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新历史主义为指引

经历了创作的发轫期后，卓越杰出、脍炙人口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层见叠出，遂成为学界持续关注和不断深耕的研究对象，学界研究的焦点始终集中于此类创作之上。回溯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那些被视为经典的长篇佳作在整个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历程中占比极低，反而是那些众多被遮蔽、被忽视的长篇作品成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主干和基石。以往学界对重点作家作品的深度研究自有其合理性、科学性与必要性，不过，这种固化的经典筛选机制，必然存在着瓶颈和缺陷。

任何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均无法完整重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全貌，无法覆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全部作家作品，“历史一旦成为文本，就每每以一元化的、整体连续的面目出现。然而，这种一元化的正史文本不可能将历史过程的丰富多样性一网打尽”[9]。入史的作家作品，特别是那些能够分章立论的作家，在思想与审美方面有其代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没有入史，或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仅寥寥数笔或一笔带过的作家作品不具备过人之处。历史书写不可能是绝对的客观公正，因此，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论述应该以新历史主义为指导思想，重新打开论述的空间。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观，强调野史、小历史、小叙事对于传统宏大叙述、正统叙事、经典叙事的颠覆与消解。当下，学界借新历史主义阐释的主要是作家的文学创作，或是文学批评家对于新历史主义创作文本的评论，或是对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论述，受到新历史主义的影响较小。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史观层面，新历史主义历史观的渗透越发微弱，也就是说，我们常常用与宏大历史相对的“小历史”“微历史”“民间史”“野史”“稗史”等理论视角去解读那些带有新历史主义倾向的作品，但学界尚未有意识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贯穿这种历史观念[10]。以新历史主义观来统摄文学史的写作，可以追溯到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传播以及“重写文学史”的实践。“重写文学史”运动开展之后涌现出的不同版本、各种类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将过去那种意识形态史、政治权力史、一元中心化史，变成多元文化史、审美风俗史和局部心态史，其目的在于瓦解过去正史的意义”[11]。这亦是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必然趋势。“史家的兴趣开始从重大战争、君主序列、英雄领袖转向普通大众的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礼仪风俗等社会文化的‘诸历史’，发掘那些被湮没者和被边缘化者的历史，新历史主义承继了这一新传统。”[12]在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开放型书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以往大量被边缘化、被遮蔽的作家作品重回大众视野。在新历史主义思潮的指引下，应力求尽可能的“全面”“客观”和“公正”。本书将目光投向那些历经多次撰史，依然被遮蔽、被遗漏的中国现代长篇创作，关注“重写文学史”运动开展之后，依然被界定为支流或暗流的作家。“新历史主义向那些游离于正史之外的历史裂隙聚光，试图摄照历史的废墟和边界上蕴藏着的异样的历史景观……新历史主义发现，任何一部历史文本都无法客观而全面地覆盖历史真理，文本不可避免地受话语虚构性和权力性的编码。历史的真理性散播于各种文本之中，因而需要通过多元化的文本来共同体现。”[13]

以作家平襟亚为例，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就通过武侠、言情等通俗短篇小说的撰写登上文坛，但直至1927年1月，以笔名“网蛛生”写作、由新村书社出版发行的长篇小说《人海潮》的洛阳纸贵，才使平襟亚成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由此跻身通俗文学名家之林。但在以往，学界对平襟亚的研究甚少，无法同其他通俗文学家如包天笑、范烟桥、苏曼殊、徐枕亚、张恨水等人相提并论。并且学界对平襟亚的长篇创作研究也主要集中于他的代表作《人海潮》[14]，却忽视了对《人海潮》的续篇——《人心大变》，以及《人海新潮》（又名《明珠浴血记》）的研究。因此，著者以平襟亚三部用“人”命名的长篇小说为切入，既论述其代表作《人海潮》，又阐述其被忽视的两部长篇作品《人心大变》《人海新潮》，由此再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尤其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被遮蔽的作家平襟亚的创作风貌。通过横向比照、纵深开掘和独特阐释，发掘“各种复数的小写历史”，“小写历史的丰富具体性让微弱沉寂的历史事件发出了声音，让大历史丰碑遮蔽之下的人和事浮出了历史地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