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藏书纪事诗创作背景

藏书活动对象是典籍，而活动中心是藏书家，因而研究藏书活动的中心也应放在藏书家身上。“过去学者们重点关注私人藏书家，事实上是把藏书史变成了一系列个人传记，绝大部分是中国士人的传记，他们被认为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除了朝廷以外中国书面文化的主要传播者。”[3]中国向来史学发达，人物传记创作丰富多彩，种类繁多，各类史乘多以传记为主体，未见有传记设立藏书一门。直至晚清，随着藏书纪事诗出现，藏书家作为独立的传主开始进入传记著述之中。

每一种新鲜事物出现，都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藏书纪事诗也一样，它的创作与古代私家藏书事业发展、为藏书家作传兴起及晚近以来藏书风气转变等因素密不可分。

一 发展迅猛的私家藏书事业

古代典籍起源于何时？史无明文记载，但是根据文字出现的时间，大致可以上推至殷商之时。有典籍，即有典藏之举，故《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典有册。”[4]考古发现河南安阳殷墟中甲骨文文献是按照一定规律摆放的，由此可以认定为藏书之所，当然这应该是较早的官府藏书。古代私家藏书起源亦较早，《韩非子·五蠹》云：“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5]可见那时民间已出现收藏法家、兵家著作的现象，藏书家根据自己需要，收藏典籍以实用为主。早期私家藏书造就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哲人智者，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依靠丰富藏书著书立说，开门授徒，为古代学术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秦汉时期，私家藏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秦初，为了维护刚刚建立的封建集权统治，消灭异端思想，始皇帝接受丞相李斯建议，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焚书坑儒运动，这一举措的直接后果是使长期积累和秦朝统一后所搜集的浩瀚官私藏书，遭遇一次空前浩劫。不过，秦嬴的焚书淫威并没有完全扼杀私家藏书势头，许多藏书家冒着生命危险，或掘土深埋，或隐之屋壁，待汉王朝建立后，部分“消失”的藏书经过口耳相传，又以汉代通行的隶书传抄出来，再次流行，而壁藏的典籍亦以战国古文形式重现世间，私家藏书再次兴起。汉代私人藏书不仅对汉代藏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而且对汉代文化、学术和思想领域的繁荣和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出现了西汉河间献王、东汉蔡邕等名垂青史的藏书名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开始广泛使用，书籍载体轻便价廉，文献制作更为容易，私家藏书得到快速发展。据范凤书先生统计，这一时期藏书家有102人，其中，曹魏4人，晋代19人，南朝宋4人，南朝齐11人，南朝梁27人，北魏15人，北齐14人，北周5人，南朝陈3人。[6]私人藏书家分布情况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大致而言，魏和西晋主要在北方，东晋之后，江南政治局面较为稳定，经济相对繁荣，文化发展迅速，且北人南迁时带来一定数量的典籍，所以南朝藏书家多而且藏书量大，出现了像沈约、萧纶、张缵等藏量超过万卷的藏书家。魏晋时期私人藏书家在藏用结合、推动学术文化研究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同时，这一时期出现以抄书为职业的“佣书”和以贩卖图书为生的“书贩”，图书收聚更为方便，加速私家藏书事业向前发展。

隋唐五代是私家藏书事业迅速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书业贸易也较为发达，各类图书流布甚广，为私人藏书提供了极大便利。文人学士大多从事编纂、抄录、保存图书等工作，据统计，仅在唐代，私家藏书在万卷以上者就有近20家，其中著名藏书家有李元嘉、李元裕、李冲、元行冲、杜暹、韦述、萧颖士、李泌、柳仲郢、柳宗元、蒋义、苏弁、韦处厚、田弘正、王涯、李磎等。与魏晋时期私人藏书家主要聚集在吴地不同，隋唐藏书家主要在长安和洛阳，重点是长安，五代则集中在南方十国，以越、南唐、西蜀为中心。此外，隋唐五代私家藏书还出现了前代没有的新现象：一是扩大藏书范围，如颜师古除收藏古籍外，还收藏书画、器物、书帖等；李范“聚书画，皆世所珍者”[7]；钟绍京多藏“王羲之、献之、褚遂良真迹，藏家者至数十百卷”[8]；韦述所收多“古草隶帖、秘书、古器、图谱”[9]，等等。二是有专业人员管理藏书，如五代青州人王师范，聚书数千卷，聘请专业人员管理藏书室。三是藏书家开始镌刻自己的文集，如五代和凝，将文集百卷自镌上板，模印数百部分赠好友，开藏书家自刻文集之先河。

在私家藏书史上，两宋时期占据重要地位，私家藏书出现繁荣局面。据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统计，两宋藏书家多达七百余人，是周至唐五代千年左右藏书家总和的近三倍。藏书家身份出现多样化特征，除士大夫外，武将、宗室、布衣草莽、僧道隐逸等喜爱藏书者数不胜数，而尤以武将与宗室藏书为最，这和宋代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似乎有很大关系。为了防止被边缘化，在宋太祖“武将须尽读书”号召下，武将们不甘落后，藏书、读书成为普遍现象。宋代国家藏书机构——三馆（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藏书主要来源也是私家藏书，这时期民间教育发展较快，各种书院、塾学主要依靠私家藏书来从事教育，满足读书人求知需求，保证科举考试开展和完善。宋代私人藏书家秉承藏校结合原则，大量收集图籍的同时，积极开展图书整理工作，精加校雠，还书旧观，既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善本图书，又撰著许多学术专著，因去古未远，编刻精善，明清以后藏书家重视典藏宋代版本成为藏书界时尚，此风至今不衰。

元代文化从各个方面继承宋代，藏书也不例外，“元代私家藏书的基础是宋代遗存的大批典籍，元的雕版印刷在宋刻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所以元代藏书家仍有条件在战乱之后，一方面保存旧籍，一方面不断丰富自己的收藏”[10]。元初藏书家以南宋入元者为主，中后期则有新藏书家兴起。但是，受蒙古入主中原等因素影响，相较宋代，元代私家藏书规模显然逊色较多，不过，元代新兴藏书家中出现多位蒙古族人，这与他们处于统治地位有关，亦是文化进一步融合的表现。

有明一代，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刻书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各地书坊林立，藏书更为方便，达到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记载明代藏书家427人（尚不包括各地藩王藏书家），而范凤书先生更是统计出高达897人之多[11]。有别于前代私家藏书，明代私人藏书出现两个显著特色：一是藏书家注重藏书楼构建。明代私家藏书楼在古代藏书楼建设上占据重要地位，这是因为这一时期藏书楼众多，如宋濂青萝山房、叶盛菉竹堂、王世贞小酉馆、项元汴天籁阁、赵琦美脉望馆、祁承澹生堂、钱谦益绛云楼……无不在古代私家藏书楼上名垂青史。此外，范钦天一阁在建筑构造和管理制度上，成为古代私家藏书楼的经典范例，影响深远。二是藏书家们根据长期藏书实践，提出或总结出较为系统的藏书经验，进一步丰富了古代藏书理论内涵，主要有丘浚《论图籍之储》和《访求遗书疏》、高濂《遵生八戕·论藏书》、祁承《澹生堂藏书约训》、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典》、沈国元《征书法》、张萱《西园闻见录·藏书》等。

清代承续明代余脉，私家藏书事业继续隆盛。藏书品质上，藏书家们重宋元旧刻、明刻精印及精校精抄本，到了中晚期，藏书家亦将清刻本、清稿本和清抄本作为收藏对象，说明私家藏书品质随着时代潮流不断变化。藏书家队伍构成上，传统商人经营之余转而从事典藏事业，藏书家群体构成发生重要改变。早期商人藏书家从业身份比较单一，主要为盐商，如“扬州二马”、汪启淑等，间有其他行业者，如经营冶业的鲍廷博，他们均以经商致富转而致力于藏书。后期商人从业身份较多样，如以经营布业发家的汪士钟，以鸦片贸易兴起的伍崇曜，以行盐致富的潘仕成和孔继勋等，都藏量可观，称雄一时。在藏书理念上，清代藏书家较前代更为进步，大多数藏书家能够做到互相交流，公诸学林，晚清时期则通过各种途径将私藏变为公藏，成为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基本馆藏。在藏书利用上，清代藏书家做了各种开拓，他们利用藏书努力整理各种古代典籍，在目录、校勘、辑佚等诸方面取得了骄人成就。

二 晚近以来藏书风气之变迁

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晚近时代，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遭受巨大冲击，更基于西方先进印刷术传入中国之深远影响，晚近时期私家藏书事业发生了不同于前代的几个明显变化。

一是私家藏书楼渐次衰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境内紧接着发生了一系列战争，私家藏书，尤其是地处江南一带的藏书楼遭受严重破坏，楼毁书散现象十分严重。战争之外，旧式生产关系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导致传统藏书家失去经济支柱，购书支出、书楼维护、藏书保护等措施全面受阻，在生活无以为继的情况下，藏书家后人往往变卖藏书，亦是晚近私家藏书楼衰落因由之一。

二是新兴藏书家不断涌现，藏书家队伍构成呈现迥然不同于以往的格局。在欧风东渐时代大背景下，随着现代教育体制确立，晚近藏书家队伍中除承继前代的藏书家外，大学及学术研究机构的学者纷纷加入，他们藏书以精要实用为特色，逐渐构成为新兴藏书家主流。学者型藏书家能够做到藏用结合，更大限度地发挥藏书作用，如况周颐广收词人著述，刻有《四印斋诸家词》《众香词》等；吴昌绶、徐乃昌、叶恭绰等人都有词书专藏，分别刻有《双照楼词》《词集丛书》《全清词钞》等。王体仁、张国淦、任凤苞等则专收地方志，其中王体仁收藏二千八百余种方志，张国淦著有《中国方志考》，任凤苞著有《天春园方志目》。有专收戏曲典籍的藏书家，如宋春舫褐木庐藏戏剧资料中外齐备，被称为世界三大戏剧文献收藏家；齐如山收藏戏剧资料数百箱，编有《戏剧丛刊》；周明泰编有《几礼居戏曲文献录存书目》，等等。

晚近藏书事业中，书商扮演着重要角色，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奔走于新旧藏书楼之间，搜求、贩运、补订、鉴别，编目……做了诸多实际性工作。此外，新兴实业家和银行家也纷纷加入藏书家队伍，他们手握雄厚财产，短时间内就可以拥书百城，插架森森。实业家和银行家藏书虽大多不是为了学术利用，要么出于附庸风雅，要么是把藏书视如文玩，与学者藏书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凭借厚实财力，一定程度上抬高了藏书价格，持续至今，形成历久不衰的典藏热。

三是藏书内容呈现多样化趋势。与前代私家藏书以经史为主不同，晚近时期藏书家既重视收藏传统经史系列，也重视收藏经史之外各种典籍，丰富藏书内容。有重视收藏通俗小说的，如姚燮大梅山馆里收藏多为当时人轻视的小说杂剧，《大梅山馆藏书目》除四部之外，单列小说和古今杂剧，总数在3000种以上。有重视地方文献收集者，如石荣暲、刘文嘉广收湖北文献，筹资建立楚学精庐，编辑《湖北文徵》，有功于桑梓文化建设；有重视一朝藏书者，如朱希祖、柳亚子酷爱收集南明文献；有重视收藏某种版本者，如陶湘爱收闵版套印书；有重视收藏报刊者，如冯恩绶专藏报刊，成立中华图书馆；有重视历代名人年谱者，如秦翰才所收年谱多达2200多种；有重视收集书信者，如彭谷声藏尺牍逾十万通……藏书多元化情况举不胜举，特色纷呈。

四是藏书思想更为开放。古人藏书甚为靳密，有订立严格家规概不外借者，有痛斥子孙卖书为不孝者，对于个中原因，程千帆、徐有富两位先生总结说：“在古代，一个人的知识与其藏书密切相关，知识分子通常拥有一定数量的藏书。他们在相互竞争时，如果把书借给对方，就等于向对方提供战胜自己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各自的藏书往往是难以互借的。”[12]这种秘不示人的藏书风习在唐宋时期尤甚，再往后，此风渐松。明代藏书家喜欢结社，互借互抄，清人明确提出儒藏说，少数藏书家将藏书公之于众，做出类似于公共图书馆性质的开放尝试。

晚近以来，学西学，图变法，沉酣于儒学传统的士大夫逐渐认识到图书乃天下公器，是开启民智，转变思想不可或缺之工具，藏书理念由保守转向开放，私家藏书逐渐流进公共图书馆。其途有二。一是私家藏书楼直接将藏书出售、捐献或寄存给公共图书馆，如杨守敬就将私藏图书以七万余金售给政府，梁启超藏书永久寄存在北平图书馆。二是以私家藏书为基础，建设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私家图书馆，如张謇创立南通图书馆，无锡胡一修、胡雨人兄弟建村前图书馆，荣宗铨建大公图书馆，慈溪范柳堂建柳堂图书馆，卢靖建木斋图书馆，赵诒琛建赵氏图书馆，秦祖泽建抹云图书馆，李详建审言图书馆，胡思敬建退庐图书馆，蔡敬襄建蔚廷图书馆，郑建侯建益众图书馆，康爵建涵江图书馆，孙文青建雨湘图书馆，以及叶景葵、张元济等人建合众图书馆，等等。

五是藏书的中外交流现象越发频繁。藏书中外交流具有悠久历史，早在东汉明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西域各国文字翻译后的佛经开始流入中土。到了唐代，玄奘前往印度取经，日本遣唐使多次将汉籍带往扶桑……图书中外交流十分密切。晚近以来，在中外交流频繁的大背景下，私家藏书对外交流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方面，藏书家求书海外。此时海通较为便利，走出国门的商人、使节、留学生等逐渐增多，拓展了私家藏书搜求范围。如杨守敬在赴日任公使随员期间，手持书目，徜徉书肆，按图索骥，将大量精善旧本船载以归；康有为、孙楷第、王重民等亦在海外收获颇丰。另一方面，晚近以来国势衰微，殃及私藏，列强伺机大量收购甚至掠夺中国藏书，致使大批古代典籍流往海外。最为典型的是陆心源15万卷遗书被子孙售给日本财阀岩琦氏之静嘉堂，一度引起国人震惊与无奈。古代典籍流往海外的国家，数量最多的是日本，其次美国，再次西欧。面对这一形势，一些爱国文化人士和藏书家忧心忡忡，他们联名上书请求政府设法抢救，如抗战期间，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先生组织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成员有叶恭绰、张元济、张寿镛、郑振铎、何炳松、徐鸿宝等，他们利用返还的中英庚子赔款，在已经沦陷的上海和香港两地展开抢救活动，两年共抢救收购国宝级精品82种、善本古籍4864种48000多册、普通线装书11000多部，主要是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刘氏玉海堂、莫氏五十五万卷楼、邓氏群碧楼、沈氏海日楼等家藏书精品。此外，叶景葵、张元济、陈陶遗、顾廷龙等在抗战期间创建的上海合众图书馆，也具有抢救和保护文献典籍的性质，他们团结一群上海本地藏书家，争取到大量捐赠，为避免古籍散失和外流做出重大贡献。

三 为藏书家作传之传统

私家藏书楼作为古代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长期以来担负着公共图书馆的部分功能，而晚近代来，又与各类图书馆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中国文化学术向前发展。私人藏书家为此做出诸多成就，要而言之，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搜求之苦。正是由于藏书家百般访求，古代典籍才得以保存与流传，他们节衣缩食，忍受暑寒，冒着危险，费尽心思，精心整理与保管，上演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如北魏李谧常年“杜门却扫，弃产营书，手自删削，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矣。犹括次专家，搜比谠议，隆冬达曙，盛暑通宵”[13]；南朝梁任昉终生不营产业，身无华服，食仅粗麦，薪俸所得几乎全部用于购书，终至“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14]。

第二，抄写之勤。印刷术广泛使用之前，图书的流传主要靠手抄，而即使是印刷术流行后，一些孤本秘籍、未刊稿本仍要靠抄录流传，因此，古代藏书家们不仅要购书、抄书，还要亲自校订刊刻。如陆龟蒙“得书熟诵乃录，雠比勤勤，朱黄不去手，所藏虽少，其精皆可传。借人书，篇秩坏舛，必为辑褫刊正”[15]，受经济条件制约，陆龟蒙无力购买图籍，所藏书多辗转相借，辛勤抄写后，再精心雠订，不致误书流传。

第三，校订之力。古书在流传过程中，因为经过多人抄写或多次刻印，往往会出现诸多错讹，藏书家们凭借多年积学之力，往往为之校雠订正，辑佚汇编。还有的藏书家为求藏书尽还旧观，不惜花费巨资，延聘专门之士从事校勘工作。如清代阳湖人李兆洛一生广聚典籍，博览诸学，收藏各种典籍五万余卷，每书皆手加丹铅，校正谬误。

第四，撰写之思。藏书家在收集、整理与保存古书时，还根据书籍形成及流传情况，撰写序跋，交代原委，提要钩玄，方便后人阅读和利用，久之，这一做法成为古籍收藏过程中的优良传统。如清人钱大昕精通经史百家，是著名学术大师，他“所见古本书籍、金石文字，皆随手记录。穷源究委，反复考证。于行款格式，纤悉备载”[16]。

第五，管理之善。私人藏书家经过长期藏书实践，在收藏、分类、编目、保管、利用等方面积累了大量图书管理经验，这些经验对中国图书馆学最终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如唐代华原柳氏（柳公绰及其子柳仲郢，以及仲郢子柳砒）祖孙三代都是闻名天下的藏书家，图书管理水平非常高，史载柳公绰“家藏书万卷，经史子集皆有三本。色彩尤华丽者镇库；又一本次者，长行批览；又一本又次者后生子弟为业。皆有厨格部分，不相参错”[17]。

第六，奉献之功。历史上，政权交替，战乱不断，各时代宫廷及官府藏书无不遭受严重摧残，而新政权建立后，又无一不是从私人藏书家手中征集典籍而充实宫廷及官府藏书。古代绝大多数私家所藏之书，最终结局是流归公共图书馆，成为现代图书馆镇馆之藏。如历经一百五十余年而书不散亡的常熟铁琴铜剑楼，第四代传人瞿济苍、瞿旭初、瞿凤起遵照父亲瞿启甲“书勿散，不能守则归之公”遗言，把藏书全部奉献给公共图书馆，其中拿出八十余种善本作为底本支持张元济编纂《四部丛刊》，另将宋元善本七十余种捐给了国家图书馆。

古代私人藏书家对古代文化的贡献绝不仅仅在于上述几方面，他们的事迹非常有必要进行总结和弘扬。中国历来有为学者作传的传统，主要存在于正史中的儒林传和文苑传、方志中的人物传、学案类著述等。研究考述一地人物之传记及学术思想之著作，由来已久，如三国吴谢承《会稽先贤传》、晋张方《楚国先贤传》、宋袁韶《钱塘先贤传赞》、明黄佐《广东人物传》等，皆考述一地人物之著述。至于考述一地之文献者，如清吴庆焘《襄阳艺文略》、清孙诒让《温州经籍志》、近人胡宗懋《金华经籍志》、项元勋《台州经籍志》等并是。随着私家藏书的出现和发展，文献中关于藏书家故实的记载渐渐呈现，宋人多部笔记于此记述较详，如司马光《涑水纪闻》、邵博《邵氏闻见录》及《邵氏闻见后录》、黄伯思《东观余论》、叶梦得《石林燕语》、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书中皆有之，后世笔记、史志中也颇多记载。但是一直以来，鲜少传记将私人藏书家作为独立传主，这一情况直到明清方始改观。

明清以来，江南学者的一个学术心愿是为历代藏书家立传。祁承《澹生堂藏书约》已开始专门汇集古人藏书事迹，总结藏书经验。大学者钱谦益有感于钱叔宝抄书数百卷，以备吴中故实，因此发愿为吴中“读书好古”之士网罗遗逸事迹，他在《钱叔宝手书〈续吴都文粹〉》中说：“余欲取吴士读书好古，自俞石磵以后，网罗遗逸，都为一编。老生腐儒，笥经蠹书者，悉附著焉。庶功甫辈流，不泯泯于没世，且使后学尚知有先辈师承在也。”[18]其《初学集》《有学集》及其他文集对于藏书好学之士记载颇多，但遗憾的是钱氏至老也没有一部专门的藏书家研究著述问世。

入清，学者们更加认识到为藏书家作传之必要。如顾广圻曾决心“举藏弆源流，汇所见闻，述为一编，稍传文献之信”[19]，而清道光间浙江海盐藏书家、汉晋斋藏书主人马玉堂曾致力于《历代编年藏书纪要》编撰，但未见传本，不过，之后出现的两部研究地方藏书的专著值得一提。

一是郑元庆的《吴兴藏书录》。郑元庆曾撰有《湖录》120卷，载自宋迄明藏书者一二十家，嘉庆初，乌程人范锴从《湖录》中辑出，并附缀各家传略，汇抄成1卷。范锴说：“昔我吴兴士大夫，多好学而嗜蓄书，流风遗韵，由来旧矣。历年既久，或逢兵革，或以裔孙零替，向有著录者，已佚其书目，而失传无著录者且罔识姓氏，余尝深慨之。曩过友人杨拙园明经夙好斋，获见郑芷畦先生手订《湖录》残本，亟假归读之，中载自有代以迄明季藏书者一二十家，并采收藏事实，以附其后。余读而惊喜，复为缀辑各家传略，汇抄一卷，题曰《吴兴藏书录》。”[20]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收录吴兴一地私家藏书目录14种，府学藏书目录1种，并附录收藏事实于其后；第二部分为补辑各家传略（有4家无传），实际收录藏书家17人。《吴兴藏书录》是古代第一部私家藏书史地方专著，已经具备藏书家传记雏形，但是收录人数不多，遗漏较多，尚显简略。

二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丁申的《武林藏书录》。关于该书创作缘起，丁申云：“武林为浙中首郡，天水行都，声名文物，甲于寰宇。士多好学，家尚蓄书，流风遗韵，扇逸留芬，历岁既深，或遭兵火，或替云礽，既毁缥缃，并亡簿录，无缘覆瓿，遑论借瓻乎！申幼耽竹素，长阅桑沧，既抱文澜之残帙，更补书库之阙编，遗馥则卷守八千，末学则略窥万一，采公私目录，备古今掌故。”[21]该书分上、中、下、末4卷，其中上卷述文澜阁、尊经阁、南宋秘书省、太学、杭州州学、府学、杭州各书院、杭州诸公署、灵隐书藏等处藏书、藏版及刻书情况；卷中及卷下叙录起自六朝范平、褚陶至清末吴煦、朱学勤等共67位藏书家；卷末叙录外地居杭藏书家6人及上乘院、灵隐经藏、火德庙道藏存佚情况。后世评价甚高，范凤书称此书“是中国早期地方性文献藏书资料汇编之一，亦较为详尽，很有参考价值”[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