，农业部门由于滞留大量剩余劳动力因而也严重影响到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保证，由于让位于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农业部门失去了农产品商品化的空间和条件。农业部门在承载人口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失去了通过农副产品流动实现提供收入的条件，这种经济格局严重影响到公平与动力机制的发育。结果是河南省工业部门偏重于产品数量与增长速度，忽视产品质量与经济效益；农业部门由于实行平均分配，严重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河南省工农业经济的畸形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滞后、市场机制的缺失以及社会供给的短缺经济共存于社会经济体系中。

一 经济结构失调：河南省“以农养工”的理论分析

美国学者霍利斯·钱纳里和莫伊思·赛尔昆用20年的调查取样，分析了世界范围内100个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30个经济变量和两万个观察数据，最后总结出人均GDP不同发展水平下一般国家在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方面的变化，包括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等各方面的数据。本书选取人均GDP在100～1000美元区间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城市化率所对应的数据，以此来比较分析河南省在“以农养工”条件下的工农业经济结构。钱纳里和赛尔昆提出不同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数量相对应的经济结构数据指标如表2-9所示：

表2-9 一般国家不同发展水平所对应的经济结构

钱纳里和赛尔昆总结出的经济结构数量指标是有相应的前提的，即这些数据指标显示出1950～1970年间一般国家发展的共同趋势，这种一般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普遍趋势是经济发展、城市化率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相互协调的发展趋势。而河南省在服从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条件下，工业发展、城市化率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不同步的，或者说三者之间并不具有相对应的关系。从表2-9可以看出，在人均GDP小于100美元（1964年）的发展水平条件下，一般国家显示出农业部门产值占52.2%，工业部门产值占12.5%；农业部门劳动力占71.2%，工业部门劳动力占7.8%，第三产业劳动力占21%，城市化率为12.8%。1952年，河南省人均GDP为91.2元，按照1952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折合为35美元，农业部门产值占63.9%，工业部门产值占20%；农业劳动力占89.78%，工业和建筑业劳动力占4.40%，第三产业劳动力占5.82%；1952年河南省城市化率为5.45%[153]。将1953年河南省经济结构的数据指标与钱纳里分析一般国家数据指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人均GDP小于100美元的条件下，河南省在产业结构、城市化率方面与钱纳里分析的一般国家数据比较一致。但是，河南省农业劳动力就业份额数据高出钱纳里数据12.58个百分点，工业劳动力份额低于钱纳里数据3.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劳动力份额低于钱纳里数据近16个百分点。这说明1952年，河南省人均GDP数量低于100美元，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在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率方面与钱纳里的数据指标存在较大差异。在工农业产值所占份额方面，农业产值份额高出钱纳里数据11.7个百分点，工业产值占比高出钱纳里数据7.5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份额高出钱纳里数据18.6个百分点，工业劳动力份额低于钱纳里数据3.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低于钱纳里数据14.2个百分点；城市化率低于钱纳里数据近7个百分点。河南省经济发展结构与钱纳里数据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在于农业部门滞留的劳动力较多，城市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人口不能自由向城市流动，不但影响城市第三产业发展，同样影响到城市化率的提高。并且河南省这种发展趋势贯穿整个工业优先发展阶段。

1953～1978年，河南省经济结构发展变化情况与钱纳里的一般国家数据指标进行比较，如表2-10所示：

表2-10 1953～1978年河南省工农业经济结构的各项指标

从表2-10可以看出，在河南省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工业化率从1953年的13.5%提高到1978年的37.2%，人均GDP也从1953年的99.9元提高到1978年的232.3元，工业GDP份额从1953年的11.8%提高到1978年的36.3%，农业GDP份额从1953年的60.7%下降到1978年的39.8%。但是人均产值数量的提高、工业产值份额的上升和农业产值份额的下降，并没有伴随农业劳动力就业份额的相应下降和城市化率的相应提高。1953年河南省农业劳动力份额为84.7%，1978年下降到80.6%，只下降了近4个百分点；城市化率从1953年的6.78%上升到1978年的8.07%，也只上升了近1.3个百分点。

从经济发展过程来看，“一五”期间，河南省农业部门产值份额下降了近14.5个百分点，而工业部门产值份额上升了1.3个百分点，工业化率上升了1.7个百分点，对应农业劳动力就业份额也上升了1.5个百分点，城市化率仅上升了0.33个百分点。这说明河南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决定下，工业化率与工业产值份额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与城市化率提高。1978年，河南省工业产值份额与农业产值份额相比，工业产值份额低于农业产值份额3.5个百分点，这说明经过20多年的工业化建设，河南省的工业部门还没有占据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但是，1978年河南省农业产值份额仍然高于工业部门，这不是经济发展的常态，而是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城市化率没有得到提高，农业劳动力却大幅度上升的结果。经过三年“大跃进”时期农业劳动力份额的非正常降低，1961年开始农业劳动力份额就呈现上升趋势，1975年达到最高峰为84.8%，高于1953年84.7%的水平。随后农业劳动力份额才逐年下降，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逐年升高，显示出非农业部门尤其是工业部门没有吸纳足够的劳动力。因为城市化率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农业部门滞留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自然受到影响，而工业部门没有同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工业化率在1970～1976年处于徘徊的状态，这期间河南省工业部门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

“大跃进”期间，河南省农业劳动力份额处于相对较低的状态，1958年的农业劳动力份额为56.1%，1960年逐渐回升到67.4%；而同期农业GDP份额从1958年的42.2%下降到30.4%，下降了近12个百分点；工业GDP份额则快速上升，从1958年的16.3%上升到1960年的25.3%，上升了近9个百分点。同期的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都出现明显的上升，这是非农业部门尤其是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量大幅度提高带来的结果。随着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精简城镇人口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城市人口大量减少，农业人口又大幅度提高。其间出现农业就业份额的三次高峰：1962年城市精简人口导致农业劳动力份额达到84%，1969年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导致农业劳动力份额达到84.1%，到1975年达到84.8%。

对比钱纳里的数据，在人均GDP（1964年美元）为400美元的时候，工业GDP份额超过农业GDP份额，其中工业GDP份额为27.6%，农业GDP份额为22.8%；对应的农业就业份额为43.8%，城市化率为49%。这说明在河南省工业部门产值份额呈现逐渐上升趋势，农业的就业份额没有显著的变化，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没有实现同步的转移，从总体上看1978年城市化率实际上处于停滞的状态。另外，在河南省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工业化建设主要是在工农业两大部门之间展开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滞后，按照钱纳里提供的数据，人均GDP在100美元之时，工业GDP份额为14.9%，人均GDP数量在1000美元之时，工业GDP份额达到最高值，为34.7%。而河南省在1978年工业GDP份额达到36.3%，达到工业优先发展阶段的最高值。

1978年河南省与钱纳里的人均GDP为200美元所对应的数据进行比较，从表2-9可以看出，一般模式下，工业和农业的GDP份额分别为21.5%和32.7%；农业的就业份额和城市化率分别为55.7%和36.2%。将河南省1978年数据与表2-10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河南省工业GDP份额超过了钱纳里数据14.8个百分点，农业GDP份额高出钱纳里数据近7.1个百分点，而农业就业份额高出钱纳里数据24.9个百分点，城市化率低于钱纳里数据27.13个百分点。

比较河南省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经济结构数据指标与钱纳里数据指标，可以得出结论：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河南省工业化建设主要是在工农业部展开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忽视和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决定下，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率滞后于工业部门发展速度；农业部门滞留大量剩余劳动力，由于人口的过快增长，工业GDP没有实现相应的快速增长。农业部门滞留大量剩余劳动力影响了河南省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是重工业在吸纳劳动力数量是有限的，从而使河南省经济结构呈现严重偏斜。

二 人口流动管制：河南省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约束

1952～1978年，河南省农业劳动力转移严重滞后于工业发展的速度，也影响到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城市化率的提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的意识形态限制。河南省工农业发展服从于国家工业化战略，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全省范围内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解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保持高度的一致。由于我国工业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同时开始的，那么不可回避地就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把国家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当作社会主义的必要因素，把消灭私有制和取消市场经济当作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环节。由于现实确立的“一大二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超越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在实际的推行和落实中，面临着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步骤的分歧和群众自发追求个体私有的倾向。为了消除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就在党内外开展阶级斗争运动。农民的个体经营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党内外分歧。这种因素导致了从经济上的“左”倾错误发展到政治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严重影响到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在6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河南省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在某些地区尝试“包产到户”政策。但是，从1959年“庐山会议”到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把党内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上升为“左”倾错误路线进行批判。从理论到实践，把经济发展的方式纳入意识形态的思维框架之内。结果是国家计划全盘控制着社会经济活动，各级政府对工农业生产、分配与流通实现全面控制，个体经济与市场机制完全退出社会经济领域。在政治权力掌控经济活动下，政府实现向工业部门投资的严重倾斜，工业部门投资的速度超过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速度。1952～1978年河南省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职工人数从1952年的6.28万人增长到1978年的152.11万人，增长了24倍多；同期基本建设投资从1952年的0.75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19.80亿元，增长了约26倍[154]。优先发展重工业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随着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在经济调整时期，城市在不能保证人口就业的情况下，城市人口开始向农村流动。对河南省而言，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河南省人口自然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化率增长速度。

第二方面，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结构限制。从表2-10可以看出，河南省在“一五”工业化建设期间，城市化率只提高了近0.33个百分点，而农业劳动力就业份额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1.5个百分点。在“大跃进”期间，河南省在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率方面的速度都较快，但这不是经济发展的常态，而是工农业“大跃进”带来的非正常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率的增长。随后，河南省在延续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同时，城市化增长速度出现停滞和下降，直到1970年后，城市化率才开始逐渐回升。出现这种状况的经济原因在于河南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忽视了轻工业发展。从表2-6可以看出，“一五”期间，河南省重工业投资总额为7.35亿元，“二五”时期，重工业投资总额为31.59亿元，增加了24.24亿元。1952～1978年，全国范围内重工业增加投资1亿元，相应增加6389名职工，而轻工业增加16453名职工；每增加1名劳动力需增加的固定资产数额为：商业和饮食业需要1000元，轻工业部门需要6000元，重工业部门需要1万元[155]。由此可见，重工业并不能大幅度推动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能够大幅度推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部门是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河南省优先发展重工业，必然减少对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也就限制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1952～1978年河南省工农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与重工业所占份额变化如表2-11所示：

表2-11 1952～1978年河南省轻工业与重工业的份额

续表

从表2-11可以看出，1952～1978年，河南省工业部门整体上呈现轻工业产值份额逐年下降和重工业产值份额逐年上升的趋势。1952～1969年，河南省轻工业产值份额大于重工业产值份额，从1970年开始，河南省重工业产值份额大于轻工业产值份额。“一五”期间，河南省轻工业产值份额较高主要源于河南省新建的重工业项目生产能力不足。三年“大跃进”时期，河南省轻工业产值份额从1958年的58.7%下降到1960年的46.2%；随后在1961～1965年逐年上升，同期，重工业产值份额呈现下降的趋势。60年代，国家“三五”计划的重点是“三线建设”，河南省大幅度增加对重工业投资，1969年以前，河南省重工业没有形成规模生产能力，1970年开始，河南省重工业产值份额呈上升趋势，一直持续到1978年。

河南省把重工业始终作为基本建设投资重点，重工业高速发展却没能带来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率同步提高，这与全国范围工农业发展状况是一致的。1952～1978年，从理论上分析全国工业发展所能吸纳的劳动力为17113.7万人，实际吸纳劳动力8097万人，实际与理论的劳动力差额数量为9016.7万人，实际安置的劳动力数量不及理论数量的一半[156]。在全国实施“以农养工”政策推进工业发展的同时，由于重工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方面的滞后导致农业部门滞留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河南省1978年城市人口比1965年增加了278万人，城市化率上升了1.09个百分点；而农村人口增加了1549万人，下降了1.09个百分点[157]。如果按照河南省工业发展能够吸纳农业劳动力每增加1倍，那么转移的人口至少是原来的2～3倍。而在1965～1978年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的农业劳动力只占总人口的1.09%，城乡之间人口的流动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片面发展重工业已经成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严重障碍。

第三方面，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限制。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体制和城乡户籍制度限制了农业劳动力的流动自由，也限制了农民的迁徙自由。统购统销制度开始是为解决工业化建设需要与农业发展滞后之间矛盾的临时应急政策。在“一五”计划结束后，河南省农业已经滞后于工业发展，从表2-7可以看出，“一五”期间，河南省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下降的趋势，这种状况与实施“以农养工”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在为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的情况下，本应该调整工农业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随着工农业“大跃进”的出现，工农业关系更趋失调，农业生产不但没有发展，而且遭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伴随着农业生产的“高估产”出现的“高征购”，伴随着“一大二公”出现的“共产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相对于“一五”期间的农业合作化，实现了农业生产组织和政权组织的合一。从表2-1至表2-10可以看出，“大跃进”时期，河南省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率高速发展；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河南省精简和压缩城镇人口，“文化大革命”期间及“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大量城市人口流向农村，也是由人民公社体制作为制度保障。在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制度约束下，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是城乡消费品分配的主要依据。在计划约束生产、分配和流通的体制内，人口流动同样受到计划体制的支配。

在1952～1978年，河南省农村人口所占份额基本处于稳定状态，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滞后。1949～1978年，河南省农村人口数量及份额如表2-12所示：

表2-12 1949～1978年河南省农村人口数量及其比重变化

从表2-12可以看出，1949～1978年，在30年间河南省农村人口的比重只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农村总人口从1949年的3909万人增至1978年的6213万人；同期由于河南省工业建设占用农业大量耕地，人均耕地面积也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1949年河南省的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为4.09亩，以后逐年下降，1978年河南省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为2.33亩；从表2-7可以看出，1949～1978年，河南省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处于停滞和下降的态势。1952年，河南省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为75.5%，1968年为75.2%，1978年下降到54.3%。比较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必然导致人均占有粮食产量增长缓慢。全国粮食亩产1952年为88公斤，1978年为242公斤；全国人均占有粮食1952年为576斤，1978年为754斤[158]。河南省农民人均粮食消费量1955年为208.5公斤，其中细粮为91公斤；到1978年呈现下降趋势，1978年为204公斤，其中细粮为106公斤[159]。河南省农村人均占有粮食的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农民处在集体经营的农业生产体制内，其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靠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河南省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农业劳动生产率几乎停滞，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很大的限制。从人均粮食的消费量可以看出，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率低都影响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要实现河南省工农业协调发展，必须首先提高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以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为前提的。

三 计划配置资源：市场机制缺位的成因分析

在“一五”计划期间，计划经济体制管理社会生产资源的流通、分配与使用，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一五”计划的完成标志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市场机制退出社会经济领域。用计划管制城乡农产品流通市场，导致农村自由市场逐渐萎缩，这种状况影响到城乡物资的交流。对此，陈云指出，市场管理限制了私商的采购与贩运，导致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采购农产品、农副产品，而没有另外采购单位来竞争。因此，当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对于某些农副产品没有收购或者收价偏低时，这些农副产品就会减产[160]。农业合作化以前，农民收入的30%来源于农村副业的收入[161]。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完成限制了农民副业收入。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各地允许农业合作社发展农村副业和农村自由市场。但是，党内围绕自由市场的性质产生不同看法，毛泽东不支持农村自由市场，他认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162]。因为，发展自由市场对农副产品收购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与当时农业生产能力低下直接相关联。1954年，全国23个省有15432户农家中，两户半贫雇农才能合用一头牲畜、一部犁，一户富农只有1.15头牲畜和0.87部犁；贫雇农77.6%的收入份额用于购买生活资料，每年每户需要105.2元；生产资料购买费用每年每户只有30.3元[163]。上述数据从反面也显示出农业发展满足不了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因此，1957年8月，国务院规定国家统购统销物资进入自由市场。随着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确立，农村自由市场逐渐消失。与自由市场相对应的是私营工商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有私人工业企业812.3万户，从业人员2164万人，产值占工业产值的83.2%；有私人手工业企业约800万户，从业人员2000万人；有私人工商户408万户，1950年占市场销售份额的76%，占零售份额的85%；1978年，个体劳动者只占0.04%，个体工商户约为16万户，只相当于1952年的1%左右，个体和私营工业企业完全消失[164]。可以看出，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计划经济体制完全排斥自由市场，消灭个体和私营经济，市场机制完全消失。尽管在国民经济中也存在市场，但这个市场已失去资源配置功能，市场已沦为计划经济体制的附属[165]。市场机制的消亡对工农业发展关系的负面影响是直接的。

其一，计划经济体制衍生的农业供需矛盾。工业优先发展阶段，计划经济体制最后确立和功能发挥的结果，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排斥市场机制的地位和功能。薄一波对此指出，50年代，我们只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就是国家直接下达指令性指标，商品经济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经济不相容的东西[166]。当时国家计划把具体项目的计划投资限制得过死，1956年，李富春直言计划体制弊端，他认为计划体制无法将国家计划统一性同因时、因地、因事制宜的灵活性要求结合起来，也不能及时地根据情况的变化来改善计划的指标[167]。联系重工业建设周期长、投入资金多、物资调拨任务重等问题，计划规定得越细，就越不准确，调整的幅度就越大。工业建设物资包括几百个成套供应品种，物资供应由国家计划统一调拨，随时会出现物资供应与计划协调不好的情况。物资按计划供应，就难以适应工业建设的多样化要求。在影响工业建设的同时必然导致流动资金周期加长，物资利用率较低与储备费用增多并存的局面，实际上是浪费了工业化建设的资源。计划经济体制造成工业部门内部物资供需紧张的同时，对农产品供需也造成紧张。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全国范围内农业剩余只是一种相对剩余，市场机制不可能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为保证国家工业化的建设，采取计划经济体制以限制农产品进入市场和限制农民消费是必然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民对生活水平的提高，解决温饱的向往是比较强烈的。因此，陈云指出如果节约使用粮食，还可以够吃够用。如果不去抓粮食分配，粮食就会被吃掉很多[168]。在农民与市场相分隔的情况下，农产品供需矛盾始终存在。因此，农业产品产量制约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农业部门发展波动影响工业部门发展波动。由此陈云指出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169]。国家强制汲取农业剩余，农民缺乏对农业的多元自主经营，农民缺失通过产品交换以增加收入的渠道，这必然影响到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当工业发展超出了农业部门的支撑能力时，就必须降低工业发展速度，从而调整工农业部门的发展关系，实质上工农业关系的调整是为了缓解对农业产品的供需矛盾。

其二，社会市场机制缺位导致生产效益低下。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增长方式属于粗放型、外延型增长方式，主要特征是高投入、高积累和高消耗和低效率。工业产品价格、销售和分配由计划统一管理。这必然造成工业部门对投资成本和效益的忽视，工业投资需求不会因工业部门效益的优劣而受到抑制。这种高成本和低效益并存的工业建设格局弱化了工农业持续发展的能力和动力，因为缺失市场竞争的动力驱动，工业部门完全可以通过连续追加投资来获得产值的提高。同时高度集中的工业计划管理体制助长了企业管理中的官僚主义以及本位主义作风，甚至导致生产混乱状态[170]。市场竞争机制的缺失不可避免地造成工农业生产效率的损失。

1949～1978年，河南省工农业国民收入占工农业产值发展变化对应关系如表2-13所示：

表2-13 1949～1978年河南省工农业国民收入占工农业产值份额

从表2-13可以看到，1949～1978年在市场机制缺位的情况下，河南省工农业生产率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其间，河南省工业部门国民收入占总产值的份额下降了21.7个百分点，农业部门国民收入占总产值的份额下降了18.1个百分点；工业部门国民收入占总产值的最低份额出现在1976年，只占25.6%，农业国民收入占总产值的最低份额在1961年为57.6%。工业部门国民收入占总产值比重下降的原因在于工业化建设的高消耗、高投入和低效率并存；农业国民收入占总产值份额的下降在于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农业技术进步面临困境，在剩余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农业劳动成本增加。而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较小，导致农业国民收入占农业总产值份额的下降。河南省工业部门投入逐渐提高和产出逐渐降低并存的现象是全国工业发展的缩影。

其三，发展战略忽视发挥经济比较优势。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内外形势决定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是必要的。因为完全依赖市场机制，会导致社会资本投资向轻工业部门流动，而影响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但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会丧失区域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对此林毅夫等指出，工业化起步在较低发展阶段上，最为稀缺的要素是资本，土地和农产品是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随着工业化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土地相对稀缺性初步显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随着工农业经济的发展会出现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比较优势的产业就集中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171]。河南省服从国家工业化战略，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径，重工业是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不能显示河南省劳动力和土地的比较优势。河南省工业化实践已经证明，失去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去从事工业化建设，其代价是较大的。当然，经济落后条件下工业化建设实行高积累、高投入、高消耗的方式，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重工业建设对资金、原料和劳动力等各方面需求。在工业建设需要的资金、设备、原材料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社会供给不足的条件下，要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在资源的配置和流动方面必须实施计划管理体制。计划管理体制在战争时期就表现出较高的效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出于对城乡社会秩序稳定的需要，各级政府用计划管理方式挫败了私营商业和资本家对工农业物资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企图。因此，与其说是工业化建设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不如说是革命和建设时期外在特殊环境成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从世界范围内一般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过程进行分析，先起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工业化与市场机制的完善是同步的，工业化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城市化率的提升是同步的。这些国家在推进国家工业化时，一般存在依靠掠夺进行资本积累，依靠国外市场的拓展从事工业产品贸易，依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获取工业发展的原料。但是，我国推进工业化进程没有这些条件，在工业化起步时，所具有的优势和契机就是苏联、东欧国家的技术、设备和专家的援助，正是这些援助解决了工业化建设的主要问题，如果此时依然停留在对原来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认识层面上，明显是滞后于形势发展需要的。党内在“八大”前后对经济体制进行过一定的探索，对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没有完全否定。问题是这种探索囿于已有经验的限制和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性，没有采取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建议，而是沿袭战争时期群众运动的方式从事工业化建设。从表面现象上看，这种群众运动方式似乎发挥了人力资源的优势，实际上这种方式在建设中造成的混乱使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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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联合政府》，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81页。

[2]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46～147页。

[3]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33页。

[4]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9页。

[5] 朱佳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第13～24页。

[6] 赵晓雷：《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第96页。

[7]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第204页。

[8] 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50年（1949～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第23页。

[9] 工业净产值即是工业部门年度增加值。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第33、306页。

[10] 《论联合政府》收录于《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829页。

[11] 张柏春、姚芳等：《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1949～1966）》，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第70～71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124页。

[12]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第123～125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46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37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4页。

[1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199～200页。

[17]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873页。

[1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90页。

[1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第534页。

[20]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4～5页。

[21]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5页。

[22]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6页。

[2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368页。

[24] 杨胜群、田松年主编《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03页。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283页。

[26] 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191页。

[27]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514～515页。

[28]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32页。

[29]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242页。

[3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304页。

[31]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第137、140页。

[32] 〔苏〕廉·伊·科瓦利：《关于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会谈》，《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84～91页。

[3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90～291页。

[34]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712页。

[3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78、80页。

[36] 《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97页。

[37]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291～292页。

[3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293页。

[3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97页。

[40]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450页。

[4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91页。

[42] 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第60～61页。

[43] 《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235～238页。

[44]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4～25页。

[45]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99～200页。

[46]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283～284页。

[47]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41页。

[48]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10页。

[4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300页。

[50] 柳随年、吴群敢：《“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第72～80页。

[51] 罗平汉：《1958～1962年粮食产销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7～36页。

[52]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第279页。

[53] 《刘少奇传1898～196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778页。

[54]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77～80页。

[55]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21～122页。

[5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307页。

[57] 胡鞍钢：《胡鞍钢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第204页。

[5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894页。

[5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85页。

[60]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238～243页。

[61] 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第252页。

[62] 工业化率是指工业增加值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率；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胡鞍钢《胡鞍钢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63] 李强：《我国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与纠正》，《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第105～109页。

[64] 周尔鎏、张雨林：《城乡协调发展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第19页。

[6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462～463页。

[66] 李富春：《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加强全国的计划工作》，1956年9月24日。

[67] 《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第47页。

[68] 迟爱萍：《新中国第一年的中财委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47页。

[69] 《薄一波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第87页。

[70] 武力：《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和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7期。

[7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7～8页。

[72]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370页。

[7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71页。

[7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674页。

[75] 《中财委组织条例（草案）》，1949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第81页。

[76] 《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第48页。

[77] 《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第64～67页。

[78]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70～71页。

[79] 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第43～44页。

[80] 《中国财政统计1950～1985》，中国财政出版社，1987，第66页；盛彬等：《中国国情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第521页。

[8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56～257页。

[82] 牛若峰编著《中国农业的发展和变革》，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第177页。

[8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58页。

[84] 《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第216页。

[8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478页。

[8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561～563页。

[87]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455～458页。

[8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531～533页。

[8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79页。

[90] 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的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1页。

[91] 曾璧钧、林木西编《新中国经济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第19页。

[92] 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的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16页。

[93] 陆益龙：《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印书馆，2003，第115页。

[94] 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第329页。

[95] 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的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16页。

[96] 陆益龙：《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印书馆，2003，第122页。

[97]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18页。

[98]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14页。

[99]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7页。

[10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48～49页。

[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第196页。

[10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176～178页。

[103] 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第255页。

[104] 辛逸：《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27～40页。

[105]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通论——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湖南出版社，1991，第104～111页。

[106] 韩永文：《我国农业在国家工业化建设进程中的贡献分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66～78页。

[107] 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第324页。

[10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第526～527页。

[109]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第205页。

[110] 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第326页。

[111]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第39页。

[112] 《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第193～194页。

[113] 《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第259页。

[114]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0页。

[115]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216页。

[11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289页。

[117] 《陈云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第108～109页。

[118] 罗平汉：《1958～1962年粮食产销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27～36页。

[119] 柳随年、吴群敢主编《“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第72～81页。

[120]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第279页。

[12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61～62页。

[12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59页。

[123] 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第507页。

[124]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690页。

[125] 《光辉的成就》上，人民出版社，1984，第481页。

[126] 《经济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争鸣》，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第527～528页。

[127] 武力：《1949～1978年中国“剪刀差”差额辨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3～12页。

[128] 李溦：《农业剩余与工业化资本积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第292、308页。

[129] 《河南统计年鉴1985》，河南统计局，1986，第272页。

[130]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第469页。据《河南统计年鉴1985》，河南统计局，1986，第74页的数据显示1958年全年粮食产量为1264.5万吨，1959年为974.5万吨，总体上粮食产量在1958～1959年是大幅度下降的。

[131] 《河南统计年鉴1992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第250页。

[132] 《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128页。

[133] 武力：《试论建国以来农业剩余及其分配制度的变化》，《福建师范大学》（哲社版）2004年第3期，第8～16页。

[134] 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第107页。

[135]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第40页。

[136] 崔晓黎：《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120～135页。

[137] 郑有贵：《半个世纪中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古今农业》1999年第3期，第1～9页。

[138] 武力、郑有贵：《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第297页。

[13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356～357页。

[140] 武力：《农村基层政权职能与农民负担关系的历史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第52～57页。

[1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农业出版社，1989，第74、110～111页。

[142] 农业国民收入即是农业部门的净产值，或者是农业部门的年度增加值；农业部门总产值除国民收入之外剩余部分就是农业部门的消耗。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农业出版社，1989，第64～65页的计算所得；农业国民收入占农业总产值的份额是依据第46、64～65页数据计算所得。

[143] 张曙光、赵农：《决策权的配置与决策方式的变迁：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系统思考》，邓正来主编《中国经济：农村改革与农业发展》，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93页。

[144] 固定资产投资数量来源于《河南统计年鉴1992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第49页；1952年的数据来源于《河南统计年鉴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185页。

[145] 数据来源于《河南统计年鉴1992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第301页，总额为历年农业投资额计算所得。

[14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456页。

[147] 《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第244页。

[148] 《河南统计年鉴1985》，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74页。

[149] 数据来源于《河南统计年鉴1985》，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122页，按照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

[150] 数据来源于《河南统计年鉴1985》，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316、295页。

[15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307页。

[152] 赵晓雷：《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第193页。

[153] 数据来源于《河南统计年鉴1985》，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14页；《河南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第538、527页；《河南经济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第142页。1952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2.617∶1。

[154] 参见《河南统计年鉴1985》，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52、185页。

[155] 郭剑雄：《二元经济与中国农业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第134页。

[156] 陈吉元等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第598页。

[157] 数据依据《河南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第527页数据计算所得。

[158] 胡鞍钢：《胡鞍钢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第141～145页。

[159] 《河南统计年鉴1985》，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818页。

[160]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页。

[161] 武力：《从1956年前后农村自由市场兴衰看原有体制的局限》，《改革》1999年第3期，第122～128页。

[16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308页。

[163] 苏星：《土地改革后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经济研究》1965年第7期。

[164] 吕政、郭克莎等：《论我国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1期，第48～55页。

[165] 赵德馨：《“之”字路及其理论结晶——中国经济50年的路径、阶段与基本经验》，《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10～21页。

[16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462～463页。

[167] 李富春：《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加强全国的计划工作》，1956年9月24日。

[168]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3～74页。

[169] 《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第47页。

[170]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372页。

[171] 林毅夫、蔡昉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9，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