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近年来代理人战争在中东、东欧、非洲等地区重新流行起来，这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利用代理人、雇佣兵作战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留下深刻的思想和实践烙印，其历史与战争本身一样悠久。“强大的国家经常支持在对手领土上活动的暴乱组织，或者在内部冲突中使用民兵和雇佣军来支持附庸国，同时寻求避免直接参与。”[1]在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描述中，希腊科西拉殖民地伊庇丹努城（Epidamnus）曾于公元前435年爆发一场代理人战争：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支持的民主派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支持的贵族派进行战斗。[2]中国的史料也记载了不少“借刀杀人”的谋略，例如《孙子兵法》有云：“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3]春秋战国时期的代理人战争更是频频发生。数千年来，代理人战争现象层出不穷，其内在逻辑延续不灭，超越了时空的阻隔。

后人对代理人战争实践、逻辑进行了规范，上升到概念层面：代理人战争是一个主导行动者（或委托人）通过一个非主导行动者（或代理人）对对手进行打击，以达到主导行动者的军事目标的具体表现形式，在默认情况下，委托人的目标变成了代理人的目标。[4]在战争中使用代理人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国家对军事代理人的依赖，这些代理人不在国家常规武装力量或安全部队的管辖范围内，为他们的施动方提供服务，以换取有形的物质支持。[5]因特殊的运作方式、有限的战争目标和道德上的瑕疵，代理人战争又被视作非常规战争，没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常常践踏国际关系准则、国际法和道德规范，以非常规、非对称优势获得一些干预国的青睐，帮助它们开展那些不便利的议程。

代理人战争现象之所以普遍存在，是因为施动方可以借助那些可提供推诿的力量来达成自身的目标并从中获得战略灵活性和好处，包括避免与敌人直接相撞，控制冲突节奏和规模，绕开战争规范和道义的约束，增加证据回溯难度，等等。然而，当一些国家对代理人战争青睐有加的时候，还应当认识到代理人战争的复杂性，尤其牵涉到控制代理人自主性问题时，代理人战争的过程和结果都将变得不确定。在孙子、克劳塞维茨等军事家眼里，战争实际是系统性工程，它受到政治、民意、地形和气候、时机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和影响。当发动或赢得战争需要满足诸多条件时，那意味着战争是十分脆弱的。中国古代军事家孙膑对试图发动战争的人提出过警告：“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是以必付与而囗战，不得已而后战”。[6]代理人战争虽是一种非常规战争形式，但是其承载的战争属性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依然受制于战争规律，总是会出现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让它变得脆弱不堪。确保代理人战争一直处于可控的轨道是异常困难的，历史中存在许多弄巧成拙的代理人战争案例。

居鲁士（公元前550—前529年在位）当年，兵锋所向，席卷近东，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后来的波斯会堕落到靠金钱外交和武力恫吓过日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打仗全靠雇佣兵，让这些雇佣兵看出其腐朽虚弱。其实，很多历史上的大帝国都如此。罗马重装步兵，当年多厉害，最后打仗，靠日耳曼雇佣兵，灭亡罗马的正是这批雇佣兵。[7]

代理人战争古已有之，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活跃度不一。冷战时期，美苏在核武器的恐怖平衡下，利用代理人战争在世界边缘地带争夺势力范围，极大加剧了代理人战争的流行。冷战结束后，美苏两极霸权格局瓦解，代理人战争也随之从巅峰时期进入一段休眠期。然而，在过去十几年的冲突中，代理人战争战略吸引力有所上升，正在成为当代和未来战略与安全环境的核心特征。[8]在此背景下，如何从学理上深入理解和观察代理人战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就显得更加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