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戏剧市场的历史流变

北京城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北京地区不仅是人类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而且很早便是北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重镇。在元、明、清三代定为国都后，北京正式奠立了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

北京戏剧的历史同样源远流长。隋唐五代时期，作为戏剧源头的百戏在北京地区非常发达，有“燕歌赵舞，观者忘疲”之美誉。《杜阳杂编》记载，幽州女艺人石火胡与她的弟子百戏技艺高超，能够百尺竿头执戟持戈，伴随着《破阵乐》之曲，翩翩起舞，任意俯仰。[1]

辽代和金代产生的辽杂剧和金院本，是北京戏剧的初级形态，也促成了北京初级演出市场的萌生。辽代，宫廷与民间有歌舞、散乐、杂剧的演出。据《辽史·乐志》记载，在皇帝生辰的庆贺大典上：“酒一行，觱篥起歌。酒二行，歌手伎入。酒三行，琵琶独奏。饼茶致语，食入，杂剧进。”[2]辽代已有杂剧演出。金灭辽后，燕京杂剧进一步发展。金人第二次攻陷汴京后，即向宋朝索要“诸色人”，其中有“御前祗候、方脉医人，教坊乐人，内侍官四十五人，露台祗候妓女千人。……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琵琶、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又向宋朝取“诸般百戏一百人，教坊四百人”，“弟子帘产小唱二十人，杂戏一百五十人。舞旋弟子五十人”（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而且据金末元初杜善夫在散曲《庄家不识勾栏》中所描写的情况看，金中都燕京的闹市区已经形成了类似于今天剧场的专门演出场所——勾栏，[3]也有专门的戏剧演出组织——行院。金代的行院是民间戏剧演出组织，或由家庭组成，或由师徒组成，或由同行加入，主要活动在城市乡镇。[4]从辽金时期北京的一些戏剧活动的记载来看，已经有了初步的戏剧市场萌芽。

自元代定都燕京并改称大都后，北京正式确立了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北京戏剧市场初步形成。元代北京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王仲文等数十位剧作家，创作了《窦娥冤》、《单刀会》、《西厢记》、《汉宫秋》、《青衫泪》、《赵氏孤儿》等大量的经典剧本，为戏剧市场的兴旺奠定了基础。元代北京的戏剧演出已是专门营业性质的，演出时间也持续很长。《咏鼓》反映勾栏白天的演出，经常“从早晨间直点到斋时锉”。[5]观看戏剧演出已有相应的收费。《庄家不识勾栏》中说到“要了两百钱放过咱”，《朴通事谚解》提到“入勾栏看杂技，有‘诸般唱词’，入场交了‘五个钱’”的表述。[6]此外，据《析津志》记载，大都城内外在节日经常有一些规模很大的演艺活动，如“二月八日……南北二城，行院、社直、杂戏毕集”（“岁记”）。平日里，戏剧的演出主要在位于商业街的勾栏或歌台酒楼中进行。[7]元杂剧的兴盛期与北京作为戏剧演出中心的地位相同步，随着元末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南戏的兴起，戏剧中心开始由北（大都）向南（杭州）转移，北京戏剧市场渐趋式微。

明初北京剧坛相对沉寂，到明末才再次活跃。明代北京的戏剧仍旧以杂剧为主，但此时的杂剧已日益僵化。明代帝王对戏剧教化作用的宣扬使明代杂剧不断宫廷化、皇权化，[8]失去了戏剧本身的自我活力；而声腔剧种的单一化发展也使得杂剧难以获得新的生命力。因此，明代中前期的北京戏剧市场已不如元代那般繁盛。嘉靖年间，南方的弋阳腔、海盐腔、昆山腔陆续传入北京，明末北京的戏剧舞台才再次活跃起来。明代戏剧市场与前代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一是出现了职业戏班和家班两种演出团体。家班是宦臣豪门豢养用以自娱的戏班。职业戏班不再完全是以传统的血缘关系为纽带，而是以艺人搭班等方式组合而成的商业戏班，这种组班方式意味着戏班组织在市场中的成熟和完善。二是演出场所逐渐由单一的勾栏瓦舍演变为多样性的堂会、酒楼、会馆、街市、演戏船等地，极大地拓展了戏剧演出的空间范围，扩大了戏剧的影响力。

清代北京的戏剧市场进一步成熟和完善。清初北京政局稳定、国泰民安，市井生活丰富多彩，给戏剧活动创造了广阔的空间。清初，北京舞台上主要是昆、弋腔为主，有著名的聚和、三也、可娱三大名班，上演《桃花扇》和《长生殿》等名剧。京城的演剧场所有太平园、四宜园、白云楼、查家楼、碧山堂、月明楼等地。清中期，发生了戏曲史上著名的“花雅之争”，被视为雅乐正声的雅部昆曲与驳杂的花部民间地方戏在戏曲舞台上争奇斗艳。最终，以京腔、秦腔等地方戏取代昆曲正统地位而告终。乾隆初年张坚《梦中缘》传奇序言记载：“长安（长安，唐都城，在此借指清朝都城北京）梨园称盛，管弦相应，远近不绝。子弟装饰备极靡丽，台榭辉煌，观者叠股倚肩，饮食若吸鲸填壑，而所好惟秦声、罗、弋，厌听吴骚，闻歌昆曲，辄哄然散去。”[9]可见，北京城的戏剧市场十分活跃，而雅部的昆曲已基本被花部戏曲所替代。张次溪《北京梨园金石文字录》的记载也印证了京师戏剧的繁荣。乾隆五十年《重修喜神祖师庙碑》捐资栏中记有当时的戏班43个，包括大成、王府新班、保和、裕庆、余庆、萃庆京腔六大班。[10]清末，京剧成为宫廷和民间演出的主要剧种，地方戏也快速发展，汉剧、花鼓戏、皮影戏盛行，昆曲、梆子腔、秧歌戏、西路平剧等也活跃于京师舞台。清末的北京有民间专业戏班50多家，如三庆班、四喜班、福寿班等，固定演出场所有40余处，如广和楼、广德楼、中和园等，出现了所谓“同光十三绝”和“前后三鼎甲”等著名演员。北京“大栅栏戏馆似酒楼，高悬望子；好朋友囊钱会茶票，先看招牌。新来脚色，今日全包；除去传差，明朝准演。于是徐步者雁行，捷足者蜂拥。”[11]清末京师戏剧市场的胜景可见一斑。

到清末，北京的戏剧市场俨然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有效的商业运作方式，戏班、科班、茶园作为戏剧业中相互独立的经济组织，彼此间已有比较成熟的商业合作机制；行业协会精忠庙也发挥着相应的管理和协调作用。历代以来北京戏剧市场的传承与演变为民国北京戏剧市场的承袭发扬与传承创新积淀了历史基础，为戏剧市场的进一步繁荣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