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阁研究丛书”序

赵春盛[1]

“魁阁”是表演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耕读传家”的重要场所，呈贡魁阁却在近现代的时空际会中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形成与发展的庇护所，这里的“魁阁”及其学人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魁阁时代”推动了人类学学科范式的转型，探索了中国之于世界的意义，是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滥觞。“魁阁时代”及其学人体认并经历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留下了滋养今天大学文化与学科建设的“魁阁精神”。

1938年，吴文藻到云南大学从事社会学、人类学讲座课程和研究工作，同时受熊庆来校长的委托创建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并出任首届系主任。后来，云大又与燕京大学合作建立“燕京-云大社会学工作站”，由费孝通主持。费孝通在《从实求知录》中写道：“不久，我也接踵从伦敦返国，立即投入云大新建的社会学系，并取得吴老师的同意在云大社会学系附设一个研究工作站，使我可以继续进行实地农村调查。这个研究工作站在敌机滥炸下迁居到昆明附近的呈贡魁星阁，‘魁阁’因而成了这个研究工作站当时的通用名称。在这里我回想起魁阁，因为它是在吴老师尽力支持下用来实行他多年的主张为社会学‘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费孝通在回忆“魁阁”研究时说：“真是想不到，将近50年前，为了油印他（张之毅）那本《易村手工业》，我曾一字一句地亲手刻写蜡板；过了这么半个世纪，最后还是轮到我，为了出版这本《玉村农业和商业》，又一字一句地亲自校阅他的修正稿。这段学术因缘，岂是天定？”“魁阁”汇聚了费孝通、许烺光、陶云逵、瞿同祖、张之毅、田汝康、史国衡、谷苞、胡庆钧、李有义、张宗颖等一批当时中国杰出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法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尽管狭义的“魁阁”仅存在了6年左右的时间，“魁阁时代”的学人后来也星散于中国乃至世界各地，“魁阁”却被誉为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

在学科史意义上，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人类学学科范式转换的里程碑。马林诺夫斯基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这是一个中国人对自己人民的研究，这种方法对于西方人类学而言，实际上是很难能可贵的一种方法。”在完成云南内地农村的调查近50年后，费孝通在《〈云南三村〉序》中写道：“《云南三村》是从《江村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我发表《江村经济》之初确有人认为解剖这么一个小小的农村，怎么戴得上《中国农民生活》这顶大帽子……如果我停留在《江村经济》不再进一步到《云南三村》，那么只能接受上述批评了……江村只是我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个起点……目的是很清楚的，我认为，就是人要把自身的社会生活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加以科学的观察和分析，以取得对它的正确如实的认识，然后根据这种认识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要认识中国社会。《云南三村》是抱有这个目的的。”如果说1939年用英文在伦敦出版的《江村经济》标志着人类学学科的“去殖民化、异文化”，那么《云南三村》则标志着人类学学科的“文化自觉、本土化”。

费孝通说，魁阁的学风是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传来的。现在放宽历史的视界回顾起来，广义的“魁阁时代”及其学人融汇了来自英国、德国、美国、法国、中国等国家的学术传统和学科素养。继人文社会科学“西学东渐”时期的“群学研究”之后，“魁阁时代”不仅是现代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法学、经济学等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摇篮。“魁阁时代”学人的研究涉及学科之多、领域之广，留下的调查资料之丰富，研究成果之丰硕，成为后来者可以挖掘的一座学术富矿。目前，我们首批推出的“魁阁研究丛书”包括三类。第一类是“魁阁时代”学者的文集汇编、田野调查照片以及“魁阁村落”的档案集成，例如，《张之毅文集》《魁阁学者劳工社会学研究》《魁阁三学者文集》《云大社会学田野调查老照片（1939-1954）》等。第二类是后来者对“魁阁时代”田野点的再研究，包括《空间变迁与社会转型》《经济、社会结构与精神生活：安村、尾村再研究》《村庄研究的四个维度——“魁阁”时期四村再研究》《云南三村再研究》等。“魁阁时代”的田野点除了村落以外，还包括工厂、集市等类型。第三类是纪念“魁阁时代”的论文集以及其他文稿，例如，《纪念“魁阁”8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和《魁阁》集刊等。在后续的魁阁研究中，我们将更注重挖掘积淀在“魁阁时代”学人原典中的“道隐无名”和方法论，并在“魁阁”田野点跟踪研究中走向一流学科建设更广阔的未来。

艰难岁月，薪火相传。“魁阁时代”的学人也在用自己的智识思考“中华民族何以是一个”的问题。张之毅在《论中国民族性的形成及其转变》中写道：“变是既定的事实，悲观没有用，保守没有用，空口提倡也没有用，现在的工作是怎样使青年们完成他们自我的人格，发展他们健全的个性，使他们学得应付生活的新知识，使他们依各人个性人格和兴趣各位育在一适当的地位，使全社会分子分工合作建立起和谐的生活，最后而最紧要的是建立起一种社会的公道，这些是决定今后新文化成功和失败的主要条件，值得大家注意和努力。”后来，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Tanner讲演中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从1840年那时起，世界给了中国一个苦难的百年转身；而通过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乃至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艰苦奋斗，中国给了世界一个崭新的中华民族。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及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作指导，去认识中国与世界、理解中国与世界、建设中国与世界。费孝通在《〈云南三村〉序》中写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不会忘记的。……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应是解决怎样建设中国这个问题的必要前提。科学的知识来自实际的观察和系统的分析，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实事求是’。”当我们重返魁阁，我们能感受到，在昆明市呈贡区的那座小楼里，在写过“故国月明中”的那根柱子旁，一代学人给后来者留下了“开风气，育人才”的教育理念和“报国情怀、社会担当、扎根田野、自由讨论、团队合作、传承创新、文化自觉、美美与共”的“魁阁精神”。

魁阁旧作读来晚，逝水流年望复空。

灯下家园方块字，故国待晓月明中。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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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春盛，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