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病态国民性的理性反思

从20世纪20年代鲁迅塑造的“阿Q”肇始，到40年代路翎刻画的“阿Q”——“罗大斗”竣事，对病态国民性的描写与反思，对“阿Q”式人物形象的勾勒，始终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历史长河之中。张资平的长篇小说在描写恋爱婚姻的同时，对麻木冷漠、奴性愚昧的病态国民精神进行了细致呈现，塑造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阿Q”典型，借此对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理性反思，由此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阿Q”式人物的画廊。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病态社会与黑暗现实，给人民带来了“精神奴役创伤”，也造成了“阿Q相”。“赵太爷或赵秀才的大棍子打将来时，照例是不敢抵抗；假洋人的小手杖打将来时，也是无抵抗；但在阿Q视为平辈或低一辈的王胡小D之类像朋友似的走进阿Q的时候，阿Q便要拿身份，甚至想建立他的威权了，虽然结果常常只有‘精神的胜利’，可是阿Q的‘壮志’永远不会销沉”[30]。张资平笔下的“阿Q”们，同样麻木冷漠、奴性愚昧。社会结构的改变——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他们形成了对上屈膝、对下蛮横的病态奴性，进一步转化为对外（白皮肤的西方侵略者）卑躬屈膝、对内（黄皮肤的中国同胞）颐指气使。而病态的社会现状是造成和加剧病态国民精神的重要缘由。

以《上帝的儿女们》中的杨友楠、李约翰等为代表的买办阶层，是半殖民地中国大地上的新式“阿Q”，张资平对其奴性进行了描写与反思，“对上则惟敬惟谨，卑躬屈节，对下则自高自大，作威作福，这是伺候过洋人的中国人，——买办阶级的特征……看见外国人差不多要跪下去叫他们做爸爸，看见自己的同胞，黄皮瘦弱的，便不瞧不睬，好像是他的冤家”[31]。帝国主义列强成了“买办阿Q”们最信任、最可靠的依赖，因此，当革命开展、战争爆发时，“买办阿Q”们对此漠不关心，他们似乎生活在地球的另一端，世事与他们毫无关系，“住在租界上的人好像全没有把革命军三个字放在心头上。他们认帝国主义是他们的永久的保护者。他们看见巡街的外国水兵，也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认他们是自己的统治者”[32]。在《无灵魂的人们》中，所有出场的角色几乎都是“无灵魂的人们”——奴性的庸众，“中国国民大部分都是在过着他们的无灵魂的生活”[33]。张资平在作品中，数次以反语的方式反思和讽刺中国国民的国民性问题，“这是黄帝子孙神明种的国民性啊”[34]。小说的时代背景是“万宝山事件”“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无灵魂的人们》和李辉英的长篇小说《万宝山》[35]遥相呼应，分别以侧面描写和正面描写的方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反映万宝山事件的长篇小说。当侵略中国的诸多列强中，有一个（日本）妄图独占中国时，生活在租界中的“阿Q”们竟无亡国之忧，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英美主子必会保护他们，“神经过敏！神经过敏！没有这回事！决没有这回事！日本人敢来进攻上海？上海是国际都市，他们不怕英美吗？”[36]“阿Q”们已然“坐稳了奴隶”，“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37]。

除了“买办阿Q”的形象，张资平还塑造了一系列“青年知识分子阿Q”的典型。这些知识青年都陷入了精神困境，他们尝试使用“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自宽自慰。“事实上失败或屈服的时候，便有‘精神上的胜利’聊自安慰，于是‘反败为胜’，睡觉也酣甜了。阿Q的名言，所谓‘被儿子打’，所谓‘我的祖宗比你强’，就是他‘精神胜利’的哲学”[38]。张资平笔下的青年，不仅为自我的堕落沉沦寻找心理安慰，还进一步发展了精神胜利法，以爱情麻痹自我，用忘却责任来抚慰矛盾痛苦的心灵。

《跳跃着的人们》中的质彬虽是农村的破落户，他和父亲流落到城市后却意外得到了都市大资本家“梁辣腕”的赏识，成了梁家的忠仆。在“梁辣腕”的资助下，质彬得到了进入教会学校学习的机会。质彬自认为是一个知识分子，感到自己已经摆脱了卑微的出身，遂看不起梁公馆中与其同一阶层的其他仆人。但他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与“梁辣腕”以及梁家人之间始终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阶级沟壑。他对此感到痛苦迷茫，既想离开梁家摆脱奴仆的身份追求自由与独立，又害怕离开后失去生活的依靠，最终软弱怯懦的他继续选择当一个忠仆，暗暗等待一个机会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当下只能以精神胜利法自宽自慰，“忍气留财，受气得福。我是大器晚成啊！”[39]。《无灵魂的人们》中的少彬和《青年的爱》中的海泉的精神困境与质彬略有不同。少彬和海泉均是家境优渥的大学生，他们不像质彬那样钻营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的精神困境主要源于自我感性情绪（强烈的爱国情绪）和理性情感（明哲保身的人生态度）的对峙。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妄图独占中国的日本侵略者，他们在情感上绝不愿做亡国奴，想要同侵略者抗争到底。但他们的血液中隐隐因袭着“阿Q”那对上屈膝的病态奴性，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则演变为对外屈膝。少彬和一个日本女子在租界游玩时，遇到了几个同该女子相识的日本青年，当他看到这几个日本青年与她亲密聊天时，感到无比嫉妒愤恨，却不敢与他们正面冲突，只能在内心罗织日本人的各种缺陷，譬如日本人的英语发音不标准、日本女子水性杨花、日本人不穿裤子、日本人只会欺凌弱者等，以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当“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少彬一方面痛恨侵略者，期待着十九路军能够痛击敌人；另一方面，又顾忌侵略者的强大实力，为求自保躲进了租界，和日本女子爱子终日纵情享乐，为自己的懦弱和堕落找寻借口，在爱情中他卸下了心灵的重担，“忘记了时局的紧张，忘记了他的未搬出的行李，忘记了学业，忘记了父亲，忘记了一切”[40]。海泉爱上了自己导师的妻子——日本女子鹤子。他寄住在老师家中，与鹤子暗生情愫。海泉嫉妒鹤子的一个男性亲友与鹤子的亲密举动，既想要教训他，又惧怕对方日本人的身份，由此陷入了精神困境，“向日本人用武只是一个理想罢了。日本人一凶起来，中国人一点也不敢抵抗的。万一动了武，引起了外交问题，不得了。算了吧”[41]。当海泉嫉妒痛恨的日本男人向他谦虚地鞠了一个很深的躬时，竟把海泉感动了，海泉赶紧回礼以示敬意。日本男人鞠躬的举动——强者的示好令骨子里有着奴性病态精神的海泉感到自己获得了精神上的安慰和胜利，这让他瞬间忘却了自己的妒意。后来，海泉加入了一个革命组织，在同志们的鼓动下，他热血沸腾，想要参与游行示威，面对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暴行，他无比愤怒，但又一想到自己假若参与其中，有被捕甚至被杀的风险，爱国热情瞬间被明哲保身的理念扑灭，最终他同少彬一样，选择以性爱来麻痹自我，和好友的妻子秋英终日沉溺于肉欲之中。

张资平在其长篇小说中，承继了五四学人改造国民性的殷切期望与历史使命，以超越历史和时代的眼光去审视和反思病态的国民性，塑造了“买办阿Q”“青年知识分子阿Q”等形象，丰富了“阿Q”人物谱系。张资平对病态国民性的描写与反思，始终与外部的社会关系、社会问题紧密相连，试图通过对病态国民性的反思，揭示病态社会带来的心灵扭曲，反思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造成人性异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