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橘诸兄掌权与“藤原广嗣之乱”

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疾病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可以改变当时的政治走向。“长屋王之变”后，藤原氏受到了天皇的宠幸，皇亲政治则面临解体。但是，天平九年（737），全国瘟疫流行（民间传说是长屋王的冤魂作祟），从贵族到平民，无一幸免，死者不计其数。执掌朝廷大权的藤原四兄弟先后因染上天花而病亡，新田部亲王、舍人亲王等政界要人也相继死去，结果朝廷的实权落入大纳言橘诸兄之手。这可以说是古代日本由疾病所带来的一场“政变”。

橘诸兄，生于天武天皇十三年（684），是敏达天皇的后裔美努王与橘三千代之子，原名葛城王，本属皇亲身份，后臣籍降下，受赐氏姓橘宿弥。和铜三年（710），27岁的橘诸兄从无位叙位至从五位下，开始正式进入政界。天平元年（729），46岁的橘诸兄升任正四位下左大弁。可以看出，“橘诸兄并没有杰出的资质，如果藤原四兄弟没有病死，恐怕是一个终生处于藤原氏下风的人物”[45]。一场疾病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凶灾，但对橘诸兄来说却是吉兆，橘诸兄的升迁过程从十分缓慢到迅速上升依靠的就是这场疾病。

橘诸兄官位的迅速上升与其母橘宿弥三千代也有着重要的关系。橘宿弥三千代即前文提到的县犬养三千代，原先嫁给美努王，生下他和佐为王、牟漏女王。县犬养三千代后来改嫁给藤原不比等，生下藤原光明子。“由于数代女天皇连续登基，宫廷后妃、女官实力不断膨胀”[46]，而县犬养三千代便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和铜元年（708），元明女帝为了褒赏县犬养三千代的忠诚而赐予氏姓橘宿弥。橘诸兄正是获得赐姓后，才得以在藤原四兄弟去世后，官职迅速升至正一位左大臣，掌握朝廷的实权，确立橘诸兄体制。[47]

“橘诸兄”这一姓名的来历值得注意。首先是“橘”氏的来历。葛城王原本是皇亲，却要求降为臣籍，改姓其母亲的橘氏，这无疑反映了长屋王事件后皇亲势力已完全被藤原势力所压制。即葛城王只有继承和藤原不比等再婚生藤原光明子皇后的三千代的氏姓，才能强化同藤原氏的关系，在政界伸张势力。其次是“诸兄”这一名字的来历。《续日本纪》中所见给诸王赐姓的次数有70多次，其中基本上都是直接使用原先的名字。[48]但葛城王却没有使用原先的名字，而是采用“诸兄”一词。“诸兄”，即所有同宗之兄。葛城王通过改名“诸兄”，不仅表现出了他与藤原光明子是同母兄这一长幼秩序，进而显示了他是藤原光明子的丈夫圣武天皇的“诸兄”，从而表达了他与天皇家是极为亲近的亲族关系的想法。[49]

圣武天皇为同时压制外戚藤原家和赐姓皇亲橘氏的势力，起用身份较为低微、从唐朝留学归来的遣唐留学僧玄昉和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参与朝政。在橘诸兄掌权以及玄昉、吉备真备等反藤原氏势力崛起的背景下，藤原氏感觉到失去政治地位的危机。其中藤原宇合之子藤原广嗣的反应尤为激烈。

天平十年（738），藤原广嗣因“在京中谗乱亲族”，[50]被贬官为大宰少贰。藤原广嗣到大宰府赴任，对贬官以及非藤原氏集团主持朝政十分不满，于天平十二年（740）八月上表圣武天皇，“指时政之得失，陈天地之灾异”[51]，认为失政和灾异都是因为反藤原势力的吉备真备和僧玄昉，请求处分二人。但该事件被当时的掌权者左大臣橘诸兄判定为谋反。

天平十二年（740）九月，朝廷收到了藤原广嗣举兵的消息。于是朝廷“以从四位上大野朝臣东人为大将军，从五位上纪朝臣饭麻吕为副将军，军监军曹各四人。征发东海、东山、山阴、山阳、南海五道军一万七千人，委东人等持节讨之”[52]。结果藤原广嗣战败被杀，叛乱得以平息。

从某种意义上说，藤原广嗣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圣武天皇领导下，以橘诸兄、玄昉和吉备真备等人为首的朝廷的挑拨下，“被迫”发动叛乱。如玄昉在第二年去世就被当时视为藤原广嗣的怨灵作祟的结果。此外，吉备真备也曾亲自到藤原广嗣的墓前祭奠，并为其立祠。“藤原广嗣之乱”后，玄昉和吉备真备也先后失宠，玄昉被外放到筑紫，最终为广嗣残党所杀；吉备真备先被贬职为筑前守，之后又再次被贬职为肥前守。与此同时，橘诸兄的权力也在逐渐萎缩。天平胜宝七年（755），橘诸兄的侍从佐味宫守密告橘诸兄在酒宴上诽谤朝廷。圣武上皇（圣武天皇于749年让位，成为日本历史上最早的男性太上天皇）虽然没有处理此事，但在次年二月，橘诸兄辞官，并在两年后郁郁而终。

总之，“长屋王之变”后，皇亲的地位受到削弱，皇亲政治开始解体。几经波折才继承皇位的圣武天皇并不希望重建皇亲政治，仅是暂时让本属皇亲身份的橘诸兄掌权，作为他实现向天皇真正掌权的过渡。笔者认为，“藤原广嗣之乱”实际上是圣武天皇为了同时削弱外戚藤原氏和赐姓皇亲橘氏的势力而挑动的一场内乱。正是通过这次内乱，“贵族层之间的合作被打破，政治的专制化倾向逐渐显著”[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