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春秋经传集解》成书的背景

一 《左传》在三国时期的广泛流传

东汉后期，古文经学在与今文经学的竞争中，逐渐取得了优势。而郑玄这样囊括百代、博综古今的大师出现，更是极大提高了古文经的声誉。三国之时，古文经取代今文经的趋势进一步加强，王国维《汉魏博士考》指出：“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1]，“今文学日微，而民间古文之学乃月兴日盛”[2]。而《左传》在此间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传播。由于春秋与三国有诸多相似之处，而《左传》对春秋之世的细致刻画，事实上就给三国士大夫提供了可资效法的教本。这也激发了士人们阅读传习《左传》的兴趣。可以说，三国士人对《左传》的喜爱和熟悉，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一）统治者推崇

作为魏国缔造者的曹氏父子，对《左传》极为熟稔，运用得十分自如。曹操一生手不释卷，这种好学的精神充分体现在对《左传》内容的熟悉上。在他下发臣属的命令中，《左传》典故俯拾皆是。曹操赏赐大将夏侯惇伎乐名倡，以媲美春秋晋国的魏绛。《三国志·魏书·夏侯惇传》：“令曰：魏绛以和戎之功，犹受金石之乐，况将军乎！”[3]魏绛因力主晋悼公和戎有功，受悼公所赠女乐，事见《左传》襄公十一年。刘廙之弟刘伟牵涉魏讽谋反，依法刘廙当连坐论斩。曹操引叔向之事断狱，不治刘廙之罪。《三国志·魏书·刘廙传》：“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4]叔向之弟叔虎被晋国执政范宣子所杀，而叔向不受其咎，事见《左传》襄二十一年。此外，曹操还引阳处父事告诫和洽不要反对自己。《三国志·魏书·和洽传》：“太祖曰：‘方有军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耶？狐射姑刺阳处父于朝，此为君之诫也。’”[5]晋国执政正卿阳处父由于擅自更换了国君任命的军帅，遭人忌恨，终被狐射姑所杀，事见文公六年。

曹丕作为曹魏开国之君，也非常善于运用《左传》之典告慰臣下。魏将于禁兵败投降关羽，吴将吕蒙破荆州，于氏获救后被孙权送归魏国，曹丕安慰其云：“昔荀林父败绩于邲，孟明丧师于崤，秦、晋不替，使复其位。其后晋获狄土，秦霸西戎，区区小国，犹尚若斯，而况万乘乎？”[6]邲之战在《左传》宣十二年，崤之战在僖三十三年。对于同为关羽所擒，却以死殉国的庞德，曹丕特赐谥号，并以先轸之事褒美：“昔先轸丧元，王蠋绝脰，陨身殉节，前代美之。”[7]先轸冲入狄人营中而丧生，事见《左传》僖三十三年。类似的例子，在曹氏父子的诏令中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左传》作为历史内涵极丰富的典籍，受到曹氏父子的高度重视。

不唯有极高文学修养的曹氏父子喜读《左传》，吴、蜀统治者也重视该书。孙策得知隐者高岱善《左传》，马上认真玩读，欲与之议论。而孙权“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并劝大将蒋钦、吕蒙“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8]。显然，孙氏兄弟皆重《左氏传》。虽然西蜀的文化学术总体较魏、吴落后，国君刘备也“不甚乐读书”[9]，但刘备仍特意让精通《左传》的尹默教授刘禅，《三国志·蜀书·尹默传》载：“及立太子，以默为仆射，以《左氏传》授后主。”[10]综上可知，从两汉时代的不立学官，到三国时期君主的竞相传习，《左传》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统治者的喜好和提倡，推动了士大夫研读《左传》的热潮。

应该提到的是，统治者喜读《左传》，并不意味着一定重视经学。因为，在三国时期，士大夫更为青睐的是《左传》的实用价值。

（二）应用范围广，军事价值凸显

汉魏之时，士大夫常据经典以处是非。《左传》以其丰富的内容，频繁为士人称引。以下分《左传》决事、军事智慧和士人人格三方面述之。

1.用《左传》以决事

《春秋》决狱是自董仲舒以来《公羊》学的一个传统。董氏认为：“《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11]延至汉末三国，士人不仅据《公羊》判断是非，而且更多以《左传》断案。与《公羊》相比，《左氏》显然有更充足的事例，可资借鉴的内容更丰富。王凌与其外甥令狐愚预谋废齐王曹芳而立楚王曹彪，借此兴曹氏而反对司马懿。令狐愚先卒，嘉平三年（251），王凌发兵反抗司马懿，兵败被擒后自杀，朝臣聚会商议应以何刑处罚。《三国志·王凌传》载：“朝议咸以为《春秋》之义，齐崔杼、郑归生皆加追戮，陈尸斫棺，载在方策。凌、愚罪宜如旧典。”[12]而齐人讨崔杼，开棺陈尸，事在《左传》襄二十八年；郑人讨幽公之乱而斫子家之棺，事在《左传》宣十年。值得注意的是，此二事《公羊》《穀梁》皆无，那么，这里的《春秋》指《左传》无疑。此外，郑子家（宣四年）、齐崔杼（襄二十五年）皆有弑君之罪，与王凌预谋废帝谋反司马氏不同。群臣用子家、崔杼事附和司马氏，意在用开棺戮尸的最重之刑处罚王凌。司马懿遂依此义，“乃发凌、愚冢，剖棺，暴尸于所近市三日，烧其印绶、朝服，亲土埋之”[13]。

事实上，《左传》不止用来断案，士大夫每临大事也好引其中的案例作为其行动的参照。汉末群雄并起，如何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显得非常关键。王朗用《左传》之典劝说陶谦出兵勤王，及早确立政治上的优势。《三国志·王朗传》：“时汉帝在长安，关东兵起，朗为谦治中，与别驾赵昱等说谦曰：‘《春秋》之义，求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谦乃遣昱奉章至长安。”[14]而“求诸侯，莫如勤王”出自《左传》僖二十五年，是狐偃劝晋文公纳周襄王之语。揆之汉末的政治格局，王朗此计可谓谋略深远。

需要说明的是，魏晋士人常用“《春秋》之义”来决事，其间所言的《春秋》，虽以《左传》居多，但也包括《公羊》《穀梁》，应作具体的分析。

2.汲取《左传》中的军事智慧

三国战乱不止，正是精兵良将用命之时。《左传》蕴藏着大量的行军用兵智慧，特为军事将领们所重视。前文提到，孙权建议大将吕蒙、蒋钦：“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孙权将《左传》置于兵书《孙子》和《六韬》之后，并嘱二人急读，显然是看中了《左传》的军事智慧。而当时，武将读《左传》也渐成潮流，关羽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江表传》：“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15]此外，曹魏名将李典与贾逵也酷爱《左传》。

汉末时局突变，使文士也空前关注军事。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发表自己的军事见解。杜恕《体论》有《用兵》一篇，杜氏认为：“胜残去杀，莫善于用兵。”[16]并引《左传》襄二十七年文云：“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17]显然，杜恕这些军事思想直接脱胎于《左传》。而且，这种看法在士大夫中颇具代表性。桓范《世要论》亦有《兵要》篇云：“兵所从来久矣，虽圣帝明王，弗能废也。但用之有道耳。”[18]显然，杜恕、桓范皆以为不可去兵。应该说，《左传》中重兵的思想，对魏晋士人的影响不可低估。

这一时期，君臣士大夫引用《左传》中的军事思想十分常见。大将军曹真伐蜀，遇到连日大雨，停滞不前。杨阜上疏明帝，建议退兵，《三国志·杨阜传》云：“传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19]杨阜所引《传》文典出《左传》宣十二年，乃晋大夫随会之言。随会在晋楚邲之战前，力主退兵，并详细阐发了用兵之道。在魏晋时期，随会的名言被广泛地征引。景元四年，魏帝下诏命邓艾、钟会伐蜀云：“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经。”[20]亦用随会语。此外，先轸在秦晋崤之战前的名言，也屡次被提及。刘备为关羽而伐吴，吴人遣使称臣于魏，一时魏朝君臣均得意忘形，独刘晔告诫众人不要被孙权迷惑：“夫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不可不察也。”[21]按，“一日纵敌，数世之患”语出《左传》僖公三十一年。魏将张既也曾用此言告诫下属不可放松警惕，其文云：“今军无见粮，当因敌为资。若虏见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则道险穷饿，兵还则出候寇钞。如此，兵不得解，所谓‘一日纵敌，患在数世’也。”[22]由此可见，当时士大夫对《左传》的精熟。

3.追慕春秋士大夫的人格风范

由于身处乱世，三国士大夫的立身行事自然无法与治世相同。《左传》中的贤大夫恰为魏晋士人提供了可资效法的榜样。因此，《左传》中的典故常为他们所乐道。袁绍大兵围城，命陈琳投书劝降臧洪，臧洪用晏婴、南史两位不畏强暴的名士，来表达自己不求苟活的决心：“昔晏婴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笔以求生，故身著图象，名垂后世。”[23]崔杼弑齐庄公，晏婴不畏其淫威而哭庄公之尸；崔杼连杀两名书其弑君的太史，而南史氏仍执简前往。二事皆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赵岐在行将离世前，命人在坟墓中画上春秋贤士大夫像，意欲与其比肩。《后汉书·赵岐传》：“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24]由此可见，春秋士人的伟大人格对汉魏士人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魏晋品评人物之风盛行，而《左传》中的人物常是衡量士人的标准。时人常以诸葛亮比子产。陈寿云：“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25]吴人张俨《默记》亦云：“昔子产治郑，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26]蜀在三国中实力最弱，与春秋时处在晋楚间的郑国非常类似。张俨认为，诸葛亮善治弱蜀犹如子产善治弱郑。子产不仅善于治国，而且是闻名诸侯的博物君子。西晋张华因识见广博被时人视为子产。《晋书·张华传》：“武帝尝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华应对如流，听者忘倦，画地成图，左右属目。帝甚异之，时人比之子产。”[27]众所周知，子产之事备见于《左传》，那么，魏晋人对《左传》的熟知，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春秋贤士大夫的才能为后人艳羡，他们之间交往友谊，也极为魏晋士人向往。吴国季札出使中原诸侯，与郑国公孙侨一见如故。《左传》襄二十九年云：“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纻衣焉。”这对一见如故的知己，在魏晋士人看来是士大夫友情的典范。周瑜与鲁肃订交，《鲁肃传》称：“定侨、札之分。”[28]钟会伐蜀，久攻剑门不下，写信示好姜维：“吴札、郑乔，能喻斯好”[29]，也以此自喻。羊祜与陆抗虽为老对手，但二人惺惺相惜，时人以子产、季札目之。《晋阳秋》写道：“抗与羊祜推侨、札之好。”[30]而子产、叔向、季札等《左传》中浓墨重彩书写的士大夫，也特别为魏晋人钦慕。那么，魏晋士人喜读《左传》，也从中汲取了修身为人的养分。

（三）研读者甚众，著述丰厚

陈寅恪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31]而在三国时士大夫的家庭教育中，《左传》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钟会为其母所作传中，自述其求学经过：“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岁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32]据此可知，《左传》是当时士大夫幼年求学的必读书。如果说钟会代表的是中原世家大族，那么，孙权的学习经历可谓江东士人的典范。孙权少时亦学《诗》《书》《礼记》《左传》《国语》，除未读《易》外，与钟会大多相同。显然，这一时期，无论在曹魏抑或孙吴，《左传》都是士大夫的必读书。值得注意的是，钟会与孙权都没有提及《公羊》《穀梁》，可见，二传的地位此时已不能与《左传》相提并论了。

三国时期，《左传》研习者也大为增多。据清人唐晏《两汉三国学案》统计，三国时期，《左传》的研读者有乐详、来敏、尹默、李譔、关羽、李典、士燮、张昭、张纮、徵崇、董遇、贾洪、诸葛瑾、周生烈、李密、寿良、程遐、高岱、沈珩[33]，今人黄觉弘在唐晏的基础上，去掉寿良而增加了糜信。寿良乃《公羊》学，糜信兼治《左传》和《穀梁》，黄氏所说是[34]。可是，其将乐详放在东汉，不妥。鱼豢《魏略》称乐详为魏初儒林七宗之一，当属曹魏。黄氏又增加了王肃、王基、杜宽、钟繇、贾逵、李典、孙权、吕蒙、嵇康、曹髦、刘禅共11人。遗憾的是，这个统计仍不完整，遗漏了钟会。那么，三国时期的《左传》学者共有31人。而史书记载的《公羊》《穀梁》学者，共7人（其中，唐固兼治二《传》）。通过这个名单可以发现，《左传》研读群体的构成十分复杂，其中真正以经学名世者却较少，仅乐详、董遇、贾洪、杜宽、周生烈、王肃、来敏、尹默、李譔九人，其他大多以事功著称。而吕蒙、关羽、李典虽为武将亦喜读《左传》。这时期《左传》的受众面显然极广。再从著述上看，“《左传》有13家15部，也大大超过了《公羊》的3家4部和《穀梁》的2家2部”[35]。《左传》相对《公羊》《穀梁》，已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综上可见，《左传》在三国时期得到传播广泛，可能要更多归功于《左传》的史书、兵书属性。随着《左传》影响的不断扩大，必然要求提高它的经学地位。换言之，《左传》在解释《春秋》的话语权上，应该居于主导地位。那么，三国时期的《左传》传播，就为杜预编撰《集解》作好了铺垫。

二 司马氏重视经学

《左传》在三国传播广泛，并非源自统治者对经学的重视。曹氏父子精熟《左传》，但其关注点在史事，兴趣不在经学。曹操、曹丕、曹睿都有崇儒兴学的措施，但始终未能认真执行。因此，“儒学不仅没有尊贵起来，反而日呈凋敝之势”[36]。而吴蜀两国迫于曹魏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统治者亦无力顾及经学。总体而言，三国时期经学发展是相对缓慢的。

曹魏后期，河内大族司马氏掌握了政权。与曹氏出身阉宦不同，司马氏是河内有声望的儒学世家。因此，司马炎登基后，一改曹氏对经学的消极态度，采取一系列发展经学的措施。

（一）选拔人才以儒学宗经为标准

“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37]统治者的好尚直接影响着士大夫的价值取向。曹氏父子不重儒学，致使经学日衰。而司马炎在即位的前夕，以晋王的身份发布了以儒家原则遴选淹滞人才的标准：“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38]显然，这与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是不大相同的。这六条标准完全是按儒家“忠、孝、信、友”等基本原则制定的。在统一趋势日渐加强的背景下，司马氏对猛将谋臣的需求已不如身处诸侯割据的曹氏迫切，他们更注重在儒家思想体系下构建新的政治伦理秩序。故而，在下达二千石的诏令里，司马炎强调：“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39]统治者要求地方官吏积极举进“好学笃道，孝弟忠信”之士，这对推动当地的经学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而且，儒士也颇受当权者的礼遇。泰始六年（270），在任命陈邵为给事中的诏令中，司马炎云：“笃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悦典诰，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笃儒教。可为给事中。”[40]值得注意的是，给事中是与皇帝关系极近的内官，杨鸿年指出：“因为给事中供事的地方是省中，又因为省中是君主平居燕处的后宫，所以给事中和君主的关系就极为密切。”[41]那么，晋武帝把陈邵留在“左右以笃儒教”，是有意作出的重视经学姿态。对待从西蜀来的宿儒谯周，司马炎更是礼遇有加。先赐其散骑常侍，又值谯周卒，下诏追赐：“骑都尉谯周，笃志好古，服膺儒义，擢授近侍，命位未加，不幸殒丧，朕甚悼之。赐朝服一具，衣一袭，钱十五万。丧葬所给，比从散骑常侍之制也。”[42]显然，晋武帝这些礼遇宿儒的举措，旨在恢复儒生们传业习经的信心。这对西晋经学的复苏，起了促进的作用。

（二）整顿中央官学

曹魏时期太学未能祛除东汉以来的浮华风气。“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求浮虚者各竞逐也”[43]，以至于“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44]。针对这种状况，傅玄批评道：“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徒系名于太学，然不闻先王之风。”[45]可见，作为中央最高学府的太学已成为结党交游的名利场了。此外，三国战事不休，魏明帝后期又大兴土木，自此劳役频繁。为了逃避差役，很多士子躲进太学。《魏略》写道：“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46]大批滥竽充数的学生厕身太学，加剧了太学的名实不称。显然其积弊已到不革不可的地步了。对此，司马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对太学生进行筛选。主要方式是课业考核：“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47]通过课业的考察，保留较为优秀者，遣返滥竽充数者。同时，补充进可堪受教的新人。该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太学生的质量。

其次，对博士人选严格把关。曹魏时期，博士遴选不严，“有博士十余人，学多褊狭，又不熟悉，略不亲教，备员而已”[48]。无严师责业，无疑会助长太学生的浮华。对此，司马氏在曹魏的基础上，重“置博士十九人”，又“选张华、刘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49]。重新遴选博士，又任命大臣督导，无疑可以保障教学质量。

最后，新设国子学。必须提到的是，太学生的政治倾向也让当权者忧虑。司马昭杀嵇康时，三千太学生为嵇康请愿。虽然最终处决了嵇康，司马昭却无法忽视太学生给其带来的政治压力。基于革除太学浮华的积弊和“避免太学滑出皇权的轨道”[50]的考虑，咸宁二年（276）司马炎设立了国子学。《宋书》卷三十九：“晋初复置国子学，以教生徒，而隶属太学焉。”[51]可见，国子学并非独立于太学的新机构，而是改造太学的新班级。

在遴选教师的问题上，有曹魏“博士选轻”的教训，司马炎对国子学博士的选拔较为严格，往往亲自任命：

咸宁二年（276）任命曹志为国子博士诏：“鄄城公曹志，笃行履素，达学通识，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其以志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52]

咸宁四年（278）征朱冲为博士诏：“处士朱冲，履行高洁，经学修明，其征为博士。”[53]

太熙元年（290）以卢浮为博士诏：“卢浮修行明经，以为国子博士。”[54]

可以看出，以上的博士人选皆是“经明行修”，具有较高的素质。

对于执掌国子学的国子祭酒，更是拣选严格：

咸宁三年（277）以庾纯为国子祭酒诏：“议郎庾纯，笃志好古，敦说《诗》《书》，有儒行，宜训导国子。”[55]

咸宁末以刘智为国子祭酒诏：“南阳王师刘智，学行优著，其以智为国子祭酒。”[56]

显见，国子祭酒通常由大臣和宿儒担当，较有威信。

通过对中央官学的整顿，司马氏为晋初短暂的儒学复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弟子教育重经学

在教导子弟的问题上，最能看出统治者的用心。三国时，孙权让张昭教太子读《汉书》，刘备嘱咐尹默教刘禅《左传》，并在遗诏中称：“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57]显见，吴蜀两国君主更希望子弟从史书和子书中汲取为君治国的智慧，对儒家的经术似乎并不措意。当然，司马炎也未必笃信儒术，但至少在姿态上，他更倾向于用儒家的思想教导子弟。尤其是为子弟延师一事上，表现得比较充分。

泰始初，为乐安王鉴、燕王机选师友诏：“乐安王鉴、燕王机并以长大，宜得辅导师友，取明经儒学，有行义节俭，使足严惮。昔韩起与田苏游而好善，宜必得其人。”[58]

咸宁二年（276）征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诏：“男子皇甫谧，沈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其以谧为太子中庶子。”[59]

咸宁四年（278）征朱冲为太子右庶子诏：“东宫官属，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悦典籍者，其以冲为太子右庶子。”[60]

毋庸讳言，皇甫谧、朱冲是晋初著名的隐者，司马氏的征召有政治上的意图。但无可否认的是，二人皆笃于儒学。在诏令中，司马炎强调了“明经儒学”、“敦悦典籍”、“守学好古”几个条件，这表达出司马炎用儒学来教导子弟的愿望。而这种表态对于习儒传经的学者而言，无疑是当政者重视经学的信号。

杜预作为司马炎一朝的重臣，在此背景下撰写《集解》，无疑是锦上添花。因此，《集解》甫成，就受到司马氏的重视。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中：“蜜香纸以蜜香树皮叶作之，微褐色，有纹如鱼子。极香而坚韧，水渍之不溃烂。泰康五年，大秦献三万幅，尝以万幅赐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令写所撰《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以进，未至而预卒，诏赐其家令上之。”[61]尽管有学者质疑蜜香纸之事[62]，但《集解》得到官方认可则是可以肯定的。

三 魏晋时期《春秋》三传的融合

西汉末以来，《左传》《公羊》两派学者在争立博士学官上势同水火。但随着《左传》的影响日广，三传融合的态势不断加强。新近成都出土的汉顺帝阳嘉二年（133）《李君碑》载其：“演述三传，各数万言。”[63]可知李君三传并治，且皆有著述。而且从汉末郑玄经注[64]、高诱的诸子注、应劭《风俗通义》及孔融的奏疏等来看，未见其将《左传》《公羊》对立起来，他们有时甚至三传并用。譬如，孔融《上三府所辟称故吏事》云：“臣惟古典，《春秋》‘女在其国称女，在途称妇’，然则在途之臣应与为比。《穀梁传》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三公之吏，不得以未至为差。狐突曰：‘策名委质，二乃辟也。’奉命承教，策名也。昔公孙婴齐卒于貍蜃，时未入国，鲁公以大夫之礼加焉。《传》曰：‘吾固许之返为大夫。’”[65]分析这段文字，“《春秋》‘女在其国称女，在途称妇’”出自《公羊传》隐二年，所引《穀梁》语在《穀梁传》僖九年，而狐突之语出自《左传》僖二十三年，而“《传》云：‘吾固许之返为大夫’”出自《公羊传》成十七年。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孔融先以“《春秋》”指《公羊传》，后又以“传”称《公羊传》，显然未以《春秋》专属《公羊传》。曹魏时期，郑玄的高足孙炎更是兼治《春秋》三传。由此可知汉末三传融合的风气。

与此同时，汉魏之际《左传》《公羊》两派学者间的争斗也未消歇。孟光好《公羊》常驳斥《左传》。《三国志·孟光传》：“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每与来敏争此二义，光常譊譊讙咋。”[66]孟光、来敏为《公羊》《左传》互相诋毁，可想见当时二传在蜀汉的激烈争斗。曹魏的情况也大体相似。钟繇好《左传》，而严幹精于《公羊》，两人虽为上下臣属，但也不肯相让。《三国志·裴潜传》裴注：“司隶钟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故数与幹共辩析长短。繇为人机捷，善持论，而幹讷口，临时屈无以应。繇谓幹曰：‘公羊高竟为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为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67]魏晋间《左传》学者袁准也对《公羊》持否定态度，《太平御览》卷六百八云：“袁准《正论》曰：‘公羊高道听途说之书，欲以乡曲之辩，论圣人之经，非其任也。’”[68]可见，在三国时期，《左传》《公羊》竞争之激烈。

应该说，汉魏时三传间的融合与斗争是并行共存的。沈玉成指出：“《春秋》学中出现了汉、魏所没有的特点，即调和三传的倾向”[69]，此说可能并不全面。而这一判断可能基于《晋书·儒林传》，因此我们仍须对正史儒林传保持警惕。

刘兆“武帝时五辟公府，三征博士，皆不就。安贫乐道，潜心著述，不出门庭数十年。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涂，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调人之官，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皆论其首尾，使大义无乖，时有不合者，举其长短以通之。又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公羊》《穀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70]。显然，刘兆目睹了汉魏以来三传纷争的现实，有意识地调和三传，故作《春秋调人》。即使注解《左传》也尽量将《公羊》《穀梁》解诂纳入其中。而氾毓、范隆亦踵武刘氏。

氾毓“合《三传》为之解注，撰《春秋释疑》《肉刑论》，凡是述造七万余言”[71]。

范隆“博通经籍，无所不览，著《春秋三传》，撰《三礼吉凶宗纪》，甚有条义”[72]。

学者们希望打破今古文门户，融合《春秋》三传的做法，对于地位日益升高的《左传》不利。而且，这直接威胁到杜预建构以《左传》为中心的《春秋》学。因此，在《集解》中，杜氏表示出强烈的排斥二传立场。首先，杜预批评前贤以二传乱《左氏》家法：“更肤引《公羊》《穀梁》，适足自乱”，并强调自己“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73]。其次，利用汲冢的出土文献来证明《左传》的合理性，并以此打击二传。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异于《公羊》《穀梁》，知此二书，近世穿凿，非《春秋》本意审矣。”[74]最后，在《春秋释例》中，杜预更是多次批评二传。如《春秋释例·执大夫行人例》：“郑祭仲之如宋也，非会非聘，与于见诱，而以行人应命，不能死节，挟伪以篡其君，故经不称行人，以罪之也。伯、仲、叔、季固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为名者。而《公羊》守株，专谓祭氏以仲为字，既谓之字，无辞可以善之，因托以行权。人臣而善其行权逐君，是乱人伦坏大教也。”[75]杜氏认为《公羊》表彰人臣行权以臣逐君，是败坏人伦伤于礼教的荒谬主张。通过强化《集解》中的君臣观念，驳斥二传的谬误，为《左传》发展廓清道路。事实上，自东汉以来，古文经学者就强调《左传》有“尊君抑臣”的思想，借此来抬高《左氏》的地位。贾逵上汉章帝《左氏传长议》曰：“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善，至明至切，至直至顺。”[76]杜预延续了贾逵的思路，通过宣扬《左氏》有若干利于执政者的思想，进而在争取统治者的支持方面占得先机。

因此，在调和三传的声音逐渐高涨时，杜预推出了以《春秋经传集解》和《春秋释例》为主的《左传》研究著作，此后，以左氏学为中心的《春秋》学正式确立，《左传》的地位从此稳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