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汾河流域古村镇民俗文化生态的多维构建

国内外古村镇保护进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消极态度，把传统古村镇作为落后、保守的象征，认为古村镇保护与社会现代化之间存在明显冲突；另一种是积极态度，把传统古村镇作为前现代象征，反思现代化对人们生存、心理造成的“后遗症”，希冀通过古村镇保护来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灵魂栖息地。我们认为，古村镇保护的科学态度应该是，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在后现代语境中发掘传统古村镇的民俗文化资源，寻找传统民俗文化资源与现代社会对接的有效途径。“生态学”作为生物学科的专用术语，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在1866年提出，他指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有机体及其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的科学”[15]，生态学在生物学界主要是研究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文化生态学”借鉴生态学的科学思想，重视环境与文化辩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或谓反馈的、互为因果的关系，强调“把人类创造的文化事象放到整个环境中去考察它的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即人如何适应环境创造了富有特征的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又如何适应环境变迁而向前发展”[16]。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作为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文化名村镇的乡土建筑、村落形态受到冲击，造成不同程度的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思考在经济高速增长、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怎样走出一条生态现代化之路。“后现代”生态学的思想价值主要表现在对“现代性”、对工业社会的忧虑和反思，以美国大卫·雷·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张人类应该在对现代性中人与自然对立观念以及人类掠夺控制自然的反思中走向生态整体主义，他这样生动地描述道：“后现代观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精神，它把对人的福祉的特别关注与对生态的考虑融为一体。”[17]在“生态文明”语境下，古村镇民俗文化的生态保护成为促进文化、自然、社会与人类和谐发展的重要方式，从而使传统民俗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显示出正能量，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本节以山西汾河流域晋中古村镇[18]为研究范围，从外部生态环境、内部生态结构和生态资源三个方面，对古村镇的民俗文化生态的构建进行探索，旨在为古村镇民俗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利用提供学理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