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变之际

明清之际的甲申年，即公元1644年，是一个“天崩地解”的年份，也是明王朝内忧外患总爆发的年份。农历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部攻入北京，崇祯帝朱由检自缢于煤山，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就此结束。旋即驻守山海关的明总兵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迅速颠覆大顺农民政权，建立起满清朝贵族和汉族大地主联合专政的清王朝。这一系列的历史大事件，都是在短短数月内完成的。崇祯帝自缢的消息传至南京的金陵，朱鹤龄正坐馆于时任南京礼部员外郎的唐阶泰家，听到这个消息，悲痛欲绝。“甲申春，馆金陵唐仪曹署，闻庄烈皇帝变报，乃泫然长号曰：‘此何时也，尚思以科第显耶？’遂决志弃举子业。”[16]这种心灵剧痛是难以言表的。

朱鹤龄此刻正潜心著述《禹贡长笺》。在国难当头之际，此书看似不急之务，却真正是一本忧患之作。该书“大约体宗诂训而旁及史家，求为通今适用之学”[17]。在朱鹤龄看来，明朝灭亡的很大部分责任，在于统治者“搜刮”严重，“世变所以益亟”也，希望以此书告诫为政者“厎慎成赋”“宽平休息”，所以它的“通今适用”的色彩十分突出。

在金陵的闲暇日子，朱鹤龄常常吟诵、抄写和笺解杜诗，以表达国破的剧痛。他“每兴感灵武回辕之举”，“惟手录杜诗过日”[18]。“灵武回辕”，指唐肃宗即位灵武并击败安史叛军、回师长安的史实。朱鹤龄希望刚刚于农历六月在金陵成立的南明政权，发愤雪耻，再图中兴。可事与愿违，南明小朝廷不思悔改，依然纠缠于党争和内讧。

国势急转直下，清军定鼎北京不久即挥师南下，第二年六月，南京陷落，钱谦益等人奉舆图册籍，跪道迎降，南明政权覆亡。江南一带望风归顺，但七月的“薙发令”下，又激起了江南士绅的强烈反弹，苏州的抵抗尤其激烈。苏州的义军主要有三支，首领几乎都是朱鹤龄的好友。吴昜、沈自炳率部起兵于吴江的长百荡，与清军激战年余，终因寡不敌众，沈自炳战死，吴昜被俘，在杭州英勇就义，年仅三十五岁，妾绝食而死。陈子龙、夏允彝起兵于松江，顾炎武、归庄起兵于昆山，不久皆败，嘉定、昆山、江阴数地皆为屠城。朱鹤龄的许多亲朋师友，大多有血泪斑斑的经历，他们或参加了抵抗而战死，或自尽殉国，或隐姓埋名，遁入空门，或亡命天涯，继续从事各种抗清斗争。

也有不少的人著述不辍，坚守自己的文化底线，朱鹤龄即是其中一位。在清初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岁月里，朱鹤龄一面笺注杜诗和义山诗，从中汲取勇气和希望，一面以诗歌表达对清军暴行的憎恨，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明王室的留恋，以及捐躯赴难的强烈愿望。他的一组古诗，就反映了这种心情。《空城雀》从飞雀的角度俯视战争的残酷：“岂意烈飙举，战血淋城隅。道逢新鬼哭，绕树惊相呼。……嗟乎生灵满城尚枯骨，况尔啁嘈安所息。不见齐云楼下火烧天，纥干冻雀飞无翼。”《临江王节士歌》写清军大军压境的严酷和自己愿慷慨赴义的豪情：“黑云崩奔海气恶，霜风万里劲鹗。苌弘血色照高枫，易水涛声走枯箨。节士感此神慨慷，起拔雄剑击大荒。”这些诗均能再现当日的真实场景，从中也可体会朱鹤龄强烈的民族情绪和抗争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写怀寄陈鹤客兼呈祯起诸子》，这首诗让我们看到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中朱鹤龄的冷静思考和艰难抉择。陈三岛和徐晟等人当时正投入激烈的武装抵抗，大概他们曾劝说朱鹤龄弃文从武，共同抗清，所以朱鹤龄写诗明志。首先说自己素性文静：“物情各有求，静躁殊所秉。”接着表明窘迫的处境和经史持身的志向：“经史足自娱，亦贵晋以猛。陟巘必层巅，汲深岂短绠。”说治经理史，甚非易事，同样需要精进和刚猛；又说“此意谁与同，沉忧抱怲怲”，在战乱环境中坚持著述，同道难得，知音尤少；最后说：“燕石时易珍，良镠独留矿。知希何足叹，立身尚孤耿。靖节与文中，古道常接轸。我将传髙士，风义勖公等。”世道大乱，贤愚颠倒，即使孑身孤行，亦将以陶潜和王通自期，存亡续绝，振作古道，并以风义与诸位共勉。从当时的客观情势看，清军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已成定局，南明政权节节败退，难有作为，江南一隅因“薙发令”触发的抵抗不过一时情变，难以持续。从历史上分析，遗民的贡献主要在于延续中华文明的传统，保存一代文献。因此，我们能理解朱鹤龄的选择，这也是许多遗民的共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