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首先我们能够清晰地意识到，作为社会科学的环境史研究，关键是要澄清人类活动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及其后果。至于纯粹因自然原因而导致的环境变迁，应当留给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去从事专门的研究。因为这两项内容在时间和空间的跨度上各不相同，环境变迁的驱动力也各不相同，最好用不同的学科去加以研究。

其次，还必须注意，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环境史，由于重点考虑的是人为因素的影响。因而相关民族的文化应当成为分析和探讨的重要内容，不仅需要重点考虑文化与生态的协同演化这一关键原理，还需要关注跨文化传播所带来的冲击和文化转轨，往往是相关环境变迁的关键驱动力。其中，政策的变动影响将更为直接。与此同时，还必须坚持文化的整体观和环境变迁的整体观，尽可能避免用单一的资料，去论述文化与环境的变迁，需要密切关注文化自身的系统性和生态结构的系统性。

再次，由于所谓灾害必然是特定的民族文化定义的产物，相关民众的受害程度也会因文化而别。因而，灾害的发生理应纳入环境史研究的门类，去加以综合考虑，不能单凭文献提供资料的简单统计，就轻易地断言环境发生了剧变，就导致了灾害的频度加大，受害程度加剧等。

此外，还需要认真地考虑不同时代文献编纂者的立场、观点、思路的取向等不可忽视的社会要素。否则，难免会引发对环境史资料的误读和误判。相关研究者，如果能对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和生态，都能形成一个全局性的了解，那么环境史的研究就会少走不少弯路，由此形成的结论也更其准确可靠。

有鉴于环境史学科理论建构和方法选择的艰巨性和紧迫性。笔者不敢妄自争大，仅希望对理论的建设和方法选择提供浅薄之见，就此求教于海内外同仁，以期共同完成这一研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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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庭硕（1942—），男，苗族，贵州贵阳人，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生态人类学、历史人类学。

[2] [德]F.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战士出版社1971年版，第250页。

[3] [美]H.摩尔根：《古代社会（全三册）》，杨东莼、张栗原、冯汉骥译，商务印书馆1971版，第33—34页。

[4] [英]E.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5] （唐）周繇：《送杨环校书归广南》：“天南行李半波涛，滩树枝枝拂戏猱。初著蓝衫从远峤，乍辞云署泊轻艘。山村象踏桄榔叶，海外人收翡翠毛。名宦两成归旧隐，遍寻亲友兴何饶。”——《全唐诗》第十七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六百三十五卷。

[6] [英]B.马林诺夫斯基：《科学的文化理论》，黄建波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0—118页。

[7] [美]艾尔费雷得·W.克洛斯比：《生态扩张主义》，许友民、许学征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177页。

[8] 罗康隆、吴声军：《民族文化在保护珍稀物种中的应用价值》，《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9] 赵乃蓉、秦红增、黄世杰：《从藏粮于山到养生食品：中越边境水口桄榔粉的生态智慧研究》，《科学与社会》2014年第4期。

[10] 罗康智：《保持与创新·以传统应对现代的黎平黄岗侗寨》，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242页。

[11] （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57页。

[12] 李国栋：《对稻作文化起源前沿的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5年第1期。

[13] 罗康隆：《斯维顿耕作方式的实存及其加之评估》，《贵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14] 吴觉农：《茶经述评》，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5] 吴觉农：《茶经述评》，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6] 佐佐木高明：《照叶树林文化之旅：自不丹、云南及日本》，刘愚山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0页。

[17]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五《广源州蛮》，1977年版，第2306页。

[18] [法]雅克·勒戈夫：《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法国新史学发展趋势》，郝名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

[19] （宋）朱辅：《溪蛮从笑》，《四库全书（影印文渊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符太浩：《溪蛮丛笑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页。

[20] （清）曾涛著，季永海译注：《随军纪行译注》，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