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大晟府是宋徽宗朝用来建构“一代之乐”与管理日常用乐的机构。按大晟之“晟”含有火德炽盛之义。《订讹杂录》：“晟音盛，明也，炽也。……宋朝乐名曰《大晟》。”[1]《大晟乐书》：“大乐之名则曰《大晟》。日王于午，火明于南，乘火德之运，当丰大之时，恢扩规模，增光前烈，明盛之业，永观厥成。乐名《大晟》，不亦宜乎？”[2]宋以“火德”兴，而蔡京又倡“丰亨豫大”之说，故以“大晟”名乐。除“乘火德之运”外，还含有“恢扩规模，增光前烈，明盛之业，永观厥成”的意思，故“大晟”本身亦有集大成之意。

大晟乐的制作，是有感于大乐之制“讹缪残阙”、“太常乐器弊坏”以及“声韵淆杂”（《宋史·乐志三》）而发的。所谓大乐之制“讹缪残阙”，是指黍律“失之太高”及大乐阙徵、角二调而言。因“徵声”五行属火，宋以“火德”兴，故“徵声”不可缺，而北宋多次制乐都未及补“徵声”，此为“残阙”之义。又北宋多次制乐均以“黍律”为准，或下王朴乐三律，或下二律，或下一律，互相非议，无有一定，此为“讹缪”之义。所谓“太常乐器弊坏”，是指北宋虽多次改乐而乐器“竟复旧制”（《宋史·乐志一》）及“遂择诸家可用者”（《宋朝事实》卷一四）而言。所谓“声韵淆杂”，则指新旧乐并用及天下州县、钧容直、教坊各自用律的情况而言。于是，承北宋历次改作之遗业，秉徽宗“功成作乐”之侈心，扬蔡京“丰亨豫大”之时论，改制大乐成为时代共识，“一代之乐”由此应运而生。但在实际上，大晟乐制作乃承北宋历次音乐改作之遗业。北宋大乐六次改作到徽宗朝方告一段落，大晟乐实质仍是因袭北宋历次音乐改作的成果而略事修饰，不过是假借“帝指”而塞群儒之口而已（《宋史·乐志一》）。《宋史·乐志三》指出魏汉津“指律”有阮逸参与讨论，并吸收过范镇乐的所长[3]。尽管“魏汉津乐”剽窃范镇之说并不可信，但是，后来经过刘昺、刘诜、彭几等人加以增改的大晟乐，确实是北宋乐议集大成形态的产物，这是毋庸置疑的。

大晟府自置局议乐伊始再到置府建官及制器、修制大乐，其间经历了众多辩议、论难及党争纷扰，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大晟府的设置实与蔡京主政密切相关，亦随蔡京任废而兴替。考察大晟府机构演变及制乐的前后纷更，无不与蔡京一伙的政治阴谋有着深层关系。史传中诸种扑朔迷离、前后矛盾的记载，都与蔡京一伙装神弄鬼甚至捏造事实有关。后世撰史者多不加辨别，遂以刘昺《大晟乐书》及蔡絛《国史后补》为依据，乃为其愚弄而不明就里。加上南宋以后对“魏汉津乐”的误解滋深，对大晟府史实的认识愈有以讹传讹之势。衍及其职官设置、任免情况、乐制、乐章与词曲等相关问题，亦颇多误解。因此，对大晟府沿革、机构职能、工作性质、职官任替、制乐过程、推广情况、乐书编撰、曲谱流传和词派活动、词人生平、乐词创作、影响及相关史实作全面、深入的考述，就显得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