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制夷主题中的价值索论

注重实功实效，鄙弃空谈心性，是经世派士大夫的学风标记。“言治术，则莫如综核名实”;“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崇实黜虚”应算是经世学风与传统的汉学、理学、辞章考据的本质区别。在清朝国势日衰而传统理学之风仍旧盛行的背景下，经世思潮的辐射与务实学派的衍生，在中国近代初期便有了积极的意蕴。即便它还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而且还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框架，但相对于陋儒旧学，却是增添了有生命力的新式学术倾向。在这种治学倾向的熏染下，一批思想开明的经世型士大夫走上了睁眼向洋的历史征程，其初始步伐便是缘于“制夷”需求的世界地理观念的演进和传统中国中心观念的渐次抛弃。

“制夷”是封建末世和近代初期的历史主题，如何应因这种历史主题，不同思想背景的人物做出了迥然有别的抉择。冥顽守旧的旧派人物执迷于“以德服人”“诚信化敌”“曲加优礼”，这种典型的“天朝大国”意识，既预示着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茫然无知，恐怕也与他们推崇和遵从的那种劳心劳力而又无所作为的理学、汉学、训诂的文化习性不无关系。封建训蒙旧法，“始入塾，先念百家、三字经、弟子规等书；次大学，次中庸，次论孟，次诗经……四书五经读毕，问其如何讲解，茫然不知也……问以中外大势，国家之情形，则懵然不晓也；问以天文地理之事，亚欧非澳之名，漠然谟知所对也”[28]。清朝末世的经世人物则抉择了“知夷情、通夷语、观夷事、师夷术”并借此“制夷”“御夷”的相对求实的道路。

“制夷”首先应当“知夷情”，它在后来变成愈演愈烈的西学热潮。近代中国人的西学结构体系庞杂而渐变，内容和范围越来越广，由表层而入深层，由枝节而入根本。它表面上是近代中国对西学认识的嬗变，也说明了天朝帝国已从原来唯我独尊和世界中心主义的思想神坛上跌下来。这种思想理念的流变是一个过程，而近代初期世界地理观念的渐变则具有初始性和导引性价值。由世界地理而延及世界技艺、格致、矿政、工程、法律、政治以及思想等，次第深入，由此，在整个“知夷情”和西学东渐的宏大系统中，它起着引导、促动其他方面的认识拓展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对世界地理的人文关注，也促使近代中国人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趋向，西方世界的社情民风、思想意识等文化类质也缓缓进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视野中，它与传统社会产生了种种冲突、调适和糅杂交混，在这个磨合机制的推动下，社会的近代化步伐姗姗走近了。

“制夷”既是清廷政权的自我救助，也是近代中国人反对外族入侵的时代性课题。经世学派及其对世界地理观念的演变的贡献，并非仅仅是为了清廷政权的自保自救，它在客观上也为社会各阶层的反帝斗争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为近代中国人学习和获取西方先进的思想价值观念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先导性条件。应该说，在中世纪的状态下，中华民族群体意识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崇权威、畏天命、讲传统、重经验、喜保守、主自强、行排外等方面，尽管在近代救亡的背景下，它仍有积极的价值，但更突出的是它在总体上已经束缚制约着反帝、改革和革命的进程。西方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等新质事物的输入和吸纳，渐次改变了这种旧式的民族群体意识，而衍生出一种新型的民族精神。作为这一过程初始的近代地理观念的价值和地位，恐怕不能作较低程度的评判。颇具声名的美国传播学家弗里特·罗杰斯在1962年出版的《创新发明的推广》一书中，将社会的变化分为内生型变化和接触型变化两类，前者变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内部，后者的动力来源于外界的新思想新信息，并且确认第三世界国家多属接触型变化。[29]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新思想新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地理观念的输入以至最终确立，对于变化民质、增强救亡变革的社会能量，对于将社会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的中世纪状态推向近代化轨道，也就具有重要的动力源泉的意义。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