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学与生命写作
- (德)阿尔弗雷德·霍农 赵白生主编
- 14695字
- 2025-04-25 19:29:33
第一部 生态与文学
文化生态、文学与生命写作
胡伯特·扎普夫
一 序言
现在，生态话语与文学研究话语之间所进行的富有成果的对话已有一段时间，而有关生态与生命写作之间关系的问题以一种新颖且卓有成效的方式具体阐述了这种跨学科对话。如果生态关注的是最重要的事物，那么其重点则在于“生命”的不同形式及其表征。因此，生态与文学生命写作的关系似乎使其成为一个融合点，抑或爱德华·O. 威尔逊（Edward O. Wilson）所说的那样，它是现有学术与文化实践中长期保持独立的知识领域之间的一个“融通点”[威尔逊：《知识大融通》（Consilience）]。然而，至少当我们在谈论一种文学生命写作的传统概念时，这样的对话也必然要面对某些差异。生命写作作为一个概念与研究领域已经跟传记、自传、回忆录、游记、日记与信函等体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在梅格·詹森（Meg Jensen）看来，生命写作近年来已经扩展至“各种媒体形式与各学科领域里”的写作，其中，“自我反省、生命写作、自我写作以及在旅游手册、学术论文、广播、政治网站或新闻博客中呈现的人生经历，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进行信息沟通与传播的标准工具”（詹森）。因此，生命写作已然成为这个时代里的一种跨媒体现象，与以前相比，个人与政治结合得更为紧密，而私生活的亲密感已占据公众利益与交流的首选位置。
然而，这些生命写作的大多数形式有三个共同的前提：一是现实主义前提，即通过其传记身份以某一直接的方式来验证“现实生活”的真实性，从而使它们产生联系；二是个人主义前提，即个人主体是这类源于现实生活的故事的可靠来源、亲历者与讲述者；三是人类中心主义前提，即通常成为这类生命写作主题的“生命”已被专门定义为其心理与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人类生活。
我在这篇论文中想表明的是，如果从文学的文化生态这一角度加以考察，那么文学生命写作的概念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拓展。任何生态方法首先不得不重新考虑传统生命写作的人类中心主义前提，同时在其与自然和非人类生命的重要关联中，把文本和自我提升至更广阔的人类生命之意义。此外，任何生态方法还必须通过承认个人主体的“非自主性”以重新考虑传统生命写作的个人主义前提，正如彼得·芬克（Peter Finke）所说的那样，“非自主性（nonautonomy）”指的是所有个体总是作为关系现象（a relational phenomenon）、语境里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within-contexts）和现存相互关系（living interrelationships）而存在的一种假设。生态批评主要是在非小说文本中寻找文学生命写作的生态维度，按照劳伦斯·比尔（Lawrence Buell）的说法，因为在非小说文本中，“文学表达与自然环境之间可感知的相互依存的紧密度”最大[比尔，《环境的想象》（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16]。然而，从文学的文化生态这一角度来看，这样一个宽泛的生命写作概念并不必然或主要受制于现实主义的非小说文本体裁。相反，从纯美文学与想象文学的意义上来说，这使我们特别注意到，文学本身可以被视作一种跟文化相关且特别强大的生命写作形式。
在本文中，我将从以下三个步骤来评论这一宽泛的生命写作概念：首先是生态批评与文学研究领域内有关文化生态问题的导论；其次对作为文学生命写作例子的两个著名文学文本进行比较；最后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就文学生命写作可能的方向与研究领域提出几点建议。
二 文化生态学与文学研究
在文化生态学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对话这一跨学科背景内所进行的任何有关生命写作的探讨都不得不稍稍提及与生命有关的各种概念，因为这些概念已被运用于其他学科以及文化的认知形式，这在当代生命科学领域中最显而易见。当代生命科学不仅为本学科吸引了大量的公众关注和资金，而且时常在界定当前什么能被视作是构成“生命”这一方面有话语霸权。然而，尽管生命科学已逐步将其研究扩展至人文科学和文学研究这些特殊领域——比如在神经学里有关大脑、意志与伦理的争论——但正如奥特马尔·埃特（Ottmar Ette）所坚信的那样，它仍然会涉及一个在概念与认识论上极端的简化论，认为自然生命科学能在某种极其复杂的意义上涵盖所有构成“生命”的物质；他们在定量、因果实证和客观法的框架内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声称真理比现象具有更高的权威。然而，这些学科的开放性以及文化史上发展而来的不同形式的生命知识的意识，对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研究不仅有理由而且也有义务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文学知识与文本知识如何才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以显著又独特的方式为当今有关“生命”的知识与写作做出贡献。在众多学科与知识领域内，生命意味着不同的事物。在生物学中，生命就是生命系统的遗传结构与演化过程；在医学上，它指的是处于疾病与健康这一动态平衡中的人体组织的物理及生物化学生命；在心理学上，生命是指有助于个人在面对危机、疏离和创伤时保持或恢复活力的情感、智力与交流的生命能量；在社会学与政治学中，生命指的是作为个人与社会的自决形式以及作为个体与文化“共存”的方式与问题的生命权；在哲学的伦理学（philosophical ethics）中，尽管“美好生活”（good life）学说被详细地界定，但它成为一个指导原则，不仅再次涉及个体自我，也包括了对他人与生物生命的尊重。现在，一个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待文学的方式就是将其视作一种全面的、自反性的、话语间的生命写作形式，它可能包含并参与了所有这些生命的不同意义和表达。
文化生态学是生态知识领域里晚近才发展起来的学科。其中一位先驱者就是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他在自己的“精神生态学”（Ecology of Mind，1973）项目中，并不将文化与人的精神看作是封闭的实体，而是看作基于精神、世界以及精神内部的现存相互关系之上的开放的动态系统。这里所说的“精神”并不是指一种自主的超自然力量，也不仅仅是人脑的神经功能，而是一种“（人类）有机体与（自然）环境、主体与客体、文化与自然之间相互依赖的非等级观念”，因而是“一个与物种生存相关的信息链路控制系统的代名词”[格斯多夫、迈耶（Gersdorf and Mayer），《自然·文化·文本》（Natur-Kultur-Text）：9]。虽然因果关系的确定法则并不适用于文化领域，但我们依然可以关注生态与文化进程中出现的相似内容。
在彼得·芬克（Peter Fink）的《进化的文化生态学》（Evolutionary Cultural Ecology）一文中，贝特森的观点融合了来自生物生态学、系统理论和语言学的概念。尤其在自18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的各种社会领域及其子系统都被描述为“文化生态系统”，而文化生态系统是一个生产、消费与能量减少（涉及物质能量和心理能量）的过程。这同样适用于文学与艺术的文化生态系统，不仅遵循其自身选择与自行更新的内部动力，而且还从整体上实现了一个文化系统内的重要功能。从这种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现代文化与意识所产生的内部景观（internal landscapes）与外部环境一样，对人类有着同等的重要性。由此看来，文学以及文化想象与文化创意的其他形式对于持续重塑那些构成现代人类文化生态系统的精神、语言、想象、情感以及人际沟通的内部景观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复杂性是十分必要的，但它们又受到了当今世界日益过度节约、标准化、非人性化导致的贫乏的威胁。
基于这些观点，文学本身就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特别强大的“文化生态”形式的符号化媒介，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已经展示并探究了新情形下文化与自然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并从这一边界的创造性探索中获得了其创新与文化自我更新的特殊能力。通过汇集理性与感性、理念与感官体验、反思意识以及复杂的动态生命过程的行动阶段，文本的审美方式涉及了思想—身体二元论的消解。由此看来，虚构文学就像是一种语言以及文化话语这一更大系统内的生态力量，将逻各斯中心结构转化为积极过程，并把概念性系统思想的逻辑空间融入彼得·芬克所说的动态交互与反馈关系的生态空间中。如果生态的重要特征是指彼此相互关联、多样统一、全面多元、复杂的反馈关系、非线性过程以及基本的文化—自然的相互作用，那么它们也都是文学文本借助语言与文本性这些介质来组织并阐释人类生活方式的特殊标准。文学从三重功能关系中汲取认知能力与创造潜能，使其进入一个更大的文化体系——成为一个文化—批评元话语，一个富于想象的反话语和一个重新整合性的跨话语。它是一种文本形式，在其体验的美化转变过程中打破了思想与沟通的僵化结构，象征性地给予边缘化群体以权力，并重新联结了文化上原已分离的东西。这样一来，文学消除了解释生活并使生活工具化的简单化经济、政治、意识或语用形式，同时又开启了面向他们并未代表或排除他者的单维世界观与自我观。因此，文学作为文化生态，一方面是一种文明病理的感觉中枢，是话语与文化实践主要形式中隐藏着的矛盾、冲突以及创伤影响的感觉中枢；另一方面文学也是一种持续的文化自我更新的媒介，进而使得被忽略的亲生物能量（biophilic energies）能够找到一个象征性表达空间并（重新）融合成更大的文化话语的生态空间。
作为文化生态学这样一个更具体的文学理论，它跟贝森特和芬克的一般理论的区别在于，前者将普通文化生态概念跟文化与文学研究概念，特别是跟文本与话语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及如功能历史学（functional history）、文学人类学（literary anthropology）与接受美学等文学理论结合起来。在此，我并不想探究这些也许必要的细节，只是提及适合文化生态学与文学研究之间展开跨学科对话的两个语境。其中一个语境就是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文学人类学的功能—历史理论。伊瑟尔将小说设想成调停现实世界（the Real）与虚构世界（the Imaginary）的文化方式，其中，虚构文学作为一种平衡力与反话语弥补了文化系统中的缺陷与排外性。正如伊瑟尔在有关文学人类学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文化系统中的缺陷与排外性不仅跟个人主体的内部世界存在关联，还跟超个人的文化—自然关系和更宽泛的文学交际生态观念存在关联，那么我们就可以从生态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文学的这种功能—历史动因。另一个语境是后来的后结构理论中的生态转向（ecological turn），正如利奥塔尔（Lyotard）把生态概念视为一种“隐蔽者的话语”（discourse of the secluded），一种无法言传却又在文学与写作中能自我证明的生活话语（利奥塔尔）；抑或是德里达（Derrida）就哲学与文学创作的区别所持的观点，正如在德里达《动物故我在》（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一文中，明白人类主体“我思故我在”的传统认识论立场被重新表述成在句法与指涉上模糊又开放式地建构“我所是的动物”，将与非人类世界的相互依存视作是一种人类生存与（自我）认识的基本关系。按照德里达的观点，这种关系需要一种写作的想象和文学模式，在意识到自身的不可通约性的同时，为其他现存的非人类自然开放文本。“这就是哲学知识与诗性思维之间的区别。”（德里达：367—377）
当然，作为文化生态的这一文学功能也会随着时间、体裁、作者以及生产和接受的历史条件而有所不同。而且，自18世纪以来，它还通过现代化的进程获得了深远的意义。在这期间，线性的、以过程为导向的经济、技术与科技的发展跟文学艺术中的非线性的、整体性的世界模型之间的冲突已成为文学演变的一个独特的塑造力量。
三 文学生命写作的文化生态：两个例子（卢梭的《瓦尔登湖》与梅尔维尔的《书记员巴特尔比》）
我将从美国经典文学中选取两个例子来阐明这一功能。一个是生态批评经典的核心文本，即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瓦尔登湖》；另一个是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书记员巴特尔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尽管它几乎不太可能属于这个领域，但我依然认为它同样跟文学生命写作的文化生态学存在关联。《瓦尔登湖》显然是在体验和文本两个层面上探讨“生命”的一种实验——“我步入丛林，因此我想过一种深思熟虑的生活，只为面对人生最本质的东西，去看看能否学到生活教给我的东西，以免在走向死亡时，却发现自己从未活过”（梭罗：97）。正如生态批评所指出的那样，《瓦尔登湖》渗透了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活态度，是人类与非人类生活的统一体。文本完整地描述了现象与感知的多样性，其中人类生活在本能与进化方面被严肃对待。然而，正如上面引述的文字所表明的那样，《瓦尔登湖》中的生活也是一项发现与自我发现的课题，是对知识、强烈情感与创造力的探求，它既包含又超越生物学层面。这是亨利·戴维·梭罗的个人生活，展现了其观察与思考、自我修养与自我提高的活动。这更是社会中现代人的生活，许多人在这样的社会中饱受创伤——“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梭罗在《瓦尔登湖》的开篇说到——他正试图通过对自然生活的肯定把自己从囚牢般的传统（imprisoning conventions）中解脱出来。自然对现代文明中疏离者的治疗功能似乎已在梭罗的书中初见端倪，而这一治疗功能目前正处于生态心理学（ecopsychology）的新分支的研究之下。此外，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描写的生活也正是19世纪中期的政治及社会语境里美国公民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南方的奴隶制、北方工业资本主义的工作条件以及墨西哥战争，已严重违背了他们对于“美好生活”以及个人与文化间“共存”的基本价值观与道德准则。同样，在另一个层面上，《瓦尔登湖》中的生活也获得了一种超验的精神意义，因为精神生活与几乎被神秘强化了的意识不仅跟本土自然交流，也跟其他来自全球“精神生态学”的欧洲、北美以及亚洲的全球性参考资料和文本引用的网络思想交流。梭罗不仅预料到了劳伦斯·比尔所说的“生态全球主义”（ecoglobalist）意识，而且似乎设想了某种世界精神作为个体精神的鼓舞力量；然而，这种世界精神并不是真正的超越，而是普遍存在于人类与非人类生活的现象、过程与能量之中。[比尔，《生态全球主义的影响》（Ecoglobalist Affects）：238—239]因此，将该书作为一种文学生命写作形式的视角并不限于自然或精神，而是着眼于自我与世界、文化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生活之间多样的相似与互动，而这些正是文本审美结构的叙事焦点与创作原则。在我看来，比起单纯的生物—生态中心主义或文化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阅读视角，《瓦尔登湖》的文化生态阅读能够更充分地解释并展现来自文化与自然之间相互转换、转变以及意象与体验的隐喻式融合的生活复杂性。即便暗含了传记体的色彩，但它依然仅仅通过其文本体验的高度修辞的、想象的和审美的形式实现了生命写作的复杂结构。
在此，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些观点也许跟作者本人存在关联，比如梭罗和惠特曼，他们有明确展现自然的诗学，将其作为文本创作一个充满活力的灵感来源，且这些文本已在生态批评文学的新经典作品中显现了重要地位，但这一结论很难适用于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作家，如迪金森（Dickinson）、梅尔维尔和爱伦·坡（Allan Poe）。然而，文学的文化生态这一论点实则指实现文学生命写作的创造潜力并不是主题意向和内容的问题，而是文本的艺术力量的问题，它们正在探索的是在历史文化背景下生命的可能性与局限性，而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中，文化与自然、厌生物的（biophobic）与亲生物的（biophilic）力量之间存在着多层次且不断变化的互动关系。梅尔维尔的《书记员巴特尔比》，副标题为“华尔街的故事”（A Story of Wall Street），在文化—自然的互动边界上论及了生命的各种文本谱系，它似乎表达了与梭罗《瓦尔登湖》相对立的一面。《书记员巴特尔比》发表于1853年，比梭罗小说笔法写就的“丛林生活”还早了一年；《书记员巴特尔比》从一开始就清楚地标志着一种小说生命写作的形式——“……在写了几段关于巴特尔比生活的文字后，我放弃了对所有其他书记员的传记写作，他是我至今见过乃至听说过的最奇怪的书记员了。对于其他的书记员，我也许会记录他们的整个人生，但对于巴特尔比，那样完全不行。”（梅尔维尔：13）然而，这种生命写作方式面临着自身的不足、激进的变异性（radical alterity）、线性叙事乃至任何有关人类生活传统观念的碎片化、不连贯性和拒斥等问题。梭罗的文本打开了文明常规与传统的封闭世界，体验到了自然生命的复杂性；而梅尔维尔的故事则将读者带进文明世界的最核心部分——华尔街金融中心，其中故事主人公被迷宫般的围墙所囚禁，叙述者指出，这些围墙的质量在“在风景画家们称之为‘生活’方面是有缺陷的”（14）——这表明，在律师的世界里没有立足之地的艺术，跟缺席律师办公室的某种“生活”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然而，我们得出相似的批判性观点：梭罗对公民政府采取不合作和拒斥的态度；巴特尔比则是在其反复强调“我宁可不要”的言论中表现出对经济实用世界的消极抵抗。尽管这似乎只是一个政治或社会文化上的比较，但巴特尔比的抵抗确实获得了一种更本质的东西：他拒绝参与到自然世界完全缺席的社会的抽象体制里，因为它剥夺了人类基于进化需要的生活。这可以从律师办公室里其他两位书记员的事例上得到验证。他们的饮食与消化严重紊乱，还患上了其他精神疾病，只能工作半天：一个上午上班，另一个下午上班。在那半天的休息时间里，他们身体不适，功能失调，不能完全适应办公室行政化的工作要求。“其实”，小说在描写他们中的一人时说：“如果他想要什么，就必须完全摆脱书记员的那张桌子。”（17）巴特尔比将他们非语言的抵抗升级成激进的公然阻抗，丢掉的不仅是他的工作，还有最后的生命，他在“墓穴”的牢房里，头靠在墙上孤独地死去。当叙述者发现他在那儿时，某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直待在建筑物里的巴特尔比第一次走出了牢房，即便他只是到了一个用围墙围起来的监狱院子。也正是在这儿，自然在整个故事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显示了它低调的存在：“那座砖石建筑具有埃及风格，阴森可怖，使我深感压抑，但被囚禁的柔软的草坪却在脚下生长。在那里，永恒的金字塔的心脏似乎运用了某一奇特的魔法，鸟儿扔下的草籽竟从裂缝里冒了出来。”（44）因此，非人类自然的生物世界及其创造力的痕迹已然侵入了人造的文明之狱。巴特尔比躺在草坪上，不断走近的叙述者感知到脚下草坪的柔软。作为文化系统的代表，叙述者试图从不同的可用话语和诠释范畴——司法的、社会的、心理的、医学的、道德的与宗教的——去理解巴特尔比现象，但依然一无所获，叙述者只在巴特尔比去世前才第一次跟他有了具体的个人接触。当见到这位在文明迷宫荒野里的另一种人类时，叙述者说道：“我触摸到他的手，一种刺痛的颤抖流过我的手臂，顺着脊柱，直达双脚。”（45）叙述者试图用理性去理解巴特尔比的异常之处，仅仅增加了他不可比较的独异性，但这一时刻神奇的接触突然弥合了精神与身体之间的隔阂，并产生了一种触电的体验。这不仅涉及叙述者的整体存在和有机体，而且在一个更广阔的人生原则里将他跟巴特尔比联系起来，而这样的人生原则表现在联结他、身体和脚下草坪的能量流中。在对人类生活的整体概念里，巴特尔比表达了对文明系统的排斥——他坚持说：“我没什么特别的。”（41，黑体为引者所加）——他代表着文本中一种想象的反作用力，最后与叙述者体现的文化系统融合，在转化性的相遇中人类与超人类、人类中心主义与生物中心主义的力量重新得以联结，但彼此仍泾渭分明。
因此，相比《瓦尔登湖》而言，梅尔维尔的故事有所不同，但由于语义高度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它同样是一种强有力的生命写作形式。对新生代的读者来说，它代表着一种不断更新的批判性反思和创造性能量的来源。它所传达的知识绝不是任何确定的或客观化的知识，而是一种源于语言与认知领域的生成性知识，知识生成自多元冲突与不断阐释，其中，社会与心理学、精神与身体、疾病与健康、疯癫与常态以及文化与自然之间“生命”的不同的意义与维度在一种极端的临界情境下得到探究。同时，在这种临界情境下，“美好生活”的道德潜力与人类存在整体亲生物的生态潜力被证明受到了严重的毁坏，乃至瘫痪。从这两个文本的比较中还可以得出一点：两者都是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产生的文学生命写作形式，都在各自模糊的指涉范围里涉及多种文化，因此它们不全然是民族文学，而是一种世界文学。“巴特尔比”是对传统生命写作的戏仿式的倒转，但在超小说层面上，它又是一个有关更为基础与自反性的文学生命写作形式的寓言故事，其中，生命代表了一种被转变成文本及其跟读者互动的创造性原则的不可通约现象。
基于上述关于梭罗跟梅尔维尔之间的比较，有关文学生命写作的各种相关联的意义与语境得到了区分和探究。在这里，我只打算讨论四个似乎最有可能被提及的跨学科视角：认知、隐喻、创伤和伦理。
四 文学生命写作中文化生态学的跨学科语境
（一）认知
在梅尔维尔的故事中，被列举的那些极具想象力的实验性文学生命写作形式提供了某种形式的生命科学（Lebenswissen），即一种包含“未知”行为的对生命的认识。正如当代作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和西丽·哈斯特维特里（Siri Hustvedt）所说的那样[见德里罗的《地下世界》（Underworld）和哈斯特维特里的《蒙眼人》（The Blindfold）]，两者都谈到了一部中世纪的神秘文本《未知之云》（The Cloud of Unknowing），即意识到知识是有限的，意识到这些书写生命的文本在处理已知与未知界限时，是不断变化但又不可逾越的。这种矛盾的自反性成为美国文学上众多有趣的诗歌主题，在这里我举两个例子，一例便是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诗作：
“自然”是我们所见——
小山——午后——
松鼠——日蚀——大黄蜂——
不——自然是天堂——
自然是我们所闻——
歌雀——大海——
雷声——蝈蝈——
不——自然是和声——
自然是我们所知——
可我们无能为力——
用自己的无知智慧——
去道明她的纯真（515）
“Nature”is what we see—
The Hill—the Afternoon—
Squirrel—Eclipse—the Bumble bee—
Nay—Nature is Heaven—
Nature is what we hear—
The Bobolink—the Sea—
Thunder—the Cricket—
Nay—Nature is Harmony—
Nature is what we know—
Yet have no art to say—
So impotent Our Wisdom is
To her Simplicity（515）[1]
在这首诗中，各种非人类的自然现象，从细小到宏大，从平凡到崇高，都汇集在一起，成为说话者试图使之跟人类感知、语言和理解相通约的具体环境的塑造力量，尝试以一个失败的姿态结束，却认识到有意识知识对无意识知识的局限性。正如拉格隆（Raglon）和斯格尔梅耶（Scholtmeijer）在他们的文章《自然对叙述的抵抗》（Nature's Resistance to Narrative）中所指出的那样，关于自然的最好文学文本是“那些已经意识到自然力量能够抵抗、怀疑或规避我们企图强加给自然世界各种意义的文本”（252）。狄金森的诗歌显然就是这种抵抗的实例——正如这首诗所证明的那样，它不断重复且徒劳地试图给“自然”下定义，从而导致结结巴巴地说出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肯定与否定，并放弃了任何有关自然生活的概念性或艺术性的控制；然而，就其明显的简单性而言，这种自然生活最终仍是人类知识所无法理解的。
我的第二个例子是当代美国作家A. R. 安蒙斯（A. R. Ammons）创作的一首诗歌：
反射的
我发现了一株
野草
里面有一面
镜子
那面
镜子
朝里看
一面镜子
里面
有我
镜子里
有一株
野草（24）
Reflective
I found a
weed
that had a
mirror in it
and that
mirror
looked in at
a mirror
in
me that
had a
weed in it（24）
这首诗在野草这个意象上探讨了自我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野草既不美丽也不崇高，既毫无价值又不相关，给人的印象也不深刻。它是一种毫不起眼的有机体，与人类文明把秩序与意义强加给被驯化的自然的功利主义形式格格不入。在这里，野草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导文明之外的“荒野”自然的意象，但这种意象也被证明跟人类主体存在着本质上的相互联系。说话者跟野草通过一面镜子的意象相互联系，而这已经成为古典和启蒙时期人类认知与自我认知的一种核心文化隐喻；然而，镜子的意象按这种方式被使用：主—客体的位置倒置，人类主体中的自然现象也从观察对象变成了自我反射的观察者。借助对传统观念进行一种戏谑的陌生化方式，该文本以一种复杂的（自我）认知行为将荒野自然中最简单的象征跟人类自我反思中的文化象征重新联结起来，在文化上分离的这种相互联系成了诗歌创作过程中的焦点，而这反过来又显现于该文本的正式创作完成过程中在字词上的相互映射。因此，野草就是说话者内心的一部分，如同野草是自我反射的媒介一样。这意味着，在梭罗或“巴特尔比”的例子中，被文化排斥和非功利性的生活维度跟强加给它的秩序和权力的功能系统格格不入，但它成了文学研究的重点。这首诗歌在递归力作用（recursive dynamics）下表明，由作为文化生态媒介的文学产生的生活知识是自反性的，同时也是关联性的。它表明了与人类概念必需的联系、对人类概念的抵抗和生命的无效性，因此也就包含了在（自我）知识的想象性构建行动中知识的局限性。
（二）隐喻与文学生命写作
格雷戈里·贝特森和其他学者指出，从文化生态视角可以进一步探讨文学生命写作的语言和话语层面[《神圣的统一》（Sacred Unities）：237—242]。贝森特曾提出生态思维（ecological thinking）与言语的基本诗学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似的隐喻。关联性的隐喻思维，而非三段论推理，与构建生命世界的原则以及精神生态的自我主导原则相适应。同样在认知诗学方面，莱考夫（Lakoff）与约翰逊（Johnson）在其有影响力的书中所提到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叙述方式，不仅描述我们如何思考，还描述我们在以身体为中心、以文化为条件的语境中是如何生活的。作为文化话语内隐喻语言的一个优选领域，文学文本可以被视作是通过循环利用、陌生化、重组以及更新那些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而对我们的文化与个人生活进行不断改写的创新形式。
正如我们所见——梭罗与《瓦尔登湖》中的生态系统、巴特尔比与草坪、安蒙斯诗歌中说话者与野草的互动，这样的隐喻关系并未产生一种文化与自然的和谐综合体，而是形成了冲突、差异与相互转换的领域，从而产生了富有创造性的文本。
如果我们再来审视其他美国作家，那么巴特尔比跟草坪的联系可能只是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将草作为其核心诗学想象的一个简写本。在惠特曼的诗学想象中，男性与草之间的相似性在文本中以全新的形式得以分析，草作为诗歌创作的来源变成了一个多义所指，产生了文学生命写作的不同意义与语境——生命是诗歌生物中心主义的来源，源于“顺乎自然，保持原始的活力”（惠特曼：1），生命是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之间的整体关联与共同存在——“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1）——生命是兼具精神与肉体的生命，生命是多种心理与性爱关系里的个人生活，生命指的是新兴民主社会条件下作家沃尔特·惠特曼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生命还是面对并调和生死界限的诗性思维的精神生活。野草意象拓展应用的例子，可以选一篇非裔美国小说，伊斯米尔·里德（Ishmael Reed）的后现代小说《芒博琼博》（Mumbo Jumbo）。在这部小说里，爵士乐的演变（Jes Grew）运动以一种程序性隐喻（programmatic metaphor）形成了一个针对单一种族文明的无政府主义—创造性的反话语，其中从爵士乐的演变的意义上来讲，这些不受控制和未驯化的能量表明它们的产生与创造兼具自然力和文化力。有关文化—自然互动边界的这类隐喻成为经历创伤体验后在寻找新的起点时进入生产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场景。以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说《宠儿》（Beloved）为例，在故事最初的场景中，这位死去女儿的灵魂从水中出现，使得压抑的过往回到一个麻痹的当下——“一个穿戴整齐的女人从水中走出来”（62）。贴上了自然与文化生物的双重标签，《宠儿》变成了一个令人痛苦同时又让故事重现活力的媒介，其中创伤得以再次展现并象征性地被克服。
（三）创伤与文学生命写作
创伤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研究的另一个核心领域。作为各种复杂创伤的知识来源，创伤的文学叙事也变得日益重要，在由于历史的或个人灾难生存失去重要功能之际登上舞台。正如劳里·维克罗伊（Laurie Vickroy）在其经典性研究成果《当代小说中的创伤与幸存》（Trauma and Survival in Contemporary Fiction）中所主张的那样，小说的创伤叙事“已在有关艺术、学术与论证性的描写中占有一席之地，阐明了创伤的私人与公共内容，并解释了在复杂交织的社会与心理关系的范围内我们跟记忆和遗忘的关系”（1）。维克罗伊不仅关注作为文本内容的创伤主题，还注重起调和作用的多种小说技巧。从梭罗和梅尔维尔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在美国文学中，创伤的主要历史形态被视作是产生核心文学作品的想象素材。但这同样可以扩展至美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荒原主题，从T. S. 艾略特的同名诗歌（eponymic poem）到海明威的受伤的主人公，再到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灰烬谷（the Valley of the Ashes）。创伤不仅在20世纪后半叶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大屠杀的写作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还在美国少数文化族群的后殖民文学中获得了更为突出的地位。创伤成了一种界定方法，这些少数族群借此重新发现和重新解读了自身历史与文化自我概念。原住民迁徙的历史创伤与长期的黑人奴隶制被分别视作形成美国原住民与非裔美国人的历史与文化的事件。正如在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的《仪典》（Ceremony）与托妮·莫里森的《宠儿》中所展示的那样，这些既为长期遭受羞辱、迫害与去权的想象力重构，也为重新发现、重新赋权以及个体与文化再生的过程提供了一个故事来源与范例。同样，在“9·11”事件后的文学中，创伤不仅成为文本结构的一个主题焦点，还成为一个决定性力量，就如德里罗（DeLillo）的《堕落的人》（Falling Man）、乔纳森·沙夫兰·费尔（Jonathan Safran Foer）的《特别响，非常近》（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以及西瑞·阿斯维特（Siri Hustvedt）的《一个美国人的悲哀》（The Sorrows of an American），所表达的都是那些受到严重创伤的人物所遭受的破坏性影响，同时也有他们的生存策略。一方面，在线性叙事与非线性的实验性写作方式之间存在着冲突，认为对其中的创伤文学应有一种激进的艺术严肃性；另一方面，基于预见性的“文明冲突”对“9·11”事件的解读有两种咄咄逼人的对立面，而“文明冲突”是对“9·11”这些事件的政治、大多数公众和媒体的解读特点。观察这两个方面是如何此消彼长很有启迪意义。文学创伤叙事的意义在于：从重要的方式上，这种人类行为和创伤经历看反映了根深蒂固的文明偏差，不仅影响着冲突的双方，而且违背了处于一切生命的重要力场与生态联系之中人类重要的亲生物基础。作为文学生命写作的创伤叙事涉及了适合个人与文化的，特别是在全球社会背景下相关的生存知识，其中，任何一种负责任的伦理思考必须包括自然的生态维度，同样，任何一种负责任的生态思考也必须包括文化与跨文化关系的伦理维度。
（四）伦理与文学生命写作
同样，在关于异常复杂和负责任的生命话语的当代争论中，文学伦理有望成为定位文学生命写作的另一个语境。其实，在最新的伦理学理论中，文学已逐步被视作一种媒介，使得一个当代伦理学（contemporary ethics）的不同维度可以得到阐释和有效整合。正如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和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理论家以其各自的方式所指明的那样，伦理问题似乎需要虚构的叙事模式，因为伦理这一范畴拒绝抽象的系统化，需要通过个体自我对他者自我的想象性超越的故事形式对生活体验进行具体例证[见米勒；努斯鲍姆：《感知平衡》（Perspective Equilibrium）；迈耶]。从这个意义上讲，伦理不同于道德，相反，它恰恰涉及道德体系的评判，只要这些道德体系隐含了固定的、约定俗成的、非个人的思想与行为准则。我们已经在《瓦尔登湖》与《书记员巴特尔比》的例子中看到了这一点，它是有关伦理问题的文学表现的一般特征，这类伦理问题超越传统道德的双重性，面对着具有复杂经历的人物和读者，这要求他们在文化内部以及文化与自然之间超越既有的边界和分离线去思考。因此，在不断变化的文化—历史条件下去探索“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伦理关怀，同样需要反映这种规范性生命概念的自然与环境语境。正如塞雷内拉·约维诺（Serenella Iovino）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所表明的那样，伦理学、生态学与文学融合为人文学科的认知框架，这已明确成为此次争论所关注的内容，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文学生命写作的各种视角与可能性的另一个方向。
如上所述，我在本文里列出的生命写作这一宽泛概念的重点从有关自然与环境的写作扩大至更大范围的文学文本——涵盖了文化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世界之间这一最基本关系内不同时期、体裁和形式的生命写作。它强调文学文本，在想象的非实际化世界里，能够把其他写作模式中彼此分离的不同生命体验、范围与视角整合在一起。恰如物理学家汉斯·彼得·杜尔（Hans Peter Durr）及其他人的观察所得，文学文本能够重新联结自然科学中相互孤立和分离的东西，并因此能更准确地解释这个世界复杂的关联性。这种文学生命写作的认知能力与创新能力跟文本的美学潜力相互联系，开辟了一个元话语空间（metadiscursive space），在文化—自然互动的边界上，通过语言与话语媒介促成了复杂动态的生命过程的自反性展现。尽管我是以美国文学为例，但同样清楚的是，文化—生态方法描述了原则上跨越不同时期与文化而共享的文学潜能和功能。然而，考虑到文学与文化历史中风格、形式、体裁与运动的广泛多样性，文学生命写作同样强调了在一个世界性文学团体的背景下，文学知识在其产生与接受过程中的跨国维度与全球互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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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使读者更准确把握诗意，本书中一些音步少的诗附有原文。——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