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代天津早期的慈善社团（1639—1911）

第一节 天津概况

天津的地理位置及气候情况与慈善社团的产生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天津位于渤海之滨，九河下梢，自然灾害频发，人民受灾较重。这就使得天津慈善社团的产生成为可能。近代随着开埠通商，天津的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出现了众多掌握大量社会财富的人群，这为在天津举办慈善又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早在明朝时期，明政府就在天津办起了第一个官办慈善机构——养济院。随着天津进一步的开发，津埠文明也日渐发达。以上因素都使得慈善社团的形成、发展成为可能。本节着重从天津地理位置、近代天津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略作简述，使人们了解近代天津慈善社团的诞生及其活动背景。

一 地理位置及行政区划沿革

天津市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环渤海湾的中心，东临渤海，北依燕山。据记载，“津地为九河下游，合众流汇归三岔河，皆由直沽入海。天津一城，三面临河，大海在其东南，三角淀绕其西北。为海河之要冲，畿南之屏蔽也。天津在北京东南二百四十里。是拱卫京畿的要地和门户”。[1]整个天津的地形图像个不规则的畚箕，向渤海倾斜。

远古时代的天津曾是渤海的一部分，经过多次的地质变化，退海成陆，逐渐出现部落的聚落点。天津地区的形成始于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唐中叶以后，天津成为南方粮绸北运的水陆码头。早在金贞祐二年（1214）之前，统治者就在南北运河与海河交叉的三岔口建立了直沽寨，天津发展为漕运与军事相结合的畿辅重镇。自公元12世纪金朝迁都燕京（今北京）后，由于大批漕粮需经三岔河口转输入京，这为天津的开发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元朝为了加强直沽的军事守备，遂于元延祐三年（1316）改直沽为海津镇。海津镇成为元朝重要的军事重镇和漕粮转运中心。明朝建文二年（1400），朱棣率军经直沽渡河南下，建文四年（1402）夺取政权，翌年改元“永乐”。永乐二年（1404），明政府在直沽设卫，赐名“天津”，意为天子渡河的地方，天津由此得名。明永乐二年至四年（1404—1406），这里先后建立了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天津成为三卫的军事要地。永乐二年修筑城墙，天津逐渐形成为都市。此后，近河的北城和东城，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门及东门外是繁华的商业区。三卫衙门均设在城内。清顺治九年（1652）将天津三卫合并为天津卫。清雍正三年（1725）改天津卫为天津州，六年后又升州为府，下辖天津、静海、青县、沧州、南皮、盐山、庆云6县1州，成为畿辅首邑。义仓图天津郡城东至宁河县界四十里，西至静海县界三十五里，南至静海县界四十二里，北至武清县界四十五里。东南至海一百二十里，西南至静海县界四十里，东北至武清县界五十里，西北至武清县界四十五里。[2]包括三百多个村庄。

天津作为北京的门户，经过元、明、清几百年的演变，至清代，天津不仅成为漕运枢纽，又是长芦盐产销中心。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使得华北腹地的货物多在这里进出，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为了管理的方便，清政府先后设立了管理漕、盐、贸易的行政机构。这些机构后来迁到了天津，天津城市发展初具规模。清咸丰十年（1860）为防御英法联军入侵，在城墙外又筑濠墙一道，天津城格局至此定型。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资本主义势力得以染指天津。天津的开埠带有屈辱的标记，是在遭受西方列强的武装入侵并通过缔结不平等条约而被迫实现的。开埠后，有九个国家在天津强占土地，开辟租界，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威胁北京、干预内政、掠夺财富资源的基地。天津从一个封建都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这些变化客观上为天津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模式，使得天津在开埠后得领时代风气之先，在国内较早地步入了近代城市化的行列。”[3]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总督衙门迁至天津。1912年中华民国在行政建制上废除州府，天津府改为天津县，属直隶省，1913年2月，直隶省省会设于天津。1928年6月，直隶省改为河北省，省会仍设在天津，以天津城及其近郊地域设置天津特别市，属国民政府直辖，这是天津设市之始。同年10月，河北省省会迁驻北平。1930年6月，天津特别市改为天津市，仍直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同年10月，河北省政府又由北平迁回天津，遂改天津市为直辖市。

在民国，天津当时的行政机关，为谋交通上的便利及保地治安起见，把城市区域分为一、二、三、四、五区，特别一、二、三、四区及东、西、南、北四乡。

一区，东自海河沿岸至日租界接连。西迄东门城内鼓楼，南与日租界毗连，北至狮子林金家窑河岸，区内有警署六个。二区，南自南大关外新关边墙起，北至北马路，东自鼓楼南大街，西至双庙与中区相连。中区占地极大，有南、北、西三面马路，商市沿马路一带最为繁盛，推至西门外一带，地势低洼，街市冷清，西关外修筑十里长的马路，一跃而为繁盛之地，区内警署分为六处。三区，东自最热闹最繁盛的大胡同、锅店街、估衣街沿白河南岸以至道桥，西至赵家庄折而向南至双庙街，又折向东至北马路与东南两区分界，南运河直贯其间，区内警署分五个。四区，西自红桥以北，西沽以南，自堤头而至西于庄、辛庄、小王庄一带以及大经路，南半段向西则与中区相连，区内北洋大学及各小学衙署公馆等，区内有警区六个。五区，由金刚桥至煤场，沿北宁线至总车站新大路，再沿津浦线折西至堤头村，再沿白河返至金刚桥，区内多新关，天津公园造币厂及诸名胜均在区内，区内警署分六处。

特别一区在英租界南面的旧德界，面积一千三百余亩，东至小营门，南至佟家楼，西至小刘庄，北至宋家胡同。特别二区旧为奥租界，在海河沿岸以东，北宁路线以西，东自官汛西至金汤桥，南接意租界及过街阁，北至旧三岔河口，面积占地千亩有零，俗称河东。特别三区为旧俄租界，在意国以南，海河沿岸以东，东自唐家口，西至意国工部局，南自海河沿，北至北宁东站，占地约六千亩，面积虽大，而人烟稀少。特别四区在特三区的南面，东南与四乡第五所属的大直沽镇交界，面积约占地七百亩，比租界市面冷清。

东乡以金钟河桥分东与北，以海河分东与南，区域在东围墙外，北界沿金钟河有王场、大毕庄、孙家庄等，南界沿河为大直沽、挂甲寺、潘新庄等，东与宁河接界者，北有欢坨，东有范家庄、军粮城等，凡七十余村。西乡以子牙河分西与北，以卫津河、赤龙河分西与南，其区域在西关墙外北界子牙河，沿南运河北岸有大觉菴、杨家庄等，西与静海县接界，西沿卫津河有王顶堤、纪家庄，南沿赤龙河，有邓家坨、陈家村等，凡六十余村。其间名镇以杨柳青为最繁盛，其东十余里，沿南运河岸，有稍直口、李家坟、姜家井，北斜村等是四乡著名的村庄。南乡以海河分南与北，以卫津河、赤龙河分南与西，其区域在南墙外，东界沿海河为贺家口、土城等，西界卫津河、赤龙河为八里台、黑牛城等，西与静海县接界，南与沧县接界，凡一百十余村。其间共有白塘口、咸水沽、葛沽、双港、灰堆、新农、新城七镇。北乡以金钟河分北与东，以子牙河分北与西，其区域在北围墙外，其南沿为子牙河北岸，西与武清县接界，北与武清接界，东与宝坻接界，其沿北运河、永定河者，村落尤密。凡九十余村，其间汛口有七，曰西沽、丁字沽、北仓、浦口、旱沟、三河、桃花口，是乡东北为宜兴埠，地产鱼苇，其居民之繁，殆与四乡杨柳青匹配。[4]

二 气候环境状况

（一）天津的气候

天津虽然靠近渤海，但全市却属于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由于河流灌注，地势洼湿，所以气候不是很干燥。“节气较京师迟三分八秒，夏令极热时，寒暑表可达百十余度[5]，冬令内河结冰约二尺，海口约十四五尺，惟春秋温和宜人，其降雨之时，以五六七八等月为最多，至于风向，春夏偏于东南，冬偏于西北，特地邻渤海不能无变易也。”[6]

天津气候冬季寒冷，夏季炎热，春秋则很短促。长期生活于天津的张焘，在其著作《津门杂记》里面对天津的气候做了这样的描述。他说：“天津气候非冬即夏，所求春秋佳日绝少。二三月间犹寒气不减，一如隆冬。每至首夏清和，今日体著重绵，明日手则挥扇，其立见炎凉如此。且有干风吹扬尘土，其势甚狂，几几乎无日无之。人目尽眯，禾苗枯萎，所以常苦旱荒。夏秋之交，雨势稍大，又防冲决。湿蒸炎热异常，中秋节后，人犹袒背以行，无几日，又行冬令，朔风骤起，木叶尽脱，便觉寒威彻骨，溪水结冰矣。居人非卧暖炕，拥煤炉，不足以过冬。”[7]

一年四季当中，冬季约占166天，夏季约为100天，而春秋两季各占50—55天。春天里，经常是晴空万里，干热风较多，降水量少而蒸发量较大，这对于农作物是个威胁，干旱会导致禾苗的枯萎，所以历史上经常出现春旱秋涝的现象。“夏季降水约占全年的70%，冬季降水一般只占全年的2%。”[8]这从民国时期水灾发生的频率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夏季的暴雨经常造成河槽漫溢，堤坝冲决，洪水成灾，人民流离失所。

（二）天津附近的河流

天津当九河之尾闾（白、浑、涞、是、唐、潴、滹、滏、卫）河流密集，沟渠纵横。自然河和人工河纵横交错。干流主要有北运河、海河、南运河。“城东北二百步，为白河、卫河之尾闾，交流汇入于海河，名曰三岔河口。白河，即北运河。其源来自边外，达入密云县石塘岭关，由牛郎山而来。两岸皆白沙，不生青草，故名。又名潞河。由天津舟行北上，曲折至通州，计水程三百五十里。由通州晋京，陆程四十里。”[9]“南运河，即卫河，又名御河，古清河也。源出河南卫辉府辉县苏门山，东流经新乡、汲县至濬县，历彰德之内黄，过大名县东南，又东北抵府城，又东北入山东馆陶，经武城、恩县，转至河间界，由吴桥、东光、南皮、沧州、青县、静海归天津三岔口，由直沽入海。自辉县至津，曲折二千余里。”[10]另据记载“南运河，昔南漕借以转输者也。起于浙江杭州，经江苏横贯扬子江山东穿黄河，次第北向入河北。至静海县流经县西，折而东北，与白河会，曰三岔河”。[11]海河，由三岔河口北运河、南运河汇流入海，无所谓来源。自三岔河口至大直沽，长一百二十里。天津河流密布，由于其地势洼下，犹如釜底，各河汇入海河入海。时人汪兆沄谓天津仅一海河受南北运河之水，夏秋之交，海潮顶足不纳众流，则奔驰泛滥，天津被害独重。

北运河支流主要有大清河、子牙河以及永定河。北运河分流，都在城北数里。大清河，俗谓之上西河，在县西北，河源出保定满城县，经府城西南被称为府河。过安州，入西淀，经赵北口，东行文安西境，霸州南境，又称会通河，共分三支总名东淀，又名淀河。东北由静海达天津，汇入子牙河。子牙河，俗名下西河，在南运河迤北，水源汇归于大陆泽，俗名南泊之洺河、沙河、牛尾、白马等河，归于宁晋，俗名北泊之泜水、泲水、洨河、谦河，总归于发源之磁州滏河、阳河，至武邑与发源山西之滹沱河合流于大城，至天津为子牙河，统归直沽入海。[12]永定河，源出山西忻州静乐县燕京山之天池，而重见朔州之马邑者为桑干河，至浑源州名浑河，入直隶，经顺天府宛平县卢沟桥称卢沟河，抵南北金沟为永定河，东南入天津县，经三河头青光寺等村达西沽，东流入北运河。

（三）近代天津地区的水旱灾害

水旱虫雹风灾等各种灾害充斥了中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度。天津河网密布，受水灾之深自当不言而喻，从灾荒方面看，一部天津史就是一部天津人民同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历史，既是一部天津人民的血泪史，又是一部天津灾荒救济史。

通过天津地方志有关清康熙到同治朝记载，对天津灾荒我们可以略窥一二。康熙朝：水灾发生5次，蝗灾2次，疫灾1次，地震1次；雍正朝：水灾3次，蝗灾1次；乾隆朝：水灾11次，旱灾4次，疫灾6次，蝗灾4次；嘉庆朝：旱灾8次，疫灾6次，蝗灾2次，水灾4次；道光朝：疫灾1次，水灾3次，蝗灾1次；咸丰朝：水灾1次，蝗灾2次；同治朝：疫灾1次，旱灾2次，水灾2次。[13]

翻开《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可以清楚地了解天津洪涝灾害之频繁。自1840年起又进入了一个政治上风云激荡的时代，作为清朝统治中心所在的顺直地区就一直处于水患的困扰之中。自1840年到1911年这71年中有关天津洪涝灾害的记述有98条之多。

1891年入夏以后，武清、宝坻、静海、沧州、南皮等16州县因雨水过往成灾。1892年，顺直地区出现了更大的水荒。顺天、保定、天津、河间等府普罹水灾，秋收无着。1893年，上述地区的水患呈一年之势。入夏以来，倾盆大雨连日不断，永定河、南运河、北运河等纷纷漫溢，造成了上下千余里一片汪洋的泛滥局面，直隶总督李鸿章向朝廷奏报，共有64个州县受灾。1894年，是进入90年代以后顺直地区连续第四个水灾之年，这一年入夏以后，长时期的狂风暴雨，诸河漫决，汪洋一片，直隶合计灾歉的州县共有102个之多。一些灾重区的收成已不足平常年景的十分之一。[14]灾民纷纷逃荒。战后的1896—1898年，顺直地区又连续三年发生水患，每年又是数十个州县被淹，灾民不是困苦颠连，不堪言状，就是十室九空，困苦已极。[15]

我们再通过《海河流域历代自然灾害史料》来审视晚清至民国天津地区的各种自然灾害。1902年5月沧县大疫，沧境死约万余人。天津地区发生旱、水、雹、霜灾；1903年发生旱、虫、霜、水等灾害；1904年发生洪涝灾害；1906年旱、涝灾；1907年旱、水、雹、虫等灾害；1910年水、旱、雹灾；1912年水灾；1914年旱、水灾；1917年“静海至天津共计决口十六道，本年七月连遭大雨，河水暴涨，堤岸溃决，群水合并奔往天津。蓟县被灾村庄247个，被灾人口91786人”。[16]1920年旱、蝗、虫灾；1922年旱灾；1924年旱灾、虫灾；1926年水灾；1928年蝗、水灾；1930年旱灾；1931年水灾；1935年天津风灾、旱灾，水灾；1939水灾；1943年旱灾、蝗灾；1947水灾；1948年旱、虫灾。

通过这些相关的灾害记录，我们可以看出晚清民国时期天津几乎无年不灾。在各种灾害中洪涝灾害频发的次数超过了历史上以往的年代，自19世纪80年代始到民国建立期间，有关海河、滦河记载的洪涝灾害就有23年，占该段时间年份的三分之二多。灾荒造成了大量的灾民，严重影响了生产，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政府救济力量有限，民间慈善团体配合政府进行了大量的慈善救济工作，它们为近代天津灾后重建，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 经济发展状况

近代天津经济的发展与前代是一脉相承的。天津经济的发展因漕运而兴。金朝定都中都后，每年都需要大量的粮食及其他物资，这些物品主要通过运河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征集，运输的物资汇集于天津，然后再转运至京师。元朝建立以后，大都所需民食，一切都仰仗于江南，漕运、河运并重，天津成为当时漕粮的集中和转输基地。明朝建立后，天津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比前代更加突出。明政府在天津兴建了大量的仓廒。据记载，天津各仓所储存的官粮，数以万计，形成了离首都既近且大的漕粮储囤所。“按漕船志，永乐十三年罢海运，从里河运粮，令天津卫官盖建仓廒，于宣德间增建三仓。天津卫大运仓六廒计三十间，天津左卫大盈仓九廒计四十五间，天津右卫广备仓七廒计三十五间以上，闯寇焚毁无存。[17]公字廒六间，聚粟廒五间，裹糇（餱）廒五间，日子廒五间。以上四廒，一贮本卫屯粮，一贮截留南粮支本镇兵饷。”[18]天津成为漕粮入京的要道，作为漕运的枢纽，天津拥有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其经济地位与处于运河南端的杭州已经并驾齐驱。天津由一个军事据点和漕粮转运中心，发展成为运河北部的新兴商业城市；在开埠以后的几十年中，又迅速成长为商业大都会。天津不但是我国北方的水路交通枢纽和首都门户，而且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工商业和港口城市。[19]

（一）农业发展状况

天津农业生产已有很长的历史。农业种植主要以“玉蜀黍麦高粱为大宗，其他若蔬属、瓜属、棉花等所产亦饶，营田河之稻米”。[20]但“天津为九河下游，可耕之地固少，聚处之租实繁，为水陆通衢，是以逐末者众”。[21]由于天津可耕的土地不多，再加上近海，盐碱地较多，不适宜农作物的生长，为了生活需要，则更多人选择了经商，以此来养家糊口。

对天津农业实施一定规模的开发，则是从明代屯田开始的。明代天津已有大量驻军。永乐二年（1404）在天津设卫，当时天津三卫共有军士16800人。因为直沽海口土地肥沃，当政者便下令在天津实行屯田，并规定了驻地军队，十分之三守城，十分之七屯种。1597年，万世德上书朝廷，要求准许天津人民开垦海滨荒地，得到皇帝的批准。1598年，汪应蛟任天津海防巡抚，请求万历皇帝批准他在天津开垦水田，得到准许。垦荒两年，获利颇丰，可抵驻军饷银一半。1621年，屯田御史左光斗到天津巡视，认为天津的自然条件利于开垦，于是上奏朝廷，指示水利专家河间府管河通判卢观象为管理屯田水利通判，指导垦荒。为了鼓励开垦，卢观象采取了积极的办法，一是官家备牛、种子、农具，雇募农民耕种，收入全部归官。二是招佃农耕种，官家供给耕牛、种子及农具，收获按佃户六成，官家四成分成。三是民间自力开垦，官收十分之一的租税。四是军耕，令海防军种葛沽之田，军口粮由军队供给。每人种田四亩，交粮两石，但不同于军屯。五是军屯，每人种田五十或百亩，收入完全充作军粮。1622年政府又安插由辽东逃来的难民垦荒。到了明末，个人进行了垦荒。科学家徐光启在天津期间，总结了利用潮汐进行灌溉的经验，引进了南方的良种。徐光启在天津垦田种稻实验的成功，为日后天津垦荒事业和农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天津经济的繁荣。

康熙、雍正时期，天津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屯垦。1704年天津总兵蓝理在城南开垦稻田200余顷，后拨给农民耕种。1735年，雍正帝任陈仪总其责，仿效明末汪应蛟筑十字围的做法，开垦土地450余顷，均获得较好的发展。清代天津的屯田为后来这些地方成为稻田产区奠定了基础。后又有淮军统领周盛传在小站开垦营田，种植出闻名遐迩的“小站稻”。历史上天津水资源丰富，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22]

但是，随着近代天津人口的迅速增加，天津生产的粮食已经不能满足本地的需要。同时不断发生的战争，严重破坏了农业的正常生产。近代以来的自然灾害更是破坏了农业的发展，水灾、旱灾、虫灾等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来，使得农业出现连年歉收的严重状况。这样，要解决天津城市人口的吃饭问题，就不得不从附近省份及南方产粮的江苏、安徽等省份输入粮食。咸丰九年，僧格林沁督兵大沽口，兴水利营田四千余亩。同治二年，兵部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垦水田，新开稻地一千余亩，同治五年，崇厚于军粮城大小马场垦稻地五百余亩。尽管天津农业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地方得到了开垦。但是为了解决京畿地区的粮食问题，清政府不得不在天津设立仓场存储粮食。朝廷命大臣分赴天津会同仓场侍郎在此验收。咸丰二年后成为常例。据史料记载：“道光二十六年运江苏漕白米一百五十六万石，道光二十八年运江苏漕白米二百〇九万六千四百三十余石。咸丰二年运江苏漕白米一百〇六万二千一百六十余石，三年运江苏漕米八十一万八千二百七十余石，浙江漕白米五十八万六千五十余石……咸丰十一年运江苏漕白米三万三千三百九十余石。同治三年海运江苏漕白米十一万八千八百九十余石……同治八年海运江苏漕白米六十七万二百〇三石，浙江漕白米三十三万一千一百六十余石。”[23]由史料我们可以看出清朝时期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主要是来自产粮大省江苏，其次是浙江及南方部分产粮区。到了民国时期，天津人口进一步增多，粮食主要靠外地的产粮区供应。“直隶省之粮食：胜芳米最珍贵，价重京师，南京高机米、无锡清水米、怀远江米畅销天津。白麦：大名最著。山东禹城、藤县、济宁。河南卫辉、新乡、道口运津者益多。洪麦：兴清最著。徐州，藤县亦多，由津浦路运来，其次则台庄花麦为廉。小米：沿北运河者，颗粒较大，上河一带多有供各县民食。玉米：由奉天运来，北运河一带出产亦盛，近由京奉路运来施赈。大豆：京奉、京绥皆运载来津。高白麻：由津浦路宿迁运来。”[24]由此可见，天津粮食主要从外地输入。

（二）工业发展状况

天津的工业是在近代才发展起来的。“先年仅织造各样露酒清酱及草帽编织席，摘鬃、梳牛羊皮等粗工，从无督劝之者。”[25]

19世纪中叶以后，天津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突出的是近代机器工业的诞生。天津是北方首要重镇，拥有交通便利、原料充足、腹地辽阔和西方技术传入较早等条件，工业发展比一般城市快，在经历了80余年的曲折发展后，天津终于从一个商业发达城市演变为我国第二大工业城市。

天津的近代经济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发展起来的，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以后。[26]天津的工业发展不仅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相关联，而且与天津的“洋务”建设和尔后的“北洋实业”密不可分。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后，天津成为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的重要基地，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的二十余年期间，他在总理衙门的支持下，创建了天津机器局、大沽船坞、轮船招商局等一系列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这是近代天津工业发展的开端。随着近代经济的发展，天津的民族工业也悄然兴起，天津第一家近代民族企业是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朱其昂于1878年开办的怡来牟机器磨坊，连同此后出现的天津织绒厂成为首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和刺激下，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1895年后在天津开始办近代工业。如天津造胰公司、北洋烟草厂、北洋火柴厂、中西医制药厂、万益织呢厂以及榨油、面粉、造纸、织布等工业先后建立。这些商人、地主和官僚成为中国早期的工业资产阶级。”[27]此外还出现了诸如天津自来水公司、天津硝皮厂、天津织呢厂等企业。

20世纪初期，天津成为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试验基地。袁世凯督直期间利用清政府实行新政的机会，派周学熙开设了各类工厂来推动直隶全省的工业建设。在袁世凯的大力支持下，北洋实业发展极为迅速。直隶工艺总局是其成功运作的一个典型事例，工艺总局下设工艺学堂、实习工厂及考工厂。工艺学堂聘用日本人、英国人等培养中国技术人才。这所学堂培养出化学和机械制造技师一百五十余人。附设的实习工厂培养出工徒六七百人，并有多省学徒自费来学习。“在直隶工艺总局的倡导下，天津还出现了一批官助商办的近代企业，如天津染织缝纫公司、天津造胰公司、华艺啤酒公司、海北（制盐）公司以及织呢厂、玻璃厂等，此外尚有未入官股的‘民立工厂’十一处”。总之，在直隶工艺总局提倡“大兴工艺”的一段时间内，天津地区因受其影响而陆续开办的民族资本企业有几十家，资本在万元以上的达到二十一家，在天津出现了民族工业发展的短暂高潮。时人对近代工业的兴起给予了很大的期望，他们高兴地评论道：“近则设立工艺学堂、教养局、考工厂、龙球烟草公司，小学堂又设手工一门，半日学堂设纺织等机，而女红亦渐用机器缝纫，工艺之进步，可翘首而待也。”[28]1914年的天津，各类工厂已达百余家，在北方居领先地位。[29]从1895年到1919年，外商投资的企业约有五十六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而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快速地发展。这个时期工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纺织业和面粉业两个领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2年期间，天津成为国内棉纺织业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天津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纺织工业城市。1925年天津成为全国面粉产业的一大中心。在此期间，天津的火柴业也发展起来，天津火柴远销至华北、华东等许多省份。化学工业也发展得较快，1915年范旭东建立久大精盐公司。1920年在塘沽创办永利碱厂，成为我国最大的制碱工厂。1914—1925年天津的棉纺、面粉、火柴、化工等工业建厂二十六家，资本总额达到了二千九百二十六万元，与一战前相比增加了135%，资本总额增加了693%，一跃成为仅次于上海的我国第二大工业城市，民族工业在全国居第二位。近代天津工业的兴办，为近代天津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为人们在灾荒战争期间的救助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三）商业发展状况

据记载，“天津为九河下游，可耕之地固少，聚处之租实繁，为水陆通衢，是以逐末者众”。[30]由于地缘的原因即天津可耕的土地不多，再加上近海，盐碱地较多，不适宜农作物的生长。但天津由于具有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于是，人们趋利避害，更多的人选择了经商，以此来养家糊口。同时，由于明清统治者定都北京后，都在天津驻有重兵，为解决北京、天津粮食供应，更加重视漕运、海运，并在天津设立了粮仓，天津成为南来北往运输的重要中转站。久而久之天津成了北方重要的商埠。由于南北运河交汇于天津，航运便利，沿河一带的天津北门外、河北大街等地，首先形成了天津早期的商业区。正如《津门杂记》中记载的那样：“天津卫，好地方，繁华热闹胜两江。河路码头买卖广……不种田，不筑厂，空手赤拳即可把钱想。”[31]

天津早期商业多经营广，以杂货、粮食布匹、南纸文具、茶叶海味、颜料丝绒等为主。伴随着天津开埠及近代工业的出现，又涌现出了新的商业门类。在商业发展的刺激下，各种服务业也日渐发达起来。饭店、旅馆、理发、照相等行业大量涌现。同时，街市、摊贩遍及街头。“商业的繁荣必然带来金融业的发达。天津早期的票号、钱庄、汇兑庄等金融机构，因天津工商业的发展而兴起。以后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日渐兴旺，天津相继出现了数十家官办、私办银行，对天津及北方工商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32]“漕运驳船的设置，在客观上起到加强天津与运河沿岸及海河流域各地的物资交流和商业往来的作用，促进了天津地区商品经济的活跃。”[33]漕运开通后，天津作为运河北端的漕粮运转中心，大批土特产均来天津卸货，然后以天津为基地再转卖到北京或北方其他各个商业贸易场所。每值漕运季节，南船北至，帆樯络绎。各地商人也携带着北省的土特产履河而来，一时间，市声鼎沸，百货云集。天津凭借漕运发达的地理优势，汇集了南北各地商品，商品的大量涌入及运出，为天津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活力，直接促使天津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中国北方商品集散中心和商业贩卖中心。

除了凭借漕运从南方贩运粮食及日用消费物资外，船户们还向辽东贩运粮豆。1684年，清政府取消了海禁。这一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天津的商业贸易。首先，商人们开拓了从天津到辽东的运粮航线。天津去辽东的运粮船日益增多。到乾隆初年，天津的运粮船猛增至三百余艘。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更增至六百余艘，运粮达到了一百万石以上，光是沿海以搬运为生的贫民就达到了数万人。粮商在天津的经营获得了丰厚的利润。“粮字号买手最吉祥，年深也把船来养，一年四趟，锦州牛庄，荒年一载大沾光，一只可赚三只粮。钱来的涌，职捐的狂，蓝顶朝珠皆可想。”[34]足见天津粮商的富有以及往返辽东运粮的丰厚利润。天津粮商在天津的商业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对保障天津日常居民的消费有着重要影响，并且随着近代天津人口的大量涌入，他们对维持居民的吃喝消费，社会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天津至南方闽粤航线得到了开发。无论南运货物还是从北方运回的货物，获利均在三倍以上。这些商品贸易成就了当时天津的一批贸易中心。如天津针市街就是当时的贸易中心，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因为广货的北来，特别是缝衣针大量的交易，在这里形成了批发、零售等业务，这个地方也因此有了这么一个有意思的名字——针市街。

到了清代中叶，天津的各行商业与市廛出现了一派繁盛的景象，特别在北门以外，商贾云集，栈房林立，专门性的街道和市场纷纷出现。最繁华的地方要数估衣街与针市街，白天游人如织，夜晚灯火辉煌。并且在东门外和北门外各有洋货街一条，专门经营西欧各国的舶来品。天津近海，出产海盐。“天津县风俗开通，人知尚义，多业盐及行商者。”[35]盐商们凭借其所获得的垄断特权，把持了长芦盐的生产与销售，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他们富可比王侯将相。他们把赚来的钱投资于商业、钱庄、土地及兴办慈善事业。

1860年签订的中英《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开放天津为商埠。“天津开设通商口岸，始于咸丰十年庚申之秋，准其西洋诸国永租地基，建屋贸易。自紫竹林前至东北沿河一带，为法国租界，房舍尚未盖齐。紫竹林南，自招商局码头以下，地名杏花村之处，为美国租界。居中之地位英国租界，东以河为至，西以海大道为至。街道宽平，洋房齐整，路旁树木，葱郁成林。行人蚁集蜂屯，货物如山堆垒，车驴轿马，彻夜不休。电线联成蛛网，路灯列若繁星，制甚得法，清雅可观，亦俨如一小沪渎焉。”[36]

随着外国殖民势力的侵入，外国资本家在天津的贸易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侵略者在天津开办起了洋行。到光绪初年，紫竹林界和城厢一带洋行林立，其中包括了英商的怡和、太古；俄商的阜通、丰顺；德商的世昌、信远；法商的启昌；美商的丰昌等共约三十家。这些洋行利用他们在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及其不平等条约中所获得的特权进行着各种商品贸易的经营。这些从事各种业务的洋行还在内地设立了众多的分支机构。就连处在偏远西北的宁夏、内蒙古、陕北等地的皮毛也通过陆路及水路等各通道源源不断地运往天津，继而输往国外。这就形成了以天津为中心的商业贸易经营网络。

抗战前，天津的对外商业贸易达到了空前规模。大小贸易行共计二千六百八十六家（其中贸易商九百四十九家）。作为帝国主义在华北进口商品的销售中心和集散地，1932年天津的洋货直接进口贸易居全国第二位。在转口贸易中，1936年天津转入出口贸易占华北地区总额的46%，在华北的转口贸易中占第一位。由于贸易的发展，天津的货栈业达到了战前的全盛期。货栈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贸易与工商业的发展。到抗战前夕的1936年，天津城市经济已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总之，纵观民国建立初期到全面抗战爆发这段时间，天津的商业贸易获得了很大发展，商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工业、金融等各行各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