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术范式转向

当代西方学术范式的语言符号论转向，属于科学主义美学一脉，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叶以来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文论的思想和发展脉络。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二元论“符号学”（Semiology）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的多元“符号论”（Semiotics），奠定了“符号学转向”的理论基础，分别影响了西方文论范畴的两大思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文论。在“语言符号学”范式转向的语境中，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Structural Linguistics）影响了结构人类学（如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神话观），文化研究（如罗兰·巴尔特的现代神话的大众文化阐释），心理学（如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西马”理论（如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如弗莱的原型批评模式，格雷马斯、托多罗夫和热内特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巴赫金可谓孤峰独起，将人们对语言的关注，拓展到“话语”的哲学美学维度。皮尔斯“符号论”一脉则与尼采为标志的后现代美学转向结合，影响了一代“后主义”思想家，包括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话语权力论、德勒兹“普鲁斯特与符号”的文学批评实践、电影哲学，以及后现代先锋理论家、社会学家鲍德里亚的文化与符号经济学批判，等等。

语言符号论转向促使西方文论在结构、解构与后结构思想观念之间形成张力场。在欧洲，索绪尔的符号靠语言—言语关系自足地生成意义；而罗兰·巴尔特的图式则是，大写层面（神话）扭曲小写层面（语言）；但是各自意义皆在。神话制造意识形态幻象，将历史转化为自然。巴尔特关于现代神话的文化诠释、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呈现出从结构主义、解构论到后结构主义的动态发展特征。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贡献之一是否定深层/表面的二元对立。后结构主义关注：谁在说？对谁说？因此必然进入历史和权力领域。正是在此意义上，福柯权力话语观启迪了美国新历史主义与赛义德后殖民批评的东方主义范式。

在美国，耶鲁解构学派将德里达等人的欧陆哲学与文学批评实践融合，特色斐然。1966年，德里达的著名演讲《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嬉戏》将解构论引介到美国，俘获了一批听众的心，赢得众多信徒与捍卫者。“最令人瞩目的是浪漫派学者保罗·德曼（《盲视与洞见》，1971）、修辞解构论者海登·怀特（《话语修辞》，1978）、略带玄思的解构论者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评》，1980）、声音强劲的芭芭拉·约翰逊（《批评的差异》，1980），以及由现象学批评家转变为解构论者的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1982）。”[2]他们的理论哲思和文学阅读策略构成了诸多后现代文学实践的基础，不少代表性著作被迻译为中文，进入汉语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