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典范的确立：宋人对“九龄风度”的集体性接受
张九龄以外在儒雅、内蕴刚劲的“九龄风度”成为文人士大夫的理想楷模，这一形象的形成，既是以真实的张九龄为蓝本，无疑又与接受者的选择密切相关。在中晚唐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尽管张九龄是作为开元盛世最后一位贤相而为人所追慕，但他的独特意义并没有引起众人过多的关注，有时甚至不乏微词。如中唐刘禹锡有《吊张曲江》并引，对张九龄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愤愤不平，认为其“忮心失恕”，而终致无后。[27]刘禹锡的批评，与他自身被贬岭南的经历有关，尽管他也提到张九龄有“识胡雏有反相，羞凡器与同列”之美，但对张的怨愤之气更是溢于言表。其后，杜甫有《八哀诗》，叹怀他所推崇的八位唐贤。与《八哀诗》咏王思礼、李光弼等多叙政治功业不同，杜甫对张九龄文才与政事的并重，奠定了宋以后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的“九龄风度”的基本内涵。到了宋代，在振作士风的时代氛围之中，“九龄风度”获得充分阐发。欧阳修、宋祁通过对《旧唐书》的改写，在《新唐书》中确立了“九龄风度”的内涵，从此得到广泛认同。而张九龄遭受过的非议，也得到宋人的全力维护而一一为之辩解、修正。如刘禹锡称张九龄“忮心失恕”而导致无后，宋人便多有质疑和反驳。赵明诚从考辨的角度论证九龄并非无后，晁补之则从更主观的道德批判的角度直接称刘禹锡之说为“小人诋君子”。[28]
“小人”与“君子”这一对出自《论语》当中带有强烈的儒家道德评判的指称，恰恰也指出了宋人所接受的“九龄风度”的一个核心意思：以儒为本。唐代儒学中衰，在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以前，张九龄以一个复古的儒者形象出现，可谓是儒学复兴的先行者了。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七宝山座》：“明皇于勤政楼以七宝装成山，座高七尺，召诸学士讲议经旨及时务，胜者得升焉。唯张九龄论辩风生，升此座，余人不可阶也，时论美之。”[29]在唐代讲究“书、判、身、言”的选官制度下，时论所美可能更多的是张九龄的善论辩，正如《开元天宝遗事·走丸之辩》所载，“张九龄善谈论，每与宾客议论经旨，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也，时人服其俊辩”，[30]这“俊辩”正是唐人眼中“风度”的体现；但在致力于儒学中兴的宋代，九龄的擅长“经旨及时务”更为他们所关注，九龄又素来以文名世，且其文中一再强调“君子”之贞、节、义、德，——这正提供了一个欧阳修们所推崇的能够承担国家与社会责任、体现儒家之“道”的新型文士的雏形。
玄宗当年也曾为张九龄既是“儒学之士”、又有“王佐之才”而兴奋不已（《开元天宝遗事·七宝山座》），然而他对李林甫、牛仙客的重用，使以儒为本的文士最终在与法家和胥吏的斗争中败北。李林甫以法家思想为理论依据，联合胥吏出身的牛仙客，力图推行以法治国，以取代儒家的“人治”，[31]从今人的眼光来看，其实自有其可取之处，但在重儒轻法的宋人眼中，却是极令他们反感的。在宋人王栐《燕冀诒谋录》所记录的轰动一时的“张审素子复仇案”的裁定中，[32]张九龄以儒家忠孝之说，认为应宽免为父报仇而杀人的两个少年，李林甫则认为，法律应直接定罪量刑，不当用人情来解释；最后玄宗支持了李林甫，称“杀人而赦之，此途不可启”[33]而将二子付有司杖杀。张九龄与李林甫的这次斗争实际上体现了儒家和法家的冲突，是秉持不同治国理念者之间的交锋，但在王栐看来，却是具有不同道德品性的“君子”与“小人”的斗争；而他作为对照所举本朝相似案例“诏决杖遣之”的裁定，不仅批判了支持李林甫的唐玄宗不是“圣时明君”，同时正说明宋代早已重回儒家“人治”的轨道。而李林甫的奸邪小人、张九龄的儒家君子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两宋之际的张纲便明确表示：“呜呼！九龄文章风度见称一时，而林甫奸邪无学术，仙客起于胥吏，则三人贤不肖明甚，而明皇用舍如此，惜哉！”[34]
正是在“以儒为本的文士”这一基本形象之上，宋人强调和放大了他们眼中的九龄之贤，修订甚至改写了他们所认为的“瑕疵”，从而树立了以“九龄风度”为核心要义的一类新型文士的典范。“风度”一词，常被用来形容特重气度、仪容的魏晋时人，如周必大称“晋人风度不凡”，方孝孺称“晋宋间人以风度相高”[35]，而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魏晋人的种种言谈举止，由个性、情感、才藻构成了魏晋时期最被推崇的风度气质，这种风度给我们留下了才情外露、潇洒飘逸、狂放不羁的深刻印象。入唐以后，新时代下的“盛唐气象”取而代之，然唐人对魏晋风度仍有不少追慕效仿，体现之一便是并不以露才扬己和恃才傲物为耻。[36]如史载王勃“倚才陵籍”，杨炯“恃才凭傲”，杜审言“恃高才傲世”，陈子昂“貌柔雅，为性褊躁”，王翰“恃才不羁”，杜甫“性褊躁傲诞”。[37]这也就能理解《旧唐书》对张九龄“性颇躁急，动辄忿詈”的记载。或许在《旧唐书》作者看来，这并非对张九龄的贬斥之语，只不过是当时才子的普遍习气而已；但在宋代，这种风气却是不受欢迎的。宋人转向内敛，讲求克制、含蓄、中正和平，不喜露才扬己、放达不羁。庆历时期，梅尧臣等七人曾聚会，互冠以“某老”之名，并称呼缺席的欧阳修为“逸老”，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以孔孟、《诗》《易》等儒家思想解释七老之名，并表示不愿他人以“轻逸”视己而坚持改为“达老”。[38]又，欧阳修曾为同样出身韶州曲江并参与《新唐书》编撰的好友余靖撰写神道碑，称其“为人资重刚劲，而言语恂恂，不见喜怒”。[39]所谓“恂恂”，典出《论语》，指恭顺之貌。欧阳修对余靖性情气质的描绘，正如《新唐书》对张九龄的刻画，是宋人所赞许的内蕴刚劲而外在儒雅的文人士大夫形象。正是在改写的基础上，宋人完成了砥砺名节、守正不回、处穷自若、儒雅醇厚的“九龄风度”的刻画，从而树立了他们理想中的新型文士之典范。
据欧、宋的行状、墓志铭等，“以文章道徳为一世学者宗师”（吴充《行状》）的欧阳修，性格也如张九龄一样“刚正质直”（吴充《行状》），英宗尝面称修曰“性直不避众怨”（《神宗实录本传》）；又“见义敢为，襟怀洞然，无有城府，常以平心为难，故未尝挟私以为喜怒。奖进人物，乐善不倦，一长之得，力为称荐，故赏识之下率为闻人。唯视奸邪，嫉若仇敌，直前奋击，不问权贵。后虽阴被谗逐，公以道自处，怡怡如也”（韩琦《墓志铭》）。[40]其立身处世的刚正不阿与宦途贬逐中的泰然自若，与宋祁的“炳焉彬彬，昌焉谔谔”（范镇《宋景文公祁神道碑》）[41]，都与“九龄风度”的内涵颇为吻合。欧、宋是以自身践履和宋人赞赏的个性气质“塑造”了九龄，还是服膺于九龄而使自己亦颇具其“风度”呢？这是耐人寻味的。
《新唐书》成书二十四年后，元丰七年（1084），宋代另一部皇皇史著《资治通鉴》由司马光等完成。司马光深受庆历学风和士风影响，他对张九龄事迹的编撰以及褒贬的态度也正与欧、宋一脉相承。《资治通鉴》曰：“二十八年春……二月，荆州长史张九龄卒。上虽以九龄忤旨逐之，然终爱重其人。每宰相荐士，辄问曰：‘风度得如九龄不？’”[42]其中全不提笏囊、风姿之事，所谓“爱重其人”之语，正说明在作者看来“风度”着重体现的是其内蕴。李纲《次韵顾子美见示题曲江画像》可谓是一篇以长诗写就的九龄传记，从其孤起荒陬，到推挽正人，识禄山仙客，破房帷阴谋，上千秋金鉴，赋扇陈情，直道忘怀，历数九龄一生“忠谠”之行迹与“赡蔚”之文词，最后落实到本诗所咏之“曲江画像”，称其“风度严凝见颜色”，较之王偁《谒张文献公祠》着重赞赏相业之功的“九龄风度”，做了更为精当而详尽的描述。[43]同样位至宰辅、功业彪炳而诗文“雄深雅健”（四库提要语）的李纲，对于“九龄风度”自是最有深契其心的“同情之理解”。
“九龄风度”正是在宋人的接受中成为一个赞誉文章政事两相能者的熟典。王之道《追和贾明叔侯陟明二侍郎瑞香二首》其一曰：“深院重帘数尺墙，对花何必竟烧香。九龄风度高难挹，举世纷纷漫笏囊。”[44]作者称“九龄风度”自有其深意蕴藉之处，而并非体现在身佩笏囊一类的表面功夫，可谓与欧阳、司马等史家遥相呼应；“九龄风度”之内涵也相对固定下来成为作家创作时用来称扬他人的、其意不言自明的喻体。如彭汝砺《和执中寄师厚同年》其二：“啸吟久不过诸葛，丰度今谁似九龄”，以“九龄风度”赞誉宰辅陈执中；王洋《贺张参启》称美所贺者“靖以有容，刚而不犯。九龄风度，表在缙绅”[45]；陆游以“诗骚湘水客，风度曲江公”[46]为王成之作挽词；楼钥亦以“九龄风度”赞扬南宋身登二府的著名文人范成大，又在《尚书张公挽词》中以“文靖饶风度，高皇记曲江”褒扬这位张尚书，至于其《次韵章枢密赋吴彩鸾玉篇》以“九龄美风度”赞赏章枢密之书法，则是因书见人，还是将章枢密与九龄进行类比而称扬之。[47]另如“九龄风度照峿台”（释德洪《代夏均甫宴人致语一首》）、“岩廊风度待张龄”（项安世《又代作》其二）、“曲江风度乃不名”（敖陶孙《次韵张长公宠赐初度致祷之语》），[48]此类表述不胜枚举。“九龄风度”已经成为熟典，这在宋人对同样身为开元贤相的宋璟、房琯和本朝宰相李沆之“风度”的对照性接受中，可更清晰地体现出来。据《白孔六帖》“宋璟风度凝远，人莫涯其量”，[49]《新唐书》则称“房琯风度沉整”[50]，然而人们并没有因此总结出“宋璟风度”“房琯风度”，是因为这种内涵单一、浅显的评价在各类史书笔记中并不鲜见，并不能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又，据《宋史·李沆传》：“（沆）尝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风度端凝，真贵人也。’”[51]同样是皇帝评价宰相，不过宋人对本朝君臣也并不买账，李沆虽为宋初名相，却无多少可资流传的功勋伟绩，其“端凝”之风度，不过是外在的风采气度而已，自是远不及“九龄风度”之内涵丰赡、引人回想。
随着门阀贵族的消灭和科举制度的日益成熟，自宋以后，以寒士庶族为主体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势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九龄风度”获得了宋人特别的关注。张九龄的意义不仅在于成为第一位出自岭南的名臣贤相，更重要的是，其出身寒微、科举入仕以及“九龄风度”，使他颇具象征性地成为此后文人士大夫的典范。门阀制度随着唐帝国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宋代以对科举取士的大力推行而使庶族寒士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这是预示着寒族崛起的张九龄成为典范的客观因素；[52]而其主观因素在于，他的文章政事咸有所称、蕴藉文雅的“九龄风度”，正体现着在儒学复兴的新时代背景下对于文士的要求，从而为宋以后的文人士大夫所称赏。在宋人的接受中，“九龄风度”逐渐内化为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底色，从此烛照后世，历久弥新。
（原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10年第5期，有删改）
[1] 马东瑶，女，北京大学中文系2002届博士毕业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 《御览经史讲义》卷1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旧唐书》卷99《张九龄传》，中华书局2000年标点本，第3096页。
[4] 《新唐书》卷126《张九龄传》，中华书局2000年标点本，第4424页。
[5] 《汉书》卷71，中华书局2005年标点本，第3047页。
[6] 黄生：《义府》卷下，中华书局1985年标点本，第65页。
[7] 学界多认为这体现了文学与吏治的派别斗争，如汪篯《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208页。
[8] 《新唐书》卷133《牛仙客传》，第4554页。
[9] 苏轼：《张九龄不用张守珪牛仙客》，《苏轼文集》卷7，中华书局1986年整理本，第197页。
[10] 《历代名贤确论》卷7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旧唐书》卷99后附《考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 ［日］沟口雄三：《关于历史叙述的意图与客观性问题》，孙歌译，贺照田编：《学术思想评论》第11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336页。
[13] ［美］H.怀特：《叙述的热门话题》，转引自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14] 《新唐书》卷首。
[15] 《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655页。
[16] 《新五代史》卷54，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1页。
[17] 谢保成：《关于〈新唐书〉思想倾向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
[18] 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欧阳修全集》卷72，中华书局2001年整理本，第1046页。
[19] 宋祁修《新唐书》，“未尝得唐人一诏一令，可载于传者。唯舍对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宋景文笔记》）；又，不载诏、疏，而全文载录韩愈《平淮西碑》、柳宗元《贞符》。
[20] 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卷21，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0页。
[21] 《欧阳修全集》附录卷2《先公事迹》，第2629页。
[22] 《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第3241页。
[23] 新、旧《唐书》皆于《外戚传·序》中指出，外戚之盛，缘于内宠，而非功业，鲜有能以德礼进退、全宗保名者，因此立《外戚传》“以存鉴诫”。在新、旧《唐书》中，长孙无忌等以勋贤任职者皆不入《外戚传》，而杨国忠则由《旧唐书》的大臣列传被转入《新唐书》的《外戚传》，这本身即已体现作者的态度。
[24] 《宋史》卷319，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0381页。
[25] 马东瑶：《欧阳修的文学教育与宋代文学的发展》，《学术研究》2009年第7期。
[26]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标点本，第26页。
[27] 参见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2，四部丛刊本。
[28] 赵明诚：《金石录》卷28，清顺治刻本；晁补之：《鸡肋集》卷48，四部丛刊本。
[29]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1“七宝山座”条，中华书局2006年标点本，第13页。
[30]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1“七宝山座”条，中华书局2006年标点本，卷4“走丸之辩”条，第56页。
[31] 参见赵剑敏《唐代一场被历史湮没的法制运动——李林甫执政性质新探》，《学术月刊》2004年第2期。
[32] 参见王栐《燕冀诒谋录》卷4，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页。
[3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4，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中华书局1956年标点本，第6811页。
[34] 张纲：《华阳集》卷2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 《宋周必大论书》《明方孝孺论书》，《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 林继中：《魏晋风度与盛唐气象的转换》，《人文杂志》1995年第2期。
[37] 傅璇琮编：《唐才子传校笺》卷1，中华书局1987年版。
[38] 欧阳修：《与梅圣俞四十六通》，《欧阳修全集》卷149，第2444页。
[39] 欧阳修：《与梅圣俞四十六通》，卷23，《赠刑部尚书余襄公神道碑铭》，第366页。
[40] 《神宗实录本传》、吴充《行状》、韩琦《墓志铭》，《欧阳修全集·附录》，第2656、2690、2699页。
[41] 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7，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
[4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4，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第6840页。
[43] 李纲：《次韵顾子美见示题曲江画像》，《全宋诗》卷155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48页；王偁：《谒张文献公祠》，《全宋诗》卷2651，第31067页。
[44] 王之道：《相山集》卷1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 王洋：《贺张参启》，《东牟集》卷1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 陆游：《王成之给事挽歌辞》，《剑南诗稿》卷36，四部丛刊本。
[47] 楼钥：《范成大赠五官》，《攻媿集》卷38，四部丛刊本。其诗分见《全宋诗》卷2546、卷2540，第29498、29400页。
[48] 分见《全宋诗》卷1339、2380、2710，第15267、27432、31882页。
[49] 《白孔六帖》卷2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0] 《新唐书》卷139《房琯传》，第4625页。
[51] 《宋史》卷282《李沆传》，第9538页。
[52] 此前科举入仕的张说的为相已经体现出这一趋势，不过，张说虽属不入“百家”之数的“近代新门”（孔至《百家类例》），然“其先范阳人，代居河东，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阳”（《旧唐书》），为世居北方中土之人；而出身于“岭海孤贱”（《资治通鉴》）的张九龄，由于两宋以后南方经济、文化的迅速崛起，更具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