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当代西方文论话语星丛与学术范式转向

当代西方文论生成了星罗棋布的话语星丛。在美国文艺理论界“后理论”“反理论”和“理论文艺复兴”的论争中，雷奇作为一个热爱文学的理论家，提出“原子化、总体化、多元化”的原则，勾勒了一幅“21世纪文学与文化理论的文艺复兴”（Twenty-first Century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Renaissance）图表（见表1）。这个“星丛”式的图示，为我们研究当代西方文论本身及其范式转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表1蕴含了丰富的元素和理论话语，它们构成了“21世纪文学与文化理论的文艺复兴”的基本格局。不同于中国建设性的社会主义主旋律和“双百”方针的理论形态，西方文论的范式转向是在资本主义批判和学术研究旨趣的张力中生发的，它们的社会文化批判和质疑现实的取向，体现了其文学和美学的“精魂”。

当代西方学术范式嬗变的基本趋向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机制。一方面，柏拉图以来的同一性（基要主义、本质主义、中心主义、二元论、等级制等）普遍失效；另一方面，“后学”倡导的差异性（多元开放、关系互渗、语境交叠等）思想范式在占据优势的同时，又带来了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的弊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描绘西方文论形形色色的概念、话语、矩阵、格局、范式和关系，无疑是一种思想挑战。在这里，我们借用经伊格尔顿阐发的本雅明的“星丛”（Constellation，或译“星座化”）图式与德勒兹/加塔利的“横截线”（Transversality，或译“横截性、横截面”）概念，尝试论述这种复杂形态。

表1 21世纪文学与文化理论的文艺复兴

伊格尔顿认为，本杰明通过星座化概念拒绝同一性和总体性的诱惑。星座化既拒绝独一无二的差异性，也拒绝无休无止的自我同一性，它典型地体现在现代寓言之中。星座化概念是破除总体性的传统观念的最引人注目、最具独创性的努力，它给妄想式的总体性思想予致命的一击。[17]本雅明美学的“星丛”话语的优点在于，它具有辩证综合同一性与差异性、总体性与特殊性的特征，同时有效地规避了备受诟病的本质论和中心主义霸权，给“总体化、多元化、原子化”留存了合理化的定位，把一般描述性的文论话语提升到美学理论高度。

雷奇提供的21世纪西方文论“星丛”，类似于德勒兹/加塔利所强调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结合的“千高原”（千重台）。它由多元化的星座构成，各星座则是一个个不受权威意志主宰的内在性平台，既把原子化的元素聚集在类似的框架内，形成题旨簇群，同时又让它们异彩纷呈。譬如，“文学比较主义”（Literary Comparativisms）是这个总星丛的一个特殊星座，“华语风/葡语风/西语风/法语风/英语风”[18]等构成了其话语簇群。它们的文学形态，如华语风文学/英语风文学，意谓在各语言宗主国之外，世界其他地区以宗主国语言写作的文学。据考证，英文Sinophone（华语风）最早为西方学者基恩（Ruth Keen）于1988年使用，他以“Sinophone Communities”（华语风共同体）的表达式来定义包含“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在内的汉语文学。在中国语境中，“Sinophone”的术语汉译有“华语风”（陈鹏翔）、“华语语系”（王德威）、“汉声”（刘俊）和“华夷风”（王德威）等不同译法。华人学者史书美认为英语学界惯用“离散”（Diaspora）概念不适于研究散居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因此采用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风文学）术语“指称中国之外各个地区说汉语的作家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以区别于‘中国文学’——出自中国的文学”。[19]针对史书美“去中国大陆主流文学”化和“反中国中心论”，王德威在既包容中国大陆文学又取消“万流归宗”的前提下，重视开放性和包容性，提出自己的“三民（移民、夷民、遗民）主义论”“后遗民”理论视野和“势”的诗学。[20]作为美学图式，“21世纪文学与文化理论的文艺复兴”是宏观意义的星丛矩阵，“文学比较主义”是中观意义上该矩阵的结构性星座与题旨簇群，而“华语风/葡语风/西语风/法语风/英语风”等则分别是微观意义的特殊话语场域，尽管它们的构词法近似，但华语风的蕴含显然不同于具有西方殖民主义背景的葡语风/西语风/法语风/英语风。

雷奇的“21世纪文学与文化理论的文艺复兴”图表是静态的描述，而当代西方文论的范式转向则是动态的过程。借助“横截线”的概念，我们可以尝试论述这种学术范式的转向问题。在数学领域，横截线的概念可描述空间是如何交叉互嵌的，它构成了一种差异拓扑学的种属交叉的观念，可以定义为“在交叉点上的交叉空间的线性化”。[21]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在出版其文学论著《普鲁斯特与符号》第一版（1964）和第二版（1976）之间，遇到社会心理学家加塔利，从此两人结成当代思想史上著名的双赢的学术搭档，写出了《反俄狄浦斯》《千高原》等资本主义批判和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在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他们颇为喜欢借用不同学科或领域的思想资源，创造了一系列富于穿透力的思想观念，其中不乏各种“线”——逃逸线、横截线、分子线、克分子线等。作为哲学、美学和心理学概念，“横截线”一般认为是加塔利的创造。三卷本《德勒兹与加塔利：一流哲学家评价》（Gary Genosko，2001）第六部分设置加塔利“应用横截线”（Applied Transversality）专栏，收入《当裸露的空间被横截时》及讨论高乃依著名悲剧《煕德》等五篇论文。[22]德勒兹曾经为加塔利《精神分析与横截线》（1972）作序，承认是加塔利创造了“横截线”的生产性概念，用以阐释无意识的交流与联系。[23]德勒兹在《普鲁斯特与符号》中采用了横截线的题旨，精彩地阐发了后结构主义美学和诗学观念。据称，加塔利“横截线”观念对日本建筑美学颇有影响。作为一种“反逻各斯方式”，横截线迥异于柏拉图先验性的总体化预设，意指一种基于内在性的后结构主义交流方式和写作方式。动态的横截线可以多元生成全新的方向或分支。横截线在统一视野中装配异质要素，“这些异质碎片是不同整体的组合，拒绝成为整体，或根本就不是整体，而是风格”。譬如，婚姻是爱情的横截线——个体在茫茫人海中存在多种遇合与选择的可能性，终成眷属则意味着暂时或长期，乃至一生的家庭生活和责任。旅游是空间多元性的横截线——坐火车观景，旅游者的视野横截线般地把风景的各视角统一起来，把这些视角带入交流状态，同时，又仍然让不同风景自身保留着非交流状态。

本雅明“星丛”隐含静态的“格局”之义；而德勒兹/加塔利的“横截线”作为一种动态交流图式更加适于描述当代西方文论范式转向的形态与特征。德勒兹/加塔利扬弃柏拉图以来的静态僵硬的Being（是、存在）模式，倡导富于当代学术意识的动态开放的Becoming（生成、变化）观念，提出“横截生成”（Transversal Becoming）概念。譬如，电影可以提供一种“横截生成”的形式：“这并非是一种基于Being且通过时间展开自身的生成，而是一种随着每次新际遇而改变的生成。”[24]美国著名浪漫主义作家麦尔维尔的长篇小说《白鲸》亦是“横截生成”的一个例证。该小说叙事由事件构成。事件把两种不同的生成——亚哈船长执迷不悟地追杀与白鲸移动多变的身影——合并，形成一种“横截生成”的形态：既不是“人”（亚哈）的生成与图谋，亦非自然（在此白鲸作为普遍生命的表征）的生成与意愿。“横截”是一种致思方式、构造方式和行动方式，一个截面容纳了异质的多元性，成为“一种跨越艺术、政治、科学、文化诸领域的联结方式”，提供了一种“开放的总体”模式，[25]充盈着游牧美学的创造性。

概念史构成思想史和问题史，反之亦然。“横截线”概念赋予我们一种横贯差异的既通且隔的美学图式；“横截生成”则是开放理论空间的一把钥匙。它们能够更好地处理西方文论各范式转向的主要思潮、流派、代表人物和理论话语的跨界、混杂、交叉、互动的复杂情况。譬如，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影响波及众多领域，包括空间、媒介、文艺、文化、帝国研究、新巴洛克美学，等等。拉康既属于精神分析文论范畴，又牵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潮，同时还对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影响甚深。福柯是洒脱不羁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家，但是对美国新历史主义、赛义德后殖民批评理论、酷儿批评等产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影响。雷奇主编的《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集》也较好地处理了这些复杂关系。例如，齐泽克及其选文，既能够在编年史排序的目录中找到，也可见于“选择性目录”的分类如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霸权、主体性与身份认同等栏目。从“星丛”到“横截线”与“横截生成”，它们体现了当代文史哲领域语境交叠、多元互涉、开放流变的学术意识。

综之，文艺美学范畴是一个极为丰富复杂、开放多维的世界。当代西方文论的范式转向及中国化研究需要星丛、横截线和“原子化”（雷奇语）等概念的有机结合。宏观的“星丛”体现了当代西方文论总体上的一与多、统一性与差异性的关联图式；中观的“横截线”适于对待各种重要的范式转向既独立又交叉的动态关系；微观的“原子化”则意味着要对代表人物与理论范式进行具体的深入探讨（同一个理论家可以在不同的部分出现，也体现出理论的多维度交互渗透）。三者共同构成了审视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形态与范式的问题框架。理想的形态是：形成文学理论“星丛”纵横交错、史论结合、交叠谐振的效应。

在西方语境中，本书的关键术语“范式”（Paradigm）的词源学可溯及古希腊。著名的《文学术语与文学理论辞典》解释说：“范式”（希腊文“范例”），一种模型、范例或模式，作为一种文学设置，强调一种相似性。[26]在当代世界，范式具有交叉学科的含义。一般认为，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提出“范式”概念并且作为其理论核心。范式一词随即被广为接受，指一种公认的范例或模式，包括定律、理论、方法、应用等，是共同体所共享的一种范例，在心理上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共同信念。学术范式就是看待研究对象的方式和视角，它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对象、把对象看成什么、在对象中看到什么、忽视什么。一个既有而稳定的范式如果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适当方式，它就会变弱，从而出现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范式的突破导致科学革命，从而使研究领域获得全新的面貌。[27]因此，范式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代西方文论的范式转向和跨语境的中国化问题研究既具有良好的基础和拓展空间，也可以有多种分类方法与理论观念。在中外理论话语关联域，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西方文艺思想发展是从秘索思（Mythos）到逻各斯（Logos）；而中国社科院陈中梅则认为两者分别标志着西方文艺思想或隐或现发展的两条主线。在中国语境中，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主编的《现代西方美学史》（1992）就提出人本主义美学和科学主义美学构成了现代西方美学的两大主潮。[28]它们历史性的对立和多元交叠地展开，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形态。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1997）进一步概说了两大主潮（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次转移（从重点研究作家转移到重点研究作品文本，从重点研究文本转移到重点研究读者和接受）、两个转向（非理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29]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吴元迈研究员在全国外国文学“西方现实主义”苏州会议（1997）总括说，20世纪外国文论有三个主义：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周宪教授认为，文学理论的范式转向，主要是现代和后现代的转换。这种范式转型，在七个方面特别突出：（1）从知识形态看，有一个从文学理论向理论（以及后理论）的转型；（2）从基本方法论看，有一个从语言到话语的范式转变；（3）从研究对象看，有一个从作品向文本（包括电子超文本）的转变；（4）就文学活动的主体而言，有一个从强调作者到关注读者的重心迁移；（5）从文学研究的基本工作文本解释来看，有一个从解释到“过度解释”的变迁；（6）从文学理论的思维逻辑看，有一个从同一性逻辑向差异性逻辑的转变；（7）从文学史的经典阐释来看，有一个从审美理想向政治实用主义的发展。[30]朱国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西方前沿文论研究”（2014）提出四大转向：伦理转向、政治转向、语言转向和社会文化转向。[31]这些理论范式转向的研究，往往伴随着当代西方文论前沿发展的中国化问题研究，为我们的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书的内容构成分成两大板块。一是深化当代西方文论的前沿性问题与重要转向研究。当代西方文论的丰硕成果本身构成了重要的研究领域，且新世纪以来有一系列重要动态发展。主要内容包括“语言符号论转向”“精神分析转向”“西马转向”“边缘话语转向”“空间与媒介转向”“文化研究转向”等，拟侧重梳理其学术范式，归纳代表人物及其理论话语精粹，关注他们之间理论增殖、思想交叠与对话关系。同时，注意将文学理论范式转向与批评实践相结合，举隅论析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艺术对象。二是选择性地对当代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重要维度进行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从“西马”语境交叠维度探讨审美意识形态的中国化问题；借助全球化语境和后殖民批评“东方主义”范式，讨论当代中国东方学的建构；论述西方文论“理论”与“反理论”之争及其对中国文论的参照意义等问题。我们旨在借鉴既有成果，进一步推进语境交叠的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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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360百科“当代”辞条：从全球来看，当代应是指以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为标志以后的时期延续至今。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其当代大体界定时间应该是20世纪40—50年代以后的时期。http://baike.so.com/doc/5406640-5644509.html。2016.09.08查阅。

[2] 王岳川：《20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3] [美]史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4] 参阅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倪培耕《印度味论诗学》，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

[5] 杨乃乔、伍晓明主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2页。

[6] [加]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李杨、李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04、310页。

[7] 胡亚敏：《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研究》，《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期。

[8] V.B.Leitch，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21st Century Theory Renaissance，London：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2014，pp.60-61.

[9] 奥斯维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设在波兰的一个著名的灭绝人性的集中营，当时上百万的犹太人在那里被纳粹军队用毒气等非人道手段杀死。著名电影《辛德勒名单》形象地再现了类似场景。

[10] 德雷布——1967年4月，26岁的巴黎高师哲学教师、作家与记者雷·德雷布因为参加古巴革命运动在国外被玻利维亚政府秘密关押并且面临死刑。巴黎知识界发动了一场为其辩护的运动，向玻利维亚政府示威。签名者包括10名法兰西学院院士和其他学院的20多位院士。

[11] [美]史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12] [美]大卫·迈西：《用借来的概念思想：阿尔都塞与拉康》，麦永雄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 [法]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7页。

[14] [美]史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15] [芬兰]托尼·拉赫蒂宁：《生态批评的芬兰视角》，曾繁仁、谭好哲主编《文艺美学研究》2015年秋季卷，第48页。

[16] V.B.Leitch ed.，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New York：Norton & Company，Inc.2010，p.2403.

[17] 参见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24页。

[18] “华语风/葡语风/西语风/法语风/英语风”分别对应英文Sinophone/Lusophone/Hispanophone/Francophone/Anglophone。

[19] 刘俊：《“华语语系文学”的生成、发展与批判——以史书美、王德威为中心》，《文艺研究》2015年第11期。

[20] 刘俊：《“华语语系文学”的生成、发展与批判——以史书美、王德威为中心》，《文艺研究》2015年第11期。

[2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ansversality_（mathematics），2016年12月9日查阅。

[22] Gary Genosko，Deleuze and Guattari：Critical Assessment of Leading Philosophers，New York：Routledge，2001，pp.805-878.

[23] F.Doss，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Intersecting Lives，D.Glassman tra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p.5，127-128.

[24] Claire Colebrook，Gilles Deleuze，New York：Routledge，2002，pp.37，133.

[25] R.Bogue，Deleuze's Way：Essays in Transverse Ethics and Aesthetics，Hampshire：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7，pp.3-5.

[26] J.A.Cuddon ed.，（revised by M.A.R.Habib）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5th ed.，Wiley-Blackwell，2013，p.509.（A pattern，exemplar or model，which as a literary device，points up a resemblance.）

[27] http://wiki.mbalib.com/wiki/%E8%8C%83%E5%BC%8F，2017年1月9日查阅。

[28] 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

[29]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30] 周宪：《文学理论范式：现代和后现代的转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月16日第B-05版。

[31] 此外，王一川教授撰写过关于“语言论转向”的著作《语言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陆扬教授发表了关于后现代“空间转向”的论文《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前国际美学协会主席约斯·德·穆尔与笔者在广州“南方国际文学周·书香节”（2014年8月）关于“新媒体”的跨文化美学对谈中，做过关于“媒介转向”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