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批判

一 问题的由来

自杨春时、宋剑华二位先生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一文在1996年吹响了中国文学近现代之争的号角以来，“现代性”一词已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文化）概念进入了现代文学研究界。十多年过去了，尽管学界对现代文学中的“近代性”与“现代性”的争论表面上已经尘埃落定告一段落，但是，对这场论争引发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清理，今天，我们对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仍然莫衷一是，何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有没有现代性？“至今为止，没有哪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者，能够准确解释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最基本的学理概念。”[1]

在这之前，我们一直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这个概念的存在因为政治授权而具有独立自足性，因此也就不用去关注这个概念内在是否存有矛盾，对之前的学界来说，以任何名词来命名这个学科并不重要，因为那仅仅是一个名字而已。可是现在，当我们把这个命题放到西方甚至全球化知识体系下来考量的时候，问题就变得严重起来，甚至到了威胁这门学科是否成立的地步。诚如李怡先生所言：“现代性不仅是我们现代的文化与文学的生存之本，而且恰恰是这一最基本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由中国后现代主义所发起的‘重估现代性’当中遭到了最危险的质疑，今天，对于‘现代’的追问和重估在根本上影响着我们中国文学的安身立命之本，影响着这一学科内部的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方式”。[2]“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命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提出来的，和当年参与争论的绝大多数论者一样，王富仁先生竭力确认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从而反驳了中国文学“近代性”的说法。在讨论了鲁迅不同于西方的创作方法之后，王富仁先生发问道：“西方标榜了很多自己的创作方法，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鲁迅所体现的这种创作特征作为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作为‘中国现代主义’呢？”[3]显然，王先生的着力点在于确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意识。在西方现代话语大量涌入这项研究的情况下，要保证这门学科屹立不倒，就要展示出它卓然独立的一面，因此，以“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命名就无疑能够避免来自西方现代性视野下的质问。这样一来，精神意义上的现代性与世俗意义上的现代性之间的对立就演变成了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与中国意义上的现代性之间的对立。西方概念中具有历时性特征的现代性在中国变成了共时性的价值体系，原来相互矛盾的两种现代性在中国被整合在了一起。这个矛盾也在无形中消隐，转化成为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对立。也正是在这种对立中，突出了以“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来命名的史学地位。

王富仁先生的这种做法当然是可取的，他至少使得我们面对以“中国现代文学”来命名的这门学科的时候不再悲观，他带给学界以自信：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具有同样的研究价值与地位。确实，这个概念把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与西方的现代文学区别开来，但是，也正因为这种各是其所是的区别，使得中西方文学在“现代性”这个意义上成了装在两只玻璃罩子中的苍蝇，失去了对话的可能性。寻求论点去支撑“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做法本身就是重写文学史视野下一种充满悖论的“现代性”焦虑。同时，按照卡林内斯库的观点，现代主义跟后现代主义一样，只是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之一，照此推论，我们有理由追问：“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能等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吗？现代性这个词包含了这样一种时空观：时间上它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重新开始，而空间上具有一种巨大的开放性，凸显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性在场。所以，这种割裂本身就违背了“现代性”的精神理念。

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这个提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朱德发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据朱先生考察：“‘现代中国’和‘中国现代’不仅仅是语序上的颠倒，它们是从不同的视野和不同的价位来判定‘文学史’，后者主要指涉中国的现代文学史，着重突现其现代性，即中国现代型的文学史或曰中国新文学史，那些非现代性或非‘新’的文学并不包括在内；前者不是着眼于‘现代文学’，只规范现代性的文学，而首先放眼于‘现代中国’的文学。”

这种以中国现代化为背景来作为文学分期的依据，并以国家意识来框定文学史的做法，表面上很自然地逃离了“现代性”之争。原则上，说“‘现代中国’应以甲午之战后的维新变法运动作为起点”“上可封顶下不封底”[4]，这些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论者在这里恰恰忘记了甲午之战后的中国“现代化”是在西方船坚炮利之下被迫的“现代化”，换句话说，中国的“现代化”还是以西方为参照的。因此，以“现代中国文学”来命名的学科意识同样也避免不了西方现代性的纠缠。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任何一种对“现代文学”的界定，不管是认定其“近代性”还是肯定其“现代性”性质，潜意识中都以西方知识体系作为参照，这就使得我们既可以从历史纵向上去认定中国“现代文学”的“近代性”，也可以从横向上作对比而确认其“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可以说，只要我们没有意识到中国没有完全地经历过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民主法治阶段，这样的争论就会无限制地持续下去。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在于：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的时候，就要意识到中国的特殊国情，既要把自康德以来的启蒙主义中所确认的人的理性批判精神作为衡量现代性的一项重要标准，同时，又要结合西方现代文学的精神内核，才能确认走向世界文学过程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内涵。如果我们只执其一，这种现代之争最后剩下的就仅仅只是一个命名权而已了。

二 充满分歧的现代性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都在追求某种西方意义上的认同，当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命名仅仅只是为了证明某种政治合理性，迎合现代政治需要而临时使用的一项策略的时候，这个命名就仅仅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问题；可是，当我们开始追问“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并在此基础上去确立“中国现代文学”的近代性、现代性，甚至是后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学界通常的做法是从西方哲学话语中去寻求对“现代性”的理解，正如汪晖所言，“现代性（modernity）是个内含繁复的西方概念。”[5]高远东的言论也就更为透彻，“‘现代性’即现代之为现代的本质。但何谓‘现代’？学界一般认为有两层含义：从时间上看，它指从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经由17、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和18、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奠基，直到20世纪80年代至今仍在发展中国家延续的漫长历史时期。从性质上看，它指针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思想解放及主体性原则在知识、道德、审美领域的确立，亦即以启蒙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合理性工程，工业化和民主制度是主要的社会政治目标。在我国，由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导致的启蒙和救亡工程是基本内容。”[6]把“启蒙”与救亡作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标志，不仅是“现代主义者”们的观点，也是那些“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张颐武在他的预言性文章中就认为：“对于中国语境而言，‘现代性’意味着以西方话语为参照的‘启蒙’与‘救亡’的工程。”[7]

显然，这些学者延续了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说法，并以此来推论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在西方如果是目的的话，那么在中国，启蒙变成了手段。启蒙—救亡，这个语序很有意思：“以西方话语为参照”“现代”起来的“启蒙”成了救亡的动力，启蒙是为了救亡的，这是一种手段，民族主义在这里取代了“启蒙”的“现代性”，现代性在这里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与意义，而成了为民族国家服务的工具。于是，我们也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被“现代”了。可是，如此一来，这个“现代性”就与文学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文学也只是启蒙的一个途径而已，它成了一个十足的社会学意识形态话语，学界一直批判的“工具理性”在这里再次被人为地工具理性化。这是典型的把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与文学现代性问题混为一谈的说法。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无疑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具体到中国文学来说，我们不能因为有了这个标志就把现代性当作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来简单处理掉，这样会抹杀现代性的多元意义，如果这样，那我们现在谈论中国的现代性也就毫无意义。我们不能就此去说左翼文学代表了民族国家想象，因此就具有了现代性，而沈从文写湘西落后的“边城”就不具现代性，更何况，这样的说法并不能涵盖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所有文学形态。为了证明自己提出的论点，以偏概全不及其余，这正是现在学界通常犯的毛病。

吴晓东在《〈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沈从文的国家和现代想象》中就认为：“从《边城》到《长河》，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似乎完成了一个历史阶段的跨越，仿佛是从‘前史’一下子迈进了‘现代史’。这与《长河》直接处理了湘西社会是‘现代’想象和‘国家’想象，直接介入了‘现代性’语境以及现实政治语境大有关系。而这种‘现代性’和现实政治语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通过小说中具体的传媒符码建构的。”[8]

我们且不去计较《长河》中论者所谓的“乡土传闻与大众传媒”与当地人认同感之间的背离，甚至也不去刻意在乎沈从文笔下的“长河”是否处于殖民统治之下，这些想象是否激起了人们的民族主义情怀，以及这种所谓的国家想象是否落实到当地人身上，或者仅仅只是国家的一厢情愿，单单就因为《长河》中具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把民族国家的想象建构在现代传媒的使用上，而《边城》没有，就断定后者是“前史”而前者是“现代史”的做法，如果我们不把它当作文学现代性研究中的一种苛刻挑剔，至少也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霸道据有。更何况，如果以此为标准去衡量“现代文学”，又有几部小说经得起这样的考量？或许，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借用鲁迅曾谈及“革命文学”的话会对我们有所启示，“我以为根本的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什么事件，用的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9]

国族想象并非通往现代性的唯一之路，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念、城乡问题、法律体制、严密的劳动分工与职业化等都是现代性所理应包含的题中之意，而吴晓东以国族想象来作为划分“前史”与“现代”的标准，显然犯了单一现代性的错误。具体到沈从文，我们需要关注的恰恰不是他的国族想象问题，而是人们的生活价值观问题，以一种反现代化的态度来确立现代性的问题。不管沈从文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都是现代性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与张力所在。

笔者坚持认为：“文学始终是‘人’的文学，而‘现代性’也始终是‘人’自身的现代性。如果离开人来谈论现代性，也就成了无本之木。”[10]正是这样，我虽然并不反对以国族想象来作为现代性的一个衡量标准，但是，如果我们以获得这个现代性而忽略了人在这个“现代性”过程中本来所应该体现的价值，或者说，以失去作为人的主体地位为代价而换取某种现代性的认同，则是完全本末倒置的。我们不能以一个国族想象中的意识形态乌托邦去掩盖作为个体人对社会的思考。卡林内斯库对“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的区分提示我们：“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11]，它是现代性自身的认同力量，以社会为主体，张扬理性；而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则是作为文明阶段现代性的反抗力量，它以个人为本体，用审美感性来对抗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后者是对前者的激烈反拨和批判。因此，现代性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己生成的，它不具备自我生成性，而是在对工业现代化的批判反思中形成的。没有对工业社会的批判反思，没有对人自身处境的反思批判，就不可能有现代性。

三 “反现代性”还是现代性？

如果我们确信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学是“现代文学”，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在这个文学框架之内找到能够使其成为“现代”文学的依据，更重要的是，要确立一种多元的现代性这样的理念。确立这种理念不仅是借以确立与西方意义上相平等的现代性，更为重要的是，只有确立这种多元的理念，才能涵盖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这样互为论战的对立双方于一体，才能把鲁迅等人的创作与左翼文学中的民族国家想象统一起来。

事实上，这也是很多以“现代”来命名的文学研究著作里所通用的主张，在《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中，论者就把“现代”文学这个整体纳入“现代性”的视野下进行探讨，在“中国文学的反现代性主题与叙事”一章里，论者以西方现代性作为参照系，成功地将废名、沈从文、张爱玲、老舍建构进了“反现代性”的队伍里。在谈到沈从文时，论者认为：“沈从文的小说中的反现代主题和叙事，不仅在他的小说文本中‘客观’显现出来，而且在他的小说中‘乡村’与‘城市’对立性形象的设置描绘及情感价值取向上，直接、有意、主动地显现和揭示出来，在他小说文本及理论性文章中对‘传统’与‘现代’的意象和名词所作的不同安排和评价中，直接表现出来。”于是，该著确立了“沈从文是现代中国，也可以说是亚洲和东方非常杰出非常有特点的反现代性作家”[12]的地位。

本来应该是存在着多种现代性的世界，现在被论者框进了西方的“一元论”中，成为“另类”的现代性。这里的“反现代性”使得这个论题陷入了悖论之中：既要高举多元的现代性的理念以容纳“现代”文学，但是同时，又要以西方的现代性来作为评价中国现代性的参照标准，游走于中西之间，当符合“改造国民性”与“立人”主题，以及“传统与现代对立的二元模式”的主题的时候，“现代文学”就是“现代性”的文学，而当作品不符合这些要件的时候，“现代文学”就是“反现代性”的。正如艾森斯塔特所言：“‘多元现代性’这一名词的最重要含义之一，是现代性不等同于西化；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不是唯一‘真正的’现代性，尽管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享有历史上的优先地位，并且将继续作为其他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参照点。”[13]我们当然不能否定论者建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这样一个主体性所做的努力，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把不符合那些主题的作品定义为“反现代性”文学，至少，那些“反现代性”的因素也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参照点”。论者在这里将文化上的现代性与生产技术上的现代化等同了起来，他的“反现代性”言论更准确地说只是在“反现代化”，是对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反诘和质疑，而这恰恰正是审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议题。这正如鲍曼所言：“现代性的历史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间充满张力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其文化成为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正是现代性需要的和谐。”[14]

在“现代性”的框架下来讨论“反现代性”并非只是《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的创见，在《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中，李怡先生再次把学衡派的保守主义与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并置起来，作为“反现代性”的一个中坚力量，虽然论者也看到了“不仅‘反现代性’的民族主义立场仍然在寻求着西方文化的支持，依然没有摆脱其所批判的‘现代性’的思想资源，而且更具实质意义的思维方式上，它们也落入到了其批判对象的一方”。[15]在清醒地看到所谓“反现代性”问题的实质的同时，又再次落入了“反”现代性的窠臼里。

现代性本身不能作为“反/非现代性”的一个衡量标准，相较那些把现代性看作一个铁板一块划定的时间段范围，我宁可相信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即：“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设计”[16]，把现代性看作一个未竟事业，它在时间上是面向未来的，而在空间上则呈现出无限开放的可能性。

只有把现代性界定为单一的而非多元的模式，同时，又把现代性作为一个确定的时代，就如福柯所批判的：“人们把现代性置于这样的日程中：现代性之前有一个或多或少幼稚的或陈旧的前现代性，而其后有一个令人迷惑不解、令人不安的‘后现代性’。”[17]只有把现代性置于这样一个确定的日程表中，我们才能由此而去界定“反现代性”。

如果要确立一个“反现代性”，那么，首先就得确立一个稳定的“现代性”，只有现代性这个标准是确定的，才能以此去推论何为“反现代性”。如果论者不是坚持西方一元论的话，那么，这种反现代性的观点就是自拆台脚。沈从文等人固然反对现代化对人性的扭曲，尽管沈从文也敏锐地发现“‘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但这个“现代”并不是现代的机器大工业，而仅仅只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种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18]尽管沈从文在自己的创作中对“现代文明”也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和疑惧，并在其都市批判中揭示了“文明”之于“都市人”的“病象”与“异化”现象，但这并不是对“现代性”的刻意思考的结果。显然，沈从文在这里批判的并不是“现代”本身的问题，他想说的与其说是借“反现代性”来“反”现代性的问题，毋宁说是在批评“现代”在湘西这个地方还不够深入发展，没有使湘西全面现代起来从而使这片土地在“现代”中受益。就算他们反对的是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化危机，他们在这种对现代化的批判中获得的也恰恰正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意识，而并不是什么“反现代性”。论者在这里混淆了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概念，真正做到了以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反中国本土的现代性。

四 我们需要何种“现代性”？

在西方传统中去观照中国的现代性，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因为现代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十足的西方概念。只是，当我们学界以此来思考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时候，我们潜意识里思考的就已经不是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而是把发生于中国20世纪的文学纳入到西方视野之下，这当然有“走向世界文学”的企图，因为在学界看来，“惟有以世界文学意识，而不是以文学上的狭隘民族主义或任何其他似是而非的观念，才可能认识民族文学在世界性文学交流时代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19]仅仅把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创作相比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一旦我们把中国文学纳入世界体系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得出“中国文学的近代性”这样一个结论：“中国近代文学的确立，就必须放在世界文学的总体体系之中，遵循文学法则的共同原则，以世界文学史为参照系，采用世界文学的标准，而不能把自己孤立于世界文学体系之外，自行确立一套标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勇气去面对一种严峻的现实：中国文学因与世界文学存有时差而处于滞后状态，20世纪中国文学正在走欧洲近代文学已经走完了的道路，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它都是中国近代文学。”[20]虽然杨春时先生后来又把近代性置换为“前现代性”加以讨论，但这并不影响学界对现代性的迫切确认，“中国新文学自产生之日起，直接面对的便是汹涌澎湃的世界文学大势……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精神分析等一般通行的现代主义文学现象也已遍存于新文学的建设之中，正在西方流行的未来主义之类在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中已不是十分偶尔的实验，甚至在西方世界还未流行的存在主义，在鲁迅、庐隐、孙俍工等作家的笔下亦时有可见。”[21]以及“从世界意识、先锋意识、民族意识、人性意识、创造意识五个维度的交接点上，可以建构起一个评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标准。”[22]这样的确认比比皆是。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现代性，都在从西方寻找可以支撑自己理论的依据，甚至从modernity这样一个英语单词入手，再到中国文学中来寻求佐证，一步步去确立或者反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在中国这样一个被迫现代化的国家里讨论现代性，事实上已经不是在讨论属于我们自己的现代性，而是在建构一个可以与西方现代性相匹敌的话题。然而，如果我们只是为现代性而现代性，只是为了找到一个抗衡西方现代性的理由而刻意去强调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又如何能够去与世界文学对话？

不管是确立或者反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它都有一个潜问题埋伏在里面：如果不是把西方文学中体现出来的“现代性”问题作为正宗，至少，也是把西方文学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中的一个高级阶段，而中国20世纪的文学，如果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就需要继续进化。按照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原则，如果中国20世纪以来的文学不去追赶这个西方传统，它就迟早会从地球上灭迹。这个西方的现代性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盯着中国的芸芸众生布道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圣经·使徒行传16：31》）

这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言论，虽然他们也认为“将自己处身其中的文化‘他者化’的过程，正是中国‘现代性’的最为重要的表征。”[23]这句话又被表述为“中国的‘他者化’竟成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变革的过程往往同时又显现为一种‘他者化’的过程。”[24]通过对“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含混搭配，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以“现代”话语来建构着他们的“后现代”话语，从而将“现代性”早早地送上了断头台。

以前，我们总是找证据去批判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罪恶，而现在，我们正在自觉自愿地遵循着这个罪恶，我们正在自觉自愿地被殖民化。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到处寻找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标记，在那里插上一块现代主义的草标，然后一阵狂呼：“看，这就是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而在那些不符合西方胃口的文学作品中，则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归到“近代”或者“前现代”文学之列。这种到处寻找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中国文学是否“现代”极不自信的标志，这与其说是要通过寻求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来让中国文学跻身世界文学之林，倒不如说是一种占山为王的草寇表现。

从来没有一个西方文学评论者会去质疑西方文学的现代性，因为，西方文学在他们看来天生就具有这一特性，它无须求证，就已经天然自生。就算我们把沈从文的《边城》改名为“费城”，就算我们把翠翠改名为凯蒂，大佬改名为昆丁，它还只是“前现代”文学，因为沈从文是中国人；但是，如果《边城》的签名作者是写《喧哗与骚动》的福克纳，那么，毫无疑问，这部小说就一定是“现代主义”文学，并且无须论证的是，它一定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

这当然具有地缘优势的一面，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像《百年孤独》这样的作品照样被西方学界认为是现代主义作品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去思考文学中那些属于“现代性”的东西了。当年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很多中国作家深受启发：可以用本土的文化艺术之根来表达现代性观念。虽然寻根文学并没有在世界文坛上独领风骚，成为下一轮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是，这至少说明了，存在着不止一种方式的现代性，也存在着不同的现代性体验与表达方式。

然而，在我们苦苦追寻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时候，西方的现代性已经茁壮成长成为后现代性了，于是，我们又只好马不停蹄地继续在中国文学中夜以继日地去寻找中国文学的“后现代性”。历史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唯恐自己落后，唯恐自己跟不上世界（西方）潮流的阴影，曾经有过“被抛弃”的经历，难免使人有一种边缘的失落感，因此别人有的，我们也一定要有。中国的“现代性”被唤醒时的目的是“救亡图存”，是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服务。我们一方面要效法西方，不至于落后，而另一方面又要以西方话语反西方，争取民族独立。我们的“现代性”夹生在这种矛盾语境下，使得学界现在很难分出什么“前后”来。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如果谈中国的现代性，而不以西方为参照，那么，这个话题就毫无价值可言，就会沦落到众声喧哗众神狂欢（说得不好听点是群魔乱舞）的地步。但是，一旦我们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那么，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就真的成问题了，由此甚至有推翻这个学科的危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认识这个“现代性”问题呢？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首先要确立作家们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不仅仅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人”，而且，也要把作品的主人公当作一个“人”来书写。前者表现为“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5]把“人”从黑暗蒙昧中解放出来“辟人荒”；后者则表现为对“人”“人性”的尊重“人的文学”。[26]一句话，现代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的根本点在于，现代文学是在启蒙现代性之下关于“人”发现，从而确认“人”的主体性，把“人”从四千年来打着“仁义道德”而“吃人”的社会（《狂人日记》）中解放出来的文学。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些描写性压抑，以及两性关系的作品（例如郁达夫、茅盾、丁玲、张爱玲等的）所具有的现代意义。

确立一种精神的现代性亦即批判意识，它意味着对既存秩序不断地反动、变革，意味着文学与现实的物质社会的永久对立。在现代文学的作家中，它表现为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批判；闻一多的“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不愿屈服”；表现为张爱玲、新感觉派对现代都市人的心理刻画；“第三种人”为了文艺自由所展开的论战……是针砭时弊，反抗现实问题所展开的知识分子批判的群言堂。简言之，这个“现代性”是朱利安·班达与萨义德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自由批判立场。表现主义、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固然是“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形式，但是，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更应该是一种精神的表达，这种表达既是知识的，也是自由独立的，更是对社会变革具有探索与担当意识的。我们或许有必要认真对待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所说的话：“人们不应只谈论一种现代性，一种现代化方式或模式，一个统一的现代性概念——它的内在地是普遍主义的，并预设独立于时间与地理坐标的普遍一致标准。……现代性只是又一个用来表述更新与革新相结合的这种观念的词。”[27]确立一种革命的、对既存文学观念以及社会观念作俄狄浦斯反抗的观念，并以此去观照我们的“现代文学”，把“现代性”作为“一个用来表述更新与革新相结合的这种观念的词”，而不是把现代性作为一个确定的时间段，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既把“中国现代文学”接续上中国文化传统并与西方的现代文学区别开来，同时，又不至于完全与西方现代文学相隔绝，在相互参照与融通中去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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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剑华：《现代性困惑、焦虑与质疑》，载宋剑华《文学的期待——转型期中国文学现象论》，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 李怡：《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再认识中的“现代性”问题》，载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3] 王富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上）》，《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4] 朱德发：《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5] 汪晖：《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6] 高远东：《未完成的现代性（上）——论启蒙的当代意义并纪念“五四”》，《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6期。

[7] 《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

[8] 吴晓东：《〈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沈从文的国家和现代想象》，《视界》2003年第12期。

[9] 鲁迅：《革命文学》，载《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8页。

[10] 魏巍：《回到人自身的现代性》，《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11]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8页。

[12] 逄增玉：《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131页。

[13] [以色列]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8页。

[14] [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页。

[15] 李怡：《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16]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作者前言”，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7] [法]福柯：《何为启蒙》，载《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533页。

[18] 沈从文：《〈长河〉题记》，载《沈从文选集》第五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页。

[19] 曾逸：《论世界文学时代》，载曾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20] 杨春时、宋剑华：《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

[21] 朱寿桐：《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品格》，《学术月刊》1997年第3期。

[22] 龙泉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论析》，《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

[23] 《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

[24] 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25]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

[26] 周作人：《人的文学》，载《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

[27]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60—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