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神话·图腾·动物

一 神话与动物

神话是人类最早的幻想性口头作品，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神话中充满神奇的幻想，把原始劳动者的愿望和世界万物的存在、变化都蒙上一层奇异的色彩。“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1]远古时代，人们在争取生存空间、提高生产力的过程中，对于认识自然、支配自然的迫切要求是神话产生的基础，而神话丰富的内容，不仅反映了早期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与想象方式，也开启了人类文学的先河，成为后世文学生长的重要基石。

相较于植物、自然现象等客观存在，动物在神话中的分量及作用尤其突出。“动物是不可缺少的、必要的东西；人之所以为人要依靠动物；而人的生命和存在所依靠的东西，对于人类来说就是神。”[2]面对未知的自然界，先民要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获得生存资料，同人类一样具有生命、能够活动的各种动物，既是人类获得食物的重要来源，又是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强大敌人，很多动物在体型、力量、速度、繁殖能力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人类，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这对人类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威胁。恰如著名的宗教格言所说，恐怖创造了世界上最初的神。“假如动物十分有力或危险，则人和动物之间很自然的关系便转为真正的崇拜。”[3]早期的人类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在不断地认识外部世界、认识人自身的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解释自然现象、认识外部世界的原始观念，尽管这些观念在现在看来缺乏逻辑，甚至无法按照正常思维进行解释，但这都不妨碍原始先民对这些观念的接受和传承。“未开化状态中的人可能认为动物在力量、胆量或狡猾方面的优势是完全天然的”，先民们“乐于把那种能在肉体死后生存并保留着自己从前的有害或有益之本性的类似人类的灵魂妄加到它们身上。后来，这种概念跟动物或具体化的神的思想汇合到一起了；这种具体化的神甚至在远处看、听喝起作用，而且在肉体死后，与肉体有联系的精灵仍保持着自己的强力”。[4]于是，最初的动物崇拜便产生了。泰勒在研究大量原始部落资料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万物有灵观”，为我们理解原始先民对周围事物产生强烈关注的原因提供了帮助。在泰勒看来，原始人意识中的万物有灵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相信所有生物都具有永生的灵魂，不会因肉体的死亡而消失；第二，相信各种灵魂最终都会升格为能够控制和影响人类的神灵，人与神灵之间是相通的，人的举动会引起神灵的喜怒。[5]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原始人常常不自觉地把周围的事物赋予灵性，将它们与自身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系列的对于包含特殊意义事物的崇拜，成为具有原始宗教意义的信仰之萌芽。

神话为我们描述了原始人眼中的世界，反映了原始人类对世界、周围万物及自身的认识，尽管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但在原始人眼中却是无上神圣的。这种神圣感，便是原始人之思维方式、观念信仰的直接体现，在对动物崇拜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原始图腾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不断衍生壮大，成为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一直影响至今。

二 图腾文化的遗存与神话中的动物意象

“图腾”一词源于北美印第安人阿尔衮琴部落（Algonkins）奥吉布瓦（Oiibways）方言的音译，在英文中它被固定为“Totem”。关于图腾及图腾文化的研究，自从1791年英国人约翰·郎格（John Lang）出版其《印第安旅行记》（Voyages and Travels of an Indian Interpreter and Trader）一书开始，迄今已有二百多年的研究历史。许多著名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对图腾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而图腾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原始先民思维的神秘性，使得长久以来关于图腾本身的概念、理论等问题混杂不清。何星亮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图腾文化》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图腾”的三个先后递进层次的含义，即图腾是血缘亲属、图腾是祖先、图腾是保护神。[6]综合众多研究者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作为图腾信仰的最基本要素便是原始先民相信自己与图腾之间血缘关系的存在。“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7]把血缘关系视为基本构成要素的图腾观念，将群居时代的原始先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图腾的祖先、保护神地位被进一步确立。图腾崇拜是祖先崇拜的第一个阶段，氏族阶段的宗教观念在原始人的图腾崇拜中开始得到体现，图腾崇拜也成为原始人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图腾所具有的保护神的特殊意义，使得图腾观念及其形象无处不在，简言之，图腾是原始宗教观念在氏族组织及其徽志中的表现。

神话在图腾文化的保存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与意义。作为一种混沌未分的文化现象，何星亮先生将图腾文化在空间上划分为三个层次结构，即表层结构，包括与图腾有关的标志、名称、圣物、圣地、雕刻、绘画、装饰等以物质形式或物化形态出现而易于被人直观发现的事物；中层结构，包括与图腾有关的仪式、禁忌、图腾外婚、神话、舞蹈、音乐等借助于行为、活动以及语言文字等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内容；深层结构，包括图腾观念、生育信仰、化身信仰等隐藏在上述两种层次结构中的内容。[8]同时，何先生指出，图腾观念等属于图腾文化深层结构的内容，虽然较之前所述两种结构的文化内容更具有稳定性，但同时由于其自身具有的隐蔽性和神秘性，使得这部分内容在时代变迁及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更不易被后人理解而渐渐走上消亡、泯灭的历史道路。尽管我们力求对其进行探索研究，但终因现有材料的匮乏，认知方式、思维方式的差异，时代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窥其全貌。相比之下，停留在表层与中层结构中的文化内容，尽管受到其外在表现形式的制约而具有不稳定性、多变性等，不易长久保存，如图腾仪式、舞蹈、音乐需要模仿学习、借助于形体表现的内容，但其本身的直观可视（听）性则使其较易于被发现和认识，如雕刻、绘画等。

区别于上述诸内容，图腾神话，作为一种包含了丰富的远古图腾文化、记述了大量原始先民生产生活常识、以语言为主要传播载体的内容，尽管在从民众间口语流传到系统的文字记录等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信息遗失、内容混杂等问题，但较之于其他图腾文化涉及的内容，其优点则十分明显：其一，在没有文字记录又十分重视族源历史的远古时代，以语言为载体的图腾神话，较之图腾音乐、图腾舞蹈、图腾仪式等其他形式的图腾文化，在传播对象（如是每个氏族成员还是需要具备特定条件的氏族成员）、传播条件（如针对单个成员或必须以集体形式传授）、传播方式（如是否需要其他辅助器具）等方面都更具有优势，更易于被传承下去；其二，文字的出现，使得口头语言摆脱了受声音条件、个体记忆能力的局限，图腾神话也因此避免了受传承载体之限制而遗失的命运，图腾神的形貌与神力在代代流传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夸大、强化，在探索远古文明与早期文化成果方面，图腾神话的留存无疑成为我们可以依凭的一把金钥匙。与此同时，作为最早出现的神，图腾神的形象不仅影响了人们对于“神”之样貌、体貌的认识，也成为神话中诸神形象的重要“范本”，动物在神话传说中无疑占据特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三 我国神话之动物特征

动物是最早的图腾崇拜物，与人类的关系也最为密切，诚如马林诺夫斯基所指出的，“动物在野蛮人底世界观里占到特等的地位”[9]。动物与原始先民的特殊关系，使其成为这种受原始思维支配下的特殊想象力的作用对象，反映在上古神话中，便是神话人物在形象方面的动物性特征，这也成为我国神话记录零散、人文神话丰富、自然神话欠缺等特点之外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在记载古代神话最多的《山海经》中，神灵的半人半兽特征十分显著，人面兽身、兽面人身等形象被大量记载——神话英雄的“神”性，除了拥有超出凡人的能力之外，其外貌的神异、独特性也被一再强调，而这种独特性，往往表现为鲜明的动物化外形特征：“伏羲鳞身，女娲蛇躯”[10]；黄帝不仅自己“炼丹于凿砚山，乃得仙，乘龙上天”[11]，还“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12]；作为创世神话主角的盘古，不仅自身即是“龙首蛇身”[13]，死后亦化生万物；“先儒说：盘古氏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古说：盘古氏喜为晴，怒为阴”[14]；而大禹则是“治洪水，通轩辕山，化为熊”[15]；即使不是半人半兽，也往往伴有其他动物形象——珥蛇、踏蛇、握蛇等——动物的形象直接被嫁接到这些超凡人物身上，完成了其超凡脱俗的“神化”过程。

在我国始祖神话中，神话故事的主角尽管逐渐脱离了这种动物外表，以凡人的形象出现，但其出生却依旧具有神化色彩，多表现为感物而生，其所感对象，仍主要以动物为主。以周族与商族的始祖神话为例：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史记·周本纪》）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殷本纪》）[16]

虽然其中具有神话色彩的始祖人物之动物性特征，较之“半人半兽”的外表已有所减弱，仅是出生与动物有关，但原始先民对祖先与动物之间存在神秘关系的认识却是十分肯定的。同时，英雄人物外在形体的动物化特征也一再被强调，始祖及英雄们丰功伟绩的建立，也多与动物有着不解之缘——这种将动物与神话始祖人物联系起来的思维，恰是原始先民之原始信仰及其独特思维方式的直接体现，也反映出动物意象在我国神话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文化意义。

与西方神话相比，我国上古神话有着十分明显的独特之处，即我国神话中的人物，主要是以半人半兽或全兽的形象出现的，这与西方神话中天神与凡人几乎外貌相同、人之性格优缺点在天神身上都有所展露的特点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神话并未出现过高级形态的结构体系，神也不是发展充分的人，大多数神还未脱离半人半兽的形态，而且缺乏从行为到情性上比较细致的人化描写。”[17]神话人物的动物化特征，成为我国神话的显著特点之一。

同时，我国神话人物的动物性特征，无论是全兽型还是半人半兽型，其涉及的动物主要以图腾动物为主，又以蛇、鸟、虎等居多，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与先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如狗、猪、羊等。这些动物及其形象在神话中的作用，也主要与其最初具有的图腾功能之一——生殖崇拜密切相关，先民对图腾的生育信仰、对自身的物种之产生的认识与想象等内容，在神话故事中表现得也最为突出。

首先，在我国各族的创世、始祖神话中，都有大量动物始祖形象，且多以半人半兽形象出现。前文所涉盘古、伏羲、女娲等，都是人面蛇身形象，反映了蛇崇拜与蛇图腾在我国上古流传的普遍性。在这类神话中，并未记录始祖神如何产育后代，而是以“抟黄土造人”等隐晦方式解释人类的诞生，后世对于伏羲、女娲形象化的艺术表现，也均以人面蛇身、环抱缠绕之形式出现。不论是神话记载还是后世的图解，人们仍然延续了将生育知识模糊化的处理方式。一方面，这是先民在尚未明了生育原因的情况下，对生育神和未知神秘力量敬畏的表现，是原始思维在后世的沿袭；另一方面，则体现出中华文化本身对于生育知识和两性问题讳言、避谈的民族心理。这种羞于启齿、欲说还休的暧昧，成为民族文化独特的表达方式之一，在后世得到传承。由最初天真的想象，到后来隐晦的表达，神话故事借助于动物的浪漫表述，成为古人不自觉的想象手法，影响深远。在富含了大量生育文化内容的始祖神话中，动物形象得以长久保存，并且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积淀在民族文化体系中。蛇所具有的顽强生殖力得到了整个民族文化的认可，龙形象的最终形成与借助于蛇的形体，也与此密不可分。

这种情况下，蛇由图腾上升为具有神秘力量的神的标志之一。上古神话中，具有开创性的神往往带有蛇的形象特征。《山海经》中操蛇、珥蛇之神为数众多，这与西方神话中神的形象更接近人、神身上更多表现人性之缺点截然不同，我国神话人物的动物性特征，正是其区别于普通民众的标志。除此之外，前文所举鸟、虎等动物形象也是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与神话故事融为一体的。

其次，建立丰功伟业的神话英雄们，其形象往往具有动物特征。这种动物性，并非表现在其半人半兽的外表上，而是进一步演化到英雄的降生：鲧腹生禹、禹化黄熊等情节，虽然已是进入父系社会后的神话，图腾崇拜以及图腾文化也已渐趋淡化，甚至湮没于日益强大的祖先崇拜中，但其影响尚存，神话对这类祖先英雄之神奇降生的描述，成为动物图腾崇拜之强大影响的有力证明。同样见于史传记载的简狄吞鸟卵生商、秦祖大业的降生等，都是这类神话在后世的流传演绎：从半人半兽、动物形貌的始祖神，到感生神话中的人类英雄祖先，动物形象在神话中看似渐渐退场，但却换以另外的方式继续发挥着影响，“图腾入胎”成为这种隐性转化的表现形式，成为英雄人物降生的普遍模式之一。因此，图腾感生神话及其独特的思维也成为我国文化中的显著特征之一。这与动物形象及动物自身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又是密切相关的。

再次，在表现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神话中，动物又以其独特的身份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并因此与人类建立了特殊关系。与创造神话一样，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神话的编述仍然将动物作为主要参与者进行描述。这种情况下，动物成为与人一样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在发挥其特长的基础上，帮助人类战胜困难。这种手法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将动物与人视为并列存在的物种，动物和人一样，需要面对自然界的挑战及天神的约束，动物的神性降低了，但能够与人类沟通交流——这类神话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童话，属于幻想型故事，也成为后世动物寓言的先驱。

最后，动物及其形象在神话中的地位、作用及承担的责任是不同的。大体而言，在早期神话中，动物的神力越大，动物形象的威严性越强，人们对动物表现出来的敬畏、崇奉心理越强；在后期的带有神话性质的传说中，这种现象已经不十分明显，动物多成为人们用以夸饰神奇英雄非凡降生的陪衬，是远古神话与原始思维惯性作用的表现，是原始文化积淀的自然流露。在一些少数民族神话中，动物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同伴出现，恰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强烈自信心的另一种表现——对动物不再迷信、神化，将动物视为平等的伙伴，并借助其帮助克服困难，获得生活所需的各种物品。动物由神而凡的过程，正是人类由弱到强、从愚昧无知走向文明的历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动物及其形象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深深烙在民族心灵深处，成为各种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