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书坊业与通俗小说均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均在明清时期走向鼎盛。两者均具有文化性与商业性的双重属性，两者的兴衰有着相似的社会历史背景。书坊面向市场，刊刻了大量贴近普通百姓日用的书籍，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文化需求。书坊业的兴盛与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大普及。在书坊所刊刻的书籍中，有一类是较为特殊的图书——通俗小说。与其他书籍相比，通俗小说的刊行更加依赖书坊。在通俗小说的编撰与刊刻中，书坊所起的作用远非官刻与家刻所能比拟。书坊业与通俗小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书坊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通俗小说的发展命运，而通俗小说的繁荣又反过来为书坊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书坊业与通俗小说研究虽也有不少研究者关注，但已有的研究还略显单薄，尤其是忽视了一个重要方面，即江南运河城市在明清书坊业与通俗小说繁荣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本课题试图以江南运河城市为中心对明清书坊业与通俗小说的繁荣及其相互关系作全面系统的论述。

一 限定与界说

我国古代刻书系统按主导者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大体系：官刻、家刻与坊刻。官刻主要由政府主导，由政府出资，所刊刻图书主要用于文化教育、政治教化以及百姓日用。家刻是由士家大族和文化士人主导，由家族或私人出资，所刊图书主要集中于学习教育用书与自家创作类图书，主要目的是为了文化传承与传播。坊刻由书商主导，由私人出资，所刊图书以市场为导向，其目的是获得经济利益。官刻属于政府行为，与坊刻的距离最远，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家刻与坊刻均属于私人刻书的范围，距离很近，有时难分彼此。尤其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意识的普及与书坊的繁荣，许多家刻也逐渐向坊刻转变，家刻与坊刻就更难区分了。但是，坊刻作为一种营利性的刻书体系，与家刻仍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坊刻的作坊即是书坊。换言之，“书坊”即是以市场为导向、以赚取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刊刻并销售图书的作坊，用今天的话来说，书坊就是以营利为目标的私人出版社。

为了论述的准确与严谨，在这里有必要对本书所论之“书坊”作进一步限定。有研究者认为：“书坊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晚期（唐代——清代）为满足市场需要而进行生产兼营销售印书本的私营单位。”[1]此界定仍不足以说明本书之“书坊”。本书所论之“书坊”，是指采用中国传统的印刷术，即雕版与活字印刷术刊刻图书的营利性刻书作坊，晚清以来采用西方石印及铅印技术的印书机构不在本课题所考察的书坊之列。从这一概念出发，只要是以传统印刷术刻印书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刻书单位都可归于书坊之列，故此前被很多研究者归为家刻或私刻的刻书者均可理所当然地回到本课题所考察的书坊之列。比如常熟毛氏、吴门的袁氏、吴兴的凌氏等，本书都将之列为书坊，它们所刻图书均可称为“坊刻本”。

关于什么是通俗小说历来学者看法不一。本书采用的通俗小说概念只从形式上作要求，专指白话小说，包括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章回小说。

“江南”一词有地理概念与文化概念之分。就地理层面而言，长江以南地区，即川、鄂、湘、赣、皖、苏、浙各省之长江以南都可称为江南，但习惯意义上限指长江以南的江浙地区，即江东地区。如钱大昕就说：“今人所谓江南，古之江东也。”[2]而文化概念的“江南”却不只限于长江以南的江浙地区，江北的一些地区亦属于文化江南的范畴。如扬州，虽在江北，但从文化属性上看，人们普遍将其认同为江南。这是因为，历史上的扬州远远不只是今天扬州的区域。今江苏省长江以南地区古属扬州，如《周礼·夏官·职方氏》云“东南曰扬州”。[3]《尔雅·释地》亦曰“江南曰杨州”。[4]清顺治二年（1645）设置江南省，省府位于江宁（今南京），其前身是明朝的南直隶。康熙年间，分为安徽、江苏二省，江南省才不复存在。江南省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江苏省、上海市和安徽省，扬州自然在江南省之内，故清人将扬州归为江南是很自然的事。本书所用之江南主要是文化概念之江南，包括长江以南的江浙地区，也兼收江北一些文化属性为江南的地区。故扬州亦在本书所谓的“江南运河城市”之列。

本书所论之“运河城市”主要是指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江南运河城市也就是以上所界定之江南地区的京杭运河沿线的城市。本书所论及的江南运河城市主要是苏州、杭州、扬州、常州、湖州。

二 书坊业的文化普及作用

如果说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明先后两次大规模地促进了文化的解放与普及，那么书坊业的繁荣可以说是又一次加速了文化普及的进程。书坊刻书是市场调控的结果，需求决定供给。主观上，书坊刻书主要是以营利为目的，但客观上，书坊承担起了尽量满足官刻与家刻所无法满足的各阶层民众的多样化文化需求的文化使命，对文化普及起着重要作用。坊刻业的文化普及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书坊业的准入标准较低，稍有点经济能力的普通百姓均可从事坊刻业。普通民众广泛参与到刻书活动中来不仅仅是一种生产、生存方式的改变，也标识着文化地位的改变。普通民众可以根据自己意愿传播文化，这改变了以往文化传播权多掌握在社会上层的格局。广大民众加入刻书的行列，大大地丰富了社会书籍的总量，使更多的人更容易获得书籍，书籍的普及自然促进了文化的普及。

其次，从刻书种类及内容上看，书坊倾向于刊刻与普通民众最为贴近的图书，多刊刻符合百姓阅读能力与审美情趣的书籍。这无疑对文化的普及有着重要意义。书坊打破了官刻与家刻只注重典籍刊刻、专为文化精英层服务的局限，而是以市场为导向，只要是有需求的就是书坊用力刊刻的，且需求最大的就是书坊用力最多的。坊刻书籍包罗万象，从先秦典籍，到各时代的诗文集子、科举用书，再到畅销于市民的通俗文学以及百姓日用之书，书坊无不刻印发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崛起，普通民众的文化需求造就了最大的文化市场，书坊为了充分占有这一庞大的文化市场，刊刻图书自然要以民众需求为风向标。在各种书籍中，书坊用力最勤的是市民文学作品，百姓日用的农、医、药及日历等工具书，蒙童类书，文人诗文集以及广大士子所需的科考用书与常用的典籍。这其中又以市民文学作品与《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蒙童类书的文化普及作用最为深远。单以市民文学而论，它的兴盛是市民阶层文化觉醒的结果，反过来市民文学的兴盛又进一步促进了文化在市民阶层中的普及。书坊业在这过程中起到直接推动作用。比如书坊大量地刊刻和销售通俗小说，使众多通俗小说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些故事的广泛传播与深入人心本身就是文化普及的表现。通过阅读和接触通俗小说，民众吸取了文化养料，提高了文化素养。如历史演义小说以通俗的方法为民众传输了丰富的历史知识，而公案小说为百姓提供了许多实用的法律知识等。更为深层的是，民众通过接触通俗小说，为自己打开了一个认识世界、了解社会的新窗口。小说中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民众的文化性格。

再次，书坊为取得市场竞争优势，扩大销售量，竭力降低图书价格，改进刻书技术，促进了书籍整体价格水平的下调，为普通民众购买图书进一步扫除价格上的障碍。书价历来是一个限制图书与文化普及的重要因素，普通民众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是不太可能花大价钱去购买“精神食粮”的。在这种情况下，书坊业也不可能全面兴盛。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带动了市民阶层的壮大，民众的购买力提高，普通民众开始有能力购买版刻图书，但书价整体上来说还是横亘在下层百姓与书籍之间的一个重要障碍。然而，兴盛起来的书坊业开始大量刊刻书籍，并极力减少刻书成本，降低了书籍价格，为书价的大众化做出重要的贡献。下层民众与清贫之士从此也能较为容易地购买到版刻图书。建阳坊刻图书之所以能行销天下，受到广泛的欢迎，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价格的低廉，适应了经济上才刚刚好转的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尽管书坊为降低成本导致了刻书质量的低劣等弊端，甚至一些图书的讹误易造成误人子弟的恶果，然而，书坊降低图书价格的努力对书籍在下层民众中的传播以及对文化的普及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书坊为营利而积极拓展销售渠道，采用的多种销售手段与扩大销售市场的种种努力对书籍的传播与文化的普及同样有着重要作用。

还有一些有文化责任感的书坊主自觉承担起了文化普及的责任。如常熟汲古阁主人毛晋因年轻时深感求书不易，遂发愤要遍刊古今典籍，广行天下，以利学人。后来汲古阁始终坚持其初衷，精选精刊古今典籍，所刻之书质量较高，书价适中，遍销全国，并远及朝鲜等周边国家，为我国古代的文化保存、文化传播与文化普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最后，书坊刻书紧随时代步伐，紧跟现实需要，最能及时反映和传播社会文化思潮。明末的人文主义思潮就是通过书坊所刊刻的通俗文艺作品与百姓日常用书籍而迅速传播到社会各阶层，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思想与生活的。

总之，相对于官刻、家刻而言，坊刻在下层民众中的文化普及作用最为突出。明中叶至清中叶，书坊业的普遍繁荣推动了文化的又一次大普及。通俗小说作为书坊着力刊刻、民众极为喜爱的图书在文化普及中贡献甚大。研究书坊业对通俗小说的重要影响也是对书坊文化价值的一种解读。这也是本课题之所以要以书坊与通俗小说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书坊业与通俗小说发展概述

书坊由唐以前的书肆发展而来，且常以“书肆”名之，但书坊与印刷术产生以前的书肆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古代书肆是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以出售钞本书为业的书铺或书市。钞本书的来源可能是书肆老板自己抄写，也可能是购进别人的钞本。专门从事抄写的人称“经生”“佣书”等。而书坊是从事书籍或其他印刷品的印刷与销售的私营单位，它以市场为导向，以营利为目的，是在印刷术产生之后才开始大量出现的手工作坊，兼有现代出版社与书店的双重功能。虽然书坊也常沿用书肆、书铺、书堂、书棚等名称，但书坊最大的性质就是采用雕版印刷术或活字印刷术刻印出版书籍。只销售不出版的卖书单位不能称为书坊，而只能称为书铺、书肆等。在印刷术产生后的唐代，书坊就开始出现了，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大多是坊刻品。

从唐代印刷术的发明到清代末年中国传统印刷术被西方石印与铅印技术取代，中国古代书坊经历了从萌兴到发展到繁荣鼎盛再到转型没落的整个过程。戚福康先生将书坊发展史分为书坊的生长期——唐、北宋，书坊的兴盛期——南宋、元，书坊的成熟期——明，书坊的转型期——清[5]。此划分基本能反映出书坊发展的整体状况，但对明清两代的书坊发展状况还应更为具体细致地分析。明清作为整个书坊史上的繁荣鼎盛期，主要是指明中期至清中期。明代前期，书坊业处于恢复发展期，清后期，书坊业由于西方印刷技术的普遍使用而逐渐转变并走向衰落，只有明中叶至清中叶这一时段才是古代书坊业的黄金时段。

每个时代都会形成几个书坊集中的坊刻中心，自唐至清，全国的坊刻中心几经迁移。唐时的坊刻中心是成都。北宋四大坊刻中心分别是杭州、川蜀、福建和京师。南宋书坊集中在临安、建阳、眉山等地。元代书坊主要集中在大都、平水、杭州、建阳等地。到了明代，坊刻中心主要在建阳、金陵、杭州、苏州等地，且坊刻中心经历了由福建建阳逐渐向江浙一带的运河城市转移的过程。

虽说明代是书坊的繁荣期，但书坊业真正走向繁荣是在明中叶。如果说明中叶之前，书坊业处于一种较为平缓的发展状态之中的话，那么明中叶以后的书坊业迎来的就是一种井喷式的爆发式发展，一下子蹿上了繁荣的鼎盛期。戚福康先生根据明代各朝书坊数绘制了一个变化曲线图，较为直观地显示出明代书坊的整个发展状况：洪武至正统朝，书坊发展平缓，各朝书坊总量为：洪武8家，永乐4家，宣德6家，正统8家；成化至正德朝，书坊发展略有起色：成化13家，弘治20家，正德14家；嘉靖、万历朝书坊业异峰突起，达到鼎盛期，嘉靖64家，万历126家；此后天启、崇祯朝书坊业又有所衰落，分别有20家、25家书坊[6]。尽管戚先生对书坊的统计还不全面，但还是大致能反映出明代书坊的整体发展状况。明正德以后，书坊业首先在福建建阳繁荣起来，紧随其后的是金陵、杭州、苏州等地。苏州后来居上，在明末清初逐渐取代建阳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坊刻中心。明万历后直至清中叶，书坊业出现了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运河城市全面繁荣的局面。

清代前中期坊刻中心主要还是集中在江南运河城市，但清中叶以后，北京、广东等地的书坊开始形成与江浙地区分庭抗礼之势，坊刻中心从集中走向分散。清代晚期，随着西方石印、铅印技术的传入，书坊逐渐被近代化的出版公司取代。此后，书坊伴随着中国雕版与活字印刷业走向没落。

书坊业为明清两代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对通俗文学的发展与兴盛也功不可没，尤其是对通俗小说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俗小说由“说话”艺术发展而来，话本小说是通俗小说的最早形式。而话本小说的最初文本形态是“说话”的底本。唐代寺院中“俗讲”的底本，即“变文”，宋元的“话本”[7]都可归入通俗小说早期形态之列，但还不是真正的通俗小说，只有当这些底本以文本形态传播时才可算是早期通俗小说。通俗小说作为市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市民文学的发展而发展。市民文学在宋代出现了第一个繁荣期。宋代，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市民阶层开始形成并逐渐强大，为市民服务的市民文学也开始兴起，并且出现了专业的市民文化娱乐场所——“瓦肆”。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记录当时“瓦肆”说话伎艺之盛：

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张廷叟，孟子书主张。……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毛详、霍伯丑，商迷。吴八儿合生。张山人，说诨话。刘乔、河北子、帛遂、胡牛儿、达眼五重明、乔骆驼儿、李敦等，杂班。外入孙三神鬼，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8]

讲史、小说、说诨话、说《三分》等都可归为“说话”，各自有各自的“说话”底本，这些底本均可追认为通俗小说的早期形态。很多底本都成了后来通俗小说编创的基础，如说《三分》的底本成了《三国演义》小说的前身。许多讲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以及公案小说最早都是从“说话”而来。以上引文中所列的市民文学的传播大多都是以传播者表演、接受者观看的形式进行的，其性质更多的还是口头文学，其底本也很少用于书面传播，故口头文学时期只能当成是通俗小说的萌芽期，“说话”的底本只能算是通俗小说的雏形。但话本由口头到文本，由写本到刊本的变化却完成了通俗小说的整个演进历程。胡士莹先生在《话本小说概论》中指出：

最初的话本，只是一种写本，仅仅掌握在说话人手里，当作秘本应用，并不是分开传播以供众览的。在这种情况下，艺人中间，似乎也存在专司抄写话本任务的人，这时，它还不能离开口头文学而独立地存在。但是，日子久了，经验多了，说话技艺发展了，说话文学的内容日臻丰富；同时，市民的文化水平也有了提高，对文化生活的需要也扩大了，他们不单是听，还要求经常接触、深刻玩味了。于是，话本有了辗转传抄的较多的写本，较多的增删润色，逐渐地被公开出来。随着印刷术的进步与发展，经过集体地长时期地对那些底本进行艺术加工，加上书坊老板的搜求谋利，于是这些写本的说话，突破了艺人们保密的限制，被大量地刊印问世。这就是话本由口头讲说到初步的文字记载（开始有话本），再到整理刊印，由不公开的秘本到公开贩卖、供人阅读的演进过程。正式的白话文学，也就随之成长起来。[9]

话本由最初的不公开的秘本、只用于口头讲说的底本到公开传抄，特别是到整理刊印以供案头阅读，其文学性质已发生了彻底改变，已由“话本”转变为“话本小说”了。通俗小说也就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正式形成。刻书业在这一过程中对通俗小说产生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目前可知最早的通俗小说刊本可追溯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五代史平话》。这两者显然是经话本加工、用于流传以供案头阅读的文本，已完全具备通俗小说的传播特点与艺术形式。元末明初我国古典小说的经典巨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的问世，奠定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基本模式与艺术高度，从此通俗小说走进了崭新的发展阶段。然而通俗小说走向繁荣却是明嘉靖后的事。嘉靖元年以钞本形式流传了近二百年的《三国演义》被刊印出版，且反响强烈，通俗小说的生命力与市民对通俗小说的需求得到充分的展现，从此通俗小说真正走上了刻本时代。小说刻本时代的到来才真正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小说时代，有了刻书业的加持，通俗小说才得以成为明清两朝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

方志远先生对现存明版市民文学作品的出版时间进行统计分析后，把明代市民文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洪武至天顺（1368—1464）的近百年是明代市民文学艰难发生期；成化至正德间（1465—1521）的半个多世纪是明代市民文学的复苏和初步发展时期；嘉靖至隆庆及万历前期（1522—1582）的半个多世纪是明代市民文学的全面发展时期；万历中后期至明末（1583—1644）的半个多世纪是明代市民文学的持续繁荣时期。方先生对白话小说的统计数字如下：洪武至天顺年间0种0卷，成化至正德年间4种17卷，嘉靖、隆庆时期11种73卷，万历时期93种1131卷，天启、崇祯时期53种1023卷，年代不详者70种500卷[10]。这一统计数据虽还不太准确，但基本能反映市民文学发展变化的大致趋势。明代通俗小说发展进程与市民文学的发展进程基本是相一致的，即均在成化后才开始起步发展，到嘉靖、隆庆开始走向繁荣，万历至明末全面繁荣。元末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小说已问世，但接下来的明前期，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通俗小说的创作竟成空白。陈大康先生认为，《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等作品约问世于洪武初年，其后最先出现的通俗小说是郭勋授意其门客撰写的《皇明开运英武传》，中间相距170年，而且，在《皇明开运英武传》产生的整个嘉靖朝，新出现的通俗小说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因而可以说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实际上长达近二百年[11]。这虽是明前期通俗小说的创作情况，但也与通俗小说的出版情况相一致，或者可以说，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通俗小说的出版受阻所致。所以嘉靖元年《三国演义》的刻印出版才会具有历史性的转折意义，这部通俗小说的最早成熟之作的出版刺激了通俗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在接下来的历史时段里，通俗小说的刻印出版带动着小说的创作，而小说创作的繁荣也支持了小说出版发行之需求，推动了书坊业的兴盛，书坊与通俗小说的繁荣期同时到来。

清代通俗小说持续发展，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较之明代通俗小说都有新的突破，产生了《红楼梦》这样的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以及一大批经典的通俗小说。如由世情小说发展而来的才子佳人小说在清代极为繁盛，又如描写读书人精神状态的儒林小说出现了经典之作《儒林外史》，此外，由英雄传奇和才子佳人小说合流而形成的儿女英雄小说，由侠义和公案小说合流而成的侠义公案小说，以才学见长的杂学小说，还有晚清狭邪小说与讽刺小说，等等，种类繁多，共同形成了清代小说的繁荣局面。通俗小说地位与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到了晚清甚至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创作和传播通俗小说真正成了文人的一项正经事业。

清代的通俗小说出版在这种小说创作繁荣的局面下也持续了明代的出版盛况。清代初期与晚期尤为繁盛。虽然清代前中期因文化上的专制与政治上的高压，通俗小说出版一度受到抑制，然而这也只是相对而言的。事实上，清代通俗小说刻刊出版一直未曾完全中断[12]。书坊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甘冒风险，偷刻通俗小说以满足市场需求，客观上为通俗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清代后期，出版业因西方先进印刷术的引入有了质的飞跃。随着小说观念的转变，通俗小说出版在近代化的出版社与小说杂志社的推动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现存明清通俗小说大部分都是清末出版或发表的。这一阶段小说的出版、发表与中国传统书坊刊刻通俗小说已有很大的不同。近代化的出版社与杂志社的影响力是书坊无法比拟的。清后期近代化的出版社、杂志社与通俗小说的关系不在本书论述之列。

从通俗小说的发展历程看，通俗小说与书坊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明清通俗小说的繁荣离不开书坊业的物质技术的支持。虽然文学繁荣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然而不同文学样式的兴盛又需要不同的社会条件。通俗小说与传统诗文不同，它篇幅长，难以依赖传诵与传抄来广泛传播。通俗小说的传播对出版业的依赖程度远甚于其他文学样式。离开了印刷出版业，通俗小说就如缺了双腿一般，永远走不快也走不远。且书坊不仅在出版发行上对通俗小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在通俗小说的创作、编辑、评点与接受各个方面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传统诗文在各时代都有不同程度的繁荣，而通俗小说在宋以前的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兴盛起来。原因就在于，通俗小说离不开商品经济与市民文学繁荣，同时也离不开出版印刷业的进步与繁荣。通俗小说刊刻出版的主要承担者——书坊业在明清两代的成熟与繁盛使通俗小说在明清时期走向繁荣有了可能。

通俗小说从钞本走向刻本，一开始就与书坊结下了不解之缘。书坊是通俗小说的主要刊刻者。方志远在《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一书中统计，明代市民文学作品，书坊刻印者，白话小说占95%，科举时文将近93%，比重最少的戏剧，也在三分之二以上[13]。可见，明代从事市民文学文本刻印的主要是书坊。清代的情况也不例外。在利润的驱动下，书坊针对读者的强烈需求，组织编撰、刻印出版通俗小说，直接促进了通俗小说的繁荣。书坊刻印一般官刻与家刻不屑刊行的通俗小说，使通俗小说有了流传广远的可能，同时也拓展了通俗小说的接受层，扩大了通俗小说的影响力，对后起的通俗小说的创作起着导向作用。为了促进销售，书坊积极拉拢有声望的文人参与到通俗小说的编创、评点、校阅中来，提高了通俗小说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推动了小说理论的发展。书坊在造就通俗小说强大声势的同时也提高了通俗小说的文化地位，扩大了通俗小说的生存空间。

当然，书坊对通俗小说刻刊的操控也给通俗小说的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书坊为降低成本，薄利多销，用纸用墨低廉劣质，刻印校勘不细，图书多讹误错乱，盗印成风，且多简本残本，以次充好，以缺充全，导致刻本质量低劣，成为世人诟病的口实；只重小说的商业利润，不重小说的思想性与艺术性，造成大部分小说艺术成就不高，故事情节千篇一律，小说编创陷入类型化；唯利是图，对读者的某些低俗趣味投其所好，甚至有意推波助澜，造成许多通俗小说内容芜杂甚至不堪入目，严重败坏了通俗小说的名声。书坊业自从进军通俗小说市场始就已经将通俗小说生产的各个环节都纳入了商业生产的过程。在书坊主看来，通俗小说刻本作为文化产品之前首先是一种商品，所以更多的是按照商品生产的市场规律去生产它而不是按文学生产的创作规律去创作它。书坊业对通俗小说的一切影响都是通俗小说商品化的结果。

四 选题依据、意义及研究方法

从书坊角度研究通俗小说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研究思路，出现了许多论著和论文，涌现出了一批颇有价值的成果，但仍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本书的选题正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确定的，试图弥补已有研究之不足。

较早关注书坊对通俗小说发展的影响并对其作系统的宏观理论研究的是小说研究专家陈大康先生。陈先生认识到明清通俗小说具有双重品格，即通俗小说既是商业产品又是精神产品，因而突破了以往小说研究只将其作为精神产品来研究的局限，为小说研究开拓了新视域和新的“研究模式”[14]。陈先生最早在其《论通俗小说的双重品格》一文中就开始从商品生产角度，研究书坊对通俗小说发展的巨大影响。此后，陈大康先生的《明代小说史》也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来阐述明代小说发展，并将书坊作为影响明代小说发展的五大因素之一。在阐述明代小说的萧条与繁荣、各小说流派的兴盛与衰落等问题时陈先生都不忘从商品生产的角度（也就是从书坊影响角度）来解释其各自的原因[15]。陈先生有关书坊与小说的研究对后来者有着理论指导作用。李忠明先生的《17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编年史》分时代对17世纪通俗小说的发展状况作了细致的论述，其中十分关注书坊业对小说发展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对通俗小说分时代的编年统计，客观准确地展现出通俗小说坊刻中心的转移，细致全面地展示通俗小说的发展与书坊商业操作的关系[16]。单篇论文方面也不断有成果涌现，如苗怀明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商业运作与文本形态》，“从古代书坊刊印流传过程中的发兑销售这一关键环节入手，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商业运作方式进行细致的剖析，指出古代私人书坊是通俗小说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浓厚的商业运作方式对作品的文本形态有着各方面的深远影响。”[17]此外，李舜华《明代书贾与通俗小说的繁兴》[18]、张淑琴《明代后期通俗小说刊刻的商业特点》[19]、文革红《从商业化的角度看清初通俗小说的传播渠道》[20]、蔺文锐《商业媒介与明代小说文本的大众化传播》[21]等论文都是从商业化角度来考察通俗小说的繁兴、刊刻和传播的。这些论文和论著对本书的写作无疑具有参考价值。

书坊的商业化操作对通俗小说创作编辑、出版发行、传播接受、批评反馈等各个环节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对这各方面研究较为全面的以程国赋先生为代表。程先生的专著《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22]分为十章，分别论述明代坊刻小说兴盛之原因、明代坊刻小说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明代坊刻小说的稿源、明代坊刻小说的编辑与广告发行、明代小说插图、明代书坊与小说体制、明代书坊与小说选本、明代书坊与小说流派、明代书坊与小说评点以及明代小说读者阶层与小说刊刻等十个方面，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明代书坊与小说的密切关系。程先生的研究涉及面很广，涵盖了当下书坊与小说研究的大多方面，且与本书的研究密切相关，是本书选题的重要参考。但程先生的论著专注于明代书坊与明代小说整体性研究，未关注清代书坊与小说的关系，更未能把明中叶至清中叶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割裂了这一时段的整体性，自然也看不出这一时段内坊刻中心的转移及这种转移所导致的通俗小说的不同境况及特点，同时，也没有对各坊刻中心作充分的个案研究，更没有意识到明万历后坊刻中心多为江南运河城市的事实，故关于江南运河城市书坊业对明清通俗小说全面繁荣的重大意义认识不够。由此而导致有关书坊与通俗小说的许多论述不够彻底、细致。

而许振东先生的专著《17世纪白话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研究》[23]主要研究17世纪苏州地区的白话小说的创作与传播情况，涉及17世纪苏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该地区的白话小说创作与传播的关系。其中专设一章论17世纪的苏州刻书业与白话小说的发展。复旦大学博士文革红女士2006年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清初通俗小说的发展——以小说出版为中心》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期）通俗小说的发展，着重考察小说在清初的出版情况。作者详细考证了清初通俗小说出版者与所出版通俗小说的对应关系，尽量考证出各出版者的籍贯与小说的出版地、出版者以及出版时间和版本特征。其中尤以对苏州、杭州、江宁（南京）三大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的考察最为详尽，对三大书坊中心的书坊以及各自刊刻的小说版本做了认真的梳理，为本课题统计苏、杭等地区的坊刊通俗小说情况做了铺路工作。此外，如兰寿春的《福建建阳书坊对我国白话小说发展的贡献》一文论述建阳书坊对白话小说发展的贡献[24]；汪燕岗先生的《明代中晚期南京书坊和通俗小说》论述了南京书坊刊刻通俗小说的特点及对通俗小说发展与繁荣的贡献[25]；韩春平的博士学位论文《传统与变迁：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研究》对明清时期南京地区的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情况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26]；程国斌先生的《论明末清初杭州地区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刊刻特征》论述了明末清初杭州地区的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的新特征，并阐述了书坊主与小说家的密切关系[27]。这些论文与论著从地域文化视角考察刊刻中心与通俗小说的关系，是本课题以江南运河城市为中心研究坊刻中心与通俗小说关系的重要参考。

孙楷第先生编撰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28]《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29]，柳存仁先生的《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30]，王清源等编撰的《小说书坊录》[31]，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32]，石昌渝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33]，杜信孚、杜同书编撰的《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34]，江澄波、杜信孚、杜永康编撰的《江苏刻书》[35]，王澄《扬州刻书考》[36]等小说书目著作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古本小说集成》与中华书局影印的《古本小说丛刊》等古本小说集为本课题理清小说版本及各运河城市书坊刊刻小说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参考。

运河、运河文化、运河城市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门课题，已有不少专著和单篇论文出现。其中关于运河城市与书坊业及通俗小说的交叉研究也已有拓荒者。上文提到的关于苏州、杭州等坊刻中心与通俗小说的研究虽未带运河城市之名，但其实已经涉及运河与通俗小说研究以及运河与书坊研究之实了。而明确将运河文化与通俗小说放在一起研究，或从运河文化的视角来解读通俗小说，或从通俗小说的视角来研究运河文化的，近年来也不断有成果涌现。如赵维平先生的专著《运河文化与明清小说》[37]就是近年来出版的该研究视角下的专著。张强先生也致力于运河与运河文化研究，且已有一系列成果发表，例如《运河城市是话本走向成熟的摇篮》一文对本课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该文认为：“运河作为中国经济活动的大动脉，不但为市民阶层的壮大创造了条件，而且成为明清通俗小说的重要摇篮。运河城市交通枢纽地位的确立、商品流通、商业繁华等揭示了运河手工业的发展，透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信息。通俗小说创作上的繁荣既与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息息相关，也与城市刻书业的兴起有直接关系。”[38]

由以上论述可知，本书的选题是以前人丰硕的研究成果作为坚实基础的。与此同时，本书之所以要以此课题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一方向尚有足够的研究空间。如明清坊刻中心由建阳等地向江浙地区的江南城市转移，已有的研究模糊地觉察到了这种趋势，如李忠明先生的《明末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的迁移与小说风格的转变》[39]、汪燕岗先生的《论明代通俗小说出版中心的变迁及成因》[40]等文章已注意到了明中叶后，通俗小说的刊刻中心从福建建阳向苏杭迁移的趋势。但研究者大多对这一趋势没有足够的理性认识，即便有所论述，也还不够深刻确切。尤其是关于苏、杭等城市为何能取代建阳成为明中叶后的通俗小说出版中心，这些城市书坊业的发展状况、所刻通俗小说的特点及版本情况以及各自为通俗小说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都存在研究不足的情况。

坊刻中心自明万历后由建阳等地逐渐向江浙城市转移，江浙坊刻中心城市大多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城市大多是运河城市。运河在坊刻中心转移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苏杭等城市之所以能成为坊刻中心和通俗小说出版中心与它们地处运河枢纽有密切关联。运河为这些城市带来便利水运的同时也造就这些城市发达的商品经济。江南运河城市成为当时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这是书坊业在江南运河城市发达起来的根本原因，也是通俗小说在江南运河城市走向全面繁荣的决定因素。在这些运河城市中，书坊与通俗小说相互促进，共同繁荣。各运河城市书坊所刻通俗小说的特点各有不同，各书坊所刻通俗小说版本情况也十分芜杂，亟须进一步深入研究。总之，已有的坊刻研究以及书坊与通俗小说研究在对江南运河城市做定点集中研究方面还十分乏力。尽管分别研究书坊、通俗小说、运河城市以及书坊与通俗小说关系的成果已很多，但将书坊、通俗小说与运河城市三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或者说从运河文化的视角切入，以江南运河城市为中心，对出版业与通俗小说进行全面系统考察的研究目前还很欠缺。这也正是本课题要试图充实的地方。本课题力求全面系统地研究江南运河城市的书坊业及其与明清通俗小说繁荣的关系，以城市为单位考察各地书坊刊印通俗小说的情况。本课题可属于运河城市研究、书坊业刻书研究以及明清通俗小说研究，特点在于三者的结合，重点是明清通俗小说研究。

本课题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用历史研究法考察各运河城市及其书坊业的发展与繁荣状况。其次用文献研究法考辨各地书坊所刊通俗小说的版本情况，了解各运河城市书坊所刊通俗小说的整体概貌。再次，用个案研究法研究各运河城市的书坊业与通俗小说的刊刻情况，以及个别知名书坊的刻书情况。最后，运用图表统计法对各城市书坊刊刻通俗小说情况及所刊通俗小说的版本情况作清晰的展现，再现江南运河城市书坊刊刻通俗小说的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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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戚福康：《书坊概念的界定、历史分期及其他》，《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2] （清）钱大昕著，杨勇军整理：《十驾斋养新录新注》卷第十一《江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08页。

[3] 《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62页。

[4] 《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4页。

[5] 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6] 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67页。

[7] “话本”这一概念自鲁迅先生将之定义为“说话”人的底本后，学界一直沿用，近年来，国外及国内学者对这一界定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但学界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替代的概念。本书中的“话本”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话本小说”均沿用鲁迅先生的概念。

[8]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王旭光校注，江苏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33页。

[9]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132页。

[10] 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1页。

[11]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120页。

[12] 据（清）魏晋锡纂修的《学政全书》卷七“书坊禁例”（王晓传辑录《元明清三代焚毁小说戏曲史料》，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38—39页）记录：“乾隆三年议准，查定例：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八旗都统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饬所属官，严行查禁，务将书板尽行销燬，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一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可见清前中期对小说的禁律不可谓不严。但禁而不止，“不但旧板仍然刷印，且新板接踵刊行”，故清政府又不得不加大惩罚力度。尽管如此，通俗小说还是越禁越多。从中可见，通俗小说的发展符合历史潮流，生命力极为旺盛。

[13] 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8页。

[14] 陈大康：《论通俗小说的双重品格》，《上海文艺》1991年第4期。

[15]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16] 李忠明：《17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编年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7] 苗怀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商业运作与文本形态》，《求是学刊》2000年第5期。

[18] 李舜华：《明代书贾与通俗小说的繁兴》，《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4期。

[19] 张淑琴：《明代后期通俗小说刊刻的商业特点》，《北方论丛》2000年第3期。

[20] 文革红：《从商业化的角度看清初通俗小说的传播渠道》，《黑河学刊》2005年第1期。

[21] 蔺文锐：《商业媒介与明代小说文本的大众化传播》，《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22] 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

[23] 许振东：《17世纪白话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24] 兰寿春：《福建建阳书坊对我国白话小说发展的贡献》，《龙岩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

[25] 汪燕岗：《明代中晚期南京书坊和通俗小说》，《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26] 韩春平：《传统与变迁：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8年。

[27] 程国赋、胡海义：《论明末清初杭州地区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刊刻特征》，《暨南学报》2006年第3期。

[28]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9]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30] 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

[31] 王清源、牟仁隆、韩锡铎：《小说书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

[32]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

[33] 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4] 杜信孚、杜同书：《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线装书局2001年版。

[35] 江澄波、杜信孚、杜永康：《江苏刻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6] 王澄：《扬州刻书考》，广陵书社2003年版。

[37] 赵维平：《运河文化与明清小说》，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38] 张强：《运河城市是话本走向成熟的摇篮》，《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39] 李忠明：《明末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的迁移与小说风格的转变》，《南京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

[40] 汪燕岗：《论明代通俗小说出版中心的变迁及成因》，《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