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唐代军人武将社会地位的变迁

唐朝初年，政局尚未稳定，高祖李渊分关中诸府置十二军，每军将一人，副将一人，取威名素重者担任统军将领，监督各军耕战的准备情况。于是士马强劲，无敌于天下[57]。唐朝前期沿袭北周、隋府兵旧制，并且有所改革，使折冲府遍布关内，内重外轻，以固国本。凡是征发府兵，都要颁发符契，验证通过以后才能发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需要马匹的时候，官方出钱在市场上进行购买，每匹马出资二万五千钱，对于不能用于征战的老马，官员可以在市场上进行售卖，用卖马的钱继续购买新的马匹，钱不够的话就整个兵府共同筹集，“刺史、折冲、果毅岁阅不任战事者鬻之，以其钱更市，不足则一府共足之”[58]。这种兵制下朝廷军费开支较少，府兵的负担也相对较轻，秦蕙田在议论历代之兵制时即认为“三代以下之兵制，未有如府兵之善者也”[59]。同时，朝廷也非常重视武备，并奖励军功，根据其等级授予勋官，地位尊崇、勋贵之家也往往是皇室通婚联姻的首选，“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60]。而且唐朝政府厚待在战争中死去的人员，“贞观、永徽年中，东西征役，身死王事者，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职，亦有回亡者官爵与其子弟”[61]。并优先选拔重用将门子弟，“当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62]。正因如此，应募入军的人非常积极，数量也极多，“人人投募，争欲征行”，甚至有人为了能够参军，自备物资，不用朝廷供给，“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63]。也有文学之士因朝廷重视武臣而满腹牢骚，杨炯就曾写诗道：“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64]，这正是唐前期武将地位尊贵的生动体现，岑参、高适等创作的以边塞军旅为主题的诗歌也在这一时期广为流传。在府兵制之下，虽然武将也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但朝廷仍然重视并优待武将，通过这种方式，既符合朝廷需要武将带兵征伐的现实情况，又满足了武将个人的地位、荣誉方面的需求，同时也避免了武将势力过度庞大，威胁皇权，所以维持了唐前期一百多年的武功盛世与君臣秩序，“自贞观至于开元末，百五十年间，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圣人所能柄统轻重，制障表里，圣算圣术也”[65]。

由于长久的和平盛世以及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折冲府的将士们无用武之地，没有军功，长期得不到迁转，社会地位因此日益下降，“诸府士益多不补，折冲将又积岁不得迁，士人皆耻为之”[66]，侍卫之官也逐渐沦为骂名，“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67]。而勋官的授予也越来越多，“授勋者动盈万计”，变得越来越低贱，为时议所轻，“每年纳课，亦分番于兵部及本郡当上省司。又分支诸曹，身应役使，有类僮仆。据令乃与公卿齐班，论实在于胥吏之下。盖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68]，再加上戍边的士卒被将领长期虐待，“其戍边者，又多为边将苦使，利其死而没其财。由是应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无兵可交”，府兵逃散现象严重，府兵制度也逐渐瓦解。代之而起的是节度使与地方军事实力派，虽然在军事方面的作用仍然不可或缺，但已经与日益成熟壮大的文官集团相差甚远。

而且唐初承关陇集团之余绪，大多数显赫的文臣武将都是勋贵之后，所以他们文武兼备，能够出将入相，如唐太宗时的李勣、李靖、侯君集；高宗时期的刘仁轨、娄师德；玄宗时期的郭元振、薛讷、杜暹、牛仙客等都是以军功或者边帅节度使的身份出任宰相，有学者经过研究统计得出，唐玄宗朝先后任宰相者共32人，出将入相的有11人，占比高达32 % [69]，这是唐朝初期优待武臣的表现，也是唐初尚武之风的反映，“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70]。正因如此，唐朝前期才构建了文治武功全面发展的开天盛世。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文臣能吏的治国作用凸显，武将则被排挤出政治中枢，逐渐边缘化，突出的标志就是玄宗朝的李林甫任用寒族、蕃人为将帅，堵塞出将入相之源[71]，在排挤政敌的同时进一步加深了文武分途，也使得武臣的地位再次下降。

天宝末年，唐玄宗认为国家正逢太平盛世，无兵马战争之虞，于是重文抑武，大修文教，“销锋镝，以弱天下豪杰”，武官身份进一步下降，武备松弛，“于是挟军器者有辟，蓄图谶者有诛，习弓矢者有罪。不肖子弟为武官者，父兄摒之不齿”[72]。之后就爆发了安史之乱，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洛阳、长安，打破了唐朝的盛世局面，虽然平叛过程中不得不依赖军中将帅，武臣的身份地位略有提高，但中晚唐时期的皇帝们仍旧不信任武官，造成不得不用却又处处提防掣肘的矛盾局面。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皇帝普遍猜忌武将，对于有功之臣也是表面尊敬，暗地里仍处处掣肘，并不重用。即使是中兴大唐社稷的功臣郭子仪，在肃代之际，百官都认为“子仪有社稷大功，今残孽未除，不宜置之散地”[73]，仍然受到宦官鱼朝恩、程元振的百般离间，皇帝也选择相信宦官而留郭子仪于京师，不让其统领军队。唐德宗即位之初，信任文武大臣，排斥宦官，面对日益跋扈的地方藩镇，虽然取得了一些战争的胜利，但由于朝廷在关键问题上处置失当，引发了一系列军事叛乱，德宗也被迫离开长安，前往奉天。虽然之后再度收复长安，但经历此次叛乱的德宗，已经难以相信文臣武将，开始重用佞臣、宦官。贞元九年（793），陆贽上奏议论朝廷备边的六条错误，其中就包括为了限制武将而分兵遥制，“措置乖方，课责亏度，财匮于兵众，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并且提醒德宗要擅于挑选将帅，并且信任重用他们，不能处处提防，“凡欲选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然后指以所授之方，语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陈规模。须某色甲兵，藉某人参佐，要若干士马，用若干资粮，某处置军，某时成绩，始终要领，悉俾经纶，于是观其计谋，校其声实。若谓材无足取，言不可行，则当退之于初，不宜贻虑于其后也。若谓志气足任，方略可施，则当要之于终，不宜掣肘于其间也”。此番议论虽然得到了德宗的赞赏，却“不能尽从”[74]，而德宗对于文武大臣的猜忌也留名史册，“虽知非竟逐于杨炎，而受佞不忘于卢杞。用延赏之私怨，夺李晟之兵符；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知人则哲，其若是乎！”[75]。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发布敕书，禁止皇室宗亲与军将通婚、交流，“皇五等以上亲，不许与军将婚姻。驸马、郡主婿，不许与军将交游”[76]，这一禁令已经与唐前期的社会现象截然相反。据唐代驸马研究成果显示，唐代前期驸马多出自功臣及功臣之后，而且享有极大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中后期则以外戚、藩镇和文学之士为主[77]，这是唐代皇帝主动干预的结果，正是因为唐前期的驸马权力太大，经常参与到政变当中，所以自唐睿宗开始就削弱了驸马的兵权，并且只授予其闲散的员外官，不任职事，继之而起的历代皇帝也都沿袭这一策略。从与公主通婚的驸马身份及其职务变化，也可以看出武臣在唐代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变迁。

而且，在唐代官员心目中，职事官职有清浊之分，武官中只有左右卫左右千牛卫中郎将、太子左右率府左右内率府率及副、太子左右卫率府中郎将、左右卫郎将、左右卫率府郎将等诸卫郎将[78]为清官，还有所谓八俊，即“宦途之士，自进士而历清贵，有八俊者：一曰进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书、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监察御史，殿中丞不入；五曰拾遗、补阙不入；六曰员外郎、郎中不入；七曰中书舍人、给事中不入；八曰中书侍郎、中书令不入”[79]，武官更是难以入列。在科举制度发展的同时，唐朝还开创了武举，但其实际作用也相当有限，以武举知名者仅有郭子仪一人。安史之乱以后，朝廷取官更是以文辞为重，“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80]，社会上也有“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81]的感慨。藩镇节帅虽然掌握了地方上的军政大权，拥有实权，但没有官职品级，为了弥补这一方面的缺陷，加强藩镇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唐朝开始给予藩镇及其幕府武官一些文职事官及文散官作为官衔，“自兵兴以来，方镇重任必兼台省长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带台省衔”[82]，通过这种方式奖励军功、拉拢人心，并且也满足了地方军将在官品和荣誉方面的需求。之所以授予文职事官与文散官，学者认为唐代的文散官更为清贵，社会认可度更高，更加符合节度使府及其僚佐的实际需求，而且，唐中晚期的这种广泛授予幕府武将文职事官、文散官的行为，对于维护地方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都有积极意义。[83]但这种授予只是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实际需要而做出的权宜之计，实属无奈，只能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唐代社会仍以清要官职为尊，文官的地位依旧优于武臣。

唐朝武将地位的升降变化，与唐朝社会风气的转变互为因果，更是中古官僚制度文武分途的具体体现，文官最终因其更加符合治理国家的需要，得到了皇权的认可与支持，在竞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而重文轻武的这种观念也随之延续，严重地影响了后世历史的发展轨迹。《大唐开元礼》中记载的皇帝亲征礼仪与大将出征礼仪，反映了唐前期的统治者对于武将与军事活动的重视，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重视态度逐渐消失，而被其他更加复杂的社会心理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