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论》：作家肖像

1986年12月10日，尼日利亚作家沃勒·索因卡（Wole Soyinka）登上了荣誉的顶峰，瑞典文学院第一次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位黑人艺术家，授奖辞说：“索因卡的戏剧深深植根于非洲的世界和文化，但他也在戏剧领域之外精通伟大的欧洲文学。”[1]这一评价是恰当的，说明索因卡的主要贡献在戏剧方面，同时说明除了本土资源，欧洲文学传统也是他艺术创造的重要来源。索因卡被公认为当代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英语剧作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全体裁”作家，在诗歌、小说、传记、文学文化评论等方面也成就卓著、广受关注。索因卡是一位具有惊人产出的“高产”作家，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到21世纪，创作生涯达半个多世纪。根据国外统计资料，已出版18部剧作、5本诗集、2部长篇小说、4部传记、1部译著、3部文艺论著及其他各类难以统计的政论和文化评论文章。[2]

索因卡同时还是最不妥协和最富激情的人权运动者、非洲大陆最持久的反独裁、反暴政者以及自由、平等价值观的斗争者，20世纪后期的40年中，他始终处于尼日利亚政治风暴的中心，屡遭监禁和驱逐，长期流亡国外，政治活动高潮达三次之多。索因卡与尼日利亚另一位作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等人被称为非洲“泰坦巨神”式的作家，带动了尼日利亚进入后殖民时期文学文化的迅速繁荣。无论从哪方面考察，索因卡在尼日利亚、非洲和欧美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位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家，堪称“伟大”，是尼日利亚乃至非洲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目前，这位世界文学界的“常青树”依然笔耕不辍，令人尊敬。

1934年7月13日，索因卡出生在尼日利亚的阿贝奥库塔（Abeokuta），属于尼日利亚三大古老部族之一的约鲁巴（Yoruba）部族。尽管这是一块灾难频发的土地，但索因卡在这里度过的童年生活还是幸福的，没有所谓创伤性的回忆，自传体作品《阿凯，我的童年时光》（Ake:The Years of Childhood）和《伊萨拉：父亲“散文”之旅》（Isara:A Voyage Around‘Essay’）对此作了生动的记述。索因卡的祖父是当地的一个酋长，父亲则是索因卡就学的圣彼得小学的校长，是虔诚的基督徒，在当地颇有名望。索因卡母亲的家族更为显赫，她的爷爷是主教，叔叔是索因卡就读的中学“阿贝奥库塔语法学校”校长，其妻是尼日利亚20世纪40年代弥漫全国的妇女运动的领导人。索因卡的母亲受其影响也加入到这一运动中去。[3]索因卡在这样家庭的“庇荫”下，生活得无忧无虑，很小就开始接受教会学校带有强烈殖民色彩的殖民教育，在父亲的引导下，六七岁时就阅读了大量的诸如《圣经》故事之类的英文书籍，“会说英语”使他在赤足奔跑在约鲁巴阿凯地区泥土地上的穷苦孩子们中鹤立鸡群，连他住在伊萨拉的酋长爷爷也对这个天资聪颖的孙子啧啧称奇。

索因卡在家乡的圣彼德小学和阿贝奥库塔语法学校完成了基础教育，1950年中学毕业后曾去当时的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Lagos）逗留了一段时间，做一份小职员的工作，这期间就已开始尝试着为国家广播电台创作广播剧。1952年，索因卡进入位于拉各斯的伊巴丹（Ibadan）大学，学习英语、希腊语和历史，课余时间创办学生出版物，发起学生联谊会，并继续练习写作。两年后索因卡进入英国利兹（Leeds）大学继续学习英语，获得学士学位后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但由于主要兴趣在创作上，因此硕士学业并没有完成。这期间他在学生刊物上发表过短篇小说，并完成了早期的两部重要剧作——《沼泽地的居民》（The Swamp Dwellers）和《狮子与宝石》（The Lion and the Jewel）。1958年，索因卡来到伦敦，参与了伦敦“皇家宫廷剧院”（Royal Court Theatre）的戏剧演出工作，接触到一些剧作家和演员，组织了一个名为“尼日利亚戏剧团体”的剧团。在英国，与戏剧相关的系列活动是索因卡早期生活的重要经历，正是在这一时期，他逐渐确立了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即要“成为一个运用非洲艺术因素创作并及时回应当代事件的剧作家”[4]。

1960年1月1日，尼日利亚挣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索因卡在国家独立前夜返回尼日利亚，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下，研究西非的戏剧。这期间，早期戏剧作品《落叶上的紫木》（Camwood on the Leaves）、《杰罗教师的磨难》（The Trials of Brother Jero）以及《森林之舞》（A Dance of the Forest）先后完成。同时，先后创建了“1960年面具”（1960Masks）剧组和“奥利荪剧院”（OrisunTheatre），开始了持久的“反抗剧”的实验，创作了大量激烈抨击政府腐败和暴政的宣传鼓动剧。这些街头剧索因卡称之为“鸟枪剧”（Shot-gun Sketches）和“游击剧院”（Guerrilla Theatre），因其激进的立场而屡次被政府当局禁演。这些以讽刺和滑稽模仿为主要特征的反抗剧实验断断续续地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1983年，索因卡为抨击当时尼日利亚沙加里（Shagari）政府的败政还创作了总题为《优先项目》（Priority Project）的系列宣传剧。[5]

1965年，索因卡因“广播磁带事件”而在国内名声大噪。这一年尼日利亚西部地区进行选举，因黑幕和不公平而引发了骚乱，最终酋长阿肯图拉（Akintola）宣布获胜，伊巴丹广播电台拟将播发他的获胜声明时，有人调换了磁带，结果传出了“自由尼日利亚之声”的声音，敦促阿肯图拉和他的“变节者”竞选团队离开尼日利亚。此事件被称为一次政变的预演。当局随即逮捕了“肇事者”索因卡，但由于民众的抗议而很快无罪释放，对外宣称此次事件只是由于“技术的错误”。当索因卡走出法庭时，欢呼的民众把他扛在肩膀上、抛向空中。索因卡第一次作为公众人物站在了尼日利亚政治风暴的中心。

20世纪60年代中期也是索因卡艺术创作的收获期，先后出版了戏剧《孔吉的收获》（Kongi’s Harvest）、《路》（The Road）以及长篇小说《阐释家》（The Interpreters），这些作品反映了尼日利亚在进入“后独立”时期不久，即出现了严重的后殖民社会危机，整个国家乃至非洲大陆开始弥漫一种理想幻灭的情绪。

1967年，尼日利亚连续发生政变，随即引发长达三年的内战，索因卡因参与激进的反战组织而再次遭到逮捕，被单独囚禁达27个月。这是索因卡人生中最为痛苦的一次经历，在黑暗狭小的囚室中，索因卡体验到了绝望、濒死、挣扎、冥思等各种非人的情感折磨。但也是这一经历使他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作为危险的政治犯，他被禁止写作，但他想尽各种办法用羽毛等材料自制笔墨，坚持在书籍的字列行间写作。1970年索因卡出狱后完成的被称为“邪恶之花”的剧作《疯子和医生》（Madmen and Specialists）即部分在狱中完成，随后出版的诗集《地穴之梭》（A Shuttle in the Crypt）和自传体作品《此人已死：狱中札记》（The Man Died:Prison notes）也是这次经历的直接产物。包括1988年出版的长诗《曼德拉的土地》（Mandela’s Earth and Other Poems）也受益于这一监禁经历，诗中索因卡感同身受，声援狱中的曼德拉同南非种族隔离当局进行斗争。应该说，索因卡的“监狱写作”不仅在非洲大陆具有后殖民反抗的深远意义，也与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中，众多身陷囹圄、反暴政和独裁、为自由而呐喊的人们遥相呼应。

索因卡在内战结束后出狱，标志着他的第二次政治活动高潮的落幕，1970—1975年索因卡自己离开尼日利亚，流亡到国外，他称此次经历为“自我放逐”。这一时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思潮在非洲一度出现流行趋势，索因卡总的来说对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持支持态度，并以此作为他反对非洲许多独裁暴政国家（如乌干达阿明政权）的思想资源。1973年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混乱季节》（Season of Anomy）反映了索因卡这一阶段的思想倾向。1974年索因卡在加纳主编了著名的《转型》（Transition）杂志，成为不同批评流派论争非洲文学的阵地。索因卡以《转型》为媒介与以阿契贝等人为代表的“去殖民化”派以及非洲的马克思主义“左翼”作家、批评家学派展开了持续多年的论争。这期间索因卡还当选为“非洲人民作家联盟”（The Union of Writers of African Peoples）的秘书长。1977年，回国后的索因卡被聘为依费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并创建了戏剧艺术学系。在依费大学，索因卡启动了他的第二个“反抗剧院”，命名为“游击剧院”（Guerrilla Theatre），继续进行反腐败政府的宣传与鼓动。

20世纪70年代索因卡创作的重要剧作有《疯子和医生》、《杰罗教士的磨难》的续篇《杰罗的变形》（Jero’s Metamorphosis），根据欧洲经典文本改编的《欧里庇德斯的酒神祭司》（The Bacchae of Euripides）以及根据英国18世纪的剧作家约翰·盖伊的《乞丐歌剧》和布莱希特的《三便士歌剧》改编的《歌剧翁约西》（Opera Wonyosi）。1975年完成名作《死亡与国王的侍从》（Death and the King’s Horseman）。《歌剧翁约西》描绘了非洲一幅令人震惊的政治生态病态图，讽刺了尼日利亚“石油经济”时期的社会价值观，指出政客们对外乞求资金援助，对内实施暴政的后殖民权力真相，隐喻他们是一群“乞丐”和“罪犯”。由于激进的政治立场，该剧在尼日利亚被禁止演出。《死亡与国王的侍从》1976年首次在尼日利亚伊费（Ife）大学演出，1979年在美国芝加哥、华盛顿多地上演，获得巨大成功，引起西方评论界的极大关注，该剧因此成为索因卡戏剧作品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被认为是“20世纪世界戏剧的主要成就”。[6]诗歌方面除《地穴之梭》，还有长诗《奥贡，阿比比曼》（Ogun Abibiman）。此外还有前面提到的长篇小说《混乱季节》。文学文化理论方面是1976年出版的《神话，文学和非洲世界》（Myth,Literature,and the African World），集中体现了索因卡从本土传统资源中提炼出的、作为其文学创作尤其是中前期作品的思想“母体”的神话美学思想体系。

1977年在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政府期间，索因卡参与了第二届“黑人和非洲文化艺术节”的主办工作，后来还担任了“联邦公路安全公司”主席一职，这可以说是索因卡唯一一次与政府当局“合作”的经历。尽管如此，索因卡仍对尼日利亚“石油经济”时期遍布全社会的公然腐败和压抑的政治氛围进行抨击，那时首都拉各斯的人们在露天广场、街头市场、学校操场经常可以看见“游击剧院”讽刺滑稽短剧的演出。1979年，索因卡短暂加入了一些进步政治家组成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拯救党”和其他左翼组织，但这些组织很快陷入分裂而名存实亡。[7]

进入20世纪80年代，索因卡在非洲和西方世界声誉日隆，1981年被聘为耶鲁大学的访问教授，他穿梭于尼美之间，在国内继续《优先项目》的反抗宣传剧实验。同时值得一提的是，索因卡此时重新施展他的“全能”才艺，把文化反抗实践扩展到电影和大众流行歌曲领域。早在英国利兹大学时期，索因卡就借与当地一些演员交往的便利学习过电影制作和拍摄技术。60年代初期的剧作《强种》发表后就曾拍摄成电影，1970年索因卡出狱后把《孔吉的收获》改编成电影，并亲自饰演独裁者孔吉。1984年制作了电影《一个浪子的忧郁》（Blues for a Prodigal），直言这是一部“直接的宣传电影”，“毫不隐讳地号召武装斗争”。[8]同期还灌制了唱片《无限自由公司》（Un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在反对党的电台播放，几乎成为一时的流行曲，在全国引起反对沙加里贿选的抗议风暴。当时，索因卡在多地发表声明抵制选举腐败，并预言即将发生政变推翻沙加里，结果沙加里果然很快被布哈里（Buhari）发动的政变所取代。索因卡再次成为尼日利亚全国英雄般的人物，民众称呼他为“我们的W·S”，并欢庆他的50岁生日。1986年，索因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到90年代之前，出版的重要作品是他的第二本自传体作品《伊萨拉：父亲“散文”之旅》（Isara:A Voyage Around‘Essay’）以及他不同时期重要的文学文化论文集《艺术，对话和愤怒》（Art,Dialogue and Outrage）。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索因卡相对处于一个艺术创造的“衰减期”，不再像以前那样有作品密集地问世，但到目前为止，他仍有新的剧作、诗集、回忆录、文化及政论文集出版，数量依然可观，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坛“常青树”。主要有剧作《爱你的兹雅敬上》（From Zia,with Love）、《街头小子的授福》（The Beatification of Area Boy）等，出版了第三本回忆录《伊巴丹：潘克雷米斯年代》（Ibadan:The‘Penkelemes’Years），诗集《外来者》（Outsiders），以及文化政论集《大陆之殇：关于尼日利亚危机的个人叙述》（Open Sore of a Continent:A Personal Narrative of the Nigeria Crisis）、《存在和虚无的教条》（The Credo of Being and Nothingness）、《记忆的重担：原谅的缪斯》（The Burden of Memory-The Muse of Forgiveness）等。同时，他激进的政治活动仍在持续，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还有一次高潮。1993年，尼日利亚又陷入政权更迭的危机中，民选出的文官政府被军事独裁者巴班吉达（Babangida）武力废除，索因卡尝试组织一次从南部地区开始直达北部的新首都阿布贾（Abuja）的示威大游行，但因军人的干预而流产。后尼日利亚处于阿巴查（Abacha）军政府的控制之下，全国笼罩在空前的恐吓、镇压和政治暗杀的恐怖氛围中，1996年索因卡被迫再次经历长达四年的国外流亡生活，1997年索因卡和国内其他一些异见分子被阿巴查当局缺席判处死刑。

进入21世纪以来，索因卡依然“老骥伏枥”，奔走于世界各地，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发表文化政论演说。他继续担任“国际作家议会”组织的主席，造访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呼吁中东的和平与安宁。2006年，索因卡获得“东南亚作家奖”（S.E.A.Write Awards），但他取消了在曼谷举行的颁奖典礼的主旨演讲，以抗议泰国同年发生的军事政变。2007年，索因卡在演讲中呼吁宗教信仰自由，但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谴责英国社会已变成宗教极端主义的温床。2012年10月28日至11月5日，索因卡应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邀请来到中国，在与中国的作家和学者交流时，他反复强调，作为一个作家应对社会现实所担负的政治责任，他说：“如果你决意写出真相，就必须做好准备，有时要承受来自国家的暴力反对”，[9]“在尼日利亚，文学就是政治的。我也可以说，有时写作会强烈地受制于一种无法阻挡的、必须进行政治性写作的责任感”。[10]2016年12月，当特朗普宣布取得美国第45任总统大选的胜利时，索因卡随即宣布实施自己的“我来退”（Wolexit）行动，撕掉自己持有的美国绿卡，永远告别美国。此举不是一个轻松的文字游戏（Wolexit是索因卡的名字和英文“退出”的组合），也不是简单地对同是黑人的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的种族主义同情，而是抗议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种族歧视言论和在墨西哥边境的筑墙计划，反映了索因卡主张民族平等自由、反对“白人优越论”的一贯立场。

这一时期，索因卡的戏剧活动主要是于2001年在拉各斯正式演出了以前未出版的剧作《国王巴布》（King Babu），主题仍然是反抗非洲国家的独裁政治，反响较大的是他的第四本回忆录《你必须在黎明时出发》（You Must Set Forth at Dawn），政论集《恐惧的气氛》（A Climate of Fear）以及《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等。

总的来说，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索因卡可以说进入了艺术创作的“后期”，艺术的创新性难以超越早期和中期，作品的总体风格逐渐褪去以往的晦涩和艰深，开始趋于简洁和明朗，但文化思想和政治观仍在变化和演进着，不断地拓展其在世界范围内的视野边界以及深刻性和复杂性，正如他倔强地向上伸展的、卷曲而魅力十足的花白头发以及他精力旺盛、不屈不挠的精神外貌，这位20世纪伟大的黑人作家和思想者，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反抗独裁、暴政以及殖民统治的事业中、以人的自由为永恒信仰的社会政治活动家，在新的世纪，继续书写着他丰富多彩、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

注释

[1]Lars Gyllensten,Award Ceremony Speech,

[2]See Biodun Jeyifo,Wole Soyinka:Politics,Poetics and Postcoloni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P,2004.p.18.

[3][尼日利亚]索因卡：《阿凯，我的童年时光》，徐涵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年版，第195页。

[4]James Gibbs,Wole Soyinka,London:Macmillan Publishers LTD,1986,p.4.

[5]See Biodun Jeyifo,Wole Soyinka:Politics,Poetics and Postcoloni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xxix.

[6]James Gibbs,Wole Soyinka,London:Macmillan Publishers LTD,1986,p.126.

[7]See Jeyifo,Biodun Jeyifo,Wole Soyinka:Politics,Poetics and Postcoloni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xxviii.

[8]James Gibbs,Wole Soyinka,London:Macmillan Publishers LTD,1986,p.17.

[9]康慨：《大师直接行动：沃莱·索因卡访华成行》，《中华读书报》2012年10月31日。

[10]康慨：《大师直接行动：沃莱·索因卡访华成行》，《中华读书报》2012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