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心雕龙》“依经立义”的文论背景

本节主要探讨曹丕、陆机、挚虞、沈约、萧统、钟嵘、颜之推等几位文论家“依经立义”的大体情形，以见出“依经立义”在刘勰生活的时代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1]，这也是对《文心雕龙》“依经立义”的文论背景的考察。

一 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

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了“文章不朽”的新观念。

盖文章，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2]

曹丕的“文章不朽论”与《左传》穆叔所云的“立言”不朽显然有联系，但有了新的内涵。《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问何谓“死而不朽”。穆叔（孙叔豹）说：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3]

这就是有名的“三不朽”论。曹丕“文章不朽”论在此基础上有继承也有革新。一方面，“文章不朽”即是“立言不朽”，这与穆叔的思想相通。另一方面，曹丕不提“立德”“立功”，只提“文章（立言）”，这样就没有了“大上”“其次”“其次”等而下之的价值排序，而是直接标举“文章不朽”“文章无穷”，这是曹丕赋予“立言不朽”的时代新意。

曹丕“文章不朽论”还有另一层新意。《左传》所谓“言”主要是指“子书”，而曹丕所谓“文章”既包括“子书”类学术著作（“唯干著论，成一家言”），也包括辞赋类文学作品（“王粲长于辞赋”）。单靠辞赋作品即可不朽，此一观念是“依经”而立，但显然具有全新的内涵。

二 晋代陆机《文赋》

晋代陆机《文赋》以“赋”的形式论“文”，其中不乏“依经立义”之处。在谈到感物而起情时，陆机说：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4]。

这与《礼记·乐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5]有依立关系。

陆机在总结文体规范时说：“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6]，这与《毛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7]、《论语》“辞达而已矣”[8]、《尚书》“辞尚体要”[9]也有依立关系。

三 晋代挚虞《文章流别论》

挚虞《文章流别论》已佚，从严可均《全晋文》辑录本来看，挚虞也多次运用“依经立义”的方法。挚虞说“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与《周礼·春官·大师》郑玄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10]的思想相通；“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直接引用《毛诗序》；“四过”[11]之赋“背大体而害政教”[12]的观点，也和《毛诗序》强调诗歌的功利教化、《论语》“过犹不及”[13]等思想相符。

四 南朝齐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

齐代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也运用了“依经立义”的理论范式。比如，沈约首先认为人天然具有感情（“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情志内动就会发为歌咏（“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此观点实依《毛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14]而立；然后，沈约以《诗经》“风诗”来例证“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推理，认为虞夏以前人们也是“情动而咏”；因此，沈约推论文学的起源“宜自生民始也”[15]。可见，沈约的推论有“依经立义”之处。

五 南朝梁萧统《文选序》

昭明太子萧统编有《昭明文选》，其《文选序》对文章体制有如下论述：

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箴兴于补阙……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16]。

此段话中，萧统对“诗”“颂”二体的看法基本上是依据《毛诗序》，其他文体的看法也与经典多有依立。如“箴兴于补阙”与《左传》载师旷之言“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17]有依立关系，“美终则诔发”依《礼记·曾子问》郑玄注而立义：“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18]

六 南朝梁钟嵘《诗品》

梁代钟嵘《诗品》的物感说、“兴比赋”三义说、“流别论”，有着明显的“依经立义”色彩。

物感说与《礼记·乐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毛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有依立关系。当然，钟嵘的“物感说”的“物”，除“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之类自然景物外，还创造性地将“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以及“楚臣去境、汉妾辞宫、骨横朔野、魂逐飞蓬、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解佩出朝、扬蛾入宠”等社会生活也引入了“物”的范畴，大大扩展了“物”的内涵。

“兴比赋”三义说，直接来源于《毛诗序》“诗六义”之“风赋比兴雅颂”，但钟嵘有着自己的理论建构。他将“赋比兴”的顺序调整为“兴比赋”并赋予“兴”“言已尽而意有余”[19]的新解，突出了文学的审美性，这是一个重大创见，就其建构方式而言，则是典型的“依经立义”。

“流别论”中，因钟嵘“态度鲜明地确认《诗》胜于《骚》”，所以对于骚派诗人除了属于上品的诸家以外，多有贬抑[20]。这也可看出钟嵘“依经立义”的立场。

七 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

颜之推所生活的年代比刘勰略晚。他在《颜氏家训·文章》篇阐述文章起源：“夫文章者，原本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颜之推也将五经作为文体之源[21]，这是“依经立义”。他将文章分为“朝廷宪章，军旅誓诰”之类实用文章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之类审美文章，前一类文章才是文章正体，后一类文章是“行有余力，则可习之”[22]，此正依《论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3]而立义。

以上就魏晋南北朝著名文论家的“依经立义”作了大体考察，可见“依经立义”普遍存在于文论建构当中，故刘勰的“依经立义”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不过也应该指出，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意识逐渐觉醒，有些文论观点如“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萧统）[24]，“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萧纲）[25]，“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萧绎）[26]，等等，几乎不涉及“依经立义”的建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