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吴樵珊杂考
（一）美魏茶与吴樵珊的关系
在美魏茶方面，关于吴樵珊的信息，分散在他的自传《中国岁月》、他发表在《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的几篇文章、两种英文版本的《英伦散记》以及伦敦大学亚非图书馆关于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特藏文献中。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吴樵珊的身份、里籍、受雇以及思想情况。美魏茶1843年1月22日从宁波写给伦敦会的信中说：
关于我的老师，还未说起。他7月份来到我身边，从那时起就一直陪在我身边。他的工资一开始是6美元一个月，但是，我发现他在应对（也许可说是）家务事方面特别有用，同时见多知广，又非常可靠，就把他当成了我的伙伴和顾问，在付工资之外，把他的吃住费用也都免了。他是本省首府杭州（Hangchau）人，可以说是个学者。找到这样一个本土的朋友对我的安慰，可说无以言表。他聪明、礼貌、乐于助人，无论谁碰到他都会喜欢，他给我的服务，也是实实在在的。他读了那些基督教的书籍，觉得基督教的教义更见高明。——除此之外，我就说不上了。[12]
据《钱伯斯杂志》的编者按，吴樵珊在英军占领舟山以后，曾到该地主动与英人联系，求做内奸不成，转而成了美魏茶的中文教师。《中国岁月》的一节文字提到，美魏茶在定海居住时，当地人组织绑架英国入侵者的活动，一天夜里有人来此欲行绑架，被美魏茶喝退，后来吴感觉又有人来，美遂提枪出门，手枪走火，人影随声而落，趋近细看，却原是一段树枝。[13]美魏茶给伦敦会的信，说的则是吴樵珊成为美魏茶中文教师之后的情况，主要强调雇用此人的费用、其必要性以及此人的特别有用之处。似乎从一开始美魏茶就特别喜欢和信任吴樵珊，把他当作伙伴。在文化差距如此之大的两个人身上，建立起这种互相尊重和信任的关系，实不容易。我们不晓得吴樵珊是否后来皈依，成为正式基督徒，但至少在《英伦散记》中，能读到不少对基督教的赞美，与美魏茶信中所说吴樵珊认为基督教更高明，是一致的。另，关于吴樵珊的里籍，在同年发表在《中国丛报》的一篇文章《关于中国发生亚洲霍乱的情况》中，美魏茶提到“我的中国老师：浙江省会杭州府（HangChau Fu）人氏”[14]，印证了信里的说法。
2．吴樵珊帮助美魏茶居宁波。《中国岁月》中，美魏茶曾感激吴樵珊支持他前往宁波（上文）。《中国岁月》关于宁波的不少文字都是从发表在《中国丛报》的《宁波七个月札记》一文改定的。比起《中国岁月》,《宁波七个月札记》表达的感激之情还要强烈：
无论决定这一步骤，还是落实我的计划，我都幸运地得到了一个老师的参谋和帮助。他的判断力让我足以依赖，他的聪明才智让我得益多多，他的始终如一的友善和助人为乐的态度更让我十分感荷。[15]
美魏茶1842年12月7日乘船从定海来到宁波，随他同船而来的就是他的老师。当夜，美魏茶住在于定海结识的一个年长的蒋姓医生家里。第二天，蒋姓医生与吴樵珊陪美魏茶前往宁波府，拜见当时的署理宁波府知府舒恭受（Shu Kungshau）。会见时，魏美茶注意到，知府对他的中国老师非常尊敬，这在广州是不可想象的。又两天之后，吴樵珊陪美魏茶游览了天一阁（Tienyih Koh），并绕行了当时的城墙。因不便继续在蒋姓医生家居住，美魏茶欲在近处寻一住所，吴樵珊就跟他一道去城西南之观堂（Kwan Tang）探问。美魏茶赞美他的中国老师说，“他是一个无所畏惧之人，只要和一个英国人在一起，他就毫不在乎长官的冷眼，抑或百姓的讥笑。”后来，吴樵珊随美魏茶入住城外的老会馆（Lau Hwui-Kwan）。一周以后，吴樵珊又帮助美魏茶在城里寻到了一个新的住处，一座租与尼姑庵毗邻的房子。[16]综合看来，吴樵珊对美魏茶在宁波成功居住并从事各项活动，帮助是比较大的。
3．吴樵珊帮助美魏茶经过中国内陆到广州。美魏茶1843年7月7日离开宁波，随即经中国内陆奔赴广州。他的目的是去香港参加伦敦会的会议，刻意选择内陆通行，则主要是为了增加对中国的了解，同时也是一种探险。因为似乎在他之前还没有西方人独立做过穿行中国内陆1300英里旅程这样的事情。美魏茶选择吴樵珊做向导，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个是，觉得此人忠心，有事可以依靠；另一个是，吴对旅途的路线也比较熟悉。[17]实际上，美魏茶做出从陆路到广州的决定，与吴樵珊也不无关系。与美魏茶同在宁波的伦敦会传教士雒维林（William Lockhart）在给伦敦会的信中说，“自从Milne先生得知他必须参加香港的会议，就热切地祈祷，劳心焦思地考虑，是否更应该从这个国家的内地到达，而不是乘船。他的老师——作为向导和他同来此地——向他保证说，从陆地到广州这个计划是现实的，建议他采纳这个计划”[18]。为方便旅行，美魏茶特意换上了中国人的衣服，还戴上一根假辫子。关于这次三十多天的旅行（美魏茶8月12日到广州）,《中国岁月》主要以记载沿途见闻为主，对自己和吴樵珊等的陪伴说得不多。值得介绍的是旅途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美魏茶坐船从宁波到绍兴的途中，在通过某个堤坝时，因他们的船夜里泊靠时“夹塞”，早晨被其他船的人发现，一通怒骂以后，合力将其移到最后。接着，吴樵珊出现了：
我的向导吴到岸上去买一天的食品；当他回到船上时，发现船被推到比我们还晚到的船只的后边，感到极为羞愤。他叫起我们的人，强行把船推回到原来的位置，别的船工叫嚣怒骂，他就回敬他们。结果，竹竿、船钩立刻招呼到吴的身上，他就跪倒在地了……[19]
事情虽然有些可笑，却足以说明吴樵珊的可靠、勇敢和努力，这也是美魏茶欣赏他的原因。
4．吴樵珊随美魏茶赴英。根据伦敦会《传教杂志》1844年10月号，美魏茶在“一个中国老师”的陪同下，于本年7月26日乘“诺森伯兰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and）号轮抵英。[20]这个“中国老师”当然就是吴樵珊。关于美魏茶此次返英的原因，笔者查阅伦敦会特藏文献，觅得1844年2月12日美魏茶特意为该会所写的一份备忘（本书附录三）。在此备忘中，美魏茶阐明了他必须结婚的理由——他认为，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只有结了婚，才更令人尊敬，也更有效率。因此美魏茶此次归国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结婚。
美魏茶为结婚而归国，却由吴樵珊伴随，表面上不可思议，实际却事出有因。作为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他必须充分掌握汉语，如果因返英而将汉语学习荒废，不能令伦敦会总部满意。而如果将他的中国老师一直带在身边，即可随时随地学习，庶几在读写说几方面继续接受训练。这也是他的备忘录第一大点的第1小点特别交代的。
美魏茶返英之后，在故国住了将近两年，直到1846年8月方返至香港。两年之中，他的情况如何，居何城市，从何职业，有何事迹？《中国岁月》于此略而未述，故不知究竟。吴樵珊《英伦散记》主要是泛泛而谈，于他们二人的私生活，并无关涉。笔者查阅伦敦会特藏文献，亦未有什么收获。从王韬的《瓮牖余谈》，我们知道吴樵珊的原作为《伦敦竹枝词》，但在美魏茶翻译编辑的英文版本中，并未明言《散记》所写的就是伦敦。故笔者只好把这个问题留给感兴趣的学者做进一步探究。
根据《传教杂志》,“美魏茶牧师，美氏夫人（Mrs Milne），克里兰牧师，克氏夫人，于1846年8月25日乘‘玛丽·班纳田’（Mary Bannatyne）号轮至香港”[21]。这位 Mrs Milne，就是美魏茶在英国的美满成就了。根据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来华新教传教士列传及书目》一书，美魏茶的夫人原名“弗朗西斯·威廉米娜·鲍芒”（Frances Williamina Beaumont），为著名的卫斯理教派牧师鲍芒博士之女[22]。又，根据维基百科，鲍芒于1821年娶了知名传教士马礼逊牧师的姨妹的女儿苏珊·莫顿（Susan Morton）为妻[23]。如此，则美魏茶在英国找到的妻子，与在华传教士还有沾亲带故的关系。
美魏茶返回香港，吴樵珊应与之同行。伦敦会特藏文献中，有一封美魏茶给伦敦会工作人员的信，叙述他考察两艘前往中国的轮船，并各自的报价。在报价单上，都出现了吴樵珊的名字——“Woo tanjin”，与1855年《钱伯斯杂志》的“Woo-tan-zhin”微有不同。第一艘船“William Prowse”给出的报价，是美魏茶夫妇、克里兰夫妇加上吴樵珊合计310镑；第二艘船“Beckampore”给出的报价，是美魏茶等四人350镑，吴樵珊与一女仆免费。虽然这两艘船都没有选乘，这封信却是一个珍贵的纪念，也是吴樵珊从美魏茶赴英又返华的证明[24]。
（二）王韬与吴樵珊的过往
王韬1849年秋应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之聘，担任上海墨海书馆的中文编辑[25]。据《钱伯斯杂志》“英伦散记”编者按，吴樵珊1846年随美魏茶从英国回华，在上海“协助他的雇主从事圣经汉译的修订工作”。编者按的信息必是从美魏茶而来的，以二人之间的关系，可以采信。由是可知，王韬橐笔沪上，与吴樵珊同为墨海书馆所雇华人，必相熟稔。王韬1862年亡命香港，成为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中文助手[26]；吴樵珊1842年在舟山获聘为美魏茶的中文老师，由《中国岁月》“十一年的友谊”一语[27]，可判定吴樵珊迟至1853年仍与美魏茶同处。从1849年到1853年，王韬与吴樵珊在墨海书馆共处了四五年光景。国内中华书局版的《王韬日记》，为《蘅华馆日记》之一部分，起于咸丰八年正月初一（1858年2月14日），止于同治元年十二月八日（1863年1月26日），中间缺略处甚多，笔者仔细检查，无吴樵珊之记载。但咸丰八年十月七日（1858年11月12日）一则日记云：
访西儒好君，小坐闲话，知美魏茶旧疾未愈，且贫甚，知渠此生不能复至中土矣。追念囊时情好，为之怅惋。[28]
这段话虽有错误（美魏茶本年至福州领事馆任翻译[29]），然体现出王韬对美魏茶的深厚情谊，则是无可置疑的[30]。王韬既与美魏茶“情好”，对相从美魏茶十一年的中国老师吴樵珊，岂能没有只言片语？美国学者柯文（Paul A.Cohen）1974年出版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之改革》一书曾提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藏有六种王韬的日记手稿，并注明了起讫的时间[31]；国内学者吴桂龙刊于《史林》1996年第3期的文章也提及于此，这六种日记按时间顺序为：（1）《苕花庐日志》（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二十一日—五月三日，或1849年6月11—22日）;（2）《茗芗寮日记》（咸丰二年六月一日—八月二十九日，或1852年7月17日—10月12日）;（3）《瀛壖杂记》（咸丰二年九月一日—咸丰三年三月十日，或1852年10月13日—1853年4月17日）;（4）《沪城闻见录》（咸丰三年六—七月，或1853年7—9月）;（5）《瀛壖日志》（咸丰三年三月十一日—十二月三十日，或1853年4月18日—1854年1月29日）;（6）《蘅华馆日记》（咸丰四年八月一日—咸丰五年三月十九日， 1854年9月22日—1855年5月4日）。[32]笔者有幸从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图书馆获得了一套《蘅花馆杂录》（计六册）的复制件，以上六种日记均在其中。唯一遗憾的是，这一影印本不是原稿，而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人员誊录手稿的抄写本中有少量错误（以下引文有据上下文改定之处，不一一指出）[33]。笔者检读这些日记，于《瀛壖杂记》咸丰二年九月二十七日（1852年11月8日），王韬写道：
与二徐、子卿黄垆沽饮，三爵而止。归时，至吴氏小舍，询澹人之疾。吴氏特留饭等……
笔者遍读王韬日记，所载吴姓交游之中，能与美魏茶信中之“Woo tanjin”、《钱伯斯杂志》之“Woo-tan-zhin”读音相合者，只此“吴澹人”一人耳——是吴澹人者，非吴樵珊而何！根据王韬的行文习惯，“澹人”应是字，“樵珊”则是名或号[34]。重理事实，依时间顺序，吴樵珊最初见于《茗芗寮日记》咸丰二年六月二十三日（1852年8月8日）：
午后，邵槑岑、许芝云来舍，同至茶寮啜茗。回至荷厅，得遇澹人，乃易盏更啜，卢仝七碗之量无以加焉。
荷厅是王韬居所附近的茶馆，王韬有友来访时，每到此处啜茶，吴樵珊常“来合并”。七月四日（8月18日）的一则日记说：
既夕，正斋来舍，剪灯小坐，纵谈一切。澹人亦来合并，辩论肆起，所说半杂夷事。
剪灯对坐，海客谈瀛，这里透漏出《英伦散记》的消息。王韬、吴樵珊等在荷厅里吃茶，不光谈夷事，也谈“军国大事”（八月十一日），应该是愉快的。但是，不久，一宗让王韬烦恼的事发生了，本年八月十七日（9月30日）的日记云：
余于城北僦屋数椽，与澹人偕居。近日澹人将至香港，下逐客之令。不免谋容膝之所，以免露处。困危之中，何所不有，思之凄绝。
有这么巧的事：原来吴樵珊居然是王韬的居停主人，或今日所谓“房东”。吴樵珊将去香港（此与《钱伯斯杂志》所说吴在香港做麦华陀的助手亦相合），要把房子处理，令王韬搬出，而王韬阮囊羞涩，赁屋别住，钱从何来？是以大难。玩味字里行间，王韬对吴樵珊颇有怨意而又无可奈何。有怨意，主要因为吴樵珊和自己经济处境不同。《茗芗寮日记》中的一个例子可说明这个问题。王韬与吴樵珊的共同的朋友莲溪，因为某种原因，摊了官司，被租界“夷官”揪住不放。他几次恳求王韬帮忙纾困，王韬虽甚同情他，终因自身穷困，无力援手（见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二十一日、七月二十二日日记）。最后还是吴樵珊出面解决了问题。王韬在七月二十七日日记中慨叹道：“澹人以洋四枚贷于莲溪。时莲溪事已可了矣，因乏青蚨，难超黑狱。余与孔方兄久有绝交书，闻言徒呼‘负负’而已。”八月十三日日记云：“余逋负甚多，时近中秋，索者纷至，即欲筑九成台逃债，亦不可得，真为闷绝。”八月二十八日又云：“余将迁居，乏于资斧，颇为烦闷。倚枕不寐，听此雨声，益觉愁绪坌集也。”穷困至此之际，家道颇丰的吴樵珊要把赶他出门，难怪王韬倍感痛苦了。
根据《瀛壖杂记》，王韬于同年九月二日迁居于北城外，“小楼数楹，颇饶幽致，其地僻静，人迹罕至”。迁居之后，他与吴樵珊的关系，仍然不错。《瀛壖杂记》九月十二日记，王韬访友正斋，途遇吴樵珊，“同至荷厅，剧谈一切”。九月二十七日，王韬到“吴氏小筑”问疾，吴樵珊特留饭款待。十一月四日午后，王韬“往澹人斋中”。二十一日既夕，“至澹人斋中”。咸丰三年正月元旦，吴樵珊与一友专程到王韬舍中，“贺新禧也”。二月初王韬乘船赴鹿城（昆山）应岁试，二十三日返至沪城，二十四日即“至吴澹人斋中”。继《瀛壖杂记》后，《瀛壖日志》也有一些二人关系的记录。咸丰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云：“过澹人斋中，读独秀峰诗三十首。”说明他们之间除了谈论国事，也谈诗歌。四月十日云：“薄暮，蓉圃来。同壬叔（即李善兰）往街市散步，即返，至澹人舍。澹人将去申江而至香港，故往送别。归已黄昏。”翌日，吴澹人行前特来拜别：
薄暮，澹人将至香港，特过余舍。论天下事，不可复为国家，有三虫皆足以病民。一曰蠹虫，官吏是也；二曰蛊虫，僧道是也；三曰瘵虫，鸦片是也。天下之利，不过五分，而此三者，各耗其一，民何以不病，国何以不贫？为人上者，宜改弦易辙，思所以善处之道，以培国本，以厚民生，则社稷幸甚，天下苍生幸甚。夜送澹人至江浒，帆樯灯火，弥漫盈望，凉风吹衣，快人胸臆。
吴樵珊去香港，先到王韬处话别，王韬再送其至江边码头，可见二人的关系，仍是要好的朋友。王韬特意记录了吴樵珊的议论，说明他比较认同，或至少比较重视个中的思想。
吴樵珊到香港以后，二人的关系又如何呢？因文献不足，难以确定。《瀛壖日志》咸丰三年九月条，因避兵（小刀会起义），王韬的许多朋友潘研耕、蒋敦复等，住到王韬家中，“群聚一室，颇得纵谈”，而居楼上者，则有“研耕夫人及澹人夫人”。是则吴樵珊在港之时，王韬曾容留他的夫人在自己家中避难。
纵观以上几种日记，吴王二人的过从，在吴樵珊赴香港之前，一直比较密切，即使在王韬迁出吴樵珊居所之后，亦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二人也非情深的知己。王韬与在上海的一班朋友，知名者如李善兰、蒋敦复等，经常群聚啜茶、饮酒、食片岕（鸦片）、勾栏“访艳”，而吴樵珊除了几次至荷厅饮茶之外，概未参与。这说明，吴樵珊是游离于王韬这个圈子的。这可能有个性、经历的原因，可能有思想的原因，更可能是年龄的原因（见下）。
《瀛壖杂志》止于咸丰三年九月，迄《蘅花馆日记》起笔于咸丰四年八月，将近一年中断。检《蘅华馆日记》，从咸丰四年八月初一日至咸丰五年三月十九日，没有关于吴澹人的任何记载。查阅民国《新声》杂志1921年第1—3期重排的《蘅华馆日记》（咸丰五年七月初一—八月三十日，或1855年8月13日—10月10日），多次提到一个叫“吴老”的人，如七月二十一日云：“偶至吴老之舍，及门被叱而出。噫！吴老绝人太甚，其心老而愈毒矣！”七月二十三日云：“闻吴老至英署控予。噫！为鬼为蜮，则不可测，彼之谓矣。”八月二十六日又云：“予偕恂如、仲瞻入城，□遇吴老，挥拳欲殴，予急走避之。噫！此老死期将至，而又所为如是，愈速其辜耳。”[35]此吴老是谁？为何此人如此恨恶王韬，叱骂、控告乃至欲挥老拳？八月二十九日日记，道出了消息：
晨，吴老岸然来舍，以索旧逋为辞，予漫应之。即复一札曰：“仆与君游，七年于兹矣。曩者居同室，作杞菊比邻；出与偕，为诗酒逸侣。嗣后风流云散，踪迹阔绝，以萋菲之谮，遂来余耳之嫌，交情中替，药石成仇，良可叹也。惟君之报复，亦太甚矣！控仆于英署者二，窘仆于道途者一。仆法颜子犯而不校之意，置之不问，非有所畏而不敢也，以君老矣！仆又非郁郁久居此者。人生百年，等归于尽，如水花泡影，露电尘梦，千古英豪，同作一丘之貉，又何苦与人争此闲气。仆负不羁才，非终身丐食海滨者，今日之栖栖不已，徒以有老母在耳。行将买半顷之田，于淞水之侧，为退耕计。故乡可乐，蔬食亦甘，未始非吾人之退步也。如君者，沪渎羁栖，有王仲宣之感慨，乡关迢遞，有庾子山之悲哀，苟一念及，能勿伤心？又何苦与人争雄竞胜哉！仆比来栖心静谧，留意辞章，暇惟偕二三友人，啜茗东园，作卢同、陆羽之饮，以漱涤尘襟。龂龂然与人角口舌，非雅人所为，仆不屑也。君如得暇，可在荷厅作茗战，若欲挥老拳，则致谢不敏，惟有走避而已。君家所寄储箱箧，遣价来取，无不立与，仆所居在廉让之间，严一介不取之义。所负阿赌物，亦当渐次清偿，仆岂九城台上逃债者也？诗逋酒券，乃为韵事，此种钱物，断弗久假不归，使藉口者骂我王戎为龌龊也。更有启者，君扬言于外云：将上控道宪，俾仆授首北城。此甚无妨。吾载吾头，刀锯斧钺，仆请受之。仆颈固甚痒，尝揽镜自照，笑谓：‘好头颅，谁斫我’，不意乃得君利斧以劈之也。噫！国家除奸诛暴，自有常刑，非为小民快其私忿也。君姑已矣，无扰我虑。西风已起，珍重装棉，饮食起居，尤宜自玉。处心积虑，徒自损寿，戒之慎之！”[36]
笔者以为，本日记中的“吴老”，即是吴樵珊。理由有七：（1）王韬信中说，“仆与君游，七年于兹矣”，按上文所述，王韬1849年秋入墨海书馆，与吴樵珊结识，到本年（1855）秋，虚数正好是七年。（2）“曩者居同室，作杞菊比邻”，恰符合“余于城北僦屋数椽，与澹人偕居”的事实。（3）“嗣后风流云散，踪迹阔绝”，与吴樵珊赴香港，王韬留沪上，一南一北、两相暌隔契合。（4）“吴老”到英国领事馆控告王韬，说明此人与英人（或传教士，或外交官）有联络，熟悉门路，吴樵珊即有此条件。（5）王韬欠“吴老”钱而无力偿还，符合前文所述王韬与吴樵珊的经济条件的差别，或王韬迁居时，房租就没有交出，造成“旧逋”（欠债）。（6）王韬家中寄存“吴老”的箱子，虽然我们不知道此事的缘起，但既然吴樵珊妻子曾“避兵”在王韬处暂住，寄存箱子自然有其可能。（7）王韬求和解，提出请对方到“荷厅作茗战”，之前的日记中，吴樵珊唯在此与王韬及朋从喝茶，未有饮酒、吸片岕等事，亦未曾往别处喝茶。
在《茗芗寮日记》等日记中，王韬从未提及吴樵珊的年龄。吴樵珊真的会是年龄很大吗？在美魏茶的《中国岁月》中，他提到1842年年底第一次去宁波府衙时，“我的上了岁数的朋友（my aged friend）吴先生和蒋医生陪着我”[37]。可见在美魏茶的眼中，吴樵珊当时已颇有年纪。十余年过去，在二十几岁的王韬眼中，吴樵珊自然更老。日记用“吴老”而不是用“澹人”，固因二人关系今非昔比，也着实体现了吴樵珊给王韬留下的年老的印象。
王韬与吴樵珊的关系，因何搞坏了呢？文献关系，无法确知缘由。王韬说他们之间是“以萋菲之谮，遂来余耳之嫌，交情中替，药石成仇”，即有人进了谗言。谗言的性质为何，不甚清楚。吴樵珊对王韬如此恶怒，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应该有其理由。王韬自知理屈，多番避让，愿求和解，同时也知道对方不能把自己怎么样，间有揶揄。对二人之间的是非，笔者因无根据，不敢评断。
至此可以明白，为什么王韬在《瓮牖余谈》中，用的是“吴樵珊”，直呼其名，而不是像对应雨耕（名龙田）等人那样，依例称字（吴澹人）。也可以明白，为什么王韬生前刊行的著作中，除了《瓮牖余谈》一例，都不见吴樵珊的身影。不独《弢园尺牍》、《海陬游冶录》、《漫游随录》、《淞隐漫录》等没有吴樵珊，王韬记申江旧闻的著作《瀛壖杂志》，也无此人。此书卷四收“专门名家之士”[38]男女数十人，而以诗人最多。供职墨海书馆的李善兰、张福僖、蒋敦复、管嗣复皆有传，即偶以诗鸣者亦有传，而独不载吴樵珊行迹。这都是由于二人曾经交恶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