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个体本位、群体本位及博爱主义

关于“个人主义”“个性解放”“人本主义”之类的言说，在中国大学的《外国文学》课程教学中耳熟能详。但是，当我们从“两希”文化传统的角度作深度辨析的时候，又可以发现什么耐人寻味的人文差异呢？

瑞典学者安·邦纳认为，“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在希腊文明的观念中，人和世界都是对另一方的反映，都是摆在彼此对立面的、相互照应的镜子”[9]。古希腊民族对人的重视，与该民族人的自然观、宇宙观有密切关系。古希腊人一同自然分离后，就产生了强烈的个体意识。希腊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天人之别”，“他们认为，人同自然的划分是知识和智慧的起点，是人自觉其为人的起点”[10]。由于强调人与自然分离，因而，古希腊人又特别重视个人与整体的分离，因为，“个人同整体分离开来也是一种‘天人之别’”[11]。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主要倾向是重个人，重个人的感觉意识，重经验。他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就是古希腊人那强烈自我意识的表露。由于重人与自然的分离、重个体与整体（社会）的分离，古希腊人就有一种强烈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意识。在古希腊人看来，“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人有自由，能够独立自主，不受外物和他人的支配和奴役”[12]。他们骄傲地把自己称作“自由人”。总之，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和在智慧引导下的自由，肯定人的原始欲望的合理性，是古希腊文化的本质特征。在这种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古希腊文学，就呈现出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特征，具有根深蒂固的世俗人本意识，这便是西方古典人本主义的原始形态。

荷马史诗又被称为“英雄史诗”，这一方面是因为史诗产生于古希腊历史上的“英雄时代”，另一方面是因为史诗塑造了英雄群像。英雄们为荣誉而战的行为，固然有维护部落群体利益的一面，但这种行为的初始动因是个人荣誉，因为荣誉与尊严维系着个体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为了个人荣誉和尊严而舍生忘死，敢于冒险的行为特征和价值取向，是古希腊两大史诗中绝大多数神和英雄所共同的。个人的财产、权力、爱情的拥有都是个人荣誉的体现。英雄们对个人荣誉的企求，既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执着追求，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同时也体现了对个人欲望的任性与放纵。[13]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荷马史诗通过英雄与荣誉的描写，以象征隐喻的方式表现了希腊式人本意识，其核心内容是：肯定个体的现世价值、个体本位、放纵原欲、张扬自我。荷马史诗是“英雄时代”的英雄主义的颂歌，也是人类童年时期文学关于“人”的颂歌。这种人文传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西方文学与文化。

在希伯来文学与文化传统中，“人”的颂歌表达了对人性内涵的另一种理解。

《旧约·出埃及记》中的摩西是希伯来民族英雄。在历史上，犹太民族饱受磨难、屡遭挫折。作为这个民族的英雄，摩西身上有阿喀琉斯等古希腊英雄们所不具备的品质：自我牺牲精神，对民族、集体的责任观念和民族忧患意识。

不容置疑，摩西是一个挑起了民族重负的英雄。当他还过着作为埃及公主养子的贵族生活时，其内心深处却装着自己的民族，总不忘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他还曾因阻止埃及人殴打犹太人而失手杀死了对方，因此过着流亡生活。在孤寂的流亡生活中，他认识到自己一生的真正使命，是带领那些近乎忘记自己的祖先、对民族失去信心而又遭到埃及人百般凌辱的犹太人摆脱奴役，重建自己民族的国家。为此，在同胞们一度麻木不仁，对他的计划不予理解与接受时，他忍辱负重，百折不挠，想方设法唤起他们的觉醒。离开埃及以后，犹太人再一次在沙漠中艰难地生活着，他们常常感到绝望，但摩西总是以乐土在望来鼓励他们。摩西教给他们许多有用的技能以求得在恶劣环境下的生存，使他们在经历了长途跋涉，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看到了自由与独立的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心维护民族的团结，避免内讧，直到120岁时悄然离开人世。摩西身上所蕴含的是一种群体本位意识与古希腊英雄的个体本位意识恰好相反，是个性在群体利益面前的抑制，而非个性的一味自由乃至欲望的放纵。这种群体本位的观念在销蚀了狭隘的民族意识以及民族偏见后，在《新约》中又发展为一种拯救人类脱离苦难，爱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和博爱主义。

个体本位、个人主义与群体本位、博爱主义，体现了“两希”文学对人性理解与表述的双向互补，也构成了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基本价值核心。简单地把“个人主义”“个体本位”理解为西方文学人文传统的核心，是失之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