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实体分析的主要理论范畴
实体分析在开辟比较经济研究的视域中，围绕着对共同体进行整体解读的核心，直接挑战于以往的历史解释模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分析工具或概念范畴；并以强调组织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变量所形成的制度范式，构筑起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制度要素的强调起源于马克思，又为波拉尼详尽地阐释。对马克思来说，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一个人所从事的同样工作，是在做两件性质不同的事情。这样，社会就意味着制度。波拉尼的论著中也包含着制度一词含意的不同表达。他写了“制度型式”“制度安排”“制度过程”和“制度性。”尽管波拉尼从未为该术语指出一个明确而简洁的定义，但其所有论著都清楚地表明，制度是经济分析的关键单位。
这样，制度一词成为涉及一种组织原则或机制的分析结构。可以假设一系列的机制，来解释不同地区和群体在贸易和交换过程中的关系。关键之点在于，可以发现组织这些经济物流要素的变量。在本质上，机制设置了单位之间，地点之间的型式和关系。单位可以是不同规模和水平的组织复合体：它们也可以为了分析的目的和作用而进行纯粹的构建，因而作为启发式的手段。制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尽管其明显地涉及于个体，但它们独立于特定的个体而存在，这些个体的行为是由制度所组织的。基于制度是经济分析的关键单位的思想，成为波拉尼对经济本身定义及其经济运行分析的核心概念。
对波拉尼和马克思来说，所有社会中的经济由一个生计的物质供给过程组成。“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14]，是马克思分析的出发点，即以个人的特定的社会联系来考察物质生产。同样，波拉尼认为：“作为服务于满足物质需求的相互作用的一个制度过程的经济，形成了每个人类共同体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没有一个这种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就得不到任何时点上的存活。”[15]波拉尼关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的经济的思想，起源于马克思关于个体生产由社会所决定的思想。然而，“制度过程”涉及了具体的单位类型和具体的经济过程之间的关系。对波拉尼而言，“制度”意味着组织。但是，组织的原则和相关单位因跨文化而有极大的不同。因此，经济必须作为文化系统的部分来予以分析。经济过程拥有文化的成分。以一定的社会单位类型和一定的社会结构类型，便可组织起经济过程的特定类型。“有鉴于马克思的参照构架是资本主义、或资本的与非资本的经济，波拉尼没有把他的概念限定于经济组织的任何特定形式；事实上，他的概念框架，在覆盖了人类社会中所有已知的经济类型的意义上，是真正跨文化的。然而，他的参照点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并为分析目的的多样性使用了隐含的和明确的资本主义概念”[16]。
波拉尼的“过程”概念为其论著提供了历史的向度，并使其同马克思的论著联系起来。过程隐含着穿越时间的运动——活动经常发生于复杂的组合中，但却是前进的和变化的以及连续性的。而无论是循环或是线性、无论是革命的或历史的、渐进的或突发的，都标识了连续的变化。他把经济作为“服务于满足物质需求的相互作用的一个制度过程”的定义表明：
人类的经济，是嵌合并陷于制度、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因素中的。非经济的包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对经济的结构与功能来说，宗教和政府可能与金融机构或减轻劳动辛苦的工具和机器本身的有效性同样重要。[17]
对波拉尼来说，市场体系并非一种唯一的经济制度；在文化演化中，价格决定的市场只是相对较晚的存在。对这一概念的推论是，一种制度无须显现出“经济性”，而是以传统准则，来实施其作为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组织者的作用的。例如，波拉尼把宗教和政府命名为这样的两种制度，在制度范式的框架中，推论出了“经济嵌合”的概念。然而，他关于经济嵌合于非经济构造中的陈述，紧密的关联于马克思的论述：“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以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某种形式的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18]因此，“经济嵌合的概念真正是马克思的。通过波拉尼、马林诺夫斯基、弗士、戈德利耶和其他人，它已经在不同的方式中得到了装饰”[19]。
实体分析认为，经济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对经济在社会中位移的研究，与对经济过程在不同时空的制度化方法的研究，完全是一回事”[20]。实体分析把不同文化中的物质与非物质过程之间的关系，视为高度变异性的，因而就需要比较的研究。资本主义表现为一种极端：经济的和社会的制度在这里几乎完全重合。与此相对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是极为不同的。波拉尼笔下的古代社会——希腊、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是作为经济嵌合于政治制度，尤其是国家中的社会的例子；而特罗布里恩岛的情况则是以亲缘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的原始模型。而所有这些案例，都被他置于跨文化的视野中，以对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化作出一个更大的、比较性的论述。
实体经济的思想有两个既有各自的分析又有经验性关联的构成：一个是生态的和技术的；另一个是制度的。如波拉尼把生态的构成直接归为“自然”，而把制度的构成归为“他的伙伴”：“经济的实体涵义源于人基于自然及其伙伴而生存的依赖性。就以物质需要满足的手段对其供给的结构来说，它指出了与其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相互变化。”[21]因此，“实体经济必须理解为在两个层面上的构造：一个是人与其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另一个是过程的制度化。实际上，两者是不可分离的”[22]。
这两个构成回应了马克思的两个基本范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前者对应于波拉尼的生态构成，而后者则对应于他的制度构成。可以把这一概念的产生视为对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批判性反映。实体分析认定，经济体系成长于具体的历史和制度条件中，这既不能以普同性的心理特征的假定，也不能以理性行为的普同性逻辑的援引来予以解释。仅适用于市场经济的传统经济分析的概念和假说，不能处理组织经济过程的制度安排的领域。因此，波拉尼指出：“一开始，我们就必须抛弃支撑斯密关于原始人具有对有酬工作的偏好假说的某些19世纪的偏见。”[23]霍尔伯林认为：“波拉尼使用实体经济的概念强烈反衬了传统形式经济学的文化特异性。并强烈地抵制把市场的‘表征’强加给基本上是非市场的经济。这一拒斥的宗旨是双重的：（1）伪装他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2）继续他对人类经济的跨文化的分析。事实上，波拉尼反对把传统经济学的概念用于非资本主义的范围，也反对在工业化经济中的现实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但却采取了一个对分配机制和原始市场的分析形式，和一种对非资本主义经济的浪漫描画和美化的形式。”[24]
出于为鉴别能与特种制度安排相联系的经济活动型式的分析目的，实体分析的制度范式基本框架，进一步衍生出一些具体分析的概念范畴。
首先，波拉尼提出了“互惠”（Reciprocity）、“再分配”（Redistribution）、“市场交换”（Market Exchange）三个概念范畴。共同体成员在内部经济中的三种交易方式的类型（Transactional Modes）揭示了，在劳动与资源、生产和消费的链接中，关键性的因素是交换体制。因此，它们作为“社会整合模式”（The Patterns of Integration），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支柱”[25]。把经济交换方式视为社会整合模式，表现出经济过程的不同结构：互惠的经济过程发生在对称组织的结构之间；再分配的经济过程则要求一个向心结构，作为分配点而服务的中心，商品和服务汇集于此并从这里转而分发，并独立于商品和服务的任何特殊运动而存在；而市场交换就以个体利益为基点，在形式上形成一个价格决定的经济体系。
社会整合三种模式的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打开了把握共同体“内部性”及其实质的一个新视域：这些社会整合模式，决定了一个共同体在其社会边界和地理边界以内的所有社会行为的东西。它成为我们揭示共同体本质的理论基础，也是区分共同体“内部”和“外部”的基本标准；并从这种性质中，产生出真正意义上的比较和所谓“地域”的确定。波拉尼曾清楚地表明：
我们用来论述整合形式的互惠、再分配和交换的术语，常常用来表示人的相互关系。而表面上它似乎是仅仅反映各自个人行为形式汇集的整合形式：如果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是常见的，就会显现互惠的整合；当负担在个人中成为普遍的地方，就会展现出再分配的整合；同样，个人之间频繁的物物交换行为会导致交换成为一种整合形式。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我们的整合类型的确就会无异于在个人层面上相应行为形式的简单聚合。[26]
要对这些现象作出真实的理解，一个人必须因此从既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开始，而不是从个体开始：
有意义的事实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聚合的问题在于，并非由他们自己生产出这样的结构。个体之间互惠行为对经济的整合，完全在于是否给定了对称性组织的结构，诸如血亲群体的对称系统。但是，一个亲属系统永远不会作为在个人层面上单纯互惠行为的结果而生成。同样可类似地看待再分配。它预设了社会中一个分配中心的存在。然而，这样一个中心的组织和确认，并不仅仅作为个人之间频繁的负担行为的结果而得来……个人层面上的交换行为，如果发生在一个价格决定的市场体系下，仅仅产生了价格。一个制度的建立，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由纯粹任意的交换行为所创造的。[27]
如果说，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概念认为，基于个人方面的一系列任意的交换，创造了供求力量，它设置了产生一个市场体系的价格，并成为市场经济的组织原则。那么，波拉尼则强调了制度性前提的存在。因此，“整合效应是由诸如对称性组织、中心点和市场体系这类特定制度安排的各自存在而限定的”。这一立场并不意指没有个人影响或改变制度安排的余地：“我们坚持的仅仅是，如果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个人行为的社会影响依赖于特定的制度条件的存在，这些条件并不因此而来自所讨论的个人行为的结果。”[28]换句话说，没有一个既存的结构，个人不能创造具体的制度安排。
市场、再分配和互惠并非互相排斥的范畴，而往往并存于同一民族经济体中。同时，在非市场经济的社会中，它们又和礼仪、宗教行为等社会生活要素密不可分地嵌合在一起。因此，这三种社会交换模式绝非一组限于经济领域的范畴，而是在共同体内部协调人们社会交往方式，稳固社会结构的社会整合模式。
当我们着眼于“为什么进行赠予或交换？”和“权力中心与民众之间的整合性再分配何以顺利实现？”这一类问题时，是无法仅凭所谓“经济合理性”而得以解释的，如北美印第安人的波特拉赤到了高潮阶段时，就往往会出现对财物的毁坏，甚至发展为一种战争。沃尔特·尼尔也论证到，在印度，特权体系凌驾于村庄构架之上，并只有依据印度王国运作于其中的更大的框架，才能理解村庄中的互惠与再分配机制；在农民特权阶层和其他特权阶层中所进行的农产品再分配，反映了在由婆罗门和国王所支配的地位等级中，他们所有人的总体性和相互的依赖性。这把我们引向了对人们“交往”的深层动因的探究。从这些交换模式在联结全部经济的作用表现中，可以确定一个特定共同体的交往方式，确定这些社会行为所波及的地域半径和参与者的范围。
据此，“整合形式并不代表发展‘阶段’。时间并不含指顺序。多种从属形式可与主导形式并存，其自身可经同时代的遮蔽后而复生”[29]。实体分析所描述和分类的“整合形式”仅仅鉴别了具体历史实存“形式的一般特征”，而它们在事实上是如此不同，以至于把其存在或缺失阐释为“发展阶段”一般顺序的必然结果将会是荒谬的。例如，在中国西南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仪式活动过程中，就能发现互惠、再分配与市场交换长期以来相互扭合、共同参与其中的现象。
事实上，“整合形式”这一术语要处理两种有区别的现实的交织，即社会关系的生产和产品生产过程流通的社会形式。现实的这两个方面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在每一个经济系统中，兼容与从属的关系，存在于生产关系和物质产品流通的形式之间。生产关系决定着存在于各个经济形态中的社会产品各自流通的数量、形式及其重要性。波拉尼虽然首先提出，历史上不同经济系统的三个“整合因素”是“规范化因素”，但这些概念只用于描述附属于那些仅在其形式上相互类似的，所有的不同经济系统的机制。于是，对这三种因素的清楚陈述，并断言它们任何时候都会与被揭示的社会组织的对称形式或等级形式相遇，只是一种关于一定社会关系的形式方面的概念陈述——以一种抽象和有用的方式，对在现实中全然不同的社会关系形式固有的一些普通特征，进行概括的经验概念。
互惠、再分配和市场的区分，已使后人清楚地认识到，交换始终是一种对话，价格随时都是个变量。“经济不是以一种形式，而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着”[30]。仅仅把这种区分限定为，这种交换形式是经济的，那种是社会的，过于容易，也颇有局限。事实上，所有交换方式都是经济的，也都是社会的。道格拉斯·诺思在《市场与历史上的其他分配体系：波拉尼的挑战》中就明确指出，互惠和再分配也是经济形式。布罗代尔指出，如果认为“市场”没有任何外来成分，唯有需求、成本和价格在起作用而形成所谓的“自动调节”，“这样的市场纯粹由精神所虚构”；他甚至进一步提出：“市场不是一个单纯自生自长的现象，更不是经济活动的总和，甚至不是经济活动演变的一个特定阶段。”“这种趋向竞争的市场经济不能覆盖全部经济。这在昨天做不到，今天也做不到，虽然在程度上完全不同，其理由也不大相同”[31]。
其次，针对如何解释共同体经济与“外部”关系的问题，波拉尼以“贸易港”理论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启示：研究人类交换行为的历史，必须严格区分共同体的内部与外部。人们一直认为，商业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起源于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即共同体同“外部”的交往活动中，却很少言及商业和共同体“内部性”的关系。波拉尼认为，在对外贸易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被制度化的市场，它按照一些与邻近地区截然不同的自有的规则而运行。共同体的任何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总要极力保护交易场所的中立性，有时甚至还要保护处于交战状态的异族商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这样，共同体的对外贸易总是在一个特定的、被制度化了的“市场”中展开；人们所遵守的，是对每一个交易参与者都只能是“外部性”的商业惯例；人们所使用的，是仅限于在外部性中才被承认的交换手段、计算手段或价值尺度，即外部（对外）货币。在一个共同体内部充当一般交换手段的货币，对交易的对方共同体来说是毫无意义的。这一研究的重要结论是：一切外部性的东西，都不能无条件地侵入共同体内部；对“外部性”和相应的两个“内部性”（参与交易的双方共同体）的考察，是审视共同体之间经济关系的基本前提。
最后，实体主义对“剩余”概念的提出，主要强调了不同的经济伦理对人们经济行为的规范。它引导人们去深究不同共同体中有关“支配”“权力”以及“支配的道德”等观念的涵义。这为经济民族学在不同历史学、社会经济史学相交叉的领域中，提供了一个更新视域的基点。鲍德里亚对此也曾指出：“其实并不存在什么‘稀缺社会’与‘丰盛社会’之分，因为不管这个社会所拥有的资源实际上有多少，一个社会的耗费都是在结构性过剩或者结构性匮乏的意义上才能被说清。……在所有情况下，某种过剩总是与某种不幸共存”[32]。
实体理论指出，为了不假设制度的虚设，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的概念，其运作就需要一个文化的概念。因此，分析不能从个体出发，而应从视为整体的社会出发。一个社会的经济，总是在一种总体性的结构范围内运转。由于社会的大多数组织水平能够“参与”经济的功能运作，没有一种制度或具体单位，可成为纯粹和单纯的经济性的，而必定永远是一个“多重功能”的实体。对帕森斯（T.Parsons）和斯梅尔瑟（N.Smelser）来说，所有的总体性社会“趋向于功能专门化的分化而进入分支系统”；但波拉尼却认为，经济以其专门化功能而可以存在于一种分离性制度形式中的事实，是历史的例外，而不应解释为每一个总体性社会都行将分化的趋势表达：
在历史和人类学中，波拉尼和马克思为经济的比较制度分析，发展了一些最有用的方法。他们都从物质的角度定义经济的运行，而又论及一般概念的构成和特殊经济的分析之间的关系。在波拉尼和马克思的论著中，一般与特殊、常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对经济系统的比较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除非首先分离出一般性问题，并对组成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一般过程作出鉴别与分类，否则，不可能描述和比较经济构成的不同种类，也不可能理解其为什么和怎样变化的问题。波拉尼和马克思描述了一般经济过程的不同类型；有些在所有的发展类型中是固定的，而其他的则仅仅在经济的特定类型中是固定的，并依据历史条件和总体的生态调节而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对波拉尼和马克思来说，比较分析对一般和特殊的经济概念的理解是根本性的。[33]
为了充分理解实体分析的主要理论范畴及其特点，有必要注意到，以波拉尼为代表的实体分析实质上是一个包容了理论、历史、人类学与策略的多层面的分析。波拉尼认为：
在理论层面上，要作出的努力是把贸易、货币和市场制度的概念的运用扩展到所有的社会类型中。在历史层面上，个案的研究则是以并联与对立的方法揭示我们一般化了的生活。在策略的层面上，历史应该得出对我们自己时代伦理与运作热点问题的回答。[34]
而这一理解的关键，又在于辨析他们的经济概念在一般与特殊意义之间的关系。同马克思一样，实体分析对经济过程制度性研究，要求在一般与特殊的两个层面上进行经济的分析。而在一般理论概念与基于特定经济与社会的原始资料之间必然的相互作用下，“学者的努力必须首先澄清和明确概念，以便在尽可能趋近于我们所研究的环境的实际特征的意义上，能够提出生计的问题。其次，通过对经济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移，和对他们过去在伟大变迁中成功进行文明化的方法进行研究，扩展我们所支配的原理和方法的范围。相应地，理论的任务是建立在广阔的制度和历史的基础上对人的生计的研究。所用的方法是由思想和经验的相互依存赋予的，术语和定义的构建不参照于资料是空洞的，仅仅是事实的汇集而没有我们审视地再整理，则是贫乏而无聊的。要突破这种恶劣的循环，必须同时相应地推进观念的和经验的研究，意识到这种探寻的路径并无捷径，才能支撑我们的努力”[35]。
实体分析的关键论点是：在人类生计过程中普遍的共同特性是什么，其变量又是什么？这种比较的和历史的研究基点认为，以诸如资源、必需量和等量这些更宽泛的术语来置换诸如供给、需求和价格等术语，是使历史学家能够不必冒把市场形式偷运进纯粹事实中的风险，而比较不同时段和区域中的经济制度。
[1] 参见R.H.Halperin，Economies across Cultures：Towards a Comparative Science of the Econom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8，pp.29-30。
[2] K.Polanyi，C.M.Arensberg and H.W.Pearson（ed.），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57，p.243.
[3] S.Narotzky，New Directions In Economic Anthroplogy，Pluto Press，1997，p.3.
[4] K.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New York：Holt，Rinehart & Winston，1944，p.46.
[5] 参见〔日〕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王名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32～34页。
[6] K.Polanyi，C.M.Arensberg and H.W.Pearson（ed.），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57，p.250.
[7] K.Polanyi，C.M.Arensberg and H.W.Pearson（ed.），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57，pp.234-235.
[8] 参见R.H.Halperin，Economies across Cultures：Towards a Comparative Science of the Econom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8，p.54。
[9] R.H.Halperin，Economies across Cultures：Towards a Comparative Science of the Econom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8，p.30.
[10]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2卷，顾良等译，三联书店，1993，第230页。
[11] 参见〔日〕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王名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60～61页。
[12] 〔日〕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王名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29页。
[13] 参见〔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等译，三联书店，1998，第198、200～20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页。
[15] H.W.Pearson（ed.），The Livelihood of Man，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7，p.31.
[16] R.H.Halperin，Economies across Cultures：Towards a Comparative Science of the Econom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8，p.33.
[17] K.Polanyi，C.M.Arensberg and H.W.Pearson（ed.），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57，p.250.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9页。
[19] R.H.Halperin，Economies across Cultures：Towards a Comparative Science of the Econom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8，p.34.
[20] K.Polanyi，C.M.Arensberg and H.W.Pearson（ed.），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57，p.250.
[21] K.Polanyi，C.M.Arensberg and H.W.Pearson（ed.），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57，p.243.
[22] H.W.Pearson（ed.），The Livelihood of Man，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7，p.31.
[23] K.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Boston：Beacon Press，1944，p.44.
[24] R.H.HalperinEconomies across Cultures：Towards a Comparative Science of the Econom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8，pp.40-41.
[25] 参见〔日〕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王名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49页。
[26] K.Polanyi，C.M.Arensberg and H.W.Pearson（ed.），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57，p.251.
[27] K.Polanyi，C.M.Arensberg and H.W.Pearson（ed.），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57，p.251.
[28] K.Polanyi，C.M.Arensberg and H.W.Pearson（ed.），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57，p.251.
[29] K.Polanyi，C.M.Arensberg and H.W.Pearson（ed.），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57，p.256.
[30]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等译，三联书店，1993，第19页。
[31]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2卷，顾良等译，三联书店，1993，第230、228、231页。
[32] 〔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65页。
[33] R.H.Halperin，Economies across Cultures：Towards a Comparative Science of the Econom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8，pp.56-57。
[34] 参见R.H.Halperin，Economies across Cultures：Towards a Comparative Science of the Econom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8，p.44。
[35] 参见R.H.Halperin，Economies across Cultures：Towards a Comparative Science of the Econom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8，pp.4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