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美国围城意象

很多美华小说塑造了美国的围城形象，尤其是台湾留美文学。何谓台湾留美文学呢？主要指那些从台湾移民美国的作家创作的文学，主要作家有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施叔青等。关于台湾留美文学中的围城意象的研究目前还不多。杨匡汉在他的著作《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一书中归纳了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八大文化母题，其中之一就是围城母题，并论述了其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笔下的艺术变奏与跨界叙说，涉及了台湾留美作家、新移民作家和华裔美国作家有关围城的母题书写。

其实关于围城母题的书写最多、影响最大的要数台湾留美作家了，新移民作家和华裔作家关于此类母题的书写较少。这与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留学时代背景及文化身份密切相关。很多台湾作家经历了“双重放逐”（从大陆放逐台湾，又从台湾自我放逐到北美）的生活经历，自认为是“无根的一代”。20世纪50年代，台湾兴起了留美热潮；而大陆则迟了三十年才出现大规模的留美热潮。这三十年里，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美国社会日益开放，对外来移民更加包容，新移民作家的生活环境比台湾留美作家当年要优裕得多，心态自然也更好。台湾留美作家初到美国时的心态多焦虑、忧郁、彷徨等负面、消极情绪，而大陆新移民作家的心态则积极得多，虽也有孤独感，不适应感，但比较乐观，没有台湾留美作家那么消沉。他们活跃在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心态，所塑造的美国形象也不尽相同。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作家有关围城母题的书写更多地反映了身份上的困惑，文化上的困境，是宽泛意义上的，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

本节拟以台湾留美作家有关美国围城意象的书写为研究对象，探讨各种围城意象背后所反映的华人在美国的处境问题，以及他们对中美文化的态度问题，身份认同问题。对华人来说，美国形象作为异国形象，有其特异性，表现了华人对美国的所感所思，同时也像镜子一样，反映了华人在美国的处境，映衬了华人的自我形象。“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18]围城意象有好几种类型，有金色牢笼意象，也有大学的象牙塔，还有婚姻的围城。

一 金色牢笼

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台湾影响巨大。与白色恐怖笼罩的贫穷落后的台湾相比，美国民主、自由、文明，似乎是人间天堂。很多台湾居民以留美为荣，普遍对美国持“狂热”的态度。

美国的繁荣昌盛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全世界人最乐于移民美国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生存、发展，很多华人争先恐后地奔赴美国。异国他乡的人文环境总是不如人意，这让移民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于是有了精神上的苦闷。即使是那些在美国学业有成，得以留在美国成家立业的留学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梦想的失落。这个梦想是关于生活幸福的梦想，它与物质方面的富裕，社会的尊重、个人的归属感、文化认同和自我实现等各层次的需求密切相关。为了追求幸福，这些留学生背井离乡，费尽千辛万苦地在美国打拼，结果并没有得到想要的幸福。由于幸福感的缺失，这些人向往故乡，渴望冲出美国，回归故国，于是黄金之国变成了金色牢笼。

於梨华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1967）中的牟天磊从台湾到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大学供职，由留学生变成了留居者，但他在美国很寂寞，不快乐，他不喜欢美国，一直想离开美国回台湾定居；而他困守台湾的未婚妻意姗则一心想冲出狭小的台湾，到美国去透透气，甚至因为他要回台湾定居而与他分手。围城内外的两个人一个想出去，一个想进来；一个在美国寂寞得要回台湾，一个在台湾闷得要去美国。美国就像一个巨大的围城，围城外的人想进去，围城内的人想出去，围城内外的人出出进进，无始无终。

有学者认为：“《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书写了现代屈子式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放逐体验。牟天磊们无论在故土还是新地都无法找到政治与文化认同，一方面，他们在美国的真实生存现状反省和解构着台湾社会的崇洋之风；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台湾故土的人情与记忆排斥着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失败经验。在面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困境中，他们将自身彻底‘边缘化’，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放逐和无所归依。这部作品对‘离散’的核心解读，就是‘无根’的心灵体验。”[19]高小刚认为：“牟天磊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人的代表，其精神气质里充满着封建士大夫观念和儒家文人的精神价值。”[20]“於梨华作品里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自我意识和国家观念，在六七十年代很多台湾留学生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21]

以上观点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小说主人公的精神特质，笔者要补充一点的是，牟天磊的迷惘主要是幸福感的问题，身份认同问题，是超越物质层面的高级别的精神追求问题。如，根在哪里，何处是家园？他自认为是无根的一代，美国和台湾都不是他的家园。他的无根的漂泊状态是历史造成的，由于国共内战，台湾和大陆隔绝，部分大陆人随国民党流落台湾，在留美大潮的裹挟下，再次留学定居美国。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身处现代美国，却无法融入美国，胸中充满海外游子的悲凉；他的性格内向敏感，优柔寡断，忧郁感伤。这些特质让他成为一个独特的艺术典型。他试图通过回台湾定居来缓解内心的苦闷，寻求新的幸福生活。

视美国如牢笼，试图回台湾定居的还有施叔青的小说《摆荡的人》中的华人剧作者，他在美国没有归属感，没有精神寄托，梦中醒来不知身在何处，充满恐惧，受尽精神折磨，决定回台湾发展。但台湾人也并不能完全接受他，乡土剧作家批评他的剧本中的感情是西方式的。他在美国早已不知不觉间习得了美国的文化，与台湾人有了很大不同。这种在两种文化边缘摆荡的人，又被称为“边际人”。这个边际人遇到一个名叫安蕴的台湾女孩，也为失眠所苦，充满乡愁。两人决定一起回故乡小镇。

处于美国社会边缘的华人，在美国感觉不到家园的温馨和踏实，没有归属感，没有成就感，生活富足却感觉不到幸福，对他们来说，美国就像一个巨大的、金碧辉煌的牢笼，他们试图通过逃离美国来寻求突围。离开美国，到台湾定居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未必能。所以，聪明的作家总是写到这里就戛然而止，留下无尽的悬念。无论他们回台湾后的生活是否令人满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母国文化在他们心中的重要意义，母国文化环境优于美国，即便中国没有美国现代化，依然愿意留下来，建设新的家园。这表现了他们对中国的认同，对美国的排斥。

美国令人窒息的牢笼意象反映了作家、作品主人公对美国的贬低态度，与之相对的是对中国文化环境的肯定，他们选择回国正是这一态度的体现。选择逃离美国的华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移民则是选择留下来，习得美国文化，艰难地融入，脱胎换骨成为美国人。这势必要经历一系列血与火的考验。经不起考验的，有可能精神分裂。

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中的桑青，本是一个大家闺秀，她在大陆解放前夕，跟随丈夫逃到台湾。由于丈夫贪污公款，东窗事发，他们一家不得不困守阁楼，以躲避惩罚。丈夫死后，她偷渡到美国，又由于移民局的追捕，到处流浪。天下之大，无以为家。在长期的逃难中，她精神分裂了，一会儿是桑青，一会儿是桃红，疯疯癫癫，放浪形骸。她裸体戏弄到访的移民局官员，声称桑青已死，她是桃红，但她知道桑青的一切。她向移民局写信，报告她的行踪。并附上日记，讲述她的身世故事。疯癫的她似乎很快乐，其实非常悲哀。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她的立足之地，她已经永远失去了精神家园。巴柔以作家塞林纳为例，指出：“懂双语者在心理承受不了或不好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精神分裂症性格（他者的语言及文化被蔑视，但这种轻蔑又转成被视为本土的语言及文化的反对）。”[22]

对于桑青来说，中国文化是她唾弃的，她虽是大家闺秀，却并不遵守中国的传统美德，譬如贞洁思想。她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在性方面都很开放，完全不遵守这一“美德”。大陆解放前夕的战火，台湾的白色恐怖，都让她逃离中国，否定中国。而美国也并不是她的归宿，她的乐园。美国移民局戴墨镜的官员让她恐慌，对她充满敌意，甚至在言语之间侵犯她的个人隐私，譬如讯问桑青在台湾蔡家阁楼避难时，是否与蔡先生性交。以美国移民局官员为代表的美国，对她很不友善，迫使她到处流浪，也是她所恐惧的、反抗的。她到哪里都找不到归宿，找不到心灵的栖息地，精神分裂是必然的。

二 大学围城

钱锺书的《围城》讲述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在事业、婚姻、人生方面的追求与挫折，揭示了人们的围城心态。这种心态是非常普遍的。留在异国他乡的移民，因为种族问题、文化冲突问题、性别问题，更加要面临很多围城问题，如事业的围城、婚姻的围城。一部分学业优秀的留学生变成了留学人（“留学人”是於犁华对留在美国高校的华人的称呼），进入象牙塔，因为种种原因，又不得不离开，想方设法再进入另一所大学围城，辗转于不同地区的大学间，居无定所，就像游牧民族一样。婚姻也是一样，在婚姻的围城里，有些人想冲进来，有些人想冲出去，结了离，离了结，受尽精神煎熬。

台湾留美作家於梨华的很多留学生小说和留学人故事都是有关围城母题的，长篇小说《在离去与道别之间》、《考验》讲述了华人学者在美国遭遇的围城故事。在竞争激烈、互相倾轧的大学围城里，华人教授们很难获得长期聘约，工作不稳定，人也不得不在漂泊、流浪中。事业的围城交织着婚姻的围城。随着事业上的波折，婚姻也出现了变故。《在离去与道别之间》中的段次英拥有博士学位，教学、科研都不错，也有一定的管理才能，一进学校就任系主任，把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可谓巾帼不让须眉。然而她骄傲任性，锋芒毕露，心胸狭隘，很难容人，不易相处，与上司、同事都闹得不愉快，又很好斗，利益受损时就喜欢诉讼，被称为“女斗士”，名声很坏。她无论在哪个学校都干不长，因为她的性格弱点，也由于她的看似强势实则弱势的地位。在白人为主的美国大学里，身为华人女性的她可以说是次等公民，边缘人物，她只要稍不顺从白人领导的意，她的职位就很容易被白人男性甚至华人男性取代。另一位华人女性如真因为没有博士学位，志不在科研，而喜欢写小说，她在大学的工作也不稳定，还很容易被当成替罪羊而遭解雇。她把段次英引荐到自己所在的大学做事，还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但由于段次英的强势、嫉妒、自私，两人的关系逐渐恶化，段次英甚至想把她当成替罪羊而解雇掉。但由于喜欢如真的白人校长的支持，如真得以留下来。段次英因为经费超支的问题与白人校长闹翻，面临着被解雇的危险。随着事业上的波折，两个华人女性的婚姻也都出现了变故。段次英的第二任丈夫因为受不了她在工作的事情上一再折腾，也因为他与前妻生的女儿不喜欢段次英这个继母，与她离了婚。如真与柯玛校长真心相爱，不顾一切地离开她一直不爱的丈夫，寻求新的生活。

如果说段次英的大学工作不稳定，更多的原因在于自身性格的缺陷，而《考验》中的华人钟乐平不得不转战一个又一个大学围城，情况复杂些，第一次是因为工作能力配不上所在的高校，第二次是因为不慎得罪了白人上司，第三次是因为遭遇了种族歧视。白人系主任一上任，就要解雇他。不甘心就这样被解雇的他，在犹太同事的帮助下积极申诉，甚至请了犹太律师来帮忙。在他危难的时候，帮助他的是犹太人，而华人同胞却落井下石，同根相煎。犹太人虽然也是白人，但在以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种族为主的白人主流社会中，还是受到排挤，但他们很团结，靠集体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权益。中国人在美国的地位还不如犹太人，但却不知团结，如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甚至为取悦白人上司而损害华人同胞利益。钟乐平打赢了官司，但由于白人系主任不肯握手言和，逼得他还是另谋出路。虽然明知道妻子不喜欢一再搬家，不想离开这里，他还是偷偷地去外地找了工作，独断专行地选择离开这个城市。他的妻子不喜欢一直在漂泊中，也不喜欢他的独断专行，决定与他离婚，自己走出家庭，外出工作，自立自强，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从以上两部小说可以看出，华人学者在美国的大学里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无论华人好斗与否，性格如何，都很难在某一所大学里长久立足。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大学的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华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低下所致。美国的种族歧视相当严重，黄皮肤的华人在白皮肤的主流社会里，永远都是边缘人，一有风吹草动，首当其冲。

美国的大学围城意象反映了一部分华人学者在美国的生存状态。他们愿意留在异国他乡的美国打拼，肯定了美国的优越性；他们被迫在不同的大学间流浪，说明美国残酷的优胜劣汰机制，也批判了美国的种族不平等。华人事业上的困境总是与婚姻的困境紧密相连，婚姻的围城比大学围城更加普遍。

三 婚姻围城

在表现婚姻的围城方面，於梨华著作颇丰，比较有影响的除了上面提到的长篇小说《在离去与道别之间》、《考验》外，还有短篇小说《雪地上的星星》和长篇小说《傅家的儿女们》。关于《雪地上的星星》，学界研究的较少，却集中地体现了留学生的婚姻困境。学业事业理想破灭了，爱情婚姻理想也破灭了，一个人孤单地活着，蹉跎岁月，虚度青春。

梅卜怀着热望从台北飞到美国，觉得美国一切都是美好的，光彩夺目的，美国的物质文明当然好，美国白人的金头发、蓝眼珠是可爱的，甚至在美国出售的中国艳俗旗袍也不那么俗了。她整个人都沐浴在希望的阳光里，野心勃勃地要读英国文学，写世界名著，嫁华人博士，生四个孩子，接父母出来享福，学成归国，教育不能留学的孩子们。

梅卜初到美国时的态度可以用“狂热”来表示，只是这种“狂热”经不起严峻现实的考验。繁重的学业让她很快就放弃了文学理想，转到更容易学，也更好就业的图书馆系。空闲起来的她开始交朋友，认识了上海人王大卫，这人很西化，认识不到一个月，就要求同居，看看双方是否合适，再决定是否结婚。她无法接受这样的恋爱，就断然分手了。华人圈子里却谣传她被人玩了又甩了，使洁身自好的她名誉扫地。女生对她爱理不理，男生对她不尊重，使她对爱情、友情的希望都破碎了，从此不再交朋友。孤独的她只有时钟做伴，失眠的时候常常摔闹钟泄愤，摔坏了再修理，钟表行的人都认识了她，问她是怎么回事。有华人帮她介绍了一个在异地的中国人，虽尚未谋面却让她燃起了新的希望，两人通信三年，谈了三年的异地恋才见面。对方英俊潇洒，正是她心仪的对象，是她梦想中的男人，她对对方一见钟情；对方却对容貌并不出众的她很失望，并不爱她。三年的爱情梦，醒了，希望再次落空。也许她会嫁给主动与她同行，似乎对她有意的侯得生，虽然她并没有对他一见钟情，但至少有个伴儿，有个归宿。

像她这样学业事业、爱情婚姻的理想都落空的还有《傅家的儿女们》中的傅家儿女，到美国后先后都经历了梦想的破灭，学业、事业、爱情、婚姻都不如意。傅如曼聪明美丽，到美国后经历了一系列不幸的恋爱，最终沦为无人问津的老处女。这其中有家庭的原因，专制的老父亲一再干涉她的婚姻，即使她到美国后也不放手，不许她嫁给异族人；也有个人原因，她由于恋爱婚姻不如意，逐渐自暴自弃，甚至堕落为情妇，随便与人同居，以至于染上性病。傅如杰由于出国，离开了心爱的女人，到美国后又耐不住寂寞，跟一个不爱的人结婚生子。他们回台湾为老父亲祝寿，却把老父亲气得中风了。兄弟们借回国祝寿之机，争夺家产，闹得兄弟不和。因为回台湾找旧情人，闹得夫妻不和。儿女们在美国这些年，生活大多不如意，让望子成龙的老父亲很失望。

婚姻常被比作围城，没有进入婚姻围城的想进去，而困守婚姻围城里的想出去。在异国他乡的婚姻更是围城。在美国，种族间通婚还有很多禁忌，尤其是不同肤色的人的婚姻更难得到认可，异族通婚因为种族、文化差异而困难重重。很多华人只能与同族人结合，而同族人数量有限，很多美籍华人的婚姻成为问题，被迫从故国“进口”新娘。对这些通过婚姻进入美国的新娘来说，因为人生地不熟，因为中美之间的文化冲突，婚姻就是她们全部的依靠，是她们安全感、归属感的全部来源，更加依赖婚姻的保护伞，如果婚姻不如意，就是天要塌下来了。这让在异国他乡的婚姻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负担，以至于不堪重负。

异域里的婚姻因为异族文化的影响，异族人的排拒而更加复杂，更不容易美满幸福。施叔青《回首·蓦然》中的范水秀因为无法适应在美国的新生活而精神崩溃，但这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痛苦地活着，过着没有意义的生活，如施叔青的短篇小说《困》塑造了一个困在美国的婚姻围城里的女人。无法适应美国社会的中国家庭主妇们过度依赖婚姻，依赖丈夫，无法自立，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没有独立的人格，夫妻两人在精神上有隔膜，婚姻很难幸福。婚姻虽然不幸，但也很难挣脱。

如果说生活在异域的，同族的华人结婚尚且受到异族文化的影响，那么异族通婚更加受到种族文化的影响。施叔青《愫细怨》里的愫细被美国白人丈夫抛弃了，与香港小老板在一起了，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她嫌弃香港小老板，觉得对方与她不般配，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香港人珍惜自己的家庭，也并不准备离婚，与她结婚，根本不把她当“正餐”，不过是“餐后甜点”，而且是不花钱就可以白吃的。她不可能与香港人结婚，又不甘心堕落为情妇，却又耐不住寂寞。极度矛盾的她有时展现暴虐的一面，竟然对香港小老板又打又骂，把自己都吓一跳。她想彻底结束与香港小老板的关系，对方却不愿结束，而且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又不知如何是好了。

中学毕业就从香港到了美国的愫细对美国的态度可以用狂热表示，认为中国劣于美国，中国情人不如美国丈夫。如果把她的美国丈夫和中国情人分别看作美国和中国的隐喻，那么她则是不中不西的典范，或者说是中美之间的夹缝人。无论是在中国人还是在美国人那里，她都不能被完全接纳或持久接纳，获得合法身份。施叔青小说中的女性陷在婚姻的围城里，左冲右突，找不到出路，在婚恋困境里无法自拔。

表现美国的华人在婚姻的围城中挣扎的还有陈若曦的小说《贵州女人》，一个贫穷的贵州女人远嫁富裕的美国老人，生活虽然富足，无爱的婚姻却让她痛苦，她最终离开老人，离开美国，回到贵州。以上都是描写女性在婚姻的围城中挣扎的故事，男性较少，也许这与作家是女性有关，身为华人女作家，更加关注同性，关注华人女性在美国的地位，她们的喜怒哀乐，也更擅长描写同性的心理。与男性相比，即使是职业女性也要肩负更多的家务，更多的生活在家庭中，更容易受婚姻生活质量的影响。更不用说那些做全职太太的家庭主妇了，婚姻在她们的生活中影响更大。而陈若曦的小说《突围》是以华人男性为主角，男主人公从第一次婚姻的围城中突围，第二次婚姻因为没有妻子的爱，因为患有自闭症的孩子的折磨，依然是围城，他遇到真心与他相爱的人，试图再次突围，却因为孩子未果。

总体来说，在表现婚姻围城方面，主要表现女性在美国的生存困境，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跟男性相比，女性更依赖家庭，尤其是那些不外出工作的家庭主妇，家庭是她们重要的活动空间，婚姻品质对她们的影响更大，更难走出婚姻的困境。以这些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会更集中、更深刻地表现在异国婚姻的困境。其次，以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来源于女作家对女性的特别关注。身为女性的作家更容易明了女性的心理，甚至对女性的生存困境深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