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创作中期
时间从1937年夏张爱玲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毕业至1952年离开大陆这期间近15年的创作历程。自1943年1月，张爱玲就开始在《二十世纪》陆续发表散文，同年5月，以《沉香屑·第一炉香》正式登上文坛，引起广泛关注，并开始文学创作生涯。在此之前，即张爱玲在1937年夏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到1943年正式登上文坛这段时间，除了1938年在《大美晚报》发表关于软禁的英文散文，以及1940年以《天才梦》获得《西风》月刊创刊三周年纪念征文名誉奖第三名，基本没发表作品，张爱玲说自己到香港去读书，“歇了三年光景没有用中文写东西。为了练习英文，连信也用英文写”[30]。不过，张爱玲在此期间虽然创作较少，却经历了两件大事，即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后不久被父亲囚禁半年，以及后来在香港求学经历港战，这两件大事毋庸置疑对张爱玲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不善交际，生活在自我中的张爱玲来说，遭遇囚禁和经历港战不仅使她对世事的认知发生变化，也给她的创作带来深远影响，应该指出，这种潜在的思想资源，对推动张爱玲创作中期即创作盛年的到来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创作初期，我们曾谈及张爱玲文本中所蕴含的对时间流逝、生命变迁的敏感体认，指出由于年龄、经历的限制，张爱玲在当时的认识还主要是一种漂浮着的朦胧感悟，那么到了创作中期，在遭遇囚禁、历经港战之后的张爱玲，对时间、生命的认识则有了一种厚重感，并扩至广阔的人类视野，同时因融入自己的经历和感悟，文字中渗透出一种彻骨的荒凉感。换言之，如果说在创作初期，张爱玲只是敏感地在文本中抒发对时间流逝、生命变迁的感触情怀，那么到了创作中期，这种感受则更多沉淀在了思想深处，成为切己的定然存在，对个体生命的感悟也更为真切。与创作初期相比，这一时期的创作无论是思想感悟，还是风格表征，都厚重很多，张爱玲不再如初期少女般呻吟叹息，而是成了一个苍凉女子，将自己深刻触摸过的生命印痕注入文本底层，用文字拼唱出一首首苍凉之歌。
纵观这15年的创作，张爱玲除了延续创作初期对时间流逝、生命变迁的关注，以及在艺术手法上对景物和心理描写、结构的重视，对女性情怀的深刻洞察与反省，也是承续初期创作而来。而且在这15年间，因为张爱玲曾置身于情感与生命的飞扬中，更历经其中的跌落、无奈与酸楚，所以对女性、对情感的表达显得更为真切。和囚禁与港战给张爱玲的整个中后期创作都带来深远影响一样，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相识恋爱也同样在她的创作中打下烙印。由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情感故事在张爱玲正式登上文坛时并没有发生，我们发现，以1944年2月初[31]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相知，以及1946年2月张爱玲到温州寻胡兰成为界线，可以将张爱玲的创作中期分为三个阶段，张爱玲在这三个不同阶段创作的文本内容均有微妙变化，这与她当时所历经的生活情感故事密切相关。对于与人交往不多，非常注重和珍惜自己内心体验的张爱玲来说，当然会不由自主地在创作中融入切身的体验感悟。
学界关于张胡之恋给张爱玲创作影响的分析有代表性的，是司马新在《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第三章“半生缘不了情”中对《多少恨》的分析。认为《多少恨》中虞家茵与张爱玲年龄相仿、自食其力，张爱玲的原名是煐，“于是，煐就变为家庭中的茵或家茵。那个染有老派上等人恶习的父亲形象以及可怕的后母形象，都是爱玲家庭生活中所熟悉的。夏比家茵大十岁，与张和胡的年龄差大致相当”[32]，以及“在小说中对夏太太无情的描写，看来正是张对斯太太含有敌意的态度”[33]。除了这些表面的相似，司马新还进一步指出，由于“1946年或1947年初写这篇小说时，张爱玲正面对着她第一次婚姻不可避免的破裂，并因此给她带来了痛苦，对她来说，胡多次背叛她的事实是难以使她无动于衷的，于是，通过—种变形过程，只把胡兰成身上有吸引力的部分，投影到了小说中的主角夏先生身上。使夏先生变成值得女主人翁为他奉献爱心的人”[34]。因此，“《多少恨》便是这种梦境般变形的明证，它是张在严重的个人危机中将情感升华的结果。当她在婚姻中受挫时，通过小说里改造真实生活中的事件，使自己取得安慰和支配力”[35]。这是精湛而细腻的剖析，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接下来主要以张胡之恋为切入点来看张爱玲的中期创作流变，分析张爱玲在恋爱之前、之中及之后的情感变化给她的创作所带来的微妙变化，以此纵览张爱玲的中期创作历程，并结合一些代表性篇目进行分析，窥探张爱玲如何将一己体验融入创作之中，展开一个丰富而细腻深重的文本世界。
以1944年2月初为分界线，张爱玲在创作中期第一阶段，即1937年夏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毕业至1944年2月初与胡兰成相识之前发表的主要作品有《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金锁记》《年青的时候》《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必也正名乎》《烬余录》，以及一些英文散文创作等。[36]此时的张爱玲刚从香港回到上海不久，香港三年的生活，让张爱玲切身感受到强烈的中西文化碰撞，并自觉地以一种他者的眼光来观察和思考问题，而且港战经历让张爱玲对生命的感悟更为直接，这在她的散文和小说中都有体现。
以散文来说[37]，第一阶段的创作具有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注重中西对比，以一种他者的眼光来看中国和中国人，而且往往涉及大角度问题的探讨。如《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讲到中国的写实派新戏剧，以及“中国人对于生理作用向抱爽直态度，没有什么不健康的忌讳，所以乌盆里的灵魂所受的苦难，中国人对之只有恐怖，没有憎嫌与嘲讪”[38]，“中国人的幽默是无情的”[39]，“拥挤是中国戏剧与中国生活里的要素之一”[40]。《更衣记》则通过衣服变迁看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41]。《必也正名乎》虽然是由自己的名字谈起，但同样扩展到对中国人及文明等问题的探讨上，“回想到我们中国人，有整个的王云五大字典供我们搜寻两个适当的字来代表我们自己”[42]，“中国是文字国。皇帝遇着不顺心的事便改元，希望明年的国运渐趋好转。本来是元武十二年的，改叫大庆元年，以往的不幸的日子就此告一结束。对于字眼儿的过分的信任，是我们的特征”[43]。张爱玲不仅以他者的眼光来看中国，同时也保持以适当的距离来看生活中周围的人和事，如《到底是上海人》讲到为上海人写香港传奇，“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44]，以及《道路以目》文如其名，即是以“看”打量周边的一切。
第二，对女性问题的关注。虽然张爱玲此时并没有专门探讨女性的散文创作，但在相关问题的分析时，总牵涉到女性生存。如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认为“红鬃烈马”描写了男性的自私，因为“薛平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地将他的夫人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作践完了，然而他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45]。这和张爱玲在创作初期对《霸王别姬》中虞姬的分析是一脉相承的。在《更衣记》中，虽然分析的是女性服饰的变迁，但张爱玲并不局限于此，而是从中扩展，指出20世纪20年代的女人，“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46]。“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47]在《公寓生活记趣》中讲到公寓生活的特殊优点时，又不禁写道：“篾篓子的本身的美不就够了么？我这并不是效忠于国社党，劝诱女人回到厨房里去。不劝便罢，若是劝，一样的得劝男人到厨房里去走一遭。”[48]《必也正名乎》中说道：“乳名是大多数女人的唯一的名字，因为既不上学，就用不着堂皇的‘学名’，而出嫁之后根本就失去了自我的存在，成为‘张门李氏’了。”[49]
第三，对日常生活的喜爱。《道路以目》以一种惊喜的眼光看道路街边的生活景致，从各种平凡琐事中感受快乐和发现美，看似平凡的生活琐事因有人的存在而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公寓生活记趣》中讲到公寓生活的诸多乐趣，听到的市声也很是亲切。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喜爱，在很大程度上与张爱玲之前不久的港战经历有关，在《公寓生活记趣》中，张爱玲曾提到这种战后的恐怖情绪：公寓的热水管系统，“拉长了半晌之后接着‘訇訇’两声，活像飞机在顶上盘旋了一会，掷了两枚炸弹。在战时香港吓细了胆子的我，初回上海的时候，每每为之魂飞魄散”[50]。虽然心有余悸，但因为曾受到死亡的直接威胁，所以对能够拥有生命，能够继续活着，感到是多么喜悦和值得珍惜，“许多身边杂事自有它们的愉快性质”[51]。一如在《烬余录》中所写到的，战争结束后，“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这些又是我们的了。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52]虽然这种经历让张爱玲在书写这种存在之喜悦的同时，文字中更潜隐着对时间流逝、个体生命变迁的深重体认，因为生命只有一次，生命的飘逝是无可把握的，不禁让人悲伤，但也就是因为认识到只有一次，所以日常生活琐事才这样让人无限喜爱，“成天汗流浃背惶愧地骂自己‘该死’的人，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拣那可喜之处来看看也好”[53]。
与散文创作相类似，第一阶段的小说创作，也有对中西杂糅对比及冲突的表现，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梁太太客室的摆设，“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可是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54]，以及薇龙在玻璃门里瞥见自己的影子，“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55]；《沉香屑·第二炉香》中，“往往有一两个脾气躁的老头子会气吁吁地奉劝大家不要忘了维持白种人在殖民地应有的声望”[56]；《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对白流苏说：“我的确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直到最近几年才渐渐的中国化起来。可是你知道，中国化的外国人，顽固起来，比任何老秀才都要顽固。”[57]
此外，第一阶段的小说创作同样延续了对女性问题的关注，虽然很多论者对张爱玲文本中所蕴含的深厚女性意识做了精彩阐释，但若结合张爱玲此阶段的诸多创作，可以发现其中还蕴含一个重要主题，即少女成长故事。《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愫细、《茉莉香片》中的言丹朱、《心经》中的许小寒、《封锁》中的吴翠远、《金锁记》中的长安，以及《年青的时候》中的沁西亚，这些女性构成了张爱玲此一阶段创作中的女性人物形象长廊。虽然张爱玲并没有展现她们的整个成长历程，只是截取当中的一个片段，但在这些苍凉故事中，已折射出女性成长的艰辛。不管她们是已经独立工作，如吴翠远、沁西亚，还是在求学，如言丹朱、许小寒；不管她们是走向婚姻，如愫细、葛薇龙，还是最后放弃求学和恋爱而拘守在旧家庭，如长安，最后的结局都是苍凉的。她们成长的过程，大多是一个人的战争，远离家，没有父母的引领和教育，如葛薇龙、沁西亚；有的虽然有家，但家和父母在她们成长道路上的重要意义不但被消解，而且还桎梏着她们成长，如愫细、长安、许小寒、吴翠远。虽然她们或多或少地有过自我意识的觉醒，却无力获得可能导向自我完善和升华的成长契机，家庭、社会不但让她们找不到自我的位置，而且加剧了她们的自我迷失，最后只能在苍凉的情感故事中漂浮和迅速沉没：薇龙抛弃自我；许小寒爱上了不该爱的人；愫细扼杀了自己可能的幸福；言丹朱想帮聂传庆，但在黑夜中却被踢打；翠远在电车上空谈了一场恋爱；长安无奈地给自己的故事画上了一个苍凉的符号；沁西亚为结婚而结婚，生活并没有给她带来美好。这种成长的困惑艰辛与当时社会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也与她们的家庭经历及自身有关，张爱玲在这些少女成长故事中，注入了自己的成长体验与情感关照，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触碰到张爱玲本人成长中的沉重与辛酸，父爱母爱的缺失，时代的动荡，饱浸在文本字句之中，发人深思。
总而言之，创作中期第一阶段的张爱玲，真可谓天才奇女，在曼妙年华就以不凡创作扬名文坛，可以想象，此时的她，生活态度是积极而自信的，对生活充满热爱，写作梦想的实现给了她极大的喜悦与成就感，从此一阶段的散文创作中也可感受到，基调并不过于沉郁，节奏是明快的。虽然在小说中，仍可触摸到文本深处的苍凉，但此时在文坛上的巨大成功，无疑会暂时冲淡张爱玲内心深处的感伤，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她的“失落感”。不过，虽然张爱玲用文字刻画出一幅幅女性生活图景，此时的她在实际生活中却还没有经历爱情，直至1944年2月初胡兰成在她现实生活中的出现。
创作中期第二阶段的时间范围即从1944年2月初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至1946年2月张爱玲到温州寻胡兰成。如果说第一阶段主要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丰收期，其代表作品基本是在此一阶段产生的，那么相比之下，第二阶段主要是张爱玲散文创作的丰收期，小说创作则在数量上有所不及。小说创作需要更多的构思，散文创作则相对随兴，很多时候心情所致提笔书写，一气呵成，想必张爱玲此时诸多的散文创作与她当时正在历经的恋爱有关。在创作中期第二阶段，张爱玲主要的散文创作有《谈女人》《论写作》《爱》《有女同车》《走！到楼上去！》《童言无忌》《造人》《夜营的喇叭》《被窝》《打人》《私语》《说胡萝卜》《自己的文章》《诗与胡说》《写什么》《炎樱语录》《忘不了的画》《谈音乐》《谈跳舞》《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罗兰观感》《气短情长及其他》《“卷首玉照”及其他》《双声》《吉利》《我看苏青》《姑姑语录》等。具体来说，第二阶段的散文创作具有如下特征[58]。
第一，对女性和爱等问题的直接探讨。1944年3月发表的《谈女人》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后不久发表的第一篇散文，也是张爱玲以女人的身份面对自己，从《谈女人》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张爱玲的笔调是轻扬的、俏皮的。《爱》的故事来源于胡兰成的告知，文末的一段话宛若张爱玲对自己与胡兰成相识的一种柔情描述：“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59]在《有女同车》中则不禁感叹：“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60]
第二，关于写作。张爱玲在《论写作》《写什么》《自己的文章》《诗与胡说》《走！到楼上去！》和《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等文章中都说到自己的写作生活及对创作的看法，这与她当时在文坛的盛名有关。
第三，关于自己生活及亲友的文字。如《童言无忌》和《私语》对童年生活的回顾，《气短情长及其他》《“卷首玉照”及其他》《夜营的喇叭》《打人》和《双声》对自己现实生活的点滴记录，《炎樱语录》《吉利》《我看苏青》和《姑姑语录》《说胡萝卜》则是有关亲友的叙说文字。
第四，关于艺术的探讨，从《忘不了的画》《谈音乐》《谈跳舞》等文章中可以察看到张爱玲对各类艺术敏锐而不俗的感受力。不难发现，如果说第一阶段的散文创作主要关注的是中西对比，那么第二阶段则更多地指向了自身，也更多地指向女性生存，张爱玲在散文中谈爱和女性，关注写作和艺术，回忆童年和亲友，生活叙写是显著特色。
除了生活叙写，第二阶段的创作也总弥漫着对时光流逝、生命变迁的敏感感伤，“我们的天性是要人种滋长繁殖，多多的生，生了又生。我们自己是要死的，可是我们的种子遍布于大地”[61]，“头上是不知道倦怠的深蓝的天，上下几千年的风吹日照，而人生是不久长的。”[62]“晚上坐在火盆边，那火，也只是灰掩着的一点红；实在冷，冷得瘪瘪缩缩，万念俱息。手插在大襟里，摸着里面柔滑的皮，自己觉得像只狗。偶尔碰到鼻尖，也是冰凉凉的，像狗”[63]，特别是在《我看苏青》中，文字处处夹杂苍凉。囚禁和港战经历所带来的苍凉感悟一直沉潜在张爱玲思想深处，1943年的成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冲淡了她的“失落感”，张胡之恋也曾带给张爱玲短暂的快乐，从上文所列举的散文创作中可窥见一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时间流逝、生命变迁的感伤体悟又开始慢慢渗入张爱玲思想中，而且随着张胡之恋的合与分而愈发深重。1944年11月胡兰成去武汉办报，随后与小周相恋，1945年3月，胡兰成回到上海，并明白告知张爱玲他与小周的相恋故事，《我看苏青》发表于胡兰成此次回上海之后的1945年4月。可以想象张爱玲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的低落心情，字句中流露出低沉而无奈的感伤，“我们这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蒂克的。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64]，“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65]。虽然题为谈苏青，却不由自主地说到自己，正在遭遇的情感伤痛让张爱玲无法掩抑住内心的悲凉，而且过往的悲凉感伤齐集而来：回忆自己在香港读书时发奋用功，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最后却由于战争而使理想破灭，“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了，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一个人坐着，守着蜡烛，想到现在，近两年来孜孜忙着的，是不是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我应当有数”[66]。当中“注定了要被打翻的”所意涵的不仅有她的文学创作，更包含对情感所怀抱的温暖期待，而今这一切却似乎都要和读书理想破灭一样付诸东流了，“我应当有数”虽不失理性之词，却是无奈的自我劝慰，“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平安”[67]。
应该说，张胡之恋对张爱玲的影响是深重的，不仅让张爱玲对女性自我的感受更为深沉和真切，文风也愈发苍凉，这在第二阶段的小说创作中有鲜明体现，此一阶段主要的小说创作有《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散戏》《殷宝滟送花楼会》《桂花蒸 阿小悲秋》《等》《留情》《创世纪》等。在第一阶段的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虽然有上海，但大多是在香港，张爱玲那时还带着从香港回来的新鲜记忆，注重中西对比，而且虽然在第一阶段写了诸多爱恋故事，但那时在现实中的张爱玲却还未有切身的恋爱体验，可以说是带着对爱情的空幻体验，以天才般的生花妙笔，叙述和书写了一个个女性情感故事。到了第二阶段，张爱玲笔下的主要故事场景被安放在了上海，此时的张爱玲回到上海已有一段时间，香港回忆虽不会全然消逝，但随着时间推移也有所淡化，而且此一阶段的张爱玲，在现实中正在经历一场确确实实的男女爱恋，这种恋爱的情绪起伏在张爱玲的文本中有或隐或显的体现。
《鸿鸾禧》发表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相恋后不久，从这篇小说中，似乎可以看到张爱玲创作时心情很好，语气诙谐，除了其中偶尔的几个片段，如写玉清像白骨、照片似鬼魂，蕴含女子对婚姻未来的不确定感之外，读完全篇会忍俊不禁。对新郎大陆的态度虽未表明，但并无贬抑之笔，男主角形象似乎明朗起来，而且相较之前，这篇小说虽也有讽刺，却相对轻松，特别是在小说的结尾处，读完让人莞尔一笑，而不像其他的小说结尾一样充满低茫之感。
同时，与张爱玲本人的情感体验大致对应的是，第一阶段的小说创作关注的大多是未婚女性及婚前状态，如《茉莉香片》中的言丹朱，《心经》中的许小寒，《封锁》中的吴翠远，《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年青的时候》中的沁西亚。[68]但第二阶段小说创作中的女主角却大多是已婚妇女，展现的是婚后状态，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散戏》中的南宫婳，《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的阿小，《等》中的庞太太、奚太太、童太太，《留情》中的敦凤。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如上面提到的《鸿鸾禧》中的玉清是一个准新娘，以及《殷宝滟送花楼会》和《创世纪》中的殷宝滟与匡潆珠则是尚未走进婚姻的少女。但耐人寻味和值得探讨的是，殷宝滟和匡潆珠虽然是未婚少女，她们却都与一位有妇之夫发生了情感纠葛，而这一情节内容却是第一阶段所不曾着力关注的。如在第一阶段的《心经》和《封锁》中，虽然有与之形似的情节，如许小寒与她父亲，以及许小寒父亲与凌卿，《封锁》中吴翠远与吕宗桢，但《心经》主要表现的是恋父情结，许小寒父亲与凌卿的故事也只是文本中三言两语的点染，读者看不到凌卿在这场所谓恋爱故事中的心理感受，以及《封锁》中吴翠远与吕宗桢也只是在类似真空环境中的恋爱虚幻曲，并没有真的开始恋爱生活。而在《殷宝滟送花楼会》和《创世纪》中，我们却可以明显捕捉到处于这种尴尬恋爱情境中女性细腻的情感心理，以及对这种恋爱故事内容的铺展叙说，不妨猜想，这当中包含了张爱玲本人对自己与胡兰成恋爱的情感体验。
《殷宝滟送花楼会》中殷宝滟和罗潜之由文学而结识，罗潜之对殷宝滟的主动，以及殷宝滟在与罗潜之交往过程中对罗潜之的大度和对他夫人的不屑，“潜之的太太渐渐知道宝滟并没有勾引她丈夫的意思。宝滟的清白威胁着她，使她觉得自己下贱、小气”[69]等情节内容，在一定层面上照应着现实中的张胡之恋。据胡兰成《今生今世》中的相关内容，胡兰成和张爱玲因文学而结识，“翻到一篇《封锁》，笔者张爱玲，我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见了胡金人，我叫他亦看，他看完了赞好，我仍于心不足。我去信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70]。胡兰成对张爱玲主动追寻，“及我去上海，一下火车即去寻苏青。苏青很高兴，从她的办公室陪我上街吃蛋炒饭，随后到她的寓所。我问起张爱玲，她说张爱玲不见人的。问她要张爱玲的地址，她亦迟疑了一回才写给我，是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翌日去看张爱玲”[71]。张爱玲在自传性小说《小团圆》中对张胡之恋也有类似叙述：“‘有人在杂志上写了篇批评，说我好。是个汪政府的官。昨天编辑又来了封信，说他关进监牢了。’她笑着告诉比比，作为这时代的笑话。起先女编辑文姬把那篇书评的清样寄来给她看，文笔学鲁迅学得非常像。极薄的清样纸雪白，加上校对的大字朱批，像有一种线装书，她有点舍不得寄回去。”[72]“此后到上海来的时候，向文姬要了她的住址来看她。”[73]写到九莉对邵之雍妻子绯雯的态度：“九莉对她完全坦然，没什么对不起她。并没有拿了她什么，因为他们的关系不同。”[74]
从上述相关内容的对照中，我们可以捕捉到殷宝滟与罗潜之故事中所折射出的些许张胡之恋印痕。《殷宝滟送花楼会》发表于1944年11月，当时张爱玲与胡兰成已经相恋但尚未结婚[75]，虽然尚未结婚，但已经爱上，却总是渴望婚姻的，而且对爱也是自私的，张爱玲在《双声》中说道：“随便什么女人，男人稍微提到，说声好，听着总有点难过。”[76]所以即便张爱玲在胡兰成面前表示只要曾经拥有就好，如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所写的那样：“我已有妻室，她并不在意。再或我有许多女友，乃至挟妓游玩，她亦不会吃醋。她倒是愿意世上的女子都欢喜我。”[77]“还有一次她来信说：‘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78]但那其实是张爱玲知道胡兰成一时给不了自己一个安稳的家，而只好强作洒脱之语来淡化内心的无奈感伤。这种情绪在《小团圆》中也有相应流露，虽然九莉说自己不妒忌邵之雍过去的人，或是将要成为过去的，但“在同一封信里她又说：‘我还是担心我们将来怎么办。’他回信说：‘……至于我们的婚姻，的确是麻烦。但是不愉快的事都让我来承担好了。’”[79]以及后来，当邵之雍告诉九莉“带了笔钱来给绯雯，把她的事情解决了”[80]的时候，文章这样写道：
九莉除了那次信上说了声“担心我们将来怎么办”，从来没提过他离婚的事。但是现在他既然提起来，便微笑低声道：“还有你第二个太太。”是他到内地教书的时候娶的，他的孩子们除了最大的一个儿子是亡妻生的，底下几个都是她的。后来得了神经病，与孩子们住在上海，由秀男管家。“因为法律上她是你正式的太太。”
“大家都承认绯雯是我的太太。”
“不过你跟绯雯结婚的时候没跟她离婚。”
“要赶她出去是不行的！”
她笑了：“不过是法律上的手续。”随即走开了。[81]
从最后一句话中可以看出，九莉在知道邵之雍可以离婚的时候，还是渴望与他走进婚姻的，在此之前之所以不提，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她知道之雍，没有极大的一笔赡养费，他也绝不肯让绯雯走的”[82]，而且也因为女性的自尊，希望男方主动提出结婚，“她也从来不去提醒他，就像他上次离婚的事一样，要看他的了”[83]。
在《殷宝滟送花楼会》中，殷宝滟对与罗潜之的未来也没有什么期许，没有想到婚姻，而且殷宝滟对罗潜之的感情有些不置可否。但细读文本，可以发觉殷宝滟对罗潜之还是有一定情感的，虽然最后殷宝滟否定了与罗潜之的可能：“他就是离了婚，他那样有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呢？”[84]但这句话却是在“她想了半天”[85]后回答的，当中夹杂殷宝滟对自己情感的一种掩饰和护卫。而且殷宝滟与罗潜之之间不了了之的最大触因是由于殷宝滟得知罗太太当时已经怀有3个月的身孕。在交往6年之久，得到的却还是这样一个消息，不论心理还是情感都是难以接受的，“她走了出来，已经是晚上了，下着银丝细雨，天老是暗不下来，一切都是淡淡的，淡灰的夜里现出一家一家淡黄灰的房屋，淡黑的镜面似的街道。都还没点灯，望过去只有远远的一盏灯，才看到，它眨一眨，就熄灭了”[86]。如果罗潜之坚决一点，而且最后罗太太没怀有身孕，那么殷宝滟与罗潜之的故事将如何延续呢？何况殷宝滟对罗潜之是有好感的，张爱玲在1983年对《殷宝滟送花楼会》的补写中说道：“她对他的态度本来十分矛盾。”“而且女人向来以退为进，‘防卫成功就是胜利’。抗拒是本能的反应，也是最聪明的。只有绝对没有可能性的男子她才不防备。她尽管可以崇拜他，一面笑他一面宠惯他照应他，一个母性的女弟子。于是爱情乘虚而入——他错会了意，而她因为一直没遇见使她倾心的人，久郁的情怀也把持不住起来。……结果对方误会了，自己也终于卷入。”[87]张爱玲认为，“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88]，“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总得带点崇拜性”[89]。殷宝滟对罗潜之也是带着一种崇拜感的：“罗先生他真是鼓励了我。”[90]“他是美国留学的，欧洲也去过，法文、意大利文都有点研究。”[91]后来殷宝滟在对“我”叙说她与罗潜之的分手结局后，“她带着笑叹息了”[92]，“凄清地微笑着”[93]，“眼睛里却荒凉起来”[94]，字句之中流露出殷宝滟对这段情感的无限怅惘。或许是因为当时对现实苦痛的不知所措，让张爱玲在这篇小说的人物创作和故事表现上投注了她自己也无法判断理清的情感纠葛。
如果说《殷宝滟送花楼会》所呈现的还只是这种恋爱故事的大体轮廓，对当中女性心理的描写还相对隐秘，那么到了《创世纪》中，则有了相对明晰的表现。虽然很多论者注意到了张爱玲在这篇小说中对自己家族的回忆，却忽略了张爱玲在匡潆珠与毛耀球故事中所注入的情感感受，特别是对匡潆珠在这场恋爱故事中的细腻心理叙说，耐人寻味。
《创世纪》发表于1945年，张爱玲当时已知晓胡兰成与小周恋爱。和《殷宝滟送花楼会》中的罗潜之一样，在毛耀球身上，也有胡兰成的影子。毛耀球与匡潆珠相识以后，“他天天来了”[95]，对匡潆珠主动追求，以及他们之间有照片的故事，“他再三叮嘱，对这张照片表示最大的兴趣”[96]。此外，毛耀球对以往恋爱毫不避讳，又不断示爱，“我对匡小姐，实在是非常尊重的。现在像匡小姐这样的人，实在很少”[97]，“匡小姐，你同我认识久了，会知道我这人，别的没什么，还靠得住。女朋友我有很多，什么样人都有，就没有见过匡小姐你这样的人”[98]。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说自己与张爱玲认识后，“从此我每隔一天必去看她。才去看了她三四回，张爱玲忽然很烦恼，而且凄凉。女子一爱了人，是会有这种委屈的。她送来一张字条，叫我不要再去看她，但我不觉得世上会有什么事冲犯，当日仍又去看她，而她见了我亦仍又欢喜。以后索性变得天天都去看她了”[99]，以及“因我说起登在《天地》上的那张照相，翌日她便取出给我”[100]。这些情节在《小团圆》中也有相应叙述，邵之雍与九莉认识之后“他天天来”[101]，九莉“她有两张相片，给他看，因为照相没戴眼镜，她觉得是她的本来面目。有一张是文姬要登她的照片，特为到对门一家德国摄影师西坡尔那里照的，非常贵，所以只印了一张。阴影里只露出一个脸，看不见头发，像阮布然特的画。光线太暗，杂志上印得一片模糊，因此原来的一张更独一无二，他喜欢就送了给他”[102]。可以看出，匡潆珠与毛耀球的情感故事或多或少点染了现实中的张胡之恋。
不过，《创世纪》中最值得探讨的是匡潆珠的情感心理，主要表现在她对毛耀球的矛盾态度上。一方面，匡潆珠对毛耀球发生了感情，觉得两人相处时间的珍贵，“不知为什么，和他来往，时时刻刻都像是离别。总觉得不长久，就要分手了”[103]。但由于毛耀球的已婚身份，让匡潆珠自觉这样的爱是无结果的，所以极力否认，“对别人，她总是把一切都推在毛耀球惊人的意志力与口才上：‘你不知道他的话有那么多！对他说‘不’简直是白说吗！逼得我没有法子！’”[104]从理智上说，匡潆珠知道毛耀球是不值得爱的，如文中借那位来寻找毛耀球的女人的话，显示毛耀球在恋爱上的极不忠诚，她对匡潆珠说：“这位小姐，你代我讲给外国人听，几时看见他，替我带个话——不是我现在还稀罕他，实在是，我同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也叫没有办法了，不然的话，这种人我理也不要理他，没良心的！真也不懂为什么，有的女人还会上他的当！已经有一次了，我搬出来没两天，他弄了个女朋友在房间里，我就去捉奸。就算是没资格跟他打官司，闹总有资格闹的！不过现在我也不要跟他闹了，为了肚里的孩子，我不能再跟他闹了——女人就是这点苦呀！”[105]但纵是这样，在情感上还是无法彻底割舍。文中有一个细节将匡潆珠对毛耀球想拒绝但又不忍拒绝的矛盾心理做了很好的表达：毛耀球送蛋糕给潆珠，潆珠带回家之后，对妹妹们说是毛耀球一定要她带回来的，潆华说潆珠下回可以给他个下不来台，省得老是纠缠个不完，潆珠是这样回答的：“我不是没有试过呀！你真跟他发脾气，他到底没有什么不规则的地方，反而显得你小气，不开通。你跟他心平气和地解释罢，左说右说，他的话来得个多，哪里说得过他？”[106]潆珠虽极力表明自己的无动于衷和被动，但在言语之中又流露出对毛耀球的袒护和好感，“原来他费了一番心，打听他们总是哪家买点心的，特为去定的。后来又捧了个同样的蛋糕在门口等着我，叫我拿回来请家里的弟弟妹妹，说：‘不然就欠周到了。’”[107]带有一种嗔怪的语气。但即便这样，潆珠心里泛起更多的依旧是爱的惘然和犹豫，“蛋糕里夹着一层层红的果酱，冷而甜。她背过身去面向窗外拿着一块慢慢吃着，心里静了下来，又有一种悲哀。几时和他决裂这问题，她何尝不是时时刻刻想到的。现在马上一刀两断，这可以说是不关痛痒，可就是心里久久存着很大的惆怅。没有名目的。等等罢。这才开头的，索性等它长大了，那时候杀了它也是英雄的事，就算为家庭牺牲罢，也有个名目。现在么，委屈也是白委屈了”[108]。或许是因为家中一直没有爱，“一等到有了弟弟，家里谁都不拿她当个东西了，由她自生自灭，她也就没那么许多花头了，呆呆地长大，长到这么大了，高个子，腮上红喷喷，简直有点蠢。家里对她，是没有恩情可言的。外面的男子的一点恩情，又叫人承受不起。不能承受。断了的好。可是，世上能有几个亲人呢？”[109]所以当拥有一点点微薄、明知无望的不可靠的爱时，也不忍心挥别，“走两步又回来，一步一回头，世上能有几个亲人呢？”[110]
不妨猜想，匡潆珠对毛耀球的矛盾态度饱含了当时张爱玲本人对胡兰成的情感体验。纵观《创世纪》全篇，对毛耀球人品的表现是模糊的，我们读不到作者对他的直接评价。虽然在旁人的叙述中，毛耀球是一个花心、不负责任的人，但在匡潆珠眼中，他是一个细心、坦率、敢爱的男子。由于没有作者的直接评价，使读者也难以对毛耀球下定论，看不清毛耀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模糊之感同样表现在《殷宝滟送花楼会》中的罗潜之身上。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看不清也是张爱玲在现实生活中对胡兰成的看不清。在与胡兰成相处时，胡兰成的确是能给张爱玲的生活和创作带来欢喜的，而且也是坦率、细心体贴和有才华的，但在与胡兰成分隔两地时，张爱玲所感受到的胡兰成则是遥远的、不可把握的，也知道胡兰成是对爱不忠诚的。但因为爱上了，就容易幻化对方的形象，以为自己所直接感受和面对的就是真实的，所以一直挣扎在理智与情感的边缘。匡潆珠的很多感触应该说流露出了张爱玲在现实中情难断但内心又不断提醒和劝自己情要断的心理暗示，“这个人，她总觉得她的终身不见得与他有关，可是她要他知道，失去她，是多大的损失”[111]，“潆珠忽然有点怜惜的意思，也不一定是对于他，是对于这件事的怜惜。才开头……也不见得有结果的。她就是爱他，这事也难得很。何况她并不。才开头的一件事，没有多少希望，柔嫩可怜的一点温情，她不舍得斩断它。她舍不得，舍不得呀！呵，为什么一个女人一辈子只能有一次？如果可以嫁了再嫁，没什么关系的话，像现在，这人，她并不讨厌的，他需要她，她可以觉得他怀中的等待，那温暖的空虚，她恨不得把她的身子去填满它——她真的恨不得”[112]。这是张爱玲对自己当时与胡兰成恋爱在理智上要否决，在情感上却无法割舍的一种细切表达，在哪里还可以读到张爱玲这样温情的文字，这样细腻的叙说？若写也是精刮算计的情感内容。纵观张爱玲的整个中期创作，应该说匡潆珠是承载和流露张爱玲情感心绪最多的人物，在以后的文本创作中，我们几乎很难再找到张爱玲这样的描绘文字了。《创世纪》中匡潆珠对毛耀球拒绝后，就没有后文，全文以写祖母紫薇而告终，在一定程度上张爱玲是用写家族来疗伤，而之所以写匡潆珠对毛耀球的拒绝后没有下文，或许是张爱玲写不下去了，因为当时正置身情感中的张爱玲，对胡兰成还有感情，未彻底分手，还在苦痛中挣扎着。
除了《殷宝滟送花楼会》和《创世纪》，张爱玲在《等》与《留情》中也些许流露了自己的心绪情愁。[113]《等》看似是一群人在诊所里等候推拿，在一定层面上也夹含了太太对丈夫遥远的等候，以及对爱的担忧和无奈，奚太太对阿芳说：“我早猜着他一定是讨了小。本来男人离开了六个月就靠不住——不是我说！”[114]“本来男人的事就靠不住”[115]，“里边的情形你不知道，地位一高了自有人送上来的呀！真有人送上来！”[116]虽然这样，奚太太最后还是温柔地想起她丈夫，“将来，只要看见了他……他自己也知道他对不起我，只要我好好地同他讲……”[117]《留情》则满是沧桑，敦凤的心情、婚姻的尴尬处境，以及对婚姻的不安全感都包含一种无奈心声：“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118]不妨说，张爱玲将自己对胡兰成的牵挂与担忧，以及对胡兰成既已爱上却又无奈的情思感念融入了文本创作中，而题为《等》和《留情》，是否又意味着张爱玲对与胡兰成分别之后的等待，以及对过往美好情感的一种回味留念呢？
总体言之，与第一阶段相比，张爱玲第二阶段的男女恋爱写得更为感伤和怅惘，有沧桑之感，虽然在小说结构技巧上，不及前一阶段繁复。由于此时的张爱玲在现实中历经了真实的爱恋，这使她对女性情感和自我的体验观照落到实处，对女性的思考也更为真切，她将自己在现实恋爱中的感悟注入人物的心理描写中，有爱上却又犹豫和挣扎的情思细语，在女性身上打上了自己的影子，读来具有浓厚的生活质感，这是张爱玲此一阶段创作的显著特色。
1946年2月张爱玲到温州寻胡兰成，1947年6月10日写诀别信给胡兰成，两人正式分手。这种最后的分手选择，是张爱玲对自己爱的尊重和保护，因为对纯真的爱看得太重，所以只能放手，“不都怪他自己么？他也很知道她为什么回得他那么坚决——只是因为他不够坚决的缘故”[119]。创作中期第三阶段的时间划分即从1946年2月张爱玲到温州寻胡兰成至1952年张爱玲离开大陆，这期间发表的主要散文和小说有《华丽缘》《中国的日夜》《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亦报〉的好文章》《多少恨》《郁金香》《十八春》《小艾》等。情感与生活的剧变，让张爱玲的创作受到明显影响，数量下降，在文字、意象、结构上都不如前两个阶段精巧，文风也更显苍凉和沉重。《华丽缘》虽然也写到看戏，但语调和文字明显沉郁感伤，不及创作初期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多少恨》虽然也写到了未婚少女与有妇之夫之间的情感纠葛，但对虞家茵的心理描绘不及《创世纪》中匡潆珠那样细腻，而且文笔粗泛，语言有生硬之感，戏剧性巧合太强。在《十八春》和《小艾》中可以看到张爱玲以文本创作融入时代的一种努力。虽然张爱玲未完全停笔，但此时的她需要面对的事情太多，被指为“文化汉奸”，情感的创伤，再加上种种失落、难堪与压力，张爱玲最后选择了去国。
回顾张爱玲的整个中期创作，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她天才般的文学资质与卓越才华，更可以触摸到张爱玲在文本中所渗入的情思体验。遭遇囚禁，历经港战，以及与胡兰成故事的飞扬与跌落，让张爱玲对情感的认知更为切己，也使她内心深处一直沉潜的对时间流逝、生命变迁的敏感体认更为深重，其中既有对生命所感到的凄凉和不安，也有由对个体生命的真切感悟所引发的执着和爱。作为张爱玲经历痛楚之后的精神领悟，这种执着和爱除了表现在她笔下人物对俗世生活的执着、女性所具有的生命力，虽以苍凉笔触刻写生存困境，却赋予笔下女性一种坚忍的心理力量，还主要体现在张爱玲对个体生命的审美体验和情感关照上。[120]通过创作初期的积累，以及中期所历经各种事件的冲击碰撞，张爱玲此一时期的创作显示出成熟女作家的风范，这也是她创作生涯的顶峰。这种创作上的成熟，不仅取决于张爱玲的资质才华、生活中所历经各种事件的激荡，也同时取决于张爱玲在创作中对各种文学的广泛吸收借鉴。张爱玲与域外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的关系在创作中期显得尤为密切，其中既有思想体悟上的共鸣和精神的契合，也有内容题材方面的相通。当然，除了共鸣和相通，作为一位有着自觉创作意识的作家，张爱玲并不会止于相通，而是在创作中对英国文学艺术手法广泛吸收，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反讽。对于张爱玲的现代艺术手法，学界并不缺乏这种说法，尚缺乏的是就此特征展开张爱玲与英国文学创作关系的深入探讨，这在下文的相关章节中会逐步解析。此外，作为一种有效的参照，张爱玲在女性婚姻观和人性透视方面都受到英国文学实际可能的影响，以及在具体的文本创作中，如《沉香屑·第一炉香》和《金锁记》与萧伯纳和劳伦斯等英国作家也有相承续之处。一言以蔽之，在创作中期，张爱玲与域外文学的关系得到鲜明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