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两宋词话的美学精神
1.审美形式论
两宋词话的美学精神首先体现于审美形式方面。这种审美形式既不同于西方现代文论中的形式主义理论所界定的“形式”（form），又能不简单地归结为文学表现的具体方法或符号媒介。两宋词话所涉及的审美形式更大程度上将有关词的审美理想、审美标准和词的表现技巧、艺术风格统一起来进行思考，体现了其艺术概念的有机统一的原则。综观两宋词话的审美形式论，笔者将之简要地归纳为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
美与形式。两宋词话的美学思考对形式的关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认为词的艺术美显现与艺术形式密切关联。首先，注意考察的是词的语言符号形式与艺术美的逻辑关系。如北宋的吴处厚对“药名词”的探讨，从汉语言的诗性特征出发，结合修辞表现形式，以阐释“药名词”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形式的趣味。杨湜、鲖阳居士则从解释学的角度，论述了凭借语言的释义的活动来对词作进行理解从而实现其审美价值的问题，将词的语言符号看作是构成艺术美的根本性工具，从而将美与形式作了逻辑等同。其次，认为词的创作的修辞形式是构成词的艺术美的必要条件。两宋词话包含这样一个思维结论：词的修辞形式等同于词的审美形式。在某种意义上，由于词是更为精致化的诗，必然决定它在语言形式、修辞形式以及其他的审美形式方面比诗具有更严格、精细、完善的美学要求。而对于修辞形式的要求则作为一个基本的条件被肯定下来，这一思想在词的审美形式发展得较为完善的南宋时期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来。如王灼推崇词的整体美和结构美，强调词的意境美和形式美，在一定意义上是从修辞美学的视角思考语言修辞和词的艺术美的逻辑关系。后来的沈义父、张炎则从更为深广的层面探索这一问题，获得富有创见性的结论。最后，两宋词话还有一共识，词的文体形式是构成词之形式美的关键。这一思想，两宋均有广泛反映，只是南宋更为深刻。如王灼的《碧鸡漫志》、胡仔的《苕溪渔隐词话》、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张炎的《词源》均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视界指出，词的文体特征是决定其审美价值的要素。
对审美形式的进一步思考，逻辑上必然要求进入对审美理想的界定，只有对词的审美理想予以理论的把握，才能深入解决词的艺术美创作的一系列问题。
美与理想。两宋词话的审美形式论在深层意识上将对审美形式的向往转换为对审美理想的追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将审美形式论上升为审美理想论，为词这种文学形式规定符合审美规律的理想形式。综观两宋词话，这种审美理想形式，大致表现在意境、结构、语言等方面。从意境层面讲，两宋词话主张词应该符合这样一些审美标准，如吴处厚提出的“气象”，陈师道心仪的“本色”，王灼主张的“性情、自然、中正、雅”，曾季狸赞赏的“思致”，沈义父依照吴文英的艺术理念所归纳的“四标准”，张炎推崇的“清空”与“骚雅”等。词论家们对上述审美标准进行深入具体的界定，为词的审美意境确立丰富的规定性，为词的审美创作提供可供依赖的理论基础。从结构层面讲，两宋词话给予结构在审美形式中以重要的地位，认为词无论在语言符号结构或者在写作结构上，都和审美价值存在必然性的逻辑关系，词的结构的严谨与和谐决定了其艺术美的形成。如胡仔力倡词的创作要注重整体美和结构美，要求词句“全篇皆好”，“凡作诗词，要当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只有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才能使词的艺术文本符合理想的审美标准。张炎依据丰富的艺术实践，侧重从艺术技巧的角度谈结构与艺术美的关系。如他从词的创作的开头、结尾、过片、选韵、修改等方面，具体探讨结构的问题，投射以一种类似于结构主义的美学眼光。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对结构的思考比《词源》更为细致，特别考虑词的“间架”问题，对词的“起句”“过处”“结句”均进行缜密思索，表现出结构紧密关涉词的美学价值这样的意识。
2.美学方法论
和审美形式论密切相关的是美学方法论，两宋词话在理论形态上初步建立自己的美学方法论，大致有如下几种：
阐释学方法。阐释学尽管属于现代的哲学理论，但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而两宋词话则在具体的词家词作的研究过程广泛地运用了这一美学方法。对这一方法运用得较早的人物为杨湜、鲖阳居士，他们主要采用阐释学的主体性原则和相对性原则来对文本进行释义，往往超越词家和文本的客观意义进行主观想象性的理解。这种理解一方面使文本焕发出新思维的艺术意义和审美价值，但另一方面又不免导致文本可能蒙上误读的阴影。同代的胡仔批评杨湜，而后代的王士祯则嘲讽鲖阳居士，对他们的阐释学方法表示了不满。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作为一种词学研究的美学方法，杨湜和鲖阳居士的观念具有理论的创新性，毕竟是在词的领域内创造性地运用了阐释学的方法。
社会历史方法。两宋词话普遍采用社会历史方法，所谓词的“本事”的观念，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社会学的实证性研究的体现。杨湜的《古今词话》在总体的研究思路上，就奉行了社会历史方法，注意从词家的历史背景、社会现实和词的生活内容的联系上考察词作的思想情感与艺术得失。它运用阐释学方法对文本进行理解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遵循了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当然，《古今词话》的社会历史方法的运用还属于粗浅的和机械的性质，后来王灼的《碧鸡漫志》、胡仔的《苕溪渔隐词话》、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张炎的《词源》，则在更广泛深入和辩证灵活的形态上运用这一方法。这几个词话从文体演变的角度，梳理出词的历史发展过程，将合乎历史逻辑的艺术发展规律作出一定程度的揭示，对词的美学特性和艺术本质进行历史主义的描述，从而得出诸多令人信服的结论。
道德批评方法。两宋是一个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的历史时期，词家词作均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些矛盾。而与之密切联系的是，两宋词话对词家词作所作的评价，必然涉及对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道德判断和价值评价，而南宋词话的表现尤为明显。如罗大经词话即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对康伯可及其词作进行批评，从负面价值方面进行审美解释，得出否定性判断；而对辛弃疾及其词作予以高度的价值评价，由对词作的道德内容的肯定而扩展到对艺术价值的肯定。岳珂的《桯史》中谈词的部分，也多从道德视野来评价词家词作。而黄升的《中兴词话》则带有更强烈的道德批评的色彩。如论胡铨、张仲宗及其词作，即从政治与道德的意识形态进行价值判断，把词看作意识形态的工具，文艺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以这种观念进行批评，贯穿了强烈的社会历史的责任感和民族意识。两宋词话的道德批评方法，固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一面，但难免有简单机械的弊病，也往往忽略对审美特性的注意。
形式主义批评方法。这一方法，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纯审美的批评，因为它较多关注艺术的纯审美形式，而对内容较少涉及。两宋词话所运用最广泛的美学方法即为此类。形式主义批评可以大致划分为四类，一是语言批评，二是文体批评，三是修辞批评，四是风格批评。语言批评，如吴处厚对“药名词”的研究，即是从语言分析入手对词进行审美特性分析和艺术技巧分析。杨湜、鲖阳居士对词作的阐释活动，也是凭借对语言的分析而展开到对词作的思想意蕴和审美特性的探索。王灼通过对词作的语言分析而确立艺术的审美标准，如“意趣、中正、雅”等，从狭义上讲，也是对语言的审美要求，它为词的创作和欣赏提供可以评判的尺度。胡仔则借助于对具体作品的语言分析，进而推崇词的“藻丽可喜”和“腔调婉美”，对词的语言的表现提出了审美的规定。岳珂、黄升以及后来的沈义父、张炎均通过对词的语言分析来进行审美风格或艺术价值的判定，获得了一定的美学成果。文体批评，主要以王灼、胡仔、沈义父、张炎为代表，这四位两宋词话的大家，因其广博的学术视野和精湛的理论素养对词学有所贡献。他们注重从文体形式上讨论词的美学问题，所以获得的成果也较丰硕。修辞批评，一方面是指对具体的修辞技巧的研究，另一方面是指从修辞美学的视角对词作进行一般性质的研究。通过这两方面互相联系的研究，从而获得对文学作品的艺术美的发现或说明。如岳珂对辛词的批评，即是运用修辞的批评，针对辛词多“用事”的修辞特征，进行具体的辨析，发表自己的见解。而沈义父、张炎则从一般的修辞美学的形态对词作进行艺术分析，并结合对艺术技巧的探索获得对词的审美解释。如沈义父从技巧论来探讨词的修辞问题，将词的审美形式和修辞形式作了逻辑等同，把修辞提高到美学的高度，甚至将之视为艺术的价值标准之一。张炎对词的音律曲调的研究、艺术创作手法的研究，均不同程度贯穿修辞美学的思想，力图从修辞角度对词作出审美形式的解释。风格批评，法国文论家布封认为：风格即人。他将艺术风格和人的精神品格画了等号。两宋词话的风格批评也是通过对词家精神存在的分析而达到对词作艺术风格的界定，当然，两宋词话更侧重从文本的客观规定性来判断词的风格，还重视通过不同文本的比较来确定不同的艺术风格。如陈师道对苏轼、秦观词风的批评，即是通过对创作主体的精神内质的比较而予以界定的。王灼的风格论，采用历史主义的纵向比较方法，达到对众多词家词作审美风格相对合乎客观实际的评价。张炎的风格批评，具有理论概括的抽象性，凭借概念来阐释不同风格存在的特殊性，达到一定的思辨水准，使风格批评进入新的境界。
两宋词话的美学方法还有其他方面，然而具有理论形态的大致如前所述。
最后，笔者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探讨的词话，在文献上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具有独立形态的词话著作，它们的写作目的即是专门探讨有关词的问题，是专业性质的文本。其中有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杨湜《古今词话》、王灼《碧鸡漫志》、黄升《中兴词话》、沈义父《乐府指迷》、张炎《词源》等。第二类是尽管它们并非属于独立形态的词话著述，但来自专门性质的某一种著作或某人专集，其中一些部分涉及词话内容，探讨词学理论，唐圭璋先生在《词话丛编》里辑为“词话”。如胡仔《苕溪渔隐词话》辑自《苕溪渔隐丛话》，张侃《拙轩词话》辑自《拙轩集》，周密《浩然斋词话》辑自《浩然斋雅谈》等。第三类是以作者姓名为标识的词话，如吴处厚词话、陈师道词话、罗大经词话、岳珂词话等，则是从作者的各种文献中收集而来。
[1] [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83页。
[2]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