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游弋“深蓝”

所谓地理发现是指遥隔大海的“新大陆”的发现，从此，洲际远洋航道被打通串联，海路环球旅行成为可能，从国界到洲际的放大拓宽不仅是海道的无缝连接，而且使人类活动的历史从过往的国别史、地区史演进成为大洲乃至全球的历史。之前，各国的对外商贸主要在洲内进行，极少走向大洲以外，即如丝绸之路等，也是中间几次转手投送，少见一次性不间断的洲际贸易。大航海通过海洋运送开辟了洲际层次上相互依存的众多新商道，本书便以大洲为地理单元来架构成篇。

严格说来，地理发现应该理解为任何一个文明种群第一次到达所有人类种群的未知地域或第一次确定已知地域间的空间联系。那么，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等“地理发现”不过是前人发现的重演，“地理发现”的说法并不“科学”。但是，所谓的“地理发现时代”又确实是由哥伦布和后继者们所开创。它不仅使大海大洋的物理阻断得以弥合，不仅使古人关于大地球形的天才猜测得到实践证明，也不仅使地球科学的进步迅速地由古代阶段提升到近代阶段，进而促进了天文学、航海学、气象学以及造船技术等的总体飞跃进步。它的意义更在于：从这以后，东西半球、新旧大陆、五大洲、三大洋被密不可分地联为一体，人类真正全貌地发现了生斯养斯的地球表面，我们现在习称的全球一体化浪潮的掀动正是从那个年代首开其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正是从那个时候揭开篇章。

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道路是人流物流的通道，古往今来，人流物流越密集，道路就越密布；道路是此点抵达彼点的路径，两点相连便成路线，人类进步的一项重要指标便是两点之间的路线愈来愈长，分出的点线交叉（近世更形成了立交）愈来愈多，此通彼达愈来愈便捷。只是，在古代的相当年月中，人们把海道视为畏途，“海深无际曰洋”⁶，深海是人类难以越过的物理距离，望洋兴叹一语道尽人们的向往和无奈，“广洋巨浸，船一开帆，四望惟天水相粘，茫无畔岸”⁷。人类行踪基本局限于贴着海岸线的近海，小小船只风雨飘摇，载重量无足挂齿，远距离贸易主要依靠陆路。公元79年，西域都护班超遣部将甘英往通大秦：

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⁸

中原人氏甘英不解大海的广阔，认为漂洋过海似履平地，幸亏海边人劝止，冥冥之中有招呼，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生活在陆地上的人，对汪洋大海终是又爱又怕，海市蜃楼，蓬莱仙境，充满兴趣又深感不测。经久不息的海上传说既有宝藏，又有海妖，踏步海洋往往被视为冒险——冒着危险进入天地茫茫之间，一片汪洋都不见，涉足风暴不时而遇的未知界域，即便是近海岸线也不能幸免于海啸的摧毁，早期的航海人被目为冒险家。在海上讨生活的人往往有自己独特的海洋崇拜——妈祖、海神之类，将生命托付给未知的神灵。海洋孕育了生命，又葬送了生命，海洋是难越天堑，深渊是葬身之所。直到“大航海”曙光来临，无边无际的海洋方才成为无遮无拦的通途，人类终于能够进入深海，游弋惊涛骇浪的“深蓝”。从16世纪到19世纪，是海洋交通的时代，随之引出海洋经贸、海洋政治、海洋国际、海洋战争、海洋殖民的兴发，人类主要围绕海洋来发现、进展、作文章。人群涌动熙熙攘攘，多为利来利往，开海人的冒险犯难为的是千古流传的无尽宝藏，是“天方夜谈”的兑现，是“芝麻开门”的渴望，是马可·波罗描述的富足远方，不为利益，便失去“新航道”开辟最原初的动力。所以，海路很大程度上也是商道，是财富的前路，是生产者、流通者、消费者之间供需互利的通达。⁹

15世纪前后，人类已经为远洋积蓄了力量，储备了条件，幽幽长路有了可以视见的光亮，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人类对深海的探索迈上了一个对后来人产生无比影响的新台阶。此间，有郑和“七下西洋”，有哥伦布“发现”美洲，有达·伽马（Vasco da Gama）到达印度，有麦哲伦（F. Magellan）完成环球航行，也有后继者开始寻找不经过麦哲伦海峡就从欧洲到达东印度群岛乃至中国的新通道。物质上的贸易利益和精神上的宗教传播成为航向彼岸“新世界”的两大召唤。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等先后在15—17世纪参与了对南北美洲的探险，西方人对非洲的“探险”持续到18世纪末。在此前后，航海家对太平洋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探索，发现了许许多多“新”岛屿，还有对大洋洲腹地的发掘。一条条海上商路被开辟，万路归一 ——莫不是奔着财富踏浪前行。

远航首先是科技革命的成果。其中，有航海知识和地理知识的跨越进步。由于自然的、实际上也是必然的分工结果，从文艺复兴肇始，各门科学便走上了专门化和分科化的道路，同时也是学科解构和重构的进程，地理学本来就具有既具体又复合的学科特征，它始终是一门既综合又细分的科学，大量汲取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学甚至还有人类学和各门人文社会科学所已取得的成果。1456年，葡萄牙人掌握了使用象限仪测量星际，计量纬度。¹⁰ 15世纪的航海图加倍注重准确、实用、细致。16世纪和17世纪的海洋学更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图景，航船定位更加精准，已能利用船上的仪器测量已知天体的地平线纬度或相对邻近恒星的位置，星辰大海收入眼底。对原有仪器在不断改进，如直角器罗盘、航海象限仪以及后视杆、航海六分仪、航海钟等，不一而足。荷兰人惠更斯（C. Huygens） 1659年设计了适合船用的摆钟（用在海上指示时间，确定经度）；被称为英国皇家学会“第一位实验监管人”的胡克（R. S. Hooke）则是“那个时代最多产的发明家”，他发明了测深仪（用来测定海深，无需测量绳）；还发明了可用于获取深海样品的仪器；另如磁倾计、风速计和比重计也被列为远洋航行的必需装备。还有天文天象知识的飞速进步，胡克就经常前往钱治（Change）胡同的咖啡馆，与雷恩（C. Wren）等人“共同谈论行星的行动”，自然也涉及气象、星象、星定位等领域。¹¹

6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五《四裔考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961页。

7 梁廷枏：《粤海关志》，袁钟仁点校，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3页。

8 范晔：《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8页。

9 关于中外海洋经贸的研究，学术先进们成果丰硕，简列如下，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上贸易》，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杨国桢：《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以及台湾学人编辑出版的多辑本的《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等。

10 [新西兰] M. N．皮尔森：《新编剑桥印度史：葡萄牙人在印度》，郜菊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年，第23页。

11 [英]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上册，周昌忠、苗以顺、毛荣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