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学界已有人意识到清末民初小说语体转变的问题，如陈平原在《中华读书报》上谈到他当年博士论文选题时，曾经萌生对清末民初文学语言变化进行研究，但其导师王瑶认为此选题意义重大，肯定有大成果出现，在当时缺乏合适的理论框架，研究成果会比较一般。[1]

陈平原放弃了从语言哲学角度谈文学语言由文言向白话转变这一研究选题，转向对清末民初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研究。虽然他没有对清末民初的小说语体变迁做出专题研究，但在严家炎、钱理群编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陈平原选取1897—1916年撰写清末民初小说史作为此丛书的第一卷，其中第六章文白并存的小说文体，谈到清末民初小说语体问题。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并行不悖，到了清末民初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之间互相影响、互相靠拢，作家和理论家开始思考小说语体问题，并萌发了白话与文言两种语体争正统、品高低的意识。晚清主张文白并存，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均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各自的优势和缺点也都得到较为充分的表露。[2]笔者认为陈平原对文言、白话的优劣评述比较客观中肯，他说：“在文体选择上，晚清作家面临两难的窘境。从理论上讲，白话小说自然更符合文学发展趋向，可白话的浅白却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现代思想的传播与小说美感的追求。作为自我封闭的书面语，文言有它难以克服的弊病：艰涩、僵化、远离现实生活；但他的雅训、含蓄、合文法、有韵味，却又是生动但相对粗糙的白话所缺乏的。早期比较讲求文体美的翻译家、小说家埋怨白话难以传神达意，因而转用文言，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不过，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日趋深入，越来越多的理论家已经朦胧意识到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大趋势，已经很少人再公开拒绝白话小说，大多是如何调和白话与文言的主张。有主张以白话为主体，掺入文言的句法、词汇使之规范化，力争 ‘俗而有味’、‘俗不伤雅’者；也有主张以古文为主体，去真难解者使之浅，纳新名词使之新者。立足点不同，但希望白话、文言互相改造互相补充却是一致的。”[3]

陈平原指出清末民初小说的一大特点，便是文言小说渐渐在与白话竞争中步出其曾经辉煌的舞台。在此之前，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并行不悖，基本上了无关系；在此之后，文言小说日趋消亡，基本上是白话小说一枝独秀。他还分别简要地概述了清末民初文坛上白话小说与方言小说、古文小说、骈文小说各自的发展情况，以及对以上各种文体都有影响的译本文体。虽然清末民初小说语体多样并存并有所发展，但没有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到了五四时期小说语体才更加成熟。他概括说：“五四小说文体，并非只是简单地承袭传统章回小说的白话，而是在白话基础上，调入部分方言口语、文言词汇，以及新名词和西洋句法文法。”[4]

邓伟在《分裂与建构：清末民初文学语言新变研究（1898—1917）》一书中，主要研究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的分裂和建构，以及在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中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其中一部分内容涉及小说语言的变化。他将清末民初的语言文字变革与文学内部语言的建构相结合：前两章分别论述文言的发展、白话文运动，主要是集中于从理论上阐释语言文字的变革；紧接着则转向对文学语言的分类论述，有翻译文学语言、梁启超与文学语言近代化、林纾与古文文学语言、徐枕亚与骈文文学语言。

邓伟的创新之处在于关注清末民初社会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对文学语言的影响，文学文体样式涉及得比较全面。他对文学语言的分类，大体沿袭陈平原的分类方法，指向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为代表的白话小说、林纾为代表的古文小说和翻译小说、徐枕亚为代表的骈文小说。其不同之处，因论题的差异，陈平原集中论述清末民初小说语言，而邓伟则论述文学语言整体的变化，所以其涉及的文体除小说之外，还包括诗、文。

陈平原与邓伟还有着同样的思考基点，虽是论述清末民初文学语言，其落脚点在五四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上，邓伟在论文的结语部分重在论述五四文学语言对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的超越：“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清末民初某些语言文字的变革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个中国文字现代转型的发展倾向。但是，语言文字变革在整体意义上的整合，清晰指向统一的现代汉民族书面语体系，已确立新质的一般书面语体系，则是非五四莫属。”[5]

他们共同关注的是清末民初文学语言与五四文学语言的承续关系，很少关注古代文学各种语体与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的承续关系，尤其是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古白话在清末民初文学语言建构中的价值和作用并未详尽展开。

袁进在《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一书中，也谈到近代文学的语言与形式问题。他从历史发展角度简要地把中国文学语言基本分为文言、白话、浅近文言三大类。所谓的文言是指始终以先秦两汉的语言、叙述为准则，白话是从唐朝的变文开始流传下来的接近口语的文本语言，而浅近文言则基本上不采用典故，不用古字、难字、僻字，不讲究音节对偶，有时也不避俗字、俗语，它的语法结构更偏向于口语，叙述上比较随便、自由，条条框框和禁忌也比较少。袁进对三种基本语体进行了界定，并指出在文学语言发展中，文言、白话的互相渗透，而且提及方言运用所获取的异样审美效果。袁进同样指出白话与文言此消彼长的必然趋势，但他不认为这种趋势是中国古代文学语体内在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强调外来语言的影响是主导因素。他说：“文言文的训练形成的中国文人的集体意识，他们很难自己发现文学需要新的语言，直接表现自己的情感。这种发现必须在外国的参照之下。只有在外国语言变化的参照之下，才能发现中国言文脱离和语言的其他弊病。”[6]实际上，自汉代王充开始便意识到言文分离的问题以及存在的弊端，以此看来，袁进观点有偏颇之处。由此思维逻辑观念出发，袁进从西方传教士的宗教宣传读本、西方传教士创办的近代中国报刊本、中国士大夫翻译文本对中国书面语言的影响展开论述，他认为这些文本大都采用浅易文言和欧化白话；在论述清末白话文运动时，他认为所提倡的言文一致的主张也是参照经过改革之后的日本文字和西洋文字。

袁进为我们观察中国文学语言的近代变革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有以客反主之嫌。西方语言文化对中国近代文学语言建构确有影响，主导因素仍是中国文学语言内部发展的必然。毕竟在中国文学内部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已经提供了与口语接近且具有相当表现力的古白话语体。

王风《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中单篇文章涉及近现代书写语言论述，如章太炎语言文字论说体系中的历史民族，王国维学术变迁中的语体问题，周氏兄弟早期著译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的关系，晚清拼音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催发的国语思潮等。通过对于学术界、文学界和语言界的具体论述，他认为在晚清语体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它不仅只是汉语书写语言的变革，其背后更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7]王风的观念为本书涉及类似问题时提供了相关的材料和案例。

夏晓虹的专著《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重点论述了晚清女子报刊的创办对于女性国民意识和女性意识觉醒的价值和意义。在第一章专门论述了经典阐释中的文体问题，列举了五个《女诫》白话文本，详细论述了俗语与俗语的不同，女性为主体的经典阐释及女报的白话书写中不断消解着男性中心话语。晚清女性在新的传播媒介下，也参与到从语体改革到文化变革、文化启蒙的历史浪潮中。在绝大多数由男性群体主宰的白话报刊和大众文化传播中，夏晓虹挖掘了难得的女报文献、女报语体实践和女性视角文化启蒙的价值。[8]

近代词汇研究专著有沈国威的《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他在近代历史语境下集中论述了语言接触、词汇交流的问题，任何新词汇的形成最终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新词、译词的诞生也透视出了近代的脉动，近代新观念在欧、中、日三方的环流中形成了中国近代的“新国语”。[9]语言界的研究成果为“新国语”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翔实的材料，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清末民初小说语体的变革离不开近代“新国语”的发展。

总而言之，关于清末民初书面语言和小说语体研究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一些研究者已经提供了几种角度，但系统性专著尚未出现，一些有价值的问题虽已提及，但深入研究不够。况且现有的成果基本上是以五四为参照，重点论述清末民初文学语言与五四文学语言的异同及承继关系，缺乏对中国古代小说语体的追溯和影响研究。本书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爬梳各项史料和小说文本，省思清末民初小说语体中存在的诸多议题，尽可能详尽地描绘其客观面貌，并加以合理的阐释。

本书采用了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文本细读等诸种方法，尤其是语言学、文化学与文学的结合。鉴于现有研究成果大多把清末民初小说作为整个近代文学的一部分进行阐述，而且是以五四为论述基点，采取向晚清探源的角度，来描述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的轮廓，本书追溯中国古代文学两种表述语言的历史演进，在整个汉语书面书写系统的整体文化背景下，在清末民初之际众文体语体选择的时代语境中，集中论述清末民初小说语体的独特性，阐释其古今演变的继承与革新关系，以更广阔的视野探视清末民初小说语体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本书还将对多语体混杂现象进行语言文字发展、社会文化、政治制度、文人心态、群体心理、传播媒介等诸种因素的比较和分析，探讨清末民初小说文体的时代独特性，清末民初小说文体特征与语体的关系以及由语体变化引起的小说雅俗审美转变等。清代小说语体的多元化以及文白消长的趋势离不开语言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时代文化的变迁。

基于以上的思考，本书分为六个论述重点：一是主要从文学语言发展角度，对文言、白话进行界定，并对清末民初之前文言、白话发展趋势进行梳理；二是主要对清末民初小说语体进行分类，在前人基础上，分类更加细化；三是论述清末民初小说语体选择与清末民初繁杂的小说文体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语体变化带来的小说雅俗观念的变化；四是清末民初小说语体多语体并存与当时士人复杂心态关系之分析；五是此时在文学领域呈现出文白此消彼长的趋势，新词汇的引进、复音词的增加以及各种文学样式中白话语体的增多，均体现出文言渐趋衰微，而白话蒸蒸日上之势；六是分析清末民初文学整体呈现出文白消长趋势背后的语言背景以及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结语部分对各章节简要综述，并从文学的语言、自然的语言以及政治的语言关系出发，验证文白此消彼长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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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祝晓风、张涛：《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陈平原谈博士写作》,《中华读书报》2003年3月5日。

[2]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163页。

[3]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163页。

[4]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页。

[5]邓伟：《分裂与建构：清末民初文学语言新变研究（1898—19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9页。

[6]袁进：《中国近代文学变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7]王风：《世运转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8]夏晓虹：《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9]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