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1.1 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
1.1.1 老子其人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又称老聃，为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厉乡曲仁里人。据考证，老子“大约生于周简王六年（公元前580年），死于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500年）”[1]。据《史记》记载，老子曾担任过周朝“守藏室之史”，也就是周王朝国家图书馆里管理藏书的史官。
老子在当时是负有盛名的学者，孔子在三十多岁时曾专门向他求教古礼。《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样记载老子对孔子说的一番话：“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2]这里既是老子对孔子的批评训导，也是对自己主张的表白。他认为孔子所要问的“礼”不值得追求，主张具有盛德的君子将自己的智慧涵养起来，不要显得骄纵狂妄，也要除去过多的欲望和过大的志向。
孔子问礼于老子后，对他的学生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3]孔子把他所见到的老子誉为飞天之龙，由此可见孔子对老子的赞美和敬仰。
老子生活的时代，整个社会从原来的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诸侯互相攻伐，土地兼并严重，贫富极端分化，王侯生活骄奢，百姓生活贫困。[4]根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见周王朝衰微，辞去官职，意欲归隐。当他出关时，守关的官员尹喜仰慕老子的学识，恳请他著书立说为人们留下些思想财富。于是老子便著文五千言，分上下两篇，也就是今天的《老子》一书。
关于老子身世，《史记》载：“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5]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历史上又出现了关于周太史儋的记载，那老子、老莱子和太史儋之间是何关系，对此司马迁也颇感疑惑：“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6]模糊不清的历史记载，致使关于老子的身世至今仍争议不断。有人认为老子是楚国的老莱子，也有人说他是秦献公同时的周太史儋。对此，尚有待发现更有力的证据，本书暂且存疑。
1.1.2 《老子》其书
1.1.2.1 《老子》成书
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一般认为《老子》成书于春秋末年，但也有说是战国中期。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老子》成书有一个过程，例如，张岱年认为《老子》成书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为人有所附益。[7]郭沂、尹振环等也有类似观点，认为与孔子同时代的老聃先著最早的《老子》，一百多年后的太史儋吸收老聃《老子》思想，融合自己的思想进行扩充，著现在世传的《老子》。但是张松辉则根据《老子》文中已有思想和文字依据予以反驳，认为这种假说没有直接证据。[8]究竟孰对孰错，在新史料出现前似乎难以判断，本书亦不作定论。
1.1.2.2 《老子》版本与注本
“所谓古籍的版本，实际上是以刻本为主体，同时也包括了活字本、抄本、批注本等不同的本子。”[9]上述定义主要指纸质本，广义上讲，《老子》的版本除了以纸张为载体的版本，还包括竹简本、帛书本。
通常讲，人们把《老子》的版本分为世传本（以王弼本和河上公本为代表）、帛书本（包括甲本、乙本）、竹简本（甲本、乙本、丙本）。刘笑敢认为《老子》有五种典型的版本，即郭店竹简本、长沙马王堆帛书本、傅奕本（据说是傅奕根据项羽妾塚本为底本，参照其他九种版本校勘而成）、河上公本、王弼本。刘笑敢将前两种称为古本，后两种称为今本或通行本，傅奕本则为二者之间的过渡性版本。通过对这些典型版本的考察，他认为，《老子》版本有“古文献流传中的趋异现象”，但同时有“或许是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方面，那就是古文献在流传中也会有趋同现象或同化现象，而这种趋同或同化现象又可以分为语言形式的趋同和思想观念的聚焦两种现象”。[10]因此，《老子》版本确是发生过不少增删歧变，今天看到的通行本《老子》就是诸多变化之后的结果。
我国学者自古有注疏古籍的传统，通过注疏阐发自己的思想与发现。《老子》一书，注者千家，又形成了众多注本。在众多注本中，著名的有韩非的《解老》《喻老》，河上公的《老子章句》《老子道德经》，王弼的《道德真经注》，傅奕的《道德经古本篇》，唐玄宗的《御注道德真经》，王安石的《老子注》，苏辙的《老子解》，范应元的《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焦竑的《老子翼》，王夫之的《老子衍》，严复的《严复评点老子道德经》等。注疏者的学识、性情、视野与所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交织，促使他们或通过《老子》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或从社会政治、宗教、修身等不同角度进行阐发。比如，严复批注老子思想是“民主之所用也”。可见注本往往有沟通古今、古为今用的功能。
1.1.2.3 《老子》的语言特色
《老子》不仅是哲学巨著，而且也堪称文学名篇，它语言成就极高，富有诗歌特色，常被誉为“哲理诗”。“朱谦之对《老子》用韵研究用力甚勤，在所撰《老子校释》中专列《老子韵例》作专题研究，并独有心得：‘余以为《道德》五千言，古之哲学诗也。既曰诗，即必可以歌，可以诵；其疾徐之节，清浊之和，虽不必尽同于三百篇，而或韵或否，则固有合于诗之例焉无疑。’至此对《老子》诗性特征的认识已趋明朗。任继愈称之为‘哲理的诗篇’。陈鼓应亦认为：‘《老子》五千言，确是一部辞意锤炼的‘哲学诗’。’”[11]作为哲理诗的《老子》在语言上具有如下特色。
第一，《老子》用韵。《老子》的“显著特征是诗歌化”，具体表现为“押韵独密，音韵悠扬”，“长短变化，错落有致”。[12]虽然它的韵律不像一般的诗歌那样规范，但许多文字大体上以某种方式在押韵，有的是连续押韵，有的是隔行交叉押韵，韵律经常变化，文不受韵束缚，而韵总为文服务，是《老子》用韵的一大特点。
第二，多用比喻，意象丰富，语言生动形象。诗歌是形象的语言，不然会流于空洞，降低作品的生动性和感染力。《老子》大量使用比喻，用生动的形象，将抽象的道理具体化，便于理解和记忆。比如第五章有“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第六章有“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第四十六章有“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第五十三章有“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盗夸，非道也哉！”第六十章有“治大国若烹小鲜”。上述章句无不显示出《老子》语言形象饱满而生动的特点。
第三，多用对偶、对比、排比等修辞。《老子》一书往往直接陈述观点，不进行中间环节的论证，所以言简意赅。虽然不进行论证会减弱论说的说服力度，但是它综合运用了对偶、对比、排比等修辞，在句式上却又使其论说具有了特别的力量。老子“善于使用排比、对偶、连锁、递进等各种句式，表情达意，形式新颖，变化灵活”。《老子》文中排比和对偶两种句式运用巧妙，“这些排比句的运用，既使论述的事理主次分明，条理清晰，层层递进，详尽通达；也使文章雄健有力，气势磅礴，若悬河飞泻，注而不竭”。[13]
第四，思想深刻，格言警句似的语句，富有洞穿力。《老子》之为《老子》最重要的在于其思想的深刻性和超常的洞见力，这种特质外化为语言的哲理性和洞穿力。例如，第二章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14]第七章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三十九章的“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第七十三章的“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老子通过自己对身边事物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想常人所不想，讲常人所不讲，将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的另一面揭示出来。老子以其貌似矛盾或有违常理的语言，展现出他深邃的思想，促人深思。
1.1.2.4 《老子》哲学思想内涵与特色
老子生活的时代，周王朝分崩衰落，诸侯国之间战火连年，百姓生灵涂炭，王侯骄奢淫逸，社会政治混乱，生命失去尊严。眼前的一切，迫使这位大学者思索社会与人生的道理，他创造性地将所思所感和宇宙大化联系起来，创造了融宇宙论、政治论和人生论为一体的伟大哲学，开启了中华哲学的源头，在世界范围内也独树一帜。老子哲学的特异之处就在于“把人类思考的范围，由人生而扩展到整个宇宙”，“老子的整个哲学系统的发展，可以说是由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再由人生论延伸到政治论”，但“他的形上学只是为了应和人生与政治的要求而建立的”[15]。
第一，《老子》的宇宙论。《老子》哲学中，“道”是一个核心概念，它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可以表示实存意义的“道”、规律性的“道”、生活准则的“道”等不同意义。首先，老子把“道”定义为实存之物。他在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虽然“道之为物，惟恍惟惚”，但是这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的“道”，“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信”，它确实存在，并且先于天地，是宇宙的根源。它虽然虚空，但却用之不尽。“道”不仅无形而存，而且十分宏大；它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运动，生化万物。故有第四十二章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6]这就是老子宇宙创生的模式。这样阴阳从混沌之“一”分化出来，然后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形成了“和合之气”，最终产生万物。[17]在老子的宇宙论里，“道”是万物之源，是宇宙的创始者，他没有像西方宗教那样设置一个创造万物的人格神，这使老子的理论显得更独特、更超卓。
第二，《老子》的政治论。在社会政治上，老子无情地批评了当时的统治者。他们生活骄奢，“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可谓是强盗头子。他们向人民征收苛刻的税收，致使民众食不果腹，生活难以继续，社会动荡。老子十分犀利地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有为，是以难治”。他还抨击当时的社会是“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样公平全无，生灵涂炭的社会，背离“道”已经很远了，但统治阶层为一己贪欲还不断发动战争，战争对社会构成了巨大的破坏，以致连怀孕的母马都要被拉上战场。老子不禁叹道：“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对于“无道”的社会，老子直接将批评矛头指向了统治者，认为好的统治者应该是“无为”，“以无事取天下”，顺应社会的发展，体恤百姓。统治者治国要谨慎小心，不要妄为，因为“治大国若烹小鲜”，任何的扰民之举和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举动都会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祸患。老子还分析了统治阶层的贪欲是沉重的赋税和连年侵略战争的根源，告诫他们“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不仅如此，老子还主张统治者应该“处下”，他在第六十六章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好的统治者，“下知有之”，事情成功之后，百姓都认为是自己自然得到的。
目睹了战争的惨烈，老子反对战争。他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因为战争之后瘟疫灾荒肆虐，社会生产凋敝，他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为此，他认为统治者要去除贪欲，还要以“大国者下流”的风范，在与小国的交往中采取“处下”的做法，这样国家之间和平相处，社会就会安宁。
上述老子的政治思想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今天的社会管理依然有强烈的启示作用。当然他的一部分思想被认为是消极的，比如“小国寡民”的主张和反对科技进步的思想，本书作者认为这些既可以说是老子思想的局限性也是它的超越性，对老子思想的评价还应该将他思想形成的时代因素考虑进去，才能形成更合理的评价。很多时候老子思想看似消极，但其实是“用看似消极的方法去达到积极的目的”。[18]
第三，《老子》的人生论。形而上的“道”落实到社会生活中就成了“德”，老子认为“德”的主要特性包括“自然无为，至虚守静，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柔弱，不争，居下，取后，慈，俭，朴等观念”，“其中‘自然无为’的观念成为《老子》一书的中心思想”。[19]老子推崇柔弱不争的处事方法，他认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所以“上善若水”。不仅如此，他认为柔弱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像水这样柔弱的物质，却能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所以“柔弱胜刚强”。正因为采取了柔弱的处世态度，人们才能做到不争、处下、居后、守静，最终“自然无为”。但“自然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因循事物发展的规律，不去干扰破坏，让事物充分自由发展，最终达到“无为而无不为”。
在老子的人生哲学里，减少私心和贪欲也是人生必需的一课。《老子》第十二章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过多地追求享受，欲壑难平，最终只能产生祸患，所以要去除过多的贪欲，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洞悉了社会上的很多矛盾和祸患都是因为贪欲引起，这在今天贪污频发、为争夺资源不惜动武的世界里依然有很强的警示意义。
老子主张人们应该以慈爱、俭朴和谦让的方式来为人处事，他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第六十七章）
1.1.2.5 20世纪以来我国的老学研究
进入20世纪，国内老子研究呈现三大阶段。
从世纪初到40年代的研究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展开，其特点是以西学解老，用西方近代的学术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老子，有的用西方的哲学概念来重新阐释老子思想，代表者有严复、胡适等。刘笑敢称这种以西方概念释老的方法为“反向格义”，并认为这种做法有方枘圆凿之嫌，应该摒弃。客观来讲，以西解老是问题与价值同在，不能一概而论。这一时期老子研究的另一特点是：注重校诂与考证。学者们在二三十年代争论的问题主要是：老子的年代与孔老关系；《老子》成书年代；老子其人与其书的关系等。代表学者有马叙伦、蒋锡昌、高亨等。
第二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期的50—70年代，以马列主义解老，注重分析老子思想的阶级属性及其哲学上唯物与唯心的属性。学者们争论的问题主要是：老子其人其书、老子哲学的阶级属性、“道”的唯物与唯心性等。代表人物主要有：冯友兰、任继愈、汤一介、关锋、周建人等。港台地区则有饶宗颐、严灵峰和陈鼓应等学者。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出土，人们围绕帛书争论的核心是帛书的价值、帛书与世传本之间的关系等。概言之，这一时期的老学研究受“左倾”思想影响，缺乏公正的研究态度，研究成果价值有限。
第三个阶段是80年代到世纪末，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步入正轨，老学研究繁荣发展。80年代，人们总结了前一阶段研究中方法上的问题，如任继愈发表了《〈老子〉研究的方法问题》。之后研究更加深入，对老子哲学、老子与道教佛教的关系、老子的文本特色、老子哲学的地位等进行研究。1993年，湖北荆门楚墓竹简《老子》出土，引起了简本《老子》研究的热潮，通过研究与争论，学者们就几个方面的问题基本达成一致意见：楚简《老子》是比通行本（河上公、王弼的）《老子》更古老的版本；楚简《老子》里没有今本所有的反对儒教的思想；楚简《老子》为老聃所作，而今本《老子》则为太史儋完成，说明了《老子》成书的发展历程。
21世纪刚刚开始，老学研究继续发展，其具体特点尚待观察。不过，无论怎样，有两点是明确的：其一，随着新出土的材料增多，或者有更重大的文物发现，人们会有更多的争论，也会有更深入的认识，《老子》的原貌和本意会较现在更清晰；其二，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事物新思想的涌现，《老子》会被置于新的语境下进行再思考，其新的价值和时代意义也会不断地被挖掘出来，焕发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