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战火气氛的创作道路

知侠

我从青年时期就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多年来我写过一些军事文学作品，应该说我走过的是一条战火弥漫的文学创作道路。

1938年我作为一个喜好文学的青年，抱着满腔抗日热情到陕北延安去参加革命，在抗大学习，当时被编在洛川的六大队。抗大是抗日军政大学的简称。主要的课程是学军事和政治。当时设在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也在招生，那里有文学专业课，我就要求组织上，把我转到鲁艺去学习。由于鲁艺的学员名额已满，领导上没有答应我的请求，劝我说：“现在敌后方正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争，需要军政干部，你还是留在抗大学习吧！”这年冬天，为了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到敌人后方去”的号召，我们六大队和其他几个大队，组成抗大一分校，东迁敌后办学。第一次东迁，行军一千多里到达晋东南的太行山的潞安地区。我虽然没去鲁艺学习，但是我当时还是挺喜欢文学的。我当了我们学习队的墙报委员，平时再紧张的行军，也没耽误我写日记和文学札记。记得过绵山，过川口时我还即兴的写了两首小诗，不过都在以后的艰苦战斗岁月丢失了。

在太行山学习时，校部出一油印刊物《抗大文艺》，我在上边发表一篇散文《晚风里的一群》，是描写我们学员在课余种菜劳动的，这算是我参加革命后的处女作了。记得当时没有稿酬，只给作者一本毛泽东著的《论持久战》。这对我来说已感到很丰厚了。

1939年5月，我在抗大毕业，同学们都分配主力部队或地方游击部队去工作了。也许是由于我的军事课程的成绩好，身体也较健壮，所以又把我留校在军事队继续学习，为的是把我培养成一个留校从事军事教学的干部。毕业后，在抗大分校当区队长，队长或军事教员。我原打算学习文艺的，鲁艺没有去成，留在抗大学军事和政治，现在毕业了，又要留校专门攻军事，将来肯定是一个军事干部了。当时我感到自己离开文学愈来愈远了。由于我已是党员，当然得服从组织分配，所以我就打消了从事文学创作的愿望，便投身到军事队的严格的军事训练中了。抗大是个军事学校，学员都穿军衣，发武器；像部队一样按连、营、团编制。平时进行军政教学，一遇到敌人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时，他们也作为战斗部队使用，配合主力和敌人战斗，使学员们在战争中学习打仗。他们平日学的军事知识，可以在战斗中应用；而实战经验又可以丰富和充实他们所学的课程。由于我们是学军事专业的，我们队的武器装备比一般学员队要好一些。为了军事教学，给我们配备了三挺轻机枪：一挺捷克式、一挺苏式转盘机枪和一挺日式的歪把机枪。我们队的军事训练要求是很严格的。从一二一的正步走、到班教练、排教练、连教练，从军事动作到战斗行动，如板上钉钉一样一丝不苟。我们往往是上午学军事课目，下午到野外进行军事演习，我们学进攻、学防御、学迂回、学突袭。每天东跑西颠，一天不知要出几身汗。记得那是冬天，我们天不亮就集合起来跑步，太行山山高地陡，山村多在山坡上，村子里很难找到一块平地当操场，我们的队长倒很有办法，他指着村边一个近千米的山头对全队学员下达命令：全副武装，到山顶集合。他带头走在前边，我们学员扛着背包和枪支弹药，谁也不甘落后的沿着山坡向上攀登。经过半个小时的爬山，每个学员到达山顶时，累得浑身是汗，棉衣已被汗水湿透了。这比在操场上跑二十圈还吃力。

这年年底，我们军事队的课程学完，将要毕业了。我们经过半年多的严格军事训练，都熟练地掌握了军事技术，不仅身体健壮，而且战斗士气高昂，简直像一群下山的猛虎。就在这时候，抗大一分校又接到上级的命令，作第二次东迁，出东阳关，下了太行山，横越河北平原，穿过为敌人重兵封锁的平汉、津浦铁路，直插山东的沂蒙山区。在这到处是敌的一千多里的长途行军中，随时都可能遭到敌人的袭击。我们的军事队和校部的工人队是装备较好、战斗力很强的连队，在行军中，不是前卫就是断后，哪里敌情紧张，就把我们军事队派过去。在过平汉铁路时，一夜行军130里，当走近铁路检查部队时，少了一个大队，校长就命令我们军事队，又插回去十多里去找上这个大队，再折回来，和其他连队一道过铁路，这一夜大伙行军130里，而我们军事队行程却有160里，由于我们过去在太行山山地进行军事训练，两条腿锻炼出来了，一奔上河北平原，真是健步如飞，一夜160里行程还没感到怎么疲劳。

我们到达山东沂蒙山地区后，学校对二次东迁进行总结，由于我们军事队在战斗行军中的突出表现，我们军事队被评为全校的先进单位。这时我也俨然成了一个军人，无论从仪表、服装以及一切行动上都符合军事要求。这次东迁和第一次东迁不同的是，在第一次东迁的行军路上，我经过一些地方，常常为奇特的景物所吸引，引起我文艺上的构思，晚上把它写在文学札记上；这次行军路上，如过一险峻的山口，我不是从文学、而是从军事上考虑：如对面来了敌人怎么应付，应该首先抢占山口旁的小山头，只有占领了这个制高点，才能居高临下，用火力掩护自己的部队通过，要是叫敌人抢先占了山头，我们通过山口就要付出重大伤亡。在第一次东迁行军住下来以后，我就和炊事员坐在一起，借着行军灶下的火光，来匆匆的写文学札记；而在这次东迁行军住下来以后，第一件事由队长带着各班排长，到住村周围去察看地形，一方面确定夜间岗哨的位置，同时遇到敌人袭击时，利用有利地形，沿着哪条道路往外冲，并事先指定了村外的集合地点。就是各班住在老百姓家里，在就寝前，也要看完大门两侧，屋前屋后的地形，遇到敌情，才不致措手不及，能够沿着较隐蔽的地形，安全的冲出去。我们已到达沂蒙山根据地，第二次东迁长途行军的任务已经完成。可是每到一地察看地形，遇有敌情如何应付，这种习惯，好多年以后，我还一直保持着。

抗大到达山东已是1940年初了，记得我们是在沂蒙山根据地过的春节。学校开始招收学员了，我们军事队的同学都分配到各个连队从事军事教学工作了。这时我已热爱军事工作，很愿分配到连队，一方面作教学工作，同时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领导学员去和日寇作战。因为抗大虽是学校，但在敌人对根据地进行“清剿”“扫荡”时，抗大的各个连队都要担负战斗任务，使学员在对敌作战中来充实自己的军事学习，也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可是当组织上分配我的工作时，却使我感到意外，领导并没分我到连队去搞军事教学，而分配我到抗大文工团去工作了。因为他们知道我在《抗大文艺》上发表过作品，又在军事队当救亡室（以后改为俱乐部）主任，搞墙报，画伟人像，还会写美术字，认为我是个文艺人才，加上文工团需要补充干部，所以组织上就分配我到文工团去。当时我思想上还有些不通。如果在两年前我刚到陕北时，要我到鲁艺去学习我是高兴的，可是我在抗大不仅学完了全部的军政课程，而且又留校专门学习军事，我已热爱军事工作，现在要我转回头来从事文艺工作，我倒有点不乐意了。当时我向组织上表示：我到部队或到连队去作军教工作，比作文艺工作发挥的作用要大些；我是学军事的，现在要我去文工团，所学非所用，怕完不成任务。这时和组织科一道和我谈话的文工团副团长对我说：“听说你会写文章，又懂得艺术，我们欢迎你到文工团工作，至于说到你是学军事的，这对我们来说就更需要了。因为我们都是文艺工作者，不会打仗，在敌后活动，经常会遇到敌人的袭击和‘扫荡’，到时候你就可以领导我们去对付敌人。我们文工团很需要象你这样既懂文艺、又熟悉军事的工作人员。”虽然这位文工团的负责人，并没完全说服我，但是党组织既然已经决定，我只有服从。就这样我被分配到文工团工作了。

由于我在军事队过惯了严格的军事生活，乍到文工团我有点不习惯，因为我从仪表，军风纪以及举止行动，都是符合战时的军人要求的；可是文工团员的生活却是自由散漫的，经常是衣帽不整，行动起来也是拖拖拉拉。比如在军事队集合的哨子一响，不到五分钟，全副武装的学员就集合起来，而且队形整齐。而在文工团里虽然连续吹着集合的哨子，可是一刻钟也集合不起来，就是集合起来了，也丢三忘四，队形混乱。为了使团员们的行动更符合战时要求，我费了不少力气，可是收效甚微。每当校部集合直属队开大会时，其他单位的同志看到我站在文工团队前，军容整洁，态度庄严，斜挎着匣子枪，都悄悄地问团员：你们那里怎么调了个军事干部啊？！这说明我当时和文工团员之间是如何不协调了。

我在文工团工作，平时除帮助团长整理队伍，战时负责军事指挥而外，也作一部分党的工作（后期曾任过支部书记），但是我既然是文艺团体的成员，我就应该参加一些业务活动。文艺工作团是以戏剧为主，也结合音乐、美术、文学的综合艺术团体。我虽然不会演戏，但是在演出人员短缺的情况下，有时我也化装成群众，在戏里跑跑龙套，有时我也杂在合唱团的行列里唱唱歌。但我大部分时间是参加创作股的文学业务活动。因为我们深入敌后，开展抗日宣传，是没有文艺演唱材料的来源的，一切都得由文工团自己创造。比如给部队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组织一个文艺演出晚会，我们创作股的同志就要到火热的战斗生活中去采访材料，回来后就连夜突击写作：写歌词的，谱曲子的，写剧本、画连环画的，大家同心合力，自编自导自演和自唱，创作出一个文艺晚会的演出节目。又有新任务下来了，我们又出去收集素材，进行创作，组织新的演出。我就是这样常常到艰苦的斗争生活中去采访。我到敌占区去了解发动群众的抗日活动，到火线上去了解我军战士和日本鬼子战斗的英勇事迹，我也到轰轰烈烈的群众翻身斗争中去，去了解根据地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如何站起来配合人民子弟兵战胜日寇。每当我带回大批材料回来，除了供给文艺节目的创作外，我也利用了自己所喜爱的文学形式，写成文艺通讯、报告文学在根据地的报刊上发表，沂蒙山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妇女识字班，就是我在《大众日报》上报道的。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我在山东解放区的报纸和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学作品，从这些敌后的文学活动来看，1938年我初到陕北时，没能去鲁艺学习，不仅不是坏事，相反的倒有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因为丰富的斗争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如果当时我去了鲁艺，留在延安后方学习，我就不可能写出反映敌人后方抗日游击战争的作品。我们开始进入敌人后方，斗争是极艰苦的。因为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刚发动，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正在开辟，我们的部队和地方武装还处在幼小的阶段，而敌人的力量还占绝对的优势，不仅有日本侵略者和汉奸队，还有国民党残留下来的顽军以及当地的封建地主武装。由于他们在反共上是一致的，所以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刚刚发动的抗日人民武装。因此，我们在敌后的活动就特别困难，随时要和各种各样的敌人进行战斗。我们经常是吃不上，住不下，冲破敌人的围攻，和敌人转山头，打游击。在这种艰苦战斗的形势下，我在军事队学习的军事知识，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和一般同志相比，由于我懂得军事，在战争环境里，我就有了较大的活动自由。它不仅有利于我在火线上采访，同时在我们集体活动时，遇到敌情，我可以对付，必要时能够组织力量和敌人进行战斗，向包围圈外冲击。

1941年冬，敌人集中五万兵力，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铁壁合围”“拉网战术”的大“扫荡”。敌人对方圆百里的山区重重包围，控制了所有的村庄、山头和道路。然后敌人分区的进行清剿。我们抗大文工团已被包围在沂蒙山的中心地带，我们分两个队活动。我带着一个十多人的分队，为敌包围，向外突围，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到达另一地区。第二天这里四周的敌人又向我们进行围剿，我们又向外冲击，冲到一个地方，还没站稳，再次遭到埋伏在四处敌人的围攻。就这样，我们向外冲了七天，都没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虽然我们小有伤亡，一个团员牺牲，一个团员被俘，但是我们这个分队绝大部分还是胜利的冲出来了。

敌人大“扫荡”将结束时，我们遇到了第二次突围，这次突围虽然没和敌人交火，但它的危险性要比第一次突围大得多。当时校部组织由文工团在内的近三百多非战斗人员，从沂蒙转移到东南的滨海地区休整，可是要在一夜之间穿过八十里为敌人重点控制的丘陵和平原地带。由于这一地带地形平坦，敌人众多，而且火力很强，如被敌人发现，将我们包围，没有好地形可利用，我们就很难突出去的。所以采取了夜间行动，悄悄地从敌人驻地的空隙里急行军穿过这一地区。为了防止万一，校部又派了五个连队来掩护我们三百多人员通过。就是前边三个连队作掩护，后边两个连队作后卫，把我们夹在中间行军。由于这次行军危险性很大，三百多被掩护的人员都作了紧张的动员：就是一定要在天亮前穿过这一地区，每个同志都紧跟着，不要拉档子，更不要失却联络。特别说明：谁失掉联络，就等于送给敌人，绝不去寻找，因为一掉队，就去寻找，这就耽误了行军时间，天亮以后，出不了敌区，为敌人发现，被敌人包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纵然有五个连队掩护，而这些连队都是学员队，武器装备很差，战斗力也不强，加上经过一个多月的大“扫荡”，既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伤亡，又十分疲惫。遇到敌情，是很难保证被掩护的三百多人的安全的。我们就是怀着这种紧张的心情开始夜行军的。当我们走到午夜，估计已行军四五十里路，到达一个丘陵地带，由于夜里起雾，我们和前边担负掩护任务的三个连队失掉了联络。我们文工团正走在被掩护的人员的前边。我们的团长和一个通讯员也随前边连队走了。我赶快传话到后边，要后边作后卫的那两个连队，派一个连队到前边来作掩护，继续前进。可是后边的人员传话上来说，他们也和担任后卫的两个连队失掉联系。也就是说我们被掩护的三百多人和担任掩护任务的五个连队，整个的失去联络了。这时，校后勤部的协理员从后边上来，我和他又派人在行军行列的前前后后出去联系，找了一阵，还是找不到掩护部队。协理员问我怎么办；我说：“咱们再不能找了，再找下去，既找不到部队，又耽误了时间，天亮以前出不了敌占区，我们没有部队掩护，如敌发现，三百多人会全部覆灭。”我的意见是争取时间加快脚步向南冲出去，协理员同意我的意见，应马上摆脱我们目前的危险处境。因为八十里夜行军，我们只走了一半路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立脚点，正是整个敌占区的中心地带，是敌人重兵屯聚的地方，我们应该一分钟也不能耽误的离开这里。可是这三百多人是由各部门组成的，而下一步行动，需要统一指挥，我认为协理员是营级待遇，级别比我高，而且被掩护的人员，大部分是他的部下，应由他指挥我们向南突围。可是协理员说他不懂军事，要我负责指挥。由于情况十分危急，我也就不谦让了。我就把三百多人中有枪的人挑选出来，手榴弹也都集中，临时组成两个战斗班，一个班由我率领，在前边冲。协理员带一个班作为后卫，我们这三百多人就在夜色里向南急奔，由于大家都认识到严重的敌情，感受到失去掩护的危险处境。所以大家都自觉加快了脚步，我们不仅仅是急行军，而是小跑着向南突进。我们不走村庄，都是在敌人驻地之间急行穿过。在行进过程中，我带着通讯员亲自去找向导，一次误入了敌人的伙房，一次误入了伪乡公所，但幸好没为敌发现。在天亮前我在一个村边找到了一个早起拾粪的中年人，由他带路，使我们绕过一个个敌据点，冲向南去。天已大亮了，还有十多里路，才能出敌占区，幸亏早上有雾，使敌人不易发现我们，我们穿过被敌人逼着去修据点的人流，越过了最后一道公路，到早上九点多钟，我们才突出敌占区，到了滨海地区的大店，这里已是安全地带。我们又向东南行军十多里，到达了这次夜行军的宿营地。我们住下以后，却找不到掩护我们的五个连队。当时我想他们是先头部队，怎么比我们还晚到？后来才了解到昨夜他们和我们失掉联络后，他们不敢前进了，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掩护部队，他们的战斗任务是保卫我们行军的安全，如果被掩护的三百多人，失去联系，遭到敌人的包围，由于没有战斗力，是会全部牺牲或被俘的，如有这样的后果，他们怎么向上级交代？在此情况下，他们派连队在敌区寻找我们，找不到我们，他们是不会轻易离开敌区的。而我们竟直接向南插去，冲出敌占区，他们怎么能找到我们呢？我们在宿营地吃过午饭，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听见西北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随后炮火停了一阵，黄昏以后，那边又响起了剧烈的炮火。原来他们找到天亮也没找到我们，上午还有浓雾掩护，敌人没有发现他们，到了下午浓雾消散，敌人在一个村子发现了他们，对他们进行围攻，他们和敌人展开了战斗，终于冲出敌人的重围。他们到达另一个小岭，天已黄昏，又被敌人包围，又和敌人展开了战斗，经过一场血战，再次冲杀出来，这时周围的敌人已发觉了他们，到处出兵堵击，他们已站不住脚，就乘着夜色冲杀出敌占区了。他们到达宿营地以后，才发现我们于昨夜不鸣一枪的从敌占区冲出来，也感到很高兴。因为他们虽然和被掩护的人员失却联系，却没有造成损失，他们也比较安心了。

我曾把这两次突围写进中篇小说《沂蒙山的故事》。另外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在省文协作党务工作，也曾遇到了军事斗争的艰险情况。敌人重点进攻时，我们转移到胶东。后来敌人又集中了五个整编师向胶东进行重点进攻，敌人以优势的兵力，从半岛西部向东部齐头推进，他们扬言要把我守卫胶东的部队赶进东海。当敌人攻到莱阳时，我主力突然向外线出击，插到敌后，而我们文协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却处在敌进攻的前边，失去了主力的支援和依托，敌进我退，形势十分危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由文变武，我把编辑部文工团和全部的有枪的青年组织几个战斗班，成立一支武工队，掩护文协的老弱转移，和进攻的敌人周旋，一直坚持到我军反攻，敌人溃退，形势好转。

我所以要谈这些充满危机的战例，是想说明深入敌后，我受过的军事教育，在我身上起到的作用。由于我懂得军事，遇到严重的敌情，我就可以从容的应付敌人，使情况转危为安。应该说我们深入敌人后方以后，战争是抗日军民生活的主旋律，不但主力和地方武装要经常和敌人打仗，就是根据地的党政和群众工作的干部以及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受到战斗的洗礼。平时，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是经常进行袭击的，每年至少要应付敌人的春、冬两次大“扫荡”。因为这两个季节是农作物已经收割、或者还未生长起来，在光秃的田野，不便于我军民隐蔽；而却扩展了敌人的视野，给敌人强大的炮火增添了杀伤力。每当敌人“扫荡”的时候，一方面寻找我军主力作战，同时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清剿，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就是烧光、杀光和抢光）政策，围剿我党政机关，摧毁我地方政权及抗日群众团体。在这严峻的时刻，我们的战斗部队为了保卫党政机关的安全，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而作地方工作的干部一方面动员人民群众坚壁空野，隐蔽自己，同时也秘密而巧妙的进行对敌斗争。稍一不慎，就会遭到重大伤亡。我们文工团，本来是没有战斗任务的。可是一到敌人“扫荡”，我们却会遇到危急的战斗情况，这时候我过去所学的军事知识就特别显得宝贵了。

我熟悉军事，对于我的文学创作活动，也是有着极大的帮助的，我们的部队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经常和敌人进行英勇战斗，为了反映这方面的军事斗争，我常到部队去采访，有时我可以直接深入火线，去体验和了解指战员所创造的英雄事迹。一般记者也作战地采访，可是却缺少我这一条件。战斗开始前，指挥员往往把他们安排在离火线较远的后方，待在较隐蔽的地方，免得为敌人的炮火杀伤。记者是应该服从部队的安排的。因为上级有明文规定：凡是到部队采访的记者，一律服从部队的指挥，不要增加人家的负担，如擅自行动，遭到敌人炮火的伤亡，部队不好向上级交代，还得作检讨。可是我的情况却不同了，一则我到火线上，可以应付敌情，同时部队的指挥员多是我抗大军事队的同学，他们也不好批评我，因此，我在火线上可得到比待在后方的记者更多的战斗生活感受。

我不仅了解部队的战斗生活，我也去了解和熟悉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因为人民是革命部队的母亲，军民是鱼和水的关系，在那艰苦战斗的年月，没有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革命部队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因此，我们根据地是在军爱民、民拥军的亲密关系中建立的。不了解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很难写好我们革命部队的军事战斗生活的。

使我难忘的是1942年文工团调到地方上，我们在临沭县参加了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的试点工作。时间虽然将近一年，但对我的教育和在文学上的收获实在太大了。我深入到雇工、贫下中农中去，和贫困的劳动农民心连心，在生活上和他们打成一片，发动、组织群众，成立职工会、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和儿童团，向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实行双减，改造为地主把持的旧政权，继而建立民兵和游击小组，保卫胜利的斗争果实，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最后秘密的成立了村的党支部。我参加了这一系列的群众斗争，在这期间我写了《三千人的控诉》《钱包身》和《遥寄给沭河边的民兵英雄们》，在《大众日报》上发表。通过这一段群众工作，增强了我的群众观念，我深刻的认识到，劳动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翻身斗争作了主人。一旦他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抓住印把子，拿起了武器，将会产生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他们支援和配合革命部队，去战胜敌人。随着双减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全面展开，根据地的人民的觉悟提高了，抗日群众团体更巩固了，民兵武装更壮大了，各个抗日根据地不仅日趋巩固，而且逐渐扩大了。

1943年敌后的抗日形势大大好转，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敌占区日渐缩小，我各个根据地之间距离缩短，有些地区几乎连成一片。为了开展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工作，成立了山东省文协。抗大文工团也调到省文协充实这一文化机构。我到文协后，主编《山东文化》刊物，编辑部配备的人员还比较干练，我就更有条件采访和写作。在文协工作期间，我写了很多作品，这是我在抗日战争中创作最旺盛时期。

在滨海根据地的坪上召开的山东省战斗英模大会上，我采访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我为他们传奇式的英雄事迹所感动。我决心把他们的战斗业绩写成一本书。为此，我于1944年越过临沂、枣庄和津浦铁路几条敌人封锁线，到达微山湖和铁道游击队的指战员生活了一个时期。我和他们一见面，就热爱着这些英雄人物了。他们热情、豪爽、勇敢。我和他们的大队干部和主要的短枪队员，畅谈多年来他们在铁道线上创造的神奇的歼敌事迹。从枣庄开炭厂的草创时期，到从临枣线打到津浦干线军事斗争，后来又以微山岛为依托，对津浦干线的敌人进行神出鬼没的袭击。他们打票车、夺枪械、撞火车、搞物资，并消灭了一个个经过敌人精心训练，专门对付他们的特务队，真是打得敌伪闻风丧胆。我到过他们出色战斗的地方，我走访了微山湖畔，铁路两侧曾经帮助他们的工人、渔民和农民。对他们在铁道线上的战斗生活，作了全面的深入的了解，使我有了极深的感受。回想和他们相处的日子是难忘的，他们在庆祝抗日胜利的宴会上经政委提议，大家同意，使我荣幸的成了铁道游击队荣誉队员。平日我不仅采访他们，而且作为战友常和他们促膝谈心，由于我学习过军事，而且幼年也在铁路边长大，所以我对他们在铁道线上所从事的斗争，比较能够充分的理解，这也是我从文学上反映他们战斗生活的基本条件。在我和他们相处中，更多的是我向他们学习和请教，但有些问题，我也有自己的看法，和他们交换意见，对于个别英雄人物，在斗争的新形势下，滋长了思想问题，我也曾进行过耐心的帮助。这些英雄人物都是很重友情的，从此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全国解放以后，至今我还和他们还活着的人来往。我为《新文学史料》写的《〈铁道游击队〉创作经过》，现在收在这个集子里，它就记录了我和铁道游击队在一道生活的情景。

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后，我二次去铁道游击队。这时，他们已经移住解放后的枣庄，我和他们研究《铁道游击队》长篇小说提纲，当时地处枣庄北部的中兴煤矿公司还为汉奸王继美部两千多人控制，这批伪军扬言已为国民党部队改编，拒不向我军投降。这批伪军竟打了我军的谈判代表，我军向中兴公司发动了猛烈进攻，经过一夜激战，把这两千多汉奸全部歼灭。由于战斗就在我身边进行，为了丰富我的战斗生活，我就随着进攻部队，进行战地采访。

我军和敌人只隔一条东西马路，马路北侧不远处，就是中兴公司的南围墙。敌人不仅在围墙上布置了强大的兵力和炮火，而且在围墙外边的一片开阔地上还埋设地雷区并拉上电网，阻止我军接近。在马路的南侧是市区，我军主攻部队的进攻出发地，就在马路南侧的一溜房屋和短墙后边。团部把我和另一个摄影记者老余，安排在马路边一个院子里的防空洞里。由于我们离火线只有一墙之隔，战斗开始，为了怕炮火伤了我们，团指挥部要我俩一定隐蔽在防空洞里，不要出来。我看这个院子的其他房屋，都堆满了弹药和战斗器材，由一个负责后勤的军官看守着，屋里并装有军用电话，我知道这里是主攻部队的后勤，这里供应着在战斗中前进部队的弹药和军用器材。我和老余并没沿着向下的阶梯，到防空洞最里边去，只坐在洞口的第一道阶梯上，上身还露在洞外，我们想观察一下进攻开始后的战斗景况。

攻打中兴公司的战斗开始了。首先是我所在的这个主攻营在组织爆破，两个人一组的爆破员，扛着绑有五六十斤炸药的爆破杆子，一组接一组的跃出进攻出发地，冒着敌人射来的弹雨，奔向敌人的围墙工事，他们把炸药杆子推到围墙上，拉响炸药包就退回来。可是由于敌人火力过于密集的阻拦爆破员的前进，一组、二组都在中途被击倒了，但是第三组又接着冲上去终于拉响了炸药包。在组织爆破时，一方面敌人的火力阻拦，同时我军阵地上也发出猛烈的炮火，对爆破员进行掩护，在马路两侧敌我火力交射，枪声一片，围墙内外映出红色的火光。敌人围墙上的机枪，向这边扫射，子弹从防空洞上空飞过，防空洞边有一棵大树，树冠被打断的枝丫纷纷落下。就在这稠密的枪声中，不时听到轰轰的爆破声。在我们对过轰隆声响的更沉重，这是主攻营炸开了突破口，我军担任主攻的部队冲上突破口，和守敌搏斗，巩固住突破口以后，我进攻部队，就从这个围墙缺口冲入中兴公司，扩大战果，歼灭敌人。

当敌我争夺突破口时，那里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个蛋，我军和反扑的敌人的厮杀，显然是激烈的。可是不一会，对面围墙的枪炮声渐渐稀疏了，剧烈的炮火渐渐的向围子里响了。我在防空洞洞口的台阶上，对身边的老余说：“咱们的主攻部队，已经进了突破口，向敌纵深发展了，我能跟他们进去该有多好呀！”老余说：“咱们到战斗部队采访，应该服从部队的安排，待在这里，可不能随便走动！”老余的话是对的，可是却不能说服我，因为我学过军事，曾是军人，作为一个军人，打仗时都争着抢在前边去投入战斗，谁也不愿留在后面。现在战斗部队在中兴公司里和敌人进行火热的战斗。而我留在后方的防空洞里，这里倒是安全的，而火线上的战斗情景，我却一无所知，我不甘于这样做：等着主攻营歼灭敌人以后，再去采访，我要到火线上去了解我们英雄的指战员怎样和敌人搏斗，也只有在这血与火的战斗中，才能真正了解和体会到我要写的人物的坚实性格和战斗风貌。想到这些，我真想马上进突破口到战斗的第一线。我认为老余不懂军事，他应该留在这里。和他相比，我有会打仗的条件，所以决心要到火线上去。可是怎么去呢？主攻部队的进攻道路我不熟悉，怎么通过雷区和电网，进了突破口又到哪里去找我跟随采访的主攻营？因为我军这次攻打中兴公司，是多角爆破，几支主攻部队一齐打进去的，哪一路是我所在的主攻营？在四下都是炮火连天的战场，是不容易找到的。我正在为难时，突然看到主攻营郎教导员的小通讯员，提着枪从火线上跑回到我们院子的后勤供给处。原来火线和供给处的军用电话线被炮火打断，前后失掉了联系，而火线上的战士正需要机枪子弹和手榴弹，郎教导员就派他的小通讯员，从火线上下来，亲自来催供应处，火速派人向火线上送弹药。我前天来这个营采访时，郎教导员接待过我，我认识了他的通讯员小李。我在防空洞口问小李，主攻营攻进围子打得怎么样？他说已占领两座小楼房，说着就提着枪匆匆出了院子回火线去了。我想跟着这个小李，不是就找到火线上的主攻营了么？想到这里，我低低地对老余说：“你在这儿待着吧！我到前线去了。”老余正要阻拦我，可是我已跃出防空洞，远望着小李的背影，我就跟在他的后边跑去了。小李从一个作为冲锋出发地的墙洞里跃出，到了敌我对峙的东西马路上，我也跃出洞口上了马路。一到马路上，就进入了战场，四下里战火纷飞，炮火的光亮耀得到处通明，枪炮声也比在防空洞中听起来更刺耳了，飞弹和弹片不住点的在我的四周呼啸。我看见小李像一只敏捷的猫一样，绕过雷区，穿过电网的缺口，我也像他一样越过雷区和电网。接着我跟着小李冲上突破口，我看这个为爆破员炸开的围墙缺口，有点偏高，主攻部队开始进突破口时，指战员到这里要猛力一跃，才能登上去，他们在突破口和围墙两边反扑过来的敌人展开血战，敌人的尸体都堆到突破口的下边，正好形成了进突破口的一个斜坡。所以我和小李进突破口时，就不用跳跃，直接踏着死尸垫的斜坡跑上去了。进了中兴公司，向右走出不远，就折进向北的一个通道，过去两座小的洋楼，我在一个院子里见到了郎教导员，他见到我一面热情的和我握手，一面用责备的目光望着我说：“你怎么上来了？！”我知道他是为我的安全担心。我对他说：“我还懂点军事，你忙你的吧：你放心，我还能应付些情况。”说着就隐蔽在一道短墙的下边，因为当时一阵阵弹雨正从那边扫来。我在短墙边观察周围的战况。这时主攻营攻势迅猛，已在攻打第三座楼房，我和教导员及一个班的战士，在火线的后边，和战斗正酣的火线只隔一道院墙。从东西两侧攻进来的兄弟部队，正和我和教导员的立脚处成一平行线。两侧的战斗正激烈进行。也就是说正北、东、西三方都在战斗，我们正处在战场的中心地带，离三个火线只有一二十米，炮火的轰鸣，震得我耳朵发聋，使我感到硝烟刺鼻神经发木，再看看教导员守着两个军用电话机在紧张的工作，我才了解到他在火线的后边负责前后方的联络。火线上有什么情况，指挥员即时向他报告，他根据火线战斗的伤亡情况，命令后方的第三梯队向火线支援，同时要看守住这条经过战斗已占领的进攻道路，指挥后续部队沿着这条道路支援火线。如前线的弹药缺乏，或需要什么器材，报告给他，他指挥后勤火速向火线运送。除这些任务，附带还要安置火线上打散的士兵，他们找不到自己部队了，他把他们重新组织起来，再送回前线。遇到跑散的少数敌人，他指挥身边的战士，把敌人俘获，押进暂时关押俘虏的一个空房间。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扑火。有时敌方的炮弹打过来，把附近的房子打着燃烧起来，他叫战士们全力及时扑灭。因为火光升起，会照亮了我军部队进军的通道。敌人会组织强大炮火向这里轰击，阻止我后续部队前进。这些活动，除了用电话调后续部队支援火线，命令后勤向前线运送弹药外，其他的所有活动我都参加了，而且表现得和教导员身边的士兵一样动作敏捷，积极主动，看样教导员认为我还不是一个多余的人，还感到满意。这时，电话里传来了火线上一个突然情况：就是率领二连向敌冲杀的副营长负了重伤。为了保证歼敌的胜利，主攻连都是由一位营级干部亲自指挥的，显然需要一个营级指挥员去，接替副营长，指挥二连向敌冲击。其他营的干部都有任务，郎教导员决定自己到二连去，可是这里谁来负责前后方的联络呢？他在寻思调谁来接替他。正犹豫间，我自告奋勇地对他说：“你到火线去吧，这里的一切由我负责！”时间紧迫，不容有过多的考虑，教导员就点头说：“好！老刘就麻烦你了！”他接着对身边的一班战士说：“这里一切都听老刘指挥！”班长和战士们齐声称是。教导员就带着通讯员到火线上的二连去了。我就带着这个班，坚守着教导员的岗位，即时的收容和组织在火线上打散，找不到部队的战斗员。我带的已不是一个班，已扩大到二三十人了。有五六个敌人的敢死队窜到这里，他们把我们误认为自己人，当他们省悟过来时，每个敢死队员周围，都被我所指挥的几个战士的枪刺顶着，乖乖地作了俘虏，我把他们押在一间空屋子里，我们守在通向前方的通道，不时指引着支援部队奔上火线。敌人的一个炮弹在我们身边的房子上爆炸，房屋顿时起火了。由于没有水，我指挥着战士，随手抓起一些物件把火扑灭，累得我浑身是汗，袖口和衣角都被火烧焦了。我在这里坚持了近一个小时，前边又攻占了敌人一个楼房，由于又换一连主攻另一座洋楼，教导员回来了，要把联络地点往前边移动。他看见我很累，就派了两个通讯员跟着，守着一部电话机到刚刚占领的小洋楼里休息，我带着两个通讯员就进了小洋楼的底层，我用手捂着火点了支纸烟，在炮火轰鸣、门窗和地板都震得乱动弹的情况下，在感觉上认为室内总比外边安静，我发现地板有些微小的响声，我叫通讯员划火柴看看我躺着的小床边的动静，原来室内有几具敌人的死尸，其中还有个未断气，一条腿还不时伸缩着，我和通讯员又查看了楼上，那里也有几具尸体，我就又躺回小床上。点燃了第二支烟，我在小洋楼里待了约半小时，通讯员就通知我教导员来电话，要我到前边去，因为又打下一座大的楼房，一营的战斗任务即告结束，下一步的攻击任务，就换二营去完成了。我就离开小洋楼到前边去了。事后了解：我在这座小洋楼里待的半个小时，是我进突破口到火线上最危险的时刻，在完成战斗任务撤出中兴公司的路上，一营长告诉我，在我待的那个小洋楼里还隐藏了敌人一个加强排四十多人，当我一离开，这股藏在地下室的敌人就冲出来，正好我军一个连从此经过，把敌人这个加强排包围消灭。最后营长对我说：“你在那里休息，有敌人一个排和你作伴，有多危险啊！”我当时的危险处境，连这位身经百战的战斗英雄营长也为之咋舌了。解放中兴公司的战斗，在黎明时已经结束。王继美的汉奸队两千多人全部被歼，可是在天刚亮，驻在徐州的国民党部队总部，还愚蠢的派飞机来向中兴公司的王继美部队空投弹药，各色的降落伞带着弹药，都落入我军手中。一营郎教导员认为我在这次战斗中，对他们有帮助，而且烧坏了衣服，就以部队名义赠给我一个降落伞作为纪念。

我所以这样详细地谈攻克中兴公司之战，是因为我在战争时期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虽然参加了不少战斗，但这是一次我深入战斗生活的较典型的事例，说明我懂得军事，对于我深入火线采访有多大帮助，我在火线上和指战员们同命运共呼吸，不但不给战斗部队增加负担，还可帮他们作些力所能及的战时工作。至于说到参加战斗时会冒生命的危险，那是很自然的事。因为部队的指战员，都是抱着不怕牺牲的精神去和敌人战斗的，如果怕死的话，我就不会到战斗部队作战时采访了。在文学创作上也就不可能写好战斗中的英雄人物，因为只有在战斗中才能了解到他们的品德和性格。后来我把这次战斗采访，写成了小说《攻克煤城之夜》也收在这个集子里。

我在枣庄和铁道游击队的几位领导骨干，座谈和研究了长篇小说提纲以后，准备动笔写作，接着解放战争开始了，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几十万兵力，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全山东解放区军民都奋勇的动员起来，全力迎击和打退国民党部队的进攻。在这战火燃烧的危难时刻，我怎能坐下来写作呢？因此，我就打消了写《铁道游击队》的计划，和一批文艺工作者到前方支援前线去了。

我在省支前委员会工作，去各条民站线检查备战工作。我也参加了几十个担架队支援莱芜战役的支前工作。我也目睹了上百个民工担架队支援孟良崮战役，使解放军干脆利落地把蒋军王牌主力整缩74师歼灭的悲壮情景。为了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整个山东解放区的青壮年都涌上前线了，我感触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席卷敌人的锐不可当的伟大气势，在解放战争中，有说不完的军民鱼水情的感人事迹。我以后写的小说《铺草》和《红嫂》的素材，就是在我支援前线的工作中感受的。

南麻、临朐战役之后，为了分散敌人兵力，我主力外线出击，我华东野战军大部分主力部队插到鲁西南、河南去了。这时我奉调又回到省文协。接着又随机关撤到胶东。我前边说过敌人集中五个整编师，齐头并进，向胶东腹地进攻，而撤到这里休整的主力，又外线出击，插到进攻敌人的后面。为了应付进攻的敌人，我把编辑部和剧团的青年组织成一支武工队，和进攻的敌人周旋，一直坚持到形势好转。我军大反攻，除一部分敌军从海路逃窜以外，其余进攻的敌人全部被歼，胶东半岛全境解放。我们省文协转移到渤海地区。

我军大反攻后，战争的主动权已操在人民解放军手中，在山东地区的反攻势如破竹。1948年春胜利展开胶济西段战役，解放了周村、张店等城镇，接着又解放了胶济线重镇潍县，夏天向南扫去，解放了津浦线上的兖州。至此山东省首府济南已完全孤立，这时外线出击的西兵团已经回来，和东兵团汇合后将济南包围，至秋天，即解放了济南，全歼守敌，并活捉了敌战区司令长官王耀武。

济南解放后，我和省文协入城，开展城市的文化工作。这时我华东野战大军经过一个时期休整，于这年初冬大军南下，汇同中原第二野战军（刘邓大军）对退守在徐州一带蒋军主力展开了名震遐迩的淮海战役，我作为山东兵团《华东前线》报的特派记者，参加了这一伟大战役。

淮海战役是由三个小的战役组成的。第一阶段在碾庄消灭敌黄百韬兵团，第二阶段在双堆集消灭敌黄维兵团，最后阶段是在永城地区消灭敌李弥、孙元良两兵团，加上敌驻徐州的指挥总部，加上敌军的起义部队，这一战役共消灭蒋军约五十六万人。蒋军的几百万部队，在自卫和解放战争中大量被歼，所剩下的只有徐州地区这部分主力，通过淮海战役，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已基本上消灭在江北，它为以后我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扫清了道路，也就是说淮海战役一战，决定了蒋介石失败的命运。因此，我有幸参加了这富有历史意义的战役，是难得的机遇，也是我政治上的极大享受。

我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游击战争，在日本投降前后我参加过解放干榆、攻打枣庄的攻城战斗，这些战斗往往只是歼灭敌几千人。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带着民工去支援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看到我军在运动战中，一举歼敌四五万或七八万，当时就感到是很了不起的伟大胜利了。现在我在淮海战役中看到的，是在近两个月的短时间里，竟歼灭蒋军主力近60万。在这一战役中敌我兵力一百多万，而各解放区支援解放军作战的民工和民兵就有二百多万，在这徐州附近的淮海战场，有几百万战斗和支前人员在活动，这在中国和世界战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我作为随军的军事记者将好好地感受一下这大兵团作战的战争脉搏的跳动，在战斗采访中，我的工作是积极的，情绪是亢奋的。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我军歼灭敌黄百韬兵团，这个兵团原驻在东海一带，听说我华东野战大军南下，为了怕遭我军围歼，慌忙沿着陇海线向西到徐州集结，他们的先头部队一〇〇师已经到达曹八集了，这个兵团行至碾庄，为我军包围，而这个敌一〇〇师的先头部队，却漏在包围圈的外边，我所在的纵队奉命将曹八集这个师包围，经过一夜激战，把敌人这个先头部队歼灭了。这一夜的围歼战，打得还是比较艰苦的。因为曹八集四面环水，战斗开始时，我军一个主攻营，从北门一座残破的石桥上冲进围子里，可是石桥被炮火打断了，后续部队受阻，一时攻不入围子，而攻进去的这个营，插入敌穴，占领了几座房屋，和敌人孤军作战，敌人一方面防守围墙，阻止我各路进攻部队的围攻，同时组织整团的兵力来对付我军这个营。敌人组织了强大的炮火和兵力，轮番地轰击和进攻这几座房屋，一次次的进攻都被这个营击退，他们一直坚守着这一小块阵地。轮番进攻的敌人，在这几座房屋四周丢下了许多尸体，几乎形成了一道用尸体堆成的小堤一样，可是敌人却不能接近房屋。房子被炮火打着了，他们在烟火中把冲上来的敌人打退，房顶倒塌了，他们凭着断墙残垣打击着敌人，英雄的主攻营始终坚守着阵地，一直坚持到我军其他部队打进来，最后里应外合地全歼了敌人。这个营在敌人围子里孤军奋战，大量的杀伤了敌人，在全歼敌人的战斗中起到重大作用。但是守那几座房屋的战斗也是够残酷的。他们打退敌人一次次强攻中，指战员也陆续付出伤亡，后来只剩下几十个人了，但活着的人依然的坚守着阵地，负伤还能动弹的战士还在战斗。最后弹药也打完了，他们用枪托和敌人搏斗。就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在这血与火的残破阵地上，发生了一件感人的事件。就是有个叫王世岗的战士负重伤倒下了，他在战斗开始之前，向连的党支部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并表示决心一定在这次战斗中出色的完成歼敌任务，接受党对他的考验。在这次战斗中，他打得确实英勇顽强。当他倒下的时候，指导员把他扶起来，问他伤的怎么样？王世岗为自己负重伤，不能再战斗而感到难过，他断断续续的对指导员说：“我没能更好的完成战斗任务！”指导员对他说：“你完成的战斗任务很好！”王世岗认为自己也许不久于人世了，他担心自己的党籍，就低低地问：“我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么？”指导员安慰他说：“你够条件！”指导员说罢就把这个战士轻轻地放下，在烟火中爬到两个支委和未遭伤亡的党员中间，吸取他们的意见，他们都同意王世岗入党。这时，全营的指战员已大部分牺牲，指导员就对仅有的六七十个正在与敌苦战的指战员庄严宣布：“同志们！我们连的党支部已经批准王世岗同志入党了！大家要像他那样和敌人战斗吧！”在激烈的炮火声中，这个庄严的宣布，成了强有力的战斗动员。指战员们用刺刀和枪托打退了敌人又一次进攻，直到我军大的部队杀进来。

曹八集战斗结束后，我所在的战斗部队撤到北边六七里的村庄。我听到王世岗火线入党的事迹很受感动，我想给《华东前线》上写一报道。第二天，由曾在围子里孤军作战的副营长领着，我们骑着马重返曹八集，到他们战斗的几座房屋那里去了解昨夜孤军血战的情况。当时淮海战场，国民党的飞机，从早到晚的在天空盘旋，看见地面上我军有什么活动，就轰炸和扫射，加上通讯员我们三匹马在原野上奔驰，很快为敌机发现目标，不断俯冲下来扫射我们。每当敌机俯冲下来扫射我们时，我们火速把马停下来，而飞机却停不下来。当我们勒马停下时，飞机就从头上掠过，扫射的子弹也落在我们的前边。我们就这样一跑一停的避开敌机的扫射，到了曹八集。副营长领着我看了他们坚持战斗的那几座房屋，房屋已被炮火打得全部倒塌下来，有的屋角已被火烧焦，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地方，怎么能容下一个营的兵力驻守，可是事实上他们就是在这艰险的情况下，和敌人血战整夜，没让敌人窜进阵地一步。我们离开这里又到战场上走了一转，由于刚刚结束战斗，战地到处是成堆成片敌人的尸体。一些地方上的民兵正在清扫战场，我从一个民兵手中要了一本敌军官日记，就和副营长骑马回驻地了。

我在团的驻地给《华东前线》报写了一篇《火线入党》的文艺通讯发出去，这时已下午三点了，我打算向团的指挥员告别回师部去。特别是团政治处主任是我抗大的同学，应该去辞别一下，可是团的干部正在开会，不好去打扰，所以我就带着那本精装的敌军官日记到村边的树下去翻一翻，因为我想从敌人内部了解些我所需要的材料。不翻则可，一翻却使我大吃一惊。这个日记的主人是我们歼灭的这个整编师的电台台长。由于他思想进步，在敌人内倍受迫害，在日记中不时发出愤懑的呼声，同时他对于蒋军反共的屠杀解放区无辜人民极端不满。原来他在抗战初期是个知识青年，为了抗日救国，投笔从戎，但他投错了地方，竟到了国民党部队。他是反对打内战的，可是还是被赶到进攻解放区的内战前线，最后竟作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炮灰。当我抚着这本打开的日记陷入沉思时，晚风突然吹起扉页后的一页空白，上边草草地写着几行字，是日记主人写给缴获这本日记的“未见面的朋友”的，内容是说他要死了，希望捡到这本日记的朋友，将它寄给他徐州某处的梦里的情人，最后署名的前边写上“未亡人”。这本日记现在在我手上，显然应由我来完成日记主人的委托了。我决定这天不走了。看看天色，太阳快落山了，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我要再到曹八集战地去一趟，找找这个日记的主人，看看他死在什么地方，身边还有什么遗物和材料，遗物我将寄给徐州他梦里的情人。团部听说我要到曹八集去，就派了两个骑兵跟着我，我们向曹八集飞奔时，照例要和扫射的敌机绕圈子。到战地后，我看到到处是敌人的死尸，我往哪里去找他呢？记得在团部访问过一个俘虏，知道日记主人伤在头上，所以我就查看击中头部的死尸，找了将近一小时，在夕阳西下时，我在曹八集的南部一个小中药铺里找到了这个日记的主人，原来他还没死，他头部腿部负伤，不时有些昏迷。我把他驮回团部驻地，因为天已黑了，敌机不像白天那样疯狂了。回驻地后，我的抗大同学方主任为了给我送行，特地弄了一只鸡作了晚饭。方主任赶快叫军医来给日记的主人换了药，并和他一道吃晚饭。饭后就用担架把他送到后方野战医院去治疗了。全国解放后，我把这件事写了一篇小说《一次战地采访》。

打过曹八集以后，我又随这个纵队挥戈南下，在宿县以东灵璧县城驻有敌人一个师，我所在的部队会同兄弟纵队将灵璧敌人团团包围，经过一夜激战，在天亮前把敌人这个师全部歼灭。这次围攻灵璧是多方突破，担任西南角突破的主攻团团长老赵是我抗大军事队的老同学。他团担任攻击城的西南角，正是守敌的防御重点，敌人在这里布置的兵力强，地堡多，城的外壕壕沟不但宽，而且水深。炮兵在城墙上打开突破口后，赵团长指挥担任攻占突破口的三营，迅猛的扑到城外壕，可是受阻了，原来战前准备的过城外壕的长梯形的木桥太短，架不过去，另一端支不到彼岸，一架上去就滑到水里，使进攻不能从木桥上通过。而这时，敌人城墙下的许多暗堡，还有城墙上的敌人用机枪向他们扫射，子弹雨点般落下来，还有投下的手榴弹像冰雹样在壕沟外的三营指战员中爆炸。情况十分危急，停在壕沟外的三营，每分每秒钟都在增加伤亡。这时候重新建桥已来不及了，为了减少伤亡，赵团长指挥三营泅水过去攻占突破口。三营的指战员纷纷下水，这时已是冬天，水面已结了薄冰，指战员们在水中冻得像冰棒似的，更主要的是泅水的速度很慢，他们过外壕时，又增加伤亡，伤员都被泡在水中，直到过去后，已有一个连的伤亡。二连穿着冰冻的棉衣，向突破口进军，攻击数次都被敌人打下来了，而这第二连也伤亡得差不多了。三营营长是个战斗英雄，他带着第三连攻占突破口，也未奏效，为敌人击退。这时候兄弟部队打的其他突破口都打开了，进攻部队已攻入城内，而城西南角的突破口还是没有攻占。为了不影响整个战局，纵队指挥部要赵团长把第二梯队借用西门突破口进去，沿着城墙打到西南角，然后再按原来的作战方案，向城内敌人纵深发展。当赵团长把这一意图，用电话告诉正在打突破口的三营长，三营长急了，他说我们怎么借用别人的突破口？他一再请求允许再攻一次再作决定。赵团长当然愿意进自己打的突破口，就答应了他。三营长就组织全营剩余的所有兵力对敌人控制的突破口进行最猛烈的攻击，他们冲上突破口用刺刀和敌人反复厮杀，最后把敌人击退，占领了突破口阵地，可是三营长已倒在血泊里了。赵团长马上把团指挥所移到突破口边的城篁里，我跟着去了，赵以责备的口吻对我说：你怎么也上来了！我知道他关心我的安全，我就对他说：没有事！你快忙吧！这时我感到突破口仅仅是占领，并不巩固，突破口两边城墙上的敌人，还不时向这里反扑，企图夺回突破口。赵团长指挥三营仅有的一小部分部队一次次打退敌人的反扑，敌人最后一次反扑，快打到团指挥部了，团参谋长竟端起机枪，率领通讯人员也投入战斗，终于把这股敌人消灭了。这时一、二营已修复了过外壕的木桥，迅速到达突破口，为了巩固住突破口，二营向两侧攻击消灭了西南角城墙上的敌人，然后和一营冲入城内，配合兄弟部队经过一夜战斗，把灵璧守敌一个师全部歼灭。在这次战斗中，我深入到战斗的第一线突破口上，我又是学军事的，团指挥员还是我军事队的同学，我虽然有了这些优越条件，可是在战斗过程中，我竟一度对我的老同学有了误解。当三营经过艰苦的攻取突破口的战斗，虽然完成了主攻任务，但已伤亡过半。下一步巩固突破口和向敌纵深发展的战斗任务将由一、二营去完成了。全营剩下的五六十个指战员就撤回城壕外边，三五成群的往后边走着，由于他们是泅水过外壕攻取突破口的，棉军衣水湿，经寒风一吹，军衣结冰了，全身冻得硬邦邦的，连手臂都不能弯曲了，指战员冻得浑身打战，上下牙巴骨哒哒的抖动着。这时，我正和团的政治处王主任站在那里，王主任问他们谁是指挥员，三营的副教导员走过来，显然三营只剩下他一个营干部了。他吃力地弯曲下手臂向王主任行了个敬礼。王主任问他营还有多少人，副教导员用手指着身后的五六十人说：“就剩这些了。”王主任在夜色里望着离突破口只有二里路的小村，那里是他们团的后方，就对副教导员说：“你把部队整理一下，到那里去烤烤衣服，再回来待命，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副教导员带着这些战士向团后方的小村走去。当时我非常同意王主任对他们的安排，他们打地够苦了，现在又冻成那个样子，应该让他们到后边烤烤火烘干衣服，可是这时赵团长突然走来，他看见了副教导员带的人正往小村走去，就气呼呼地喊：“什么人往后走？！赶快回来！”这后一句是极严峻的命令口气。副教导员带着人回来了，赵团长知道是三营的人，正要责问他们为什么往后撤，王主任搭腔了：“是我让他们到小村去烘烘衣服的。”赵团长说：不行！转身对副教导员下达命令：马上整理好队伍到前边团指挥所待命。赵团长说罢又回火线了。当然副教导员和三营的战士服从团长的命令，又回到靠近火线的前边去了。我看到这一情景心里很不舒服，在可怜这些战士，不由得从内心里涌出一股对我这位老同学的不满情绪。当时我想三营的指战员攻击敌人的防御重点，受了那么大的挫折，最后终于打开了突破口。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战斗任务，他们已伤亡过半，现在剩下的这几十个人不仅疲惫不堪，而且冻得都像冰棒似的，难道让他们到后方去烤干衣服也是过分的吗？我感到这位团长同学太不爱护自己的战士了。等战斗结束以后，我一定要给他提点意见。后来的事实证明，对待这一问题，错的不是赵团长，而是我错了，因为我没有设身处地地为我的老同学着想，他是战场上的指挥员，战斗还没结束他要把自己的兵力，不仅五六十个战士，就是一个班也要紧紧的掌握在手里，以备不时之需，随时都能应付战斗局势，打击和消灭敌人。团指挥所上了突破口以后，敌人最后一次反扑，情况危急到团参谋长都动了机关枪，正是这几十个三营的指战员上来，保卫住指挥所，在打退敌人反扑中起了重大作用。至于说到爱护战士，真正爱护战士的不是我，也是我这位团长同学。因为赵团长在战斗中知道，而且有信心配合兄弟部队，消灭城里这一师敌人的。三营在打突破口时虽然伤亡严重，但是他不愿意让这几十个指战员灰溜溜的到后方烤火休息。他要这些指战员留在前线继续战斗，等全歼敌人后才离开战场。在战斗结束后，我亲眼看到这几十个指战员雄赳赳，气宇轩昂，怀着胜利的欢欣押解着上千俘虏出城，对比昨晚遭受重大伤亡后的三营垂头丧气回团后方去烤火休息，在情绪和士气上有多么大的不同啊！在五十年代，我在《收获》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突破口上》，就是描写这次解放灵璧的战斗。在作品中，我歌颂了老同学赵团长和三营指战员奋勇攻占突破口的顽强战斗精神，从文学创作上说，也是写我的一次深入火线的实际生活感受。

解放灵璧城后，我所在的纵队奉命向西挺进，从固镇附近横越津浦线到双堆集附近，参加围歼敌黄维兵团。敌人这个兵团原驻在河南南部，徐州战事吃紧，蒋介石急电令黄维兵团速到淮海地区增援。这个兵团走到双堆集，为我二野、三野的部队团团包围，黄维兵团十余万人马，开始驻二十来个村庄，遭到我军围攻后，被压缩到十几个村庄，最后只占几个村子了。几万人挤在一个小村里不仅找不到给养吃，就是烧饭的木柴也找不到，把全村的房屋拆掉，还不够烧一顿饭吃。蒋介石所在的南京每天出动许多架次的运输机，给被围的黄维兵团投掷大量的物资，不但有弹药、大米，还有成捆的劈好的木柴。用飞机运木柴，这还是我头次看到的新鲜事。运大米和木柴还得烧火做饭，很费事。后来敌人学聪明了，就运熟食大饼了，这样捡起来就可以吃。可是黄维所占的地面越来越小，只有几个村庄，敌机投下的物品，只能落进敌人阵地一小部分，大部分都落到我军阵地。我看到饿急的敌人为了抢飞机投下的物资，不仅遭到我军炮火的轰击，甚至敌人部队之间也火并起来了。使我难忘的是这一夜，我包围黄维兵团的各个纵队，全面向敌人发动歼灭性的总攻。我在一个师指挥部的地堡里受到一场震惊。当我大军从各个方面向敌发起总攻之前，敌黄维兵团突然向西北方向突围，敌人残余七八万人，全部轻装，丢下重武器，只带些轻便武装，为了便于赶路，他们裹成几十路的庞大纵队以坦克开路，往外冲击，而这个方向并不是我重兵所在，只有几条横的细长战壕，而战壕里的兵力比较分散，是阻挡不住这样巨大的人流前进的。在战壕里的我军运用各种武器向走动的敌人射击，敌人也不还枪，有些敌人被击倒了，但是给予敌人的伤亡只像牛身上拔去几根毫毛，未被击中的敌人还是越过一道道沟壕不停地向西北冲。他们像一条黑色的巨蟒一样向前蠕动，这时，四面包围敌人的我军各个纵队，奉命火速派部队到西北方向去截击逃窜的敌人，派出的各路战斗部队，像伸出一柄柄利剑一样，将这条巨蟒一段段斩断吃掉。因为敌人失掉手头的重武器，军心涣散，只顾逃跑，已成毫无斗志的乌合之众，一遭到火力拦阻，就举手投降，这正是抓俘虏的好时机。我所在的这个师，师长姓高，像个文弱书生，却很能打仗，他把前线主攻团留下，把其他两个团都派出去截击敌人了，接着又把主攻团的二、三梯队两个营也派出去，只留下一个营在火线上。后来高师长又把师部的警卫，通讯连和侦察连也派出去，在师指挥部的地堡里，只有师长、政委和参谋长还有我以及几个警卫人员在抽烟、等候派出部队截击敌人的好消息。就在这时，发生了突然情况，参谋长从地堡的一个出口出去解手，只见他又紧张的窜回地堡，对师长、政委说：“不好！敌人的坦克到了！”我这时侧耳细听确实有坦克的沉重突突声，从出口处传进来。高师长手下已没有了战斗部队，他看看几位指挥员手上只有枪，而警卫人员除带一支匣子枪，顶多还有一支缴获的美式卡宾枪，怎么能打坦克呢？这些小型武器射出的子弹，是穿不透坦克的钢铁甲板的，所以高师长忙对我们几个人说：“快在地上摸手榴弹！”因为在战壕和地堡里到处都丢有手榴弹。我们每人从地上捡了两棵手榴弹跟着师长从另一出口冲出去，我们站在战壕里，看见夜色里四辆敌人坦克从西边驶向师指挥部的大地堡，有一辆已经驶近地堡，坦克一边嘟嘟的开动，一边用架在射击孔上的机枪向这边扫射。幸好坦克后边没有敌人士兵。我们在战壕里躲着坦克上的炮火，和坦克绕着圈子。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留在火线上的那个营看见敌人坦克驶到师指挥部，就派了一个连，带着两个火箭筒赶来，用火箭筒打着一辆坦克，这辆坦克燃起一片火光，其他三辆坦克转头向北驶去，我们才摆脱困境。天拂晓时，胜利的消息不断的传来，这个师派出的部队，每个营、团都俘虏上千或数千敌人，连师的侦察连也抓回了好几百俘虏。敌兵团司令黄维虽然坐在坦克里往外冲，最后还是没有逃出被俘的命运。

我军在双堆集歼灭敌黄维兵团后，我所在的纵队奉命向西北方向的永城地区进发。原来我军在淮海南部战场围歼黄维兵团时，徐州敌“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率领剩下的三个兵团和总部直属兵员二十余万人，向西突围，在永城附近被我大军包围在方圆二十里的狭小地带。围攻不久，敌孙元良兵团就被歼灭。现在我围歼黄维兵团的几个纵队又北上，加强了对杜聿明总部的围攻。从12月16日到1月5日为止的围歼战中，由于我军对被围的敌人展开政治攻势，散发传单和劝降书，新华通讯社还播放了毛泽东主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使敌人约两个师投降起义。后我二、三两路野战大军汇合在一起，对杜聿明的两个多兵团的残兵败将发动总攻，经过四天激战，将这20多万敌人干净全部的歼灭。我看到了战役结束时的情景，战场上到处是敌人成堆的尸体，到处是敌人丢下的美式辎重，坦克、汽车和榴弹炮，到处是敌人丢下的衣物，公文遍地飞舞，我军英勇的健儿押解长长的俘虏行列，一眼望不到边，几十万解放区支前的民工，帮部队打扫战场，搬运武器和战争物资，赢得胜利的军队和民工，脸上都充满喜悦，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他们的一片欢声笑语。

我在淮海战役中给《华东前线》写了两三篇文艺通讯，由于战事紧张，流动频繁，不可能写更多的东西，但是我却写了淮海战地日记，把在战争中的感受和大量素材记录下来，准备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战役结束后，部队新闻单位的同志劝我留在部队，一道渡江南下，可是我的工作单位在济南市文协，不久，我接到电报，就离开战斗部队回济南去了。

我在济南市文协工作不久，1950年山东省文联成立，我调到省文联负责编创部的工作，1951年《山东文艺》有一期缺乏重点小说稿子，在编辑的热心督促下，我写了短篇小说《铺草》，这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到沂蒙山区支援前线所感受的。1952年到1953年，我请假在大明湖畔和省委大院内，写了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在写作前我特地又到枣庄、微山湖去了一趟，旧地重游，重温了抗日战争时期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们在这里战斗的情景。回济南后，我就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由于在战争中我曾去枣庄和他们研究过小说提纲，所以写起来还比较顺利。

《铁道游击队》长篇小说出版后，我调到华东后改为上海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我写了《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在《儿童时代》上连载，后由少儿出版社出了单行本。我又在《收获》上发表了短篇《突破口上》，后来我又写了在淮海战场打曹八集的短篇小说《一次战地采访》。1959年我要求回山东长期深入生活并进行创作，居住在青岛，我在这里把短篇小说《铺草》、《突破口上》和《一次战地采访》加上其他几个短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铺草集》。我写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草上飞》，曾在《前哨》上连载，由于受到当时文艺上极“左”路线的干扰，这部电影没有拍成。我到青岛后，省文联召开第二次文代会，又选举我担任一些省文联的领导职务，不过，我不驻会，除参加一些必要的会议外，主要的精力还是从事文学创作。从1961到1963年我到沂蒙山老根据地去深入生活。准备写反映抗日与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这里是我过去战斗过的地方，我去访问了我的几家老房东，谈到过去的战争生活，触景生情，促使了我的创作冲动，不少文艺期刊来约稿，我暂时撇开长篇，即兴写了短篇小说《红嫂》、《沂蒙山的故事》、《一支神勇的侦察队》和《英雄的表兄和表妹》。这些作品在刊物上发表后，编成《沂蒙故事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在1963年这部小说集出版后，我决心写长篇小说了。我去找了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汇报了小说提纲。谭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政委，在华东地区转战多年，他听了我的描写人民战争的长篇提纲以后，给我很大的鼓励，希望我一定把它写出来，不过从1964年开始，全国要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也是难得的深入生活的好机会，不能错过，所以他要求我参加两期社教运动，再去写长篇。因此，我在1964和1965两年参加两期社教运动，第一期在海阳县，第二期在高密县。第二期参加高密的社教工作还没完全结束，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就开始了。

在十年浩劫中，因为我在省文联和省作协兼任一些领导工作，又写过《铁道游击队》等小说，所以造反派诬我为走资派和文艺黑线人物。他们抓住《铁道游击队》中掩护胡服（刘少奇同志的化名）过路，就认为我为“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树碑立传，对我进行了极残酷的迫害。当武斗最严重时，我的生命已受到威胁，所以在一天夜里，我在被囚禁的房间里，悄悄地撕开了被单结成绳子，从三楼上跳下逃到芳林嫂（小说人物原型之一，不过群众都叫她这个名字了）家里。原来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也为造反派追捕，在我到来之前，他已掩蔽在芳林嫂家里三四个月了。她又热情地接待了我。这时她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可是在这场大浩劫中，她威风不减当年，冒着极大的风险，和追捕我俩的造反派进行斗争。不仅供我们食宿，而且保证了我们的安全——她安置我的严密程度，就是造反派使用警犬也休想找到我。她像在抗日战争中，掩护铁道游击队员那样掩护我和王强，她掩护我四个月，掩护王强八个月，使我俩渡过了浩劫中最残酷的武斗时期，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芳林嫂的掩护，也许我和王强早已不在人间了。从这件事上，也可以说明我和《铁道游击队》小说中人物的深切友谊。

经过十年浩劫，我没写一篇作品，而能够活下来也就很不容易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得到了解放，党中央拨乱反正，我于1978年恢复了省文联的领导职务。1980年在省文代会上我又当选了省文联第一副主席、省作协主席，省委又决定我担任党组书记，全面主持省文联机关工法，繁重的行政领导事务缠身，根本没时间写作。1982年省思想工作会议以后，我坚决要求省委允许我辞去党组书记职务摆脱行政工作，从事文学创作，我认为自己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了熟悉战争时期的生活，我有计划的参加过一些战斗和战役，也参加过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以及解放区人民的翻身斗争。我有着强烈的写作愿望，感到我经历了这一新旧交替的伟大时代，作为一个作家有责任把这一段生活与斗争写出来，留给下一代，使他们知道我们的革命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解放事业是怎样取得的。可是不摆脱行政领导事务，是根本完不成这一任务的。搞社教运动耽误了我两年，十年浩劫时我才49岁，荒度了十年，又当了三年省文联党组书记，这时我已65岁了，眼看就是古稀之年，再不写作，以后就是想写也无精力而写不成了。这将是我终生的遗憾。因此，我一再要求省委满足我这一愿望。后来省委同意了我的请求。为了彻底摆脱机关工作，我于1984年移居青岛写作。为的是集中晚年有限的精力，把要写的作品都写出来。

近年来，在青岛市党政领导的关怀下，给了我很好的写作条件，还有市文艺界朋友的热情照顾，我在这里完成了《沂蒙飞虎》（原名《牛倌传》）的长篇小说，由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是反映我所熟悉的沂蒙山区人民革命斗争的。主人公高山是个放牛人，在党的培育下，他当了镇、区、县干部，率领地方武装在抗日与解放战争中和各种各样的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创造很多出色的战绩，打遍沂蒙山，是解放区人民人人崇敬的英雄人物，而敌人听到他的名字会胆战心惊。我在作品中，不仅写他的战斗生活，写他艰苦朴实的作风，也写了他对党和战友、亲人，对上下级和人民群众的人际关系。在当时战争环境里，无论是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都是很艰苦的，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他的为政清廉也是感人至深的。我所以这样写，是企图唤回我们优良的革命传统和作风。

我除写了《沂蒙飞虎》长篇而外，我又写了中篇纪实小说《芳林嫂》。现在编的这一小说集，其中除《芳林嫂》外，还包括我到青岛前后写的《我的童年》、《攻克煤城之夜》、《草上飞》和《谷荣和丽嫚》。这后一章是我另一长篇的一部分。由于《芳林嫂》和《攻克煤城之夜》，都涉及《铁道游击队》，就是《我的童年》最后也涉及这部作品，所以我把《〈铁道游击队〉的创作经过》附在小说集里了，有人说我的《铺草》在文学技巧上比《铁道游击队》写得好，所以我把《我的第一篇小说——谈〈铺草〉的写作》也附在这里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草上飞》，这是过去我写的一个电影文学剧本，由于极“左”路线要批判它，所以上影不敢拍电影了。这个作品的内容是写一个武工队员在敌人重点进攻时，和撤退的领导机关失掉了联系，流落在敌人控制区，他为了找党组织和当地的地主还乡团进行了一系列艰苦战斗，最后终于在一次战斗中找到了插回来的武工队，回到党的怀抱。而执行极“左”路线的人，竟指责我否认党的领导，说：“你为什么让他和组织失掉联系？这就是有意不要党的领导。”现在看这种指责有多么可笑，他们认为英雄人物只能在党支部书记身边，才算领导。一个英雄人物怀着对党的忠诚出外和敌人奋勇战斗，不算党的领导，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不过当时这种“无限上纲”的“高见”还很盛行，难怪上影望而却步了。现在我把《草上飞》在文学上作了加工，改为一个中篇，收在这个集子里和读者见面了。

1989年4月25日于青岛

（选自《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