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以农养工”：河南省工农业关系量化分析

河南省作为地方省份，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不可避免在经济发展战略、政策和制度安排上要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在工农业关系上，“以农养工”是河南省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河南省工业部门主要采取农业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储蓄等方式汲取农业剩余。本节分析河南省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的工农业关系，在梳理了全国范围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同时，对河南省范围“以农养工”的数量进行具体分析。国内学者张培刚认为农业支持工业，工业汲取农业剩余主要存在粮食、原料、劳动力和市场四个方面，尤其是工业汲取农业资金的渠道主要是农村储蓄、农业劳动力、农业税收、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和农产品出口创汇五种形式[105]。张培刚的分析主要是在国家层面上进行分析的。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主要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经济部门必须首先满足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原料、技术和设备以及土地。从国家层面来说，对于建设周期长的重工业建设，最为紧缺的就是资金，因为技术和设备以及技术人员培养都需要资金，当时我国在“一五”期间主要聘请苏联专家来解决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苏联专家的待遇和费用也是比较高的。国家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除通过农业部门积累以外，压低城乡居民消费和存款利率是必需的方式。当然，也有学者从宏观和学理层面上分析农业对工业化建设的贡献，即产品和原料、资金、劳动力、市场以及生态贡献[106]。在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建设中农业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因为当时所有的社会资源都向工业部门流动。河南省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农业对工业的劳动力贡献、原料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这些要素更多是相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增长而言的。如市场贡献，在国家计划掌控产品流通和分配的条件下，农业的市场和产品原料贡献已经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中得以体现；外汇贡献在工业化起步时全国工业发展的外贸依存度是比较低的；至于劳动力投资贡献，在河南工业化起步时是在城乡几乎相隔离的格局下进行的。因此，本节重点讨论河南省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农业对工业化建设资金积累方面的贡献；从工农业关系的角度分析在河南省工业优先发展阶段的“以农养工”主要是指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方式和数量。研究认为河南省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农业为工业提供资金积累主要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税收和储蓄三种方式进行的。

一 “剪刀差”成因：工农业产品价格政策背景分析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范围内存在恶性通货膨胀，全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城乡经济秩序，抑制通货膨胀，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最终为工业化建设提供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依据《共同纲领》规定的国家工业化建设目标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次序上遵照首先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方针。而要恢复农业生产就必须稳定全国的经济秩序，尤其是解决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问题。当时在物资紧缺、恢复工农业生产的情况下，新政权不可能只降低工业产品价格，也没有能力对农产品实施价格补贴。全国刚解放，城乡区域在农产品流通方面还存在自由市场，还存在经济成分不同的农产品加工行业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城乡物资的流通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在逐步扩大。1949年8月，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认识到，凡禁止粮食自由贸易的地方，农民的粮食就不能卖到高的价钱，而城市不能得到粮食造成粮价上涨，从而带来工业产品成本提高，工业品价格随即上涨，由此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逐渐扩大；农村粮食运不出去销售，城市得不到粮食，造成粮价上升，进而引起工业产品价格上升，最后损害的还是农民的利益。1950年，我国工农业产品的总体价格水平的“剪刀差”比1936年扩大45.3%，比1930～1936年的平均水平扩大31.8%[107]。这完全是城乡物资流通不畅造成的结果，由此造成农民的不满情绪，引起党和政府的关注。

1950年9月19日，当时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已经成立，对全国财政和经济逐步实施统一管理，对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问题，时任中财委副主任的薄一波等同志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华北区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问题时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国营粮店以高于市价收购粮食；二是适当地降低某些工业品的价格。次日，毛泽东对该报告批示肯定了薄一波等人的意见，指示中财委根据华北局所提各项问题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拟出具体解决方案，定期向中央报告，并迅速推行[108]。具体实行起来又面临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收购资金有限的问题。1950年4月以后，在全国物价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停止收购粮食等农产品，而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据当时在中财委工作的薛暮桥回忆，由于先前一些工业资本家和城市居民储备了一些粮食和必要的日用百货，因此工农业产品降价销售时还出现需求不足的局面[109]。而工业品的价格降低又影响到城市私营工厂的恢复生产，而私营工商业由于存货占用流动资金，结果造成城市失业人员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了解决城市经济恢复问题，对私营工业企业采用加工订货、提高工业品价格的方式来刺激工商业发展的措施。1951年1月和4月，政府两次调高棉纱销售价格的同时，也两次调低部分粮食出售的价格；8月，中财委将大米收购价降低10%～15%，又调低面粉收购牌价。这样政府为保证城市工业的恢复进一步拉大了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剪刀差”的拉大影响到农民出售农副产品的积极性，国家收购农副产品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为了解决1951年后农产品收购困难的问题，1952年，政府又四次调高农产品粮食棉花收购价，并降低工业品价格。到1952年底，国家农产品采购价格相对于1950年提高了21.6%，1952年销往农村的工业品零售价格比1950年提高9.7%[110]。相对于工业品价格的提升幅度，农产品价格的提升幅度稍大一点，不过农产品的价格提升空间并不大。随着工业品价格的波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在1950～1951年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随后又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

1952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城乡市场渐趋稳定。1952年农民收入比1949年增加了48%，粮食产量增加了36%；但是，由于粮食产量的增加必然带来价格上的降低，导致1952年国家农产品收购出现了困难。主要原因是市场上的私商大量收购粮食，而随着工业化建设的进行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国家的粮食收购量也在增加，市场上的粮价高于国家的收购价。在1952～1953年，这种价格差导致私商在市场上收购的粮食占粮食总销量的30%，政府收购的粮食仅占26%。原因在于市场粮食价格高于国家收购价的20%～30%[111]。粮食需求的增加加上私商囤积粮食引起粮食价格的上涨，引起城市工业品价格连锁上涨，国家为收购粮食所形成的财政负担逐渐加重。1953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的展开，中共中央选择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解决粮食的收购问题。

在统购统销政策指导下，国家计划收购粮食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中共中央指示各级政府、干部积极向农民解释和宣传政策的必要性，这种举措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不过由政府强制收购粮食的计划必然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国家对棉布也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当时党内有人提出要降低工业品面纱的价格，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而陈云同志认为缩小工农业“剪刀差”应谨慎，因为存在着自由市场，如果在国营公司降低棉纱价格后，私商将出售存货，结果必然导致棉纱价格上升，少数人谋到利益。为了解释粮食收购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问题，1953年8月，中财委主任陈云指出，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是我们长期的目标，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工业品少，也不要以为很快可以做到。这个问题必须说清楚，因为还要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112]。为了保证工业化的进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存在“剪刀差”的局面在短期内不可避免。

“一五”期间，国家为照顾农民利益主张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1954年9月，陈云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解释了实行粮棉统购统销的原因，陈云指出自由市场上私商、富农操纵市场，农民出卖粮棉时被压价，买进时出高价；国家规定的计划收购和供应的牌价，是充分照顾了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的[113]。实际上，只要存在国家计划定价，“剪刀差”必然存在。中共中央对农业的发展也非常重视，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针对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指出，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按照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实行的；对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国家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低的政策；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114]。毛泽东重点解释了定价问题。周恩来同志在会议上讲了农民收入提高的问题，指出这几年国家适当地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1955年，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安定了农民的情绪并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预计五年内农民全部收入增长有可能为30%左右[115]。李先念讲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逐步缩小的问题，指出几年来工业品销售价格基本稳定和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适当提高，工农业产品比价的差额是逐步缩小的；根据1955年国家对24个省、区的118个县城以下市场107种的产品计算，1955年工农业产品价格差额比1950年缩小了17.5%[116]。从总体上看，“一五”期间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呈缩小的趋势，而在自由市场上有一部分农副产品，经过商业部门收购以后再向当地销售时，进销差价很大，农民向自由市场出售剩余产品时，价格上可以高于国家收购价，但不能超过国家的销售价格[117]。可以看出，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总体缩小，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与销售价格的差价较大，其目的是维持低物价和低消费的市场物价状态。

同样的农产品，农民在销售和购买时遭遇两种价格，实质上国家通过对农民买卖权利的限制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农民的消费。这就意味着在国家工业化建设过程中，逐步缩小“剪刀差”，不单限制了农民销售农产品的定价权，同时也限定了农民购买工业产品的价格。国家维持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目的不只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差额汲取农业剩余积累资金，又通过计划供应的方式使农民的货币收入没有购买的自由，那么农民的货币储存变成了国家的信贷基金。这种汲取农业剩余的格局在人民公社时期表现尤为明显。

伴随着“大跃进”运动掀起的全国人民公社化高潮，农业生产出现的高指标和高估产直接导致国家对农产品的高征购。1958年，粮食产量是2亿吨，国家征购4172.5万吨；1959年，粮食产量1.7亿吨，国家征购4756.5万吨；1960年，粮食产量1.435亿吨，国家征购3089.5万吨；国家高征购严重影响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1960年，全国农村共留粮1849亿斤，人均仅有粮食176公斤，比1957年降低了37.1%；而城市人均消费粮食193公斤，比1957年下降了1.5%[118]。三年“大跃进”工业建设的积累率严重偏高，1958年，新增国民收入162亿元，用于积累达146亿元；1959年，新增国民收入157亿元，用于积累达179亿元（挤占了上年积累22亿元）；三年“大跃进”的积累总额为1438亿元，比“一五”积累总额多44%。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占用银行信贷基金，迫使银行大量发行货币，年均货币流通量增长率为81.7%，1961年年增长1.4倍，造成市场物价飞涨[119]。1960年下半年，粮食价格比国家计划价高10～20倍，1斤粮食1～2元，一斤猪肉5元，一个鸡蛋0.5元，1961年，国营商店零售物价总指数比1960年增长16.2%[120]。同时，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随着通货膨胀而失去了常态，农民需要货币收入来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消费品，国家征购降低了农产品价格，农民生产剩余所剩无几。农民用出售农产品获得的货币收入去购买工业品时，又面临通货膨胀，遭遇工业品价格的提升，这就意味着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是相当大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非常规加大严重破坏了工农业关系，工农业关系严重失调，农业对工业发展的支撑能力受到严重影响。1960年，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开始稳定全国的物价，计划控制城乡生活用品价格，提高了农业副食品的销售价格。1961年，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以恢复农业的生产和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61年1月9日，围绕粮食收购价格的提高问题，全国粮食问题小组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指出，提高粮食收购价，同时要提高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一两年内粮食销售价暂时不提高，一两年内职工工资也可以不动[121]。1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同意全国粮食问题小组的报告。指出从1961年夏收开始，粮食收购价平均提高20%，这样粮食收购价共计提高25%，销售价暂不提高[122]。1961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调整，完全是为了恢复工农业生产和市场物价。相对于1960年，1961年食物类农副产品收购价提高73.4%，经济作物提高6.2%，全部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28%；总体上国家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呈现下降趋势，1962年，粮食平均收购价每吨为214元，每斤为0.17元，1965年粮食每斤为0.1146元[123]。当时在全国粮食紧张的情况下，国家相对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这也说明以往农产品收购价是比较低的。不过，国家收购农副产品不单是为了城市居民和工业化建设的需要，1961年9月李先念对此专门解释说，收购到必要数量的粮食和农产品，首先是为了保证城市的最低需要，然后轻工业才有原料进行生产，国家才有工业品同农民交换，同时才能保证工业品出口，以换取粮食和其他必需物资进口[124]。这段话表明农业发展与工业的关系。国家征购粮食等农副产品，为了轻工业发展和生产，然后用工业品出口换取粮食和其他物资进口，最后再用统销方式把粮食返销给城乡居民。

整体上，农业发展服务于工业发展，农民需要国家返销粮食满足生活需要，可以说，工业发展占用了农民的大部分剩余，农业发展必须完全服从于工业发展的需要。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我国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国家物价管理机构也随即处于瘫痪状态，处于物价失控的局面。为了保证物价的稳定，1967年，国务院发布《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现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冻结了所有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指出所有不合理的价格差价等到运动过后解决，不得自行改变[125]。结果是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从全国到地方，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一直延续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时才有所改变。

二 资金积累：河南省“以农养工”定量分析

首先，分析河南省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数量。河南省作为我国中部的一个农业大省，在农业对工业的资金支持方面，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是主要的方式。国内学者对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起步时就展开了分析和讨论。由于区域发展的差异，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剪刀差”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本书在计算和分析河南省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数量时以全国的平均水平为参考标准。从全国范围来说，国内学者对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有人主张用工农业产品价格之比来反映工农业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关系；有人认为产品价格比只能反映出一定量农产品交换相应工业产品数量，不能体现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126]。武力梳理了学界关于“剪刀差”的研究成果，认为“剪刀差”是以工农业商品价格指数为依据，反映出工农业产品价格变化，不涉及工农业产品的成本价值量的问题。武力计算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法是通过工农产品国家计划购销价格、市场价与国际市场价格进行比较，比较现实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总量，同时扣除返销农村的工农业产品数量，以此来计算个体农民以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数额[127]。武力认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与工农业商品的成本价值量无关，何必再扣除国家返销到农村的工农业产品数量，最后再计算“剪刀差”数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与商品成本和价值量无关，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不只是市场价与统销价的差额，还存在农民出售产品少得到的价值量和农民购买工农业产品多付出的价值量。武力认为1959年以前不存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问题，这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决定下，我国当时之所以实行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购销价与市场价存在差距，在国家收购牌价水平上收购不到急需的农副产品，当然这里面存在着自由市场的私商收购粮食等农产品，但这不是“剪刀差”不存在的前提，恰恰是农产品的短缺造成供需失衡条件下的市场物价高于国家统销价，而国家的统购统销价格正是工农业产品实现价格“剪刀差”的制度保证。

对于“剪刀差”问题，李溦认为只有当工农业商品实现等价交换时，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才不会存在。事实上，如果农业生产率提高，产量供给超出社会需求，就会出现“谷贱伤农”的市场现象，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依然会存在。李溦认为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数量就是农民出售农产品少得到的资金与农民购买工业品时多付出的资金之和[128]。本书在计算河南省的“剪刀差”时采用的就是李溦对“剪刀差”的计算方法。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形成的外部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农业产品不可能实现等价或近于等价的交换；内部原因是工农业生产要素在效率和技术水平上的差异。工农业的技术含量和价格变动的弹性系数也是不同的，农业部门吸纳的劳动力越多，产品的价值量就越大，工业部门技术程度越高，产品价值量就越小，造成的结果是农业发展越是滞后于工业部门的发展，工农业单位产品价值量差距就越大。同样，河南省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农业推动技术进步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量，农业产量提高造成农副产品的价格的走低，而工业推动技术进步在国家垄断的条件下会取得超额利润，而同等条件下农业部门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工农业技术发展不同步的情况下，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更多地表现为产品价格与产品价值量之间的偏离。

李溦对剪刀差的计算方法是按照工农业部门可比劳动力的差异，先计算出两大部门的产品总价值量，然后计算出农产品低于其价值的幅度和工业品高于其价值的幅度，这样就可以计算出农民出售产品少得到的价值量和购买工业品多付出的价值量，二者相加就是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总量。李溦的计算方式是首先计算出每年的工农业部门可比劳动力，然后再按工农业可比劳动力的比例重新分配工农业增加值，即工农业的国民收入，最后计算出工农业部门各自的产值差额比例，就是农民少收入的价值量和工业部门多收入的价值量，二者之和就是“剪刀差”的数量。本书运用李溦对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计算方法，来分别计算河南省农民在出售农副产品时少得到的价值量和购买工业品时多付出的价值量。1952～1978年河南省农民出售农副产品少得到的价值量如表2-2所示：

表2-2 1952～1978年河南省农业产品低于其价值的幅度和数量

续表

从表2-2可以看出，从1952～1978年，河南省农业劳动力数量呈上升趋势。1952年河南农业劳动力数量为1511万人，1957年上升到1577万人，三年“大跃进”期间，由于河南省非农业部门占用劳动力过多，农业劳动力数量显著下降，结果造成河南省在“大跃进”期间农业产值大幅度下降；到1961年河南省农业劳动力又回升到1558万人，随后逐年递增。但是，河南省农业劳动力逐年上升趋势并没有带来农业部门净产值份额的上升，原因是工业部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抵消了河南省农业劳动力增长所带来的可比劳动力份额的增加。1952～1965年，河南省农业劳动力增加与农业劳动力占工农业劳动力的份额是同向增长，但是从1966年开始，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出现增加，不过，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增加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可比劳动力份额的上升，反而呈现下降的趋势，1965年，农业劳动力占工农劳动力份额为92.07%，1966年下降到91.85%，然后是呈逐年下降态势，1978年下降到78.59%。这说明，随着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滞后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也就是从1966年开始，农业部门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的发展。

从河南省农业的净产值来看，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是1961～1964年处于波谷时期，这四年的农业劳动力上升，净产值却呈现波动性的下降趋势。究其原因在于三年“大跃进”期间，河南的“浮夸风”比较严重，农业生产的基础遭到严重的破坏。到调整时期，农业生产实际上处于恢复发展的时期。经过1961～1963年三年的调整恢复，河南省的农业净产值在1964年就超过了1960年30.36亿元的水平，达到31.42亿元，1965年农业净产值出现大幅度的提高，达到40.86亿元。以后直到1978年，尽管“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三年有所下降，但整体上呈上升趋势。

从农民出售农副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幅度来看，1952～1978年间，河南省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呈现上升的趋势。1952年，河南省农民出售农副产品低于价值幅度为10.7%，“一五”计划期间有所下降，主要是河南省在“一五”工业化建设期间，注意保持工农业部门间的相对平衡，但是1957年幅度上升到11.6%。1958年农民少收入的价值幅度为负值，这种现象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以1952年为100，1958年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为123.4，高于1957年122.2的水平[129]，收购价格的提高让农民直接受益。其二，1958年全国范围掀起“大跃进”的风潮，河南省也不例外，人民公社运动和大办公共食堂运动，在产品的分配方面实行行政调拨，大刮“共产风”，河南在1958年无偿调出农民的财产达到20亿元左右（包括一部分钱）[130]，这种隐性的因素在统计上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其三，当年河南的“浮夸风”严重，高指标放“卫星”。虽然当年河南粮食大丰收，但是农村劳动力不足，很多作物没有及时收割。因此，农业总产值存在“浮夸”也是正常的现象。比如1959年的河南农业总产值就是标准的虚夸，由于1958年大旱灾，1958年粮食产量为126亿斤，1959年粮食产量下降到97亿斤；1959年统计数据显示，农业总产值比1958年下降了1.32亿元，农副产品收购从1958年的16.77亿元上升到21.43亿元，这就是“浮夸”的表现。总体上，河南在“大跃进”以后，农民出售农副产品少得到的价值幅度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幅度大致稳定在20%左右，这个幅度是比较大的。1977年适逢全国的“洋冒进”风潮，农产品出售低于价值的幅度上升到29.2%，“剪刀差”的绝对数量也达到这一阶段的高峰，1977年农民少得货币9.19亿元。1952～1978年，河南省农民在出售农副产品少得到的货币总额为89.75亿元。

河南省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单包括农民出售农副产品时少得到的价值，同时也包括农民购买工业品尤其是农业生产资料时多付出的价值。当然，农民在购买轻工业部门生产的生活消费资料时也存在价格“剪刀差”，不过农民在购买生活消费资料时采取的是“凭票供给”的方式。因为国家为限制农民的消费，农民购买的生活资料都是“凭票供给”的商品，价格上比自由市场上的价格低，所以就没有列入“剪刀差”的考查范围。本书只是计算农民在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时多付出的价值量。1952～1978年，河南省农民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多付出的价值量如表2-3所示：

表2-3 1952～1978年河南省工业品价格高于其价值的幅度及数量

从表2-3可以看出，1952～1978年，河南工业部门的可比劳动力在工农业总劳动力中的比例逐渐上升，同时工业部门的净产值也是逐年上升。但是，工业部门的消耗量与净产值的比例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1952年，河南省工业消耗量与净产值的比例约为2.99，1957年约为3.26，1960年约为6.4，1961年约为8.69，1962年约为9.05，这意味着工业部门处于高消耗、低产出和低效率的状态。1970年工业部门效率提高，消耗和产出比例约为5.22，以后逐年提高，1978年约为4.7。河南省工业部门的消耗量大，产品成本高，农民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所费的成本就高，同样河南省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也就处于逐渐上升的趋势。反之，工业部门的效率提高，产品成本降低，农民在购买工业品时所付出的成本就相对较低，此时工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就处于逐年降低的趋势。1952年，由于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时期，河南省工业产品价格高于价值的幅度为34.8%，1953年大幅度降低，但是以后逐年提高，最高时达到1966年的46.9%，以后随着工业部门消耗量与产出量比例的提高，工业产品价格高于价值的幅度逐年降低。

1952～1978年，河南省农业部门每年购买的农业生产资料数量逐年增加。这一方面是由于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农业粮食产量的逐渐提高，农业部门的消耗量也呈上升趋势的结果。另一方面，工业部门的消耗与产出比例远远大于农业部门的消耗与产出比例，因此尽管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高于价值的幅度从1966年后呈降低趋势。但是，随着农业部门生产资料消耗量的增加，河南省工业部门从农业部门汲取的剩余绝对量并没有减少，反而在数量方面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1958年，河南省工业产品价格高于价值的幅度为负值，同样农民购买生产资料多付的价值量也为负值。也就是说，工业产品价值总量高于统计出来的总产值，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从表面上看，原因在于当年河南省工业部门分配的劳动力非正常的增加，从理论上计算出来的价值量明显高于价格总量。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比如当年农业部门减少的大量劳动力从事“大炼钢铁”，但并没有生产出来多少合格的钢铁。但是，工业部门依然按照可比劳动力份额分配工农业部门的净产值，这是明显的误差，不过并不影响对工业部门汲取农业部门剩余进行定性分析和判断。1952～1978年，河南省农民购买生产资料多付出的货币总额为61.44亿元。结合表2-2和表2-3的计算结果，即农民出售农副产品少得到的货币和购买农业工业品多付出的货币总和，就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总量，1952～1978年，河南省工业部门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汲取的农业剩余总额为151.19亿元。

从表2-2可以看出，1952～1978年，河南省农产品低于其价值的幅度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一五”计划期间，从1952年的10.7%降低到1956年的4.3%；1957年又反弹上升到11.6%。反弹升高的原因在于对“反冒进”的批判，工农业出现较高速度的发展。1958年是“大跃进”的第一年，粮食产量高估，但是，1958年比1957年农业产值低，农业可比劳动力价值量同样低于1957年，原因是农业劳动力大部分从事“大炼钢铁”，影响农业的生产，农业可比劳动力比1957年减少454万人。此时农产品低于价值的幅度是负值为-5.43。1959年相对于1958年农产品低于价值的幅度有所上升，但是低于1956年的指标。原因是工农业劳动力的数量相对于1958年有所下降，农业可比劳动力数量相对于1958年有所上升的缘故，不过1959年的农业产品低于价值的幅度与农业可比劳动力份额比1958年上升近4个百分点有直接的关系。1960年，农业产品低于价值的幅度反弹至历史最高点，达到26.4%，这与1959年后半年全国掀起反“右倾”，继续“跃进”有直接的关系。随后一直到1978年，农产品低于价值的幅度居高不下，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同时幅度远高于“一五”时期，这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在发展趋势上是一致的。而同期工业产品高于价值的幅度与农业低于价值的幅度保持同步发展的趋势，1952～1978年，“一五”期间产品高于价值的幅度最低；三年“大跃进”期间，高于“一五”时期；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工业产品高于价值的幅度呈现稳定的状态，低于“大跃进”时期；1970年以后一直到1978年，工业产品高于价值的幅度保持在20%～30%，这与1970年后河南省基本建设投资的上升有直接的关系。按用途划分，河南省“三五”时期的基本建设投资的总额为35.72亿元，“四五”时期为74.02亿元，“五五”时期为87.76亿元[131]。由此可见，河南省农业产品低于价值的幅度与工业建设的规模直接相关，工业产品高于价值的幅度与基本建设投资额直接相关。总体上看，河南省在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建设的规模和建设投资对于农业的支撑能力和产值总额直接相关，当农业与工业发展速度保持相对协调的情况下，工农业产品相对于价值波动的幅度小。反之，当工业部门的建设规模和基本建设投资超出农业的支撑能力时，工农业产品相对于价值的波动幅度就大幅度上升。也就是说，当工业化建设超出农业的支持能力时，工农业关系严重失调，政府为了保证工业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依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扩大来为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农业剩余。

其次，分析河南省工业汲取农业剩余的税收和储蓄方式。河南省工业部门除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方式汲取农业剩余之外，其他还有通过农业税收方式，农业税是国家对农业部门剩余产品的强制性直接定额汲取。1949年河南纳入省级行政区划，整体上属于新解放区的范围。依据中央成立的中财委对全国新解放区税收的规定：国家提取农业税总量平均占粮食总产量的15%～20%，农业税的汲取是以公粮占粮食总产量比率的形式存在，1950年，华东区农业税占总产量的19%，华北区占19.96%，中南区占15.92%[132]；1953年1月，中央财经工作会议规定老解放区农业税占主要农作物产量的20%，新解放区固定在15%[133]。当时中财委在统一全国各解放区的税收制度上，农业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是比较高的，说明农业部门当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1950～1952年，国家征收的农业税收总量分别是19.1亿元、21.7亿元和27亿元；在这三年我国农业部门的净产值分别是25.54亿元、33.7亿元和37.06亿元；农业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9.2%、25.3%和20.2%[134]。由此可见，当时全国范围内农业税比例是比较高的。

1952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城市人口的增长，国家对粮食的需求量也快速增长。为了解决国家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粮食以及农产品问题，中财委当时提出增加农业税收的办法。当时陈云不主张采用强制增加农业税的方式，陈云认为税收是收取实物的，如果征收过重农民不容易接受。应该取消农产品私商，粮食收购就有保证，否则控制不了农民[135]。因此，在工业化建设的“一五”期间，国家对农业部门实施低税率和高征购政策，而统购统销也是强制性的政策方式。但是，这种方式由于存在农民可以得到销售粮食等农产品的货币收入，因此比较容易接受。“一五”期间，全国农业税的实际征收率在11%～12%之间，总量上大约相当于456亿斤原粮或380亿斤细粮，农业税总量占全部农业征购量的40%或占净征购量的60%[136]。由于在征收农业税之外国家对农业剩余产品实施统购统销政策，为了使农民更积极地支持工业化建设，低农业税率与高征购相互补充。“一五”期间农业税在国家税收中的份额逐渐下降，但是，年度农业税的实物总量是增加的。1952年，国家农业税的税收份额为28%，当年农业税实物量为357.8亿斤；1957年，国家农业税的税收份额为19.16%，农业税的实物总量为394亿斤[137]。由此看出，随着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实施，工农业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农业税的税收份额下降说明非农业部门的税收份额上升；而农业税在税收份额下降的同时，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实物总量却在上升，这从另一方面显示出工业部门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非农业部门在国家税收的份额中逐渐上升。

三年“大跃进”期间，国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了税收管理体制并调整了农业税率。在1952年确立的农业税管理制度规定由中央统一征收农业税，没有附加税[138]。“大跃进”期间，由于中央放权于地方，1958年4月1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规定确立了中央与地方分管的原则。1958年6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规定全国平均农业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税率，由国务院分别加以规定；地方附加税一般不得超过农业税税额的15%；地方附加税相对于农业税的比例，可以高于农业税的15%，但最高不得超过农业税的30%[139]。地方政府有了农业附加税，农业税率实际上增加了原有税额的2%～4%。可见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农民的负担是比较重的。不过在人民公社的体制内，由于农民没有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因此对税率的提高并不敏感。尤其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存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情和向往，对农业税收的比例提升在高指标的作用下面临着高征购，实际上征购的数量远远超过农业税的比例。农民缴纳的不仅限于农业税和附加税，农民还要支撑农村基层管理组织的费用。因此，工业部门用税收方式汲取农业剩余的同时，基层政权的各项费用也是由农民负担的。有一则材料显示出人民公社时期我国农民的负担：湖北通山县是一个20万人口的农业小县，脱离农业生产的非农业人口有8170人，占总人口的4%，加上生产队的干部，平均5个劳动力养一个干部[140]。

由此进行比较，农业税和附加税占农业总产量的17%左右；1952～1978年，全国农业物质消耗占总产值的比重，1962年占24%，1965年占23%，1970年占24.9%，1975年占24.9%，1978年占29.4%；1958～1978年，农业总产量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不包括村办企业），分别是1962年占78.9%，1965年占75.8%，1970年占74.7%，1975年占77.5%，1978年占76.7%[141]。由此可见，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农业总产量与农业物质消耗的发展趋势呈现反方向变化。如果一个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县，平均每5个劳动力要养一个干部，这就意味着，按可比劳动力计算，这些非生产人口占农业产值的1/6，如果加上农业税、附加税和农业物质消耗，农业产值中的增加值比例是比较低的。

1962年，河南省农业国民收入份额为48.1%，1965年为46.2%，1970年为41.3%，1975年为37.8%，1978年为32.8%；而农业国民收入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是：1962年占76%，1965年占77%，1970年占75.1%，1975年占75.1%，1978年占70.6%[142]。可以看出，河南省农业国民收入份额与农业总产值份额呈反方向变化趋势。农业物质消耗越高，农业的总产量占总产值的份额越低；同样，在农业税和农业附加税保持稳定的税率情况下，农业净产值或农业国民收入份额逐渐下降。可以得出结论：河南省农业的物质消耗与农业的国民收入份额密切相关，农业物质消耗的高低决定农业国民收入份额和农业总产量占产值份额的高低。而农业的物质消耗主要是农业生产资料的消耗，农业生产资料主要是由工业部门提供，农业物质消耗是工农业部门的产品交换，农业消耗率提高意味着工业部门占有农业剩余的幅度在提升。在工农业部门均增长的情况下，只有在工业部门增速高于农业，工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农业部门才能在与工业部门进行产品交换的情况下出现更多的消耗。当然，也存在农业发展需要的消耗量的增加。但是，农业消耗的增加并没有带来农业净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同步增加。其原因就在于工农业关系的不平衡，农业部门在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在购买工业消费品时付出了高于生产资料工业品和消费资料工业品其本身价值的价格，即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同时，农业内部滞留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业生产出现“过密化”，农业产量的提高主要依靠增加劳动量的投入，而农业劳动力过量则排斥技术进步，从而造成农业在投入过量劳动的情况下，农业产值尤其是净产值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提高。另外，农业采取集体的生产经营方式，农民的生产和分配自主权（又称私人决策权）也就随着私有产权的消灭而完全退出生产经营决策领域，在生产中普遍发生磨洋工、混公分、出工不出力和出力不尽心的现象[143]。结果必然造成劳动力投入量大，而农业部门产值增速不明显。

1952～1978年，河南省通过税收方式汲取的农业剩余量，如表2-4所示：

表2-4 1952～1978年河南省税收汲取的农业剩余量

续表

从表2-4可以看出，1952～1978年，河南省采用农业税的方式汲取的农业剩余总额为170.98亿元，相对于同期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数量151.19亿元的总额，可以看出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河南省汲取农业剩余主要采用税收和“剪刀差”并用的方式。其中税收总量略高于“剪刀差”总量，相对于国家在这一阶段总体上主要采取“剪刀差”的方式汲取农业剩余，河南省范围内“剪刀差”的汲取量不算是太高。比较1952～1978年河南省总体的基本建设投资量就可以看出；1952～1978年，河南省农业税和“剪刀差”的总额为322.17亿元，而这一阶段的基本建设总投资为382.3亿元[144]。同时，1952～1978年，河南省用于农业投资的数量为33.86亿元[145]。实际上汲取的农业剩余总量为288.3亿元，相对于382.3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差额为94亿元。如何完成差额，主要的方式就是利用农业储蓄与信贷的差额和农业劳动力的付出，同时还有国家直接介入的投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主要是通过农业储蓄的方式来汲取农业剩余。

在“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使农民掌握的货币量增加，从而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由于我国实施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为了保证重工业建设资金需要必须实施低消费和高积累的政策，这就造成农民购买力上升与市场供给不足的矛盾。对于这个矛盾，1953年10月10日，陈云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指出，可以发行公债，用优厚的利息吸收农民存款，减少农民手中的货币量等方式来缓解农民购买力增长与物资供应短缺之间的矛盾[146]。1954年5月，陈云再次提出几种措施，就是采用提高工业品价格或降低农产品价格，同时增加农业税收和发行公债以及增加消费品生产的方式来解决这种矛盾[147]。这就是扩大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提高税收和发行公债，吸收农民货币以减少对工业品需求的办法。

重工业优先发展必然影响到轻工业的发展，而农民购买力的上升主要表现在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上，而轻工业又无法充分满足社会的需求。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国家采取发行公债融资的方式实现城乡居民的货币回笼，这就把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民手中的货币转变成工业化建设的资金积累。本书在分析河南省利用金融手段汲取农业剩余量时，主要选取了农村信用社农民存贷款的差额。1951年，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有两个方面的需要：首先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同时也是为了消除和取缔农村大范围存在的私人高利贷现象，以稳定农村金融秩序。随着河南省工业化建设的进行，储蓄方式逐渐成为农业发展支持工业发展的金融手段，也成为国家转移农民剩余货币的方式。比较国家转移农业剩余的方式，可以发现，储蓄方式是农民自愿选择的方式，而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税收的方式是国家强制的方式。

本书对1952～1978年河南省农民存贷款差额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历年银行中农村储蓄与贷款的余额差额。尽管农村贷款有用于非农产业的发展，但是农村存款中也有来自于非农产业的，二者可以相互抵消。尽管存在一定的误差，但不影响对河南省通过储蓄方式汲取农业剩余的定性和定量考察。1952～1978年，河南省农村信用社的存贷款差额如表2-5所示：

表2-5 1952～1978年河南省储蓄方式对农业剩余的汲取数量

从表2-5可以看出，1952～1978年，河南省通过储蓄方式转移的农业剩余是负值，农村在国家银行中的存贷款增量几乎持平，从理论上分析从中转移的农业剩余为-1.3017亿元，这说明河南省汲取农业剩余的方式主要是“剪刀差”和税收方式。当然地方政府汲取农业剩余不单是通过这三种方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农民劳动力的付出量也是比较大的。本书基于资料的限制没有把农业劳动力的付出纳入考察范围，三种汲取农业剩余的总量相加，1952～1978年河南省汲取农业剩余的总量大致为287亿元。可以看出，河南省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工业部门的资金积累主要是通过农业部门提供的，汲取的方式主要是强制征收农业税方式和“剪刀差”方式，对农业部门发放贷款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系农业发展以保证工业部门的资金需要。

从河南省农村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的存贷款绝对量来看，当时农村的存款能力是比较低的。1952年的存款余额只有21万元，这说明当时农村的货币存量相当有限。而当时地方政府为了恢复农业发展，在1952年以及随后的“一五”计划期间，农村信用社给农村发放的贷款总量均高于存款的数量，并且在增加量上也远高于存款增加量。1958年河南农村的存款增加量达到历史的高峰，这显示出，河南省农村经过“一五”时期的发展，在资金积累方面达到新的水平。但是，三年“大跃进”期间，农村的存款增加量逐年递减，而贷款增加量逐年增加，带来农业生产的破坏和粮食的大量减产。从粮食产量来看，1958年河南省全年粮食产量为1264.5万吨，1959年降低到974.5万吨，1960年降到887万吨，1961年降到最低点，全年为684.5万吨[148]。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当年大量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非农产业，即使是向农村地区发放的贷款，也主要是投向农村的工业领域。从产值总量来看，1957年河南工业总产值为16.63亿元，1958年猛增到32.60亿元，1959年增加到50亿元，1960年达到历史高峰为58.33亿元[149]；从表2-6可以看到，“二五”期间，河南省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结构的1.2%，工业部门占58.8%，其他投资占40%。这说明投资严重向工业等非农部门倾斜，在工业产值高速增长的同时，农业部门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的增长，甚至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负增长。尤其是当时农村地区大办各种工业，农业的劳动力被抽调到农业之外的非农行业，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实际上这一阶段不论是向农村发放的贷款，还是基本建设的投资重点都是非农行业，因此在这种投资的导向下，工农业发展的协调关系被严重破坏，农业生产的严重滞后成为必然的结果。

三 比例失调：河南省“以农养工”理论分析

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实施向工业部门投资倾斜的政策。由于工业部门优先占有原料、劳动力、技术、资金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工业部门的发展必然处于产业结构体系中的有利地位。而与工业部门相对应的农业部门，由于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和对农业产品流通的管制，强制性地汲取农业生产剩余，降低了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同时，农业在对工业的支持方面不单是通过税收、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储蓄等方式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在其他方面如原材料的分配、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利用和劳动力的分配方面，农业部门只能服从工业部门发展的需要。由于国家逐渐取消了市场供给，实行计划供给方式，这种计划供给不但限制了城乡居民的消费范围和消费需求，同时国家采用计划定价的方式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逐渐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由此降低了农业部门的收益率，具体表现为农业部门物质消耗量的逐渐上升，农业总产量占总产值份额的降低，农业部门国民收入份额的降低。农业在支持工业发展的同时，工农业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工业的优先发展造成农业产值和增长速度与工业部门相比差距加大，工农业部门发展比例严重失调。当农业发展规模和积累能力不足以支撑工业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时，工业发展就必须放慢速度，同时也意味着工农业经济发展进入波动时期。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轨迹就是工农业比例逐渐失调和调整连续变化的过程，在工农业发展关系方面河南省长期实行“以农养工”政策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农养工”造成河南省投资结构偏斜。在“以农养工”政策背景下，河南省基本建设投资向工业部门严重倾斜，导致工农业生产率下降，工农业部门并没有实现同步发展。1953～1978年，河南省经济部门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如表2-6所示：

表2-6 1953～1978年河南省按农轻重分的基本建设投资结构

从表2-6可以看出，1953～1978年，河南省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基本建设投资中农业的投资份额是最高的，达到4.9%，其他年份都在2.5%以下。国民经济调整主要是调整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指标，重点是调整工农业经济的比例关系，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正是出于对农业基础地位重要性和决定性的认识，开始调整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压低工业建设的各项指标，提高农业部门的投资比例，降低重工业的投资比例。而实际上，1953～1978年河南省对重工业的投资绝对量总体上呈现逐渐上升趋势，其中“二五”期间的1965年之前达到最高，投资额度为31.58亿元，主要原因是当时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各行业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严重扩张；随后在调整时期的1963～1965年，河南省对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出现下降，投资总额为8.23亿元，重工业的投资比例为49.1%；从绝对数量和比例来看，工农业投资总量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投资结构的严重失衡。同期农业投资比例增长至4.9%，投资总额只有0.82亿元。对于一个农业大省来说，这点投资总额是微不足道的。总体上，河南省对农业部门的投资占比较低，1976～1978年只有0.9%。在农村人民公社时期，河南省对农业部门投资相对较少，较少的投资却支撑着60%左右的重工业建设，政府将98%的投资倾斜到非农业部门。同时运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税、储蓄和债券等形式汲取农业剩余，造成的后果是农业部门缺乏生产和消费积累，农业的发展速度逐渐下降，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扩大与工业部门的差距越来越大。

1952～1978年，河南省工农业发展速度和工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较如表2-7所示：

表2-7 1952～1978年河南省工农业发展速度和工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较

从表2-7可以看出，河南省为了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实施基本建设投资向重工业严重倾斜，导致工农业发展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发展速度之比呈现逐渐加大的趋势。当河南省工农业发展速度的比例严重失调时，国民经济的各产业增长速度就会出现较大的波动。1958年，工农业增长率之比达到25.2，随即1960年农业就呈现负增长。可见，农业发展制约着工业的发展，农业的波动决定着工业发展的波动。在农业增长率发生波动之前，必然有一年发生对工业部门投资的严重倾斜，造成工业增长的超高速度。如1958年，工业增长速度大幅度高于农业部门，工农业增速之比为25.2。由于工业的超高速增长，造成的结果是1960年农业呈现负增长，而工业增速也随之出现大幅度下降，1960年下降到17.2%，1962年工业部门呈现负增长。1958年，工业部门的超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原因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用群众运动的形式大搞工业建设，工业部门劳动力的大量增加并没有实现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反而严重下降，同时也影响到农业部门的增速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958年，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比1956年下降了50多个百分点，农业相应只提高了5.7个百分点。

1960～1966年，国民经济处于调整时期。经过调整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渐上升，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也出现上升的态势，这反映出只要农业得到适当的发展，保证对工业的可持续支撑能力，就会实现工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在1968年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历史的最高点，而工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开始出现下降，这种结果与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期间城市的混乱局面有直接关系。从1970年开始，河南省工农业劳动生产率都呈现下降趋势，并且工业部门下降的幅度比较大，1976年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下降到最低点，工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对比系数下降到4.35。在河南省工业化建设继续推进的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力并没有大量转移到工业部门，而工业部门却出现比较劳动生产率下降，这说明河南省农业部门长期支持工业部门，在导致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步下降的同时，工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也并没有实现相应的提高，这种结果与工业部门长期实施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战略有直接的关系。

总体上看，“一五”计划时期，河南省工农业关系相对协调，工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对比系数较低；三年“大跃进”期间，工农业发展比例严重失调，在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1962年工农业经济调整，实现了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步上升；随后就是随着“以农养工”幅度的加大，工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同步下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河南省在服从国家工业化战略需要的条件下长期实施“以农养工”政策，在没有实现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同时，也没有实现工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总体提高。

其二，河南省“以农养工”造成收入结构偏斜。“以农养工”政策伴随着积累与消费比例的严重失调，这种失调导致短缺经济的生成，严重影响到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河南省在服从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情况下，实施基本建设投资向工业部门倾斜，工业部门在实现生产能力扩张的同时必然造成对生产资料的计划供给量增加，由于轻工业的发展滞后，消费资料必然在供给能力上严重降低。相应地在国民收入结构中出现过多提高积累率以增加工业投资，而消费率必然下降以致影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河南省国民收入积累率与消费率的比例失调，必然造成生产消费资料部门的生产能力下降，社会消费资料供给总量就会相应下降，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轻工业的发展，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增长是必然的，不过消费资料的供给不足必然造成短缺经济，这种结果和积累与消费不协调的比例关系有关。

河南省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就是国民收入中积累基金数量和消费基金数量的比例关系。所谓积累基金，就是国民收入中用于工农业基本建设方面的资金量；消费基金就是国民收入中用于保障人民生活消费需求的资金数量。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数量的比例严重失调表现为积累基金上升与消费基金下降的状态，这就导致河南省城乡居民物质文化消费水平受到严重影响。同时，河南省“以农养工”条件下农业为工业部门通过各种方式提供工业建设的资金积累，由此造成的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比例失调，也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逐渐加大。

1953～1978年，河南省国民收入积累率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之间的对应关系，如表2-8所示：

表2-8 1953～1978年河南省国民收入积累率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

续表

从表2-8可以看出，1953～1959年，河南省国民收入中的积累率逐年上升，1959年积累率达到历史的最高点，为49.5%。与此相对应的是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率也随之降低到历史上的最低点：农民消费增长率为-17.3%，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最低值；而非农民消费增长率也降至最低点，为0.7%。这种状况与实施农业统购统销，城乡居民消费凭票供给直接相关。1959年，之所以出现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率的最低值，这与“大跃进”运动对工农业生产造成的干扰有直接的关系。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河南省国民收入的积累率相对于以前出现大幅度下降，由此必然出现消费率的上升，而消费率的上升必然提高城乡居民消费的增长率，1962年，城市居民的消费增长率为27.5%，而农民消费增长率为2%。整体上看，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率差距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但是，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率差距的逐渐缩小并不意味着城乡消费差距的缩小。相对于农民，城市居民主要是货币收入，不存在个人对生产的投资问题。农民主要是粮食等农作物的实物收入，依靠国家征收公粮获得一定量的货币收入，而这些收入还要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因此，农民的纯收入在绝对量上的增长幅度比较缓慢。195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8.2元，1963年上升到77.2元，1978年上升到104.7元，1978年相对于1963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了27.5元；而1956年农民的消费额为60元，城市居民为177.7元；1965年农民为52.5元，城市居民为271.5元；1970年农民为66.8元，城市居民为297.2元；1978年农民消费额为104.5元，城市居民为361.6元[150]。可以看出，河南省城乡居民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的消费差距是逐渐加大的。城乡居民在消费增长率差距逐渐缩小的情况下，消费差距逐渐加大的原因要归结于两个方面：一是农业为工业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提供资金程度的加大；二是农民的消费支出中存在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两部分，而城市居民在生产性支出方面要比农民少很多。

对于经济建设中积累率限度的问题，薄一波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二、三、四比例”，即国民收入积累率为20%左右；国家财政预算收入比重为30%左右；国家基本建设支出比重为40%左右[151]。从表2-8可以看出，1953～1978年，河南省积累率超过了20%有21个年份，这种积累率与薄一波提出的“二、三、四比例”是不相符的，结果必然是积累率过高，而消费率偏低。尤其是河南省在三年“大跃进”期间，积累率不但超过了40%，同时1959年积累率达到49.5%，这是河南省工农业经济发展的非常规时期，“大跃进”期间对工农业经济造成的干扰和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对于积累率与消费率的比例关系问题，当时国内曾就“大跃进”期间出现高达40%的积累率进行过讨论，经济学家孙冶方认为40%的积累率未必就太高，25%的积累率也未必正常，问题在于生产增加量、国民收入增加量与消费水平提高之间是否协调；如果国民收入没有增加或增加很少，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了，那么25%的积累率就是过高。反之，40%的积累率也不算过高。孙冶方还指出“大跃进”期间积累率过高，主要原因是工农业部门虚报收入造成的[152]。实际上，在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全国各省都服从于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施的需要，各省普遍采用“以农养工”的政策为工业化建设提供资金积累，因此，国民收入也只有在积累率较高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工业化建设的资金需要。孙冶方所讲的积累率高低是以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为参照系。但是，即使农民收入逐年提高，农民收入提高的幅度不可能实现与城市居民收入提高的同步。农民收入提高后，在消费方面除增加生产资料的需求以外，对生活资料的消费因为凭票供给的计划体制的约束也会压缩。

其三，“以农养工”导致社会结构错位。河南省长期实行“以农养工”政策，造成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对城乡人口实现统一户籍管理制度，最初动因是彰显户籍管理的社会治安功能。当时城市失业人口较多，而大量的农村居民出于对城市较高收入和较好经济条件的向往，积极迁徙到城市，国家对人口迁徙的管理相对宽松。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展开，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政府开始对城乡居民实行计划供应生活资料，这就在经济上限制了农民向城市迁徙的自由，因为政府实行城乡户口管理制度和计划供应已经在体制上限制了农民的迁徙自由。这就体现了国家用经济的手段来管理社会，用政治的方式来管理经济。为了保证工业化物资的供给，国家采取行政手段逐步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用立法的方式限制物资流通的市场发育，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私营工业企业和私营商业逐步退出社会市场，城乡物资的流通通过“凭票供给”的方式给予保证。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支持工业化建设保持工农业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的稳定性，地方各级党组织在广大的城乡区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因为出于国家工业化战略实施的需要，实施社会主义改造，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合作化的形式。农民在合作化期间失去了生产、分配和产品流通的自主权，必然存在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只有政治教育运动农民才能形成对社会主义的初步认识，即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属于资本主义。当然，由于工业化战略的实施需要农业提供支持，这种政策和制度安排也是必要的。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公有制经济已经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市场机制完全退出社会经济领域的情况下，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出现，衍生出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就在根本上把城乡关系和工农业关系的“以农养工”格局给予固化。在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体制确立下，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陷入固化的状态。同时，计划与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也被纳入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维框架之中。

所谓工农业关系就是社会生产要素资源在工农业部门的配置和流动关系，二元化社会经济管理体制的生成必然影响到河南省的工农业关系。用计划方式实行资源配置，必然导致社会资源向工业部门倾斜流动，具体表现为政策导向下社会基本建设投资向工业部门的严重倾斜，结果造成城乡差距的加大。在工农业发展速度比例出现失调的情况下，由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失去向非农业部门的流动自由，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造成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加大。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幅度是较小的，而重工业的发展对投资需求是比较大的，这就造成国民收入结构中积累率与消费率比例的失调。政府运用计划手段实现积累的增加，必然造成消费的下降，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城乡差距、工农业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的扩大，在二元社会经济管理体制支撑下无法从根本上转变这种发展格局。

在二元社会经济管理体制下，河南省工业部门快速增长造成农业部门发展的严重滞后和大量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从而直接影响到农业部门的持续发展。同时农业采取集体经营方式，在农业生产和分配层面实现了政府计划对农业生产和分配环节的直接管理与控制；由此造成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极低，农产品结构也相对单一；对农业的投入不足影响农业发展的同时，农业还要承载为工业部门提供资金积累的任务；同时由于制度安排限制人口流动，农业负担着人口增长带来的消费增加的沉重压力。这些因素在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农业部门的自身积累能力被严重弱化，由此造成农业生产长期在没有解决温饱的层面上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