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经》“讹言”解

“讹言”一词在《诗经》中共出现过三次，分别是：

民之讹言，宁莫之惩。我友敬矣，谗言其兴。（《小雅·沔水》）

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小雅·正月》）

谓山盖卑，为冈为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小雅·正月》）

它的意思是什么？《毛传》没有解释，《郑笺》：“讹，伪也。”《说文》无“讹”字，只有“譌”，其下云：“譌言也。从言，为声。《诗》曰：‘民之譌言。’”讹、譌、伪，上古都是歌部疑母字，意思相通，所以郑玄释“讹”为“伪”应当不错。但他进一步解释道：“言时不令，小人好诈伪，为交易之言，使见怨咎，安然无禁止。”“人以伪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灾异。故言亦甚大也。”“小人在位，曾无欲止众民之为伪言相陷害也。”问题就出现了。郑玄认为“讹言”是陷害他人的诈伪之言，历代旧注几乎都沿用此说；清代一些学者则将它进一步指认为“谗言”，如“讹言”初见于《小雅·沔水》，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而民之譌言乃莫之审，疾王不能察谗也。”[5]胡承珙《毛诗后笺》：“是‘讹言’即下文之‘谗言’。……则‘讹言’与‘谗言’本无二义。”[6]但是，我们注意到《诗经》中“讹言”都与“民”连用，也就是说“讹言”的施事者是“民”。关于“民”在上古的含义，晁福林曾总结古文字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道：

“民”字最初见于西周前期彝铭，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说，金文民字“象以刃物刺一左目形”，“周人初以敌囚为民时，乃盲其左目以为奴征”。这个说法受到古文字学家们的普遍赞同，可以视为现今学术界的通识。由此可见，“民”开始就是下层民众的称谓。现在尚未见到以刺盲一目为贵族身份标志的例证，所以说它只能是下层民众的称谓。[7]

“民”既指下层民众，它与“诈伪之言”，尤其是“谗言”就很难匹配。郑玄将“民”解释成“小人”“人”“众民”，前后不一致，正反映了这一矛盾。

那么，“讹言”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史记》中有两则关于讹言的记载，分别见于《赵世家》和《封禅书》：

五年，代地大动，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台屋墙垣大半坏，地坼东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饥，民讹言曰：“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

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僇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

《汉书》《后汉书》中关于讹言的记载较多，如下面三则讹言在《汉书》中常被提及：

建始三年秋，京师民无故相惊，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天子亲御前殿，召公卿议。大将军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令吏民上长安城以避水。群臣皆从凤议。左将军商独曰：“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也，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上乃止。有顷，长安中稍定，问之，果讹言。（《王商传》）

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师相惊，言大水至。渭水虒上小女年九岁，走入横城门，入未央宫尚方掖门，殿门门卫户者莫见，至句盾禁中而觉得。（《五行志》）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稾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张搏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五行志》）

史书中“讹言”的施事者都是民众，与“民之讹言”的说法一致，我们可以由此推知《诗经》中“讹言”的内涵。

从史书记载看，讹言是一种与灾异有关的谣言，如上述各例中的地生毛[8]、暴风雨、大水、女童入宫、西王母行筹等。诗歌的抒情性决定了它叙事不及史书详备，但我们仍能从《正月》一诗中窥及讹言的这一特点。首先，“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毛传》：“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郑笺》：“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纯阳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异，伤害万物。”夏历四月已是孟夏时节，但还有霜降，属于灾异。所以，诗人紧接着写道：“民之讹言，亦孔之将。”意思是说关于夏霜的讹言流传炽盛。其次，“谓山盖卑，为冈为陵”。《毛传》：“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郑笺》：“此喻为君子贤者之道，人尚谓之卑。况谓凡庸小人之行？”关于这两句的意思，后世争议非常大。如胡承珙《毛诗后笺》认为《郑笺》佶屈难通，“《传》义本自贯通，如云谓之为山而其实则卑，乃为冈为陵而已，犹谓之为君子，其实乃小人而已”，以“冈”“陵”为“卑”；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诗意盖谓讹言以山为卑，而其实乃为高冈，为高陵，以证其言不实。”又以“冈”“陵”为“高”。陈奂《诗毛氏注疏》提出“盖”应作“盍”解，黄焯《毛诗郑笺平议》同意此说，但释义又与陈氏不同……真可谓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近人杨树达曾作《〈诗〉“谓山盖卑”解》一文专门讨论该问题，云：“时人谓山言：汝高高在上之山何不降卑而为冈为陵乎？以喻无德小人在公卿之位，何不降居卑位，或尚不大为害于民乎？”[9]杨先生和古人一样，始终没有摆脱《毛传》君子、小人之说的圈子，所以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如果我们对紧接其后的“民之讹言”有所了解，就不难想到这两句说的就是由地震引起的地理大变迁。高亨《诗经今注》即将此二句指为“幽王二年，岐山崩”一事，[10]允为灼见。但高先生尚未将“山崩”与“讹言”联系起来解释。我们认为“谓山盖卑，为冈为陵”就是“讹言”的内容，这样理解无疑使诗意更明畅。

讹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政治寓意。从史书记载看，讹言多发生在末世，其中一些显然是始作俑者用来制造舆论，煽动民众，以期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如上引哀帝时西王母行筹事，“西王母，妇人之称。博弈，男子之事”[11]。就是影射外戚当权的时局。古人对自然界缺乏科学认识，很容易被以灾异为依托的“讹言”所蛊惑。但灾异只是讹言产生的由头，其根本原因是社会动荡，人心惶乱。有些讹言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有些可能只是某种集体意识的反映，如上引“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就反映了六国末人们对秦吞灭赵国的一种政治预感。总之，讹言从心理层面迎合了人们对时政的普遍忧虑和不满，所以才会在民间迅速传播。它的出现通常意味着国家濒临灭亡，所以历代有识之士常以讹言为依据劝告统治者革除时弊。如《诗经》“民之讹言”后两次出现“宁莫之惩”句。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改革前失曰惩也。”[12]朱熹《诗集传》：“惩，有所伤而知戒也。”[13]这两句的意思是，希望统治者看到讹言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的社会危机进而终止暴政，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心情。汉代阴阳五行学说盛行，灾异被看作上天对人君政令有亏发出的警告，所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14]《汉书》《后汉书》中因此记载了大量大臣以灾异为由劝谏皇帝的言论。讹言的内容与灾异有关，汉儒甚至认为讹言本身就是一种“言论形式的灾异”。[15]“讹言”一词在两《汉书》中频频出现，也便不足为奇了。

至此，我们明白了“讹言”是一种以灾异为内容的谣言，而不是简单的“诈伪之言”，更与“谗言”无涉。它多发生在乱世，反映了人民对时政的忧虑和不满，具有很强的政治寓意。这一现象的出现及《毛传》对相关内容的解释，与阴阳学说有关，关于这些我们将在下面论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