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雲南近代方志詞彙研究的選題緣由及研究方法

一 雲南近代方志詞彙研究的選題緣由

以《雲南近代方志詞彙研究》作為選題的原因有三。

第一，雲南近代方志具備專書研究的語料價值。

雲南近代方志的語料價值是由其語料特點決定的。首先，它具有真實性。雲南方志起源較早，但早期方志基本未能保留下來，只能在《史記》《漢書》《後漢書》《新唐書》等歷史文獻中找到部分記載。現存方志除明代有少量著述外，基本都為清代或民國時期的著述，其來源大致為[1]:（1）公文檔冊、金石碑刻、譜牒家傳等檔案文獻；（2）實地調查與採訪；（3）信劄、筆記及詩文集。由于雲南方志多為當時當地政府官員或文人墨客所修，因而材料真實可靠。其次，它具有參考性。岑志堅先生認為：“地方志是通過對大量的地情資料進行綜合、分析和研究，經過整理、加工而成的一種樸實的、嚴謹的、科學的資料彙編。“一部方志精品，本身就是一部具有學術性的科學文獻”“地方志具有一般文獻無法替代的歷史價值、實用價值，學術價值和保存價值。其‘存史、資政、勵志’的作用是其他類型的文獻無可取代的”[2]。黎錦熙先生亦提出：“今修方志，不分史地，勿泥體裁，時代所需，須呈四用。”[3]“四用”即方志的四個價值：可作為“科學資料”，可作為“地方年鑒”，可作為鄉土“教學材料”，可提供“旅行指導”。另外，與其他地方志相同，雲南近代方志具有獨特性。雲南近代方志全面反映了雲南獨特的地域歷史与文化風貌，它非一時一地一人之作，亦非文學作品，與一般文書檔案有諸多不同，但它的功能却是一般史書和文書所無法替代的，故以它作為研究對象，也較有新意。此外，雲南近代方志數量充足。就目前掌握的國家圖書館及雲南省圖書館館藏雲南近代方志來看，其種類丰富，體例較為完備，大致包括四類：（1）通志；（2）府、廳、州、縣志；（3）鄉土志；（4）山水志。僅雲南省圖書館館藏雲南近代方志的數量總計便有三百一十四種，四百七十三部，加上相關記載雲南歷史、修志史料及地方志性質的典籍，總量大概高達五六百部之多。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説，語料量是非常充足的。

第二，雲南近代方志詞彙系統的研究亟待加強。

新中國成立以前的雲南方志，内容非常豐富，不僅廣泛涉及政治、經濟、歷史、地理，更涉及文學、藝術以及文化，因此堪稱雲南地方百科全書。其中，豐富的物産記載，為我們瞭解地域文化、探尋歷史淵源、比勘現實作品奠定了基礎。有關風俗的記載真實地再現了雲南各地的風俗習慣與風土人情，這無疑是我們瞭解雲南民俗、剖析歷史詞源的最佳材料。有關方言的記載亦為我們考據詞源、縱橫對比、釐清脈絡創造了有利條件。關於疆域、山川、沿革、人口及社會産業等的記載還是我們瞭解地理人文狀况、還原社會生活的歷史依據。儘管雲南近代方志詞彙具有極大的研究空間，但正如前所述，國内學界對其研究却相對薄弱，一方面是研究學者較少，另一方面是研究方嚮較為單一。方國瑜堪稱雲南方志整理與研究的一代宗師，他的《雲南史料目錄》一書對雲南近代方志目錄進行了整理和編撰，並輔以精當的評論以及詳細的點校，為圖書目錄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亦為後世有志於研究方志的學者提供了具體的參考和明確的方向，但他的研究多從歷史學層面展開，較少關注方志語言。另外，雖然後世也曾湧現出一批致力於雲南方言與雲南文化研究的學者，並且在論及雲南方言與雲南文化的問題時，偶爾也關注到了雲南近代方志，但僅局限於零星的引用，對其進行系統的研究尚未形成趨勢。故雲南近代方志詞彙與文化系統的研究亟待加強，這將有利于考察新中國成立以前雲南方言與文化的實際，亦將有助于辭書的編撰與漢語史的發展。

第三，雲南近代方志词彙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亦是一種文化現象，語言與文化互為表裏，聯繫非常緊密。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要靠語言來傳承。誠如羅常培先生在《中國人與中國文》中所説：“語言文字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結晶。這個民族的過去的文化靠它來流傳，未來的文化也仗着它來推進。”[4]羅先生在其《語言與文化》一書中亦指出：“語言學的研究不能抱殘守缺地局限在語言本身的資料以内，必須要擴大研究範圍，讓語言現象跟其他社會現象和意識聯繫起來，才能格外發揮語言的功能，闡揚語言學的原理。”[5]語言的産生、發展和演變，固然有其自身的内部規律可循，但在很大程度上卻是由眾多外部因素形成的，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便是文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説，語言的研究不能局限於語言本身，而應該同與之密切相關的文化相聯繫。方言與地域文化的關係，正如語言與文化現象的關係一樣，互為表裏，密不可分。一方面，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載體，透過方言，可以瞭解到地域文化的歷史内涵。另一方面，地域文化是方言的源流，通過地域文化，可以尋訪方言形成的理據。

我國古代學者很早就注意到了方言與民俗文化的關係。西漢揚雄的《方言》是一部方言集大成之作，該書撰寫稱：“考八方之風雅，通九州之異同，主海内之音韻，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風俗也。”可見，揚雄編撰《方言》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通過採集方言考察地方民俗。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也曾從地理環境的角度對方言作過分析：“南北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着而鈋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亦從風俗文化角度對方言作出了解釋：“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從方言與民俗文化的角度來研究方言，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然而，迄今為止，關於這一課題系統的研究成果還不夠豐富，針對方志來進行這一課題研究的更可謂鳳毛麟角。因而，對雲南近代方志的詞彙與文化進行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

第四，雲南近代方志詞彙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雲南近代方志作為一種綜合性地方歷史文獻，系統、全面地記載了當時當地的自然情况和人文情况，見證了新中國成立以前雲南生活的實際。研究雲南近代方志不僅是我們校勘文獻、考據詞源的需要，亦是我們光大傳統、傳承文化的需要。故本書旨在對雲南近代方志詞彙進行全面描寫和系統研究，以展現雲南近代方志詞彙系統特色，為還原雲南歷史真實，體現語言文化奠定基礎，亦為語言學、文化學和歷史學的深入開展創造條件。因而，對雲南近代方志的詞彙系統進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具體來説，其學術價值有五。

其一，便於正確認識雲南近代方志在理論和現實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二，為科學解讀雲南近代方志詞彙與文化提供充分的依據。

其三，為深入研究雲南地方方言、民俗文化的歷史淵源等提供丰富的例證和材料。

其四，能彌補學界對雲南方言與民俗文化研究的不足。

其五，有助于民俗學、語言學、民族學、歷史學這些交叉學科的繁榮和發展。

具體而言，選擇雲南近代方志的詞彙系統進行研究，重點考察其物産資源類詞、基礎産業類詞、民俗文化類詞、口語方言類詞及少數民族詞彙，希望達到三大目的。

其一，立足於民俗文化本身，考察雲南近代方志物産資源類詞、基礎産業類詞、民俗文化類詞、口語方言類詞及少數民族詞彙的文化歷史淵源、發展脈絡，為雲南地方文化研究作出貢獻。

其二，從語言學的角度，探討雲南近代方志物産資源類詞、基礎産業類詞、民俗文化類詞、口語方言類詞及少數民族詞彙的語音、語義及字形、字義的嬗變，進一步完善方言研究。

其三，彌補學界對雲南近代方志研究中方向單一、形式簡單的不足，為雲南近代方志的深入研究掃除語言障礙，拓展和完善方志學研究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