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本书相关概念的界定和相关理论的梳理

一 对当代南北战争小说相关概念的界定

对当代美国内战小说开展研究之前，有必要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对一些核心问题进行探讨，包括“当代”的时间范畴，当代文学作品关注的对象和包含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当代性与历史和未来之间的关联以及对当代美国内战小说的文本遴选范围等。

首先是如何认识当代这个宽泛而又有些模糊的时间概念。事实上，每一位作家所处的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独有的特质，如果以作家自身为参照的主体，将其生活的时代称作为当代，那么“当代”就意味着永恒的现在时，一代代作家都可自称为当代作家。同时，“当代”的内涵会随着历史的推进而不断变化和延伸。不过，这无疑会在这个时间概念的内部导致界定含混，形成悖论，为研究设置阻碍。因此，本书采纳了文学史的普遍观念，即“当代文学”一般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文学。[8]大部分的美国文学史书籍也将60年代作为了当代的起点。比如王守仁主撰的《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中分别设置了当代美国戏剧、当代美国诗歌、当代美国通俗文学和当代美国文学批评理论等章节，其时间起点都是60年代。这样的界定虽然依旧比较笼统，却能以我们生活的时代为坐标，提供一个纵向历时研究文学流派发展历程的时间和范围。时间范畴的划定是深入研究的前提。其次，便是当代小说所关注的对象。当代文学可以书写当下的社会生活，反映时代的特质，社会的风貌，同时还可以跨越时空重写历史。中外当代文学中都有大量的历史题材小说，它们将历史与当代性直接连接起来，使得“各代人共处一个时空体之下”，完成这些作品的作家，“不论作品何时出版，都成为了历史小说家。”[9]这些历史小说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可否认，由它们所总结出的当代文学特征，极有可能与当代性存在着背反性的矛盾，即作品中的历史性与当代性彼此对立、碰撞。最终经过相互调和，所有历史都成为了当代性的历史，当代性的塑造也承受了不在场的历史的反作用。最后是当代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价值取向和情感结构。当代小说不仅重建历史，还可建构未来。《无人幸免，2074—2095》就是以构想出的未来内战为背景描写战争给未来社会带来的灾难。历史与未来皆不在场，然而不论是对哪个时期的建构，都脱离不了当代性的范式。这些作品通过当代性范式中的价值结构与情感结构，赋予了历史以当代的意义与价值，使未来具备了当下实现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在面向历史和未来时，当代小说蕴含着积极的能动的建构性，其结果是“一切知识的描述都需要通过当代性得到重新评估”[10]。凝结于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结构，是历经过去百余年各种激烈的社会政治运动、文化思潮洗礼后，沉淀于这个时代的专属特质。因此，当代的内战小说在重述已发生的战争和勾勒想象中的战争时，传递的是当代美国主流文化对于战争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英雄的形象、理想和信念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严肃思索与重构，对于当代美国突出的政治弊端和尖锐的社会问题的反思与批判。在此基础上，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当代性不应该仅停留于“时代精神”的层面，而应在对人性的审美观照中凸显“真理性”。[11]也就是说，只有当代小说中价值和情感结构所凝聚的可经受不同时代检验的真理性要素，才能成为勾连历史、当下和未来的永恒标准。

本书在确定了美国当代内战小说的时间范畴、精神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研究目标锁定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内战小说，一方面，考虑到20世纪末到21世纪头20年美国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的结果，即在海外不断挑起区域性战争，在美国本土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从文学发展角度来看，近30年来新现实主义潮流逐渐成熟，给小说创作带来深刻影响。

另外，还需要进一步界定的是本书研究的当代内战小说的文本范畴。战争文学研究学者李公昭提供了构成战争小说的三个基本要件：即战争背景、战争人员和战争行为。[12]不过他也指出在面对不同时期的不同文本时，这样的界定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飘》中的主要人物和情节是围绕平民展开的，而不是军人。严格来讲，《飘》不是战争小说，但又因为故事发生在南北战争期间，也有少量的战争场面，将其归入战争小说不无道理。因此，他建议战争小说的界定可以有一定标准，但又不必拘泥于标准，一些个案的存在合情合理。同样，本书所涉及的内战小说不仅包括直接以残酷战场为背景的文本，还包括那些关注战场之外，宏大的战争语境下万千众生生存境遇的文本，这些都可列入本书研究的核心文本。除此之外，有些小说都没有直接写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却与那场战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本质上应算是本书研究的外围文本，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比如《上帝鸟》，表面上似乎可划归为讲述废奴运动小说。不过这部小说没有像传统的废奴小说那样以鞭笞奴隶制度的丑恶为核心主题，而是以不可靠的叙述视角，略带荒诞化的情节讲述着布朗起义前前后后发生的故事。布朗起义是加速南北战争爆发的重要导火索之一，且小说呈现了战前兵荒马乱、矛盾空前、危机四伏的景象，因此可以算作是与废奴运动和南北战争密切相关的交叉文本。又如《无人幸免》写的是幻想的未来的内战，传统战争小说聚焦战场战役以及战争中人的生死抉择，塑造着典型战争环境下的典型人物，但也难免受题材限制，创作模式单一，缺乏艺术想象力，而《无人幸免》则突破了这样的局限，在对未来战争的驰骋想象中丰富了内战小说的创作空间。

二 “新现实主义”的理论梳理和概念界定

当代美国内战小说与早期内战小说相比，极力淡化政治倾向，也不再以浪漫主义色彩描写战争中的爱情，吹捧战争中的士兵的勇气与荣耀。作家们一方面秉持接近现实主义的姿态，以严肃严谨客观的态度收集考证历史资料，传承着南北战争的故事，另一方面以当代“他者”的身份重新审视战争，赋予作品以当代的反思与情感，并寻求作品美学风格的突破与颠覆，留下了现代与后现代的艺术痕迹。应该看到，当代美国内战小说是在美国文学新现实主义转向的总体背景之下，在继承与解构的并融中重塑历史的，实现了从形式到内容的不断创新。因此，本书将首先对新现实主义出现的理论背景、产生原因、相关概念的界定、艺术特征及对美国文学发展的作用等做全面的归纳与梳理。

（一）新现实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理论背景：现实主义边界的扩展问题

根据韦勒克的研究，“现实主义”一词最早应用于文学批评领域，源于德国诗人、剧作家席勒1798年写给歌德的书信。[13]后来，在19世纪，现实主义成为了西方文学的重要潮流，涌现了大批享誉世界的作家。到了20世纪，现实主义的发展曾经受到来自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并受到过现实主义究竟有没有过时，是否还有存在价值的争议。不过实践证明，现实主义虽然看似曾经经历过一段式微时期，却从未淡出过文学实践和文学批评领域，并且还衍生出了多种形式，呈现出多样性、多态化的发展趋势。

在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文学界，关于现实主义边界、现实主义发展问题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并且为“新”的现实主义出现铺垫了理论基础。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罗杰·加洛蒂在《无边的现实主义》中就曾指出在司汤达、巴尔扎克、库尔贝、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中，可以得出一种伟大的现实主义标准，那么是否应该将卡夫卡、圣琼·佩斯、毕加索这些所谓不符合标准的艺术家排除于现实主义之外，或者说排斥于艺术之外，还是应该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的定义，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尺度。加洛蒂明确选择了第二条路。[14]当时的法国评论家彼尔·戴克斯、作家路易·阿拉贡等人都对加洛蒂著作中有关现实主义的论述给予了支持和称赞。反对之声来自于苏联文艺理论家苏奇诃夫，他在1965年苏联《外国文学》杂志上发文指出“颓废派”的成就不可能丰富现实主义的内涵，反之亦然，现实主义也不可能将边界扩大到可以包容下颓废派的艺术。他明确表示将颓废派和现实主义结合是荒谬而无益的。那么什么是颓废派呢？该杂志曾经指出了一些表现颓废的形式，其中包含一些现代主义的特色，比如宣扬非理性主义、荒诞哲学以及存在主义的观念等。[15]可见，加洛蒂与苏奇诃夫之争，已经触及现实主义边界扩张以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融的潜在可能性。阿拉贡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也提及，现实主义的命运不能是一成不变的，不会一劳永逸地获得保证，只有不断接受和重视新的事实才能存续下去。他说，“明天的现实主义，即能适合那些将要来评判我们的人的现实主义，难道是一种对旧现实主义、对一些僵化的典型的模仿吗？”,“用教条主义的尺度一贯地抛弃一切不是表现‘现实’的东西，是阉割和缩小现实主义”[16]。英国著名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意识到20世纪西方小说背弃了昔日的现实主义传统，陷入了一场小说危机。威廉斯提出，重新界定现实主义可能是打破僵局走出困境的好办法。在他看来，新的现实主义意味着“高度的整合”，即思想和情感、个人和社区、变动因素和稳定因素彼此渗透的生动境界。他强调的这种新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发现”（discovery），而不是“恢复”（recovery），它囊括了“个人现实主义”。而所谓“个人现实主义”其实就是现代主义。雷蒙德认为，现代主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充分重视个人的主观感受，不像传统现实主义那样过于倚赖自然观察的理论，却忽视了人可以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他还强调新的现实主义给予了语言足够的重视，虽然并没有像罗兰·巴特那样直接提出“语言创造现实”的观点，但他的新现实主义小说观中隐含着对语言创造性功能的肯定。[17]上述讨论表明当时现实主义边界扩展已是大势所趋，相应的理论土壤在逐渐形成，理论的探讨也将促使文学实践层面的创新。虽然这些争论还没有明确该怎样扩展边界，向什么方向扩展边界，但新的现实主义的出现已是必然的结果。

近年来，对于现实主义边界范围的思考从未停歇，奠定了现实主义持续发展、演变的理论基础。有些学者提出的观点虽不能算作新现实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却也与当代新现实主义相伴，促使着新现实主义文学形式多样化的发展。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强调并重视语言的建构作用，为现实主义边界扩展指出了一个具体方向。Gasiorek用衣服与身体之间“适配”（fittingness）关系的比喻，修正了传统观念中将现实主义视为直接映照外部事实的看法，他认为“衣服不与身体同构，不反射或映照身体，不和身体一一对应，也不受制于任何事先预定的风格或样式，但衣服又必须与它们要包裹的身子适配”。[18]他用这样一个比喻说明了当代现实主义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双向关系，正如身体独立于衣服，现实主义承认外部世界的独立性，同时又如衣服能塑造人的身体和身份一样，现实主义也意识到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离不开话语建构。但话语建构也不能完全地不受约束、随心所欲，它做出的“衣服”还要适合于人的身体。沃恩斯（Christopher Warnes）在其专著Magical Re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Novel: Between Faith and Irrelevance（2009）中，提出了忠实的魔幻现实主义（faith-based magical realism）和不敬的魔幻现实主义（irreverent magical realsim）的概念。忠实的魔幻现实主义将话语等同于现实存在，会利用魔幻来扩展和丰富现实中业已存在的观念；不敬的魔幻现实主义将话语视作话语，这种话语式的魔幻现实主义（discursive magical realism）有意将非现实提升到现实的地位，并从认识论层面对现实与非现实同时质疑。沃恩斯还将这两个术语和雅各布森（Roman Jackboson,1896—1982）提出的隐喻和转喻理论做比拟。在雅各布森的理论中，转喻遵循的是相近性原则，隐喻则是遵循的相似性原则。他认为忠于现实的魔幻现实主义按照转喻的机制运作，超自然的事件代表着看待现实的另一种模式，这是一种转喻式的可替代的模式，这种模式来源于非西方的信仰体系和世界观中看待现实的方式。相反，对于不敬的现实主义，超自然的事件替代了现有的一个或一组观点，表现了语言建构现实的方式。[19]沃恩斯的理论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看待魔幻现实主义的二元对立模式，将这类小说中的社会关注与文本建构意识结合起来。利科等人（Paul Licoeur）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模仿”内涵的重新挖掘在划清虚构与本质界限的同时，强调了文学再现的建构性。利克在其论文Mimesis and Representation（1991）中指出模仿的内涵至亚里士多德之后就有了动态与创造性维度，模仿能够“生产它所模拟的东西”。[20]

以上论述都可以看作现实主义边界扩展问题的进一步延伸。各国学者都普遍从认识论层面强调了语言对于现实的建构作用。这种话语建构性的作用不局限于文学作品本身，还体现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政治历史层面。王守仁等在专著中指出“只有认识到现实主义的话语建构性，才不会将强势文化或过去时代的形势标准视为先验真理，现实主义既可以推动资产阶级的兴起，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它既能作为拉美与其它第三世界的国家对抗西方现代性的武器，也能为处于后现代社会的当代人寻找新的真实观”。[21]同时，话语建构性也决定了现实主义在文学形式创新上的时代局限性。不同时代的作家用不同时代的话语反映现实、建构现实，体现了特定社会环境下人对于世界的一般认知，现实主义文学的创新自然也受到时代的局限，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创作风格千差万别。只有“当作者和读者在一个动态平衡点上共同认可一部作品表现了真实世界，现实主义的诗学目标才得以实现。”这种平衡微妙却拥有内生动力“传统与创新、维护共识与打破成规的相悖冲动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相互制衡而不走极端，这既给现实主义提出了难题，也给它注入了活力。”[22]更重要的是，对话语建构性的重视是后现代主义理论所极力推崇的，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学重要特点之一。因此，现实主义诗学对语言建构性的接纳，成为了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融合的重要契合点，成为了当代新现实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源头之一。

新旧现实观、历史观、人物观的融合使得当代现实主义内涵不断丰富，并进一步促进了这些作品形式和内容的不断革新。应该看到，现实主义一直在超越陈规，改变旧有的表征方式。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既源于外在时代和市场的需求，也源于自身内部的发展动力和变化机制。一方面，对现实主义边界的探讨为世界范围内新的现实主义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作为现实主义的一支一派，新现实主义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循序渐进的理论铺垫和过渡。另一方面，新现实主义的边界也注定从诞生之初就不会是封闭的。进入21世纪，随着对现实主义边界问题多角度多层面的持续深入讨论，新现实主义也在扩容、革新，可以说，新现实主义的发展一直处于未完成的进行时态中。当代南北战争小说的创作深受新现实主义潮流的影响，反之也在扩展着新现实主义的边界和内涵。

（二）对“新现实主义”概念的界定

“新现实主义”作为一个专有的术语早已出现在哲学研究领域。美国学者埃德蒙·哈兰兹（Edmund Hollands）在1907年举行的全国性哲学学术会议上，就宣读了以“Neo-Realism and Idealism”为题的论文。在艺术创作领域，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二战”后的意大利。一些新现实主义艺术家高举民主、进步、平等的旗帜，忠实反映了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和人民的悲惨生活，在影视创作方面尤为活跃，对这一流派的发展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新现实主义既延续了19世纪的写实主义，又与传统的写实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何为“新现实主义”，在探讨这一概念之前，需要首先界定何为现实主义。M.H.Abrams在《文学术语汇编》中的“现实主义”词条下，从两个方面做了分类式的定义：一是指19世纪发展起来的一种与小说创作相关的文艺思潮和运动，代表作家包括法国的奥诺雷·巴尔扎克、司汤达，英国的查尔斯·狄更斯、乔治·艾略特，美国的亨利·詹姆斯、威廉·豪威尔斯等。二是指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文学形式反复出现的再现人类生活和文学经验的模式。[23]前者是对现实主义狭义的偏重于时间概念上的划分，后者则是广义的从艺术表现模式上的界定。新现实主义正是在这两方面与传统现实主义形成对照的，时间上的“新”自不必说，这一潮流产生于欧美后现代之后的70年代，从时间范畴上区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另一个层面的“新”体现在对世界的表现模式，新现实主义同样像传统现实主义那样注重再现，但再现人类生活和文学经验的模式发生了诸多变化。另外，便是“主义”一词。英文中的主义使用的是-ism。这一词缀本身能衍生出不同含义的词，可以表示某种状态、特质，如barbarism（野蛮行径）,escapism（逃避现实的状态）,fanaticism（狂热的行为）；可以表示具备的某种性质，如humanism（人性）,brutalism（兽性）等；可以表示某种信仰体系，如Confucianism（儒教）,Buddhism（佛教），不过显然这些词都不能译为“主义”，否则会引起中文读者的误解。-ism的含义还可以上升到一个抽象的层面，指某种社会文化理论、认识假设或者惯例，也就是与中文相对的主义，如socialism（社会主义）,Neo-classism（新古典主义）,empiricism（经验主义）等。新现实主义和与其相关的现代主义（modern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都属于这类情况，不过新现实主义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这里的“主义”或许可以理解为“所要研究的某一类文化现象的总称，是对这些文化现象的共同特点的一种抽象归纳”。[24]但还应注意到，无论是“总称”还是“抽象归纳”，对“主义”的认知都是相对静态和定规的，而新现实主义从概念提出到理论发展始终是一个动态、开放、未完成的状态，并且与文学创作实践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即当代各国小说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现实主义艺术潮流的影响，反过来文学创作又促进着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从这个角度看，新现实主义之“主义”还代表着一种趋势和方向。

中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新现实主义做进一步界定。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94）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一章中，马尔科姆（Malcom）就试图通过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对比，来界定新现实主义的范围。他认为，这种现实主义“不是19世纪那种合乎规范的现实主义……不是关于风格和社会体制的现实主义……它也不是决定论的、必然论的现实主义，那种现实主义被称为自然主义……而且不是杰克·伦敦和厄普顿·辛克莱的新闻报道式的揭丑闻的现实主义……它也不是30年代某些作家急迫而常常负有意识形态使命的政治现实主义”[25]，同时这种现实主义中“隐藏着某种深切的焦虑”，表现出“存在主义的危机感，一种荒谬的虚无主义意识”[26]。这样，马尔科姆巧妙地以否定现象的方式圈定了新现实主义涉及的范围，并指明了其中所蕴含的现代或后现代主义精神。不少学者普遍注意到了新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之间的关联，将新现实主义看作“后—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之后”向现实主义的回归，郭继德简明扼要做了概括“作家从前一时期特别重视实验艺术手法转向更多地运用现实主义模式进行创作，但同时又从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创作手法中撷取了营养，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27]Mary Holland（2013）更是创造了“后结构现实主义”这样一个术语，来阐明新现实主义中两种思潮相互交叠，彼此影响的特色。他认为新现实主义“用后结构主义的方法解决了后结构主义自身和传统现实主义在表现方面的问题”[28]。可见，学者们有的从时间范畴的先后，有的从不同“主义”自身本质特征的共性和差异等不同角度来界定新现实主义，不过他们都注意到了新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综上，本书认为新现实主义主要指当代小说在艺术形式和思想特征上表征现实的新模式。从艺术形式层面看，这些作品在遵循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模式的基础上，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在此基础上，新现实主义之“新”还体现在更深层次的思想特征方面，艺术形式的创新可以为作品的内容、主题、思想服务，结合本书研究的当代南北战争小说而言，在对社会问题的认知和反思、对当下和历史的哲学思考等层面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对传统的解构。因此，作品思想特征层面的革新源于继承与解构的平衡。进而又可衍化出几种新现实主义的模式（见表1-1）。

以上三种模式中，应以第一种为主流，第三种较少出现。

（三）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

在美国小说界，新现实主义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发展起来并逐渐走向成熟，一些作家摒弃了五六十年代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写作革新与实验，开始回头重写现实题材。1991年5月在比利时哥特大学举办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国际研讨会中，马尔科姆就指出“小说的主流在某种形式上从未必远离过现实主义”。[29]不过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的出现一样，美国文坛的新现实主义转向也并非一蹴而就，人们自然也无法以具体的某年某月为节点简单生硬地划清后现代与新现实之间的时间界限。在Emory Elliott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8）中，就揭示出了在一段时期内两种创作倾向并存，且此消彼长，由一种向另一种逐步过渡的大体趋势，“首先，尽管仍然在继续出版高度实验主义的作品……但这个时期的小说中很少有实验主义本身的痕迹；其次，在已脱颖而出的许多优秀作家中，现实主义又重新备受青睐……传统现实主义又和荒诞逐渐结合起来”。[30]文学实践上的变化，也影响到文学批评领域，2012年推出的《现代语言季刊》刊登了Jed Esty和Colleen Lye撰写的长文，认为在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之后，文学批评和研究方法上又出现了“新现实主义转向”（“new realist turn”）的发展动向。

而关于美国小说新现实主义转向的动因，评论家们也都做过详细的阐述，从宏观层面看一般包括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时代转型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后，后现代主义文学逐渐占据主导，作家们注重形式与技巧的创新，不断尝试各种花样繁多的写作实验，存在主义、未来主义、荒诞派戏剧、新小说、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接踵而至，把此前现代主义文学本就很极端的反叛推向了新的极端。如果说现代主义作家在“上帝死了”之后的精神“荒原”中创造了新的神圣，新的价值原则和结构中心，那么后现代主义则不再追求终极意义、终极价值，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和广大民众对于社会问题和未来发展的迷惘、困惑和内心的苦闷。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动荡也进一步提升了作家写作中开拓创新的精神。到了7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进入80年代，美国政局趋于稳定，民众慢慢摆脱悲观厌世、失落无助的社会情绪，作家的政治热情也有所下降，对于不断推陈出新的文学实验也渐感厌烦，开始以冷静严肃的目光凝视和思考社会问题、历史问题，逐渐向现实主义题材回归。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文坛新现实主义的转向是时代发展和转型的产物。另外一方面原因在于市场的选择。从读者接受来看，后现代主义无视规范、极度自由，具有超前性、实验性、破坏性、颠覆性的文学创作虽然在短期内能吸引部分阅读群体猎奇的目光，但因其远离社会现实，远离大众关切，注定不会被更广泛的读者受众所接受。由此，市场的回应和选择也要求作家不能只沉浸于自我欣赏的文学实验，应该贴近读者需求，向现实主义靠拢和回归。除了宏观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的原因外，有的学者还注意到这一转向背后微观原因，即作家创作心理层面的变化。姜涛认为这种转向体现了后现代作家创作的成熟和个人心态的调整。[31]众多作家从创作之初沉迷于新潮的写作技巧到后来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民众的精神，追求非道德判断式的真理，赋予了作品以力量，以责任，向读者展示了高尚的精神，这些都是创作心理趋于成熟的表现。

研究者还关注到美国新现实主义作品创作层面体现的各种特色。罗小云在专著《超越后现代——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研究》（2012）中将新现实主义小说划分为社会问题小说、政治题材小说、种族问题小说、战争题材小说四大类，并分析了每一类下代表作品的特色。姜涛在2007年发表的论文中具体总结了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取向、内容特征、艺术特征和审美特征。佘军围绕着美国新现实主义展开了系列研究，在2013年《当代外国文学》发表的论文中梳理了美国文学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直到现在占据主流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中人物概念的演变，认为新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的刻画是逼真的、可知的、典型的、外在的，同时又是个性的、内省的。他在2015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发表的论文中又总结了美国新现实主义的三类主要创作题材：一是以科学技术和消费主义为特征的后现代社会生活题材；二是历史书写的题材；三是当代美国民众的精神与道德世界生活题材。[32]他还围绕这一主题完成了博士论文。

可以说，新现实主义小说是当代美国文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现实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逐渐形成，近30年来，这股潮流依旧方兴未艾，为当代美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诚如孙璐在梳理“伟大的美国小说”这一个观念的流转时所指出的，新现实主义从20世纪末开始以一种新的面目再次成为“伟大的美国小说”在当代的主导。[33]同时，新现实主义在形式、内容、题材选择方面的突破与创新，还实现了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发展与革新。关于这一点，王守仁的评价颇为生动形象、贴切中肯，他认为“新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实践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内涵，使现实主义得以螺旋式地向前发展”。[34]

上述新现实主义相关概念的界定、艺术特征和发展脉络的梳理对于本研究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明晰了研究路线，即探索在新现实主义潮流影响下，当代美国内战小说如何在继承传统与解构传统的平衡中重塑历史，同时反过头来思考当代文学作品的创作对新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促进作用。二是明确了研究对象和研究重点。研究对象锁定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美国内战小说，这一时期美国的新现实主义已发展成熟。研究重点在于对内战小说中写实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交融的基本模式的研究，以及这种交融对于反思历史问题、社会问题，建构当下政治话语，表达情感和主题所发挥的作用。三是有了这样一个框架，有利于梳理跟踪美国内战文学的最新发展趋势。近年来，美国当代作家回头写内战时，不断寻求形式内容、写作风格、叙事结构、叙事技巧等方面的突破和创新，在新现实主义的框架下，这些作品表现出由写实与现代主义交融向写实与后现代主义结合过渡的大体趋势。至于这种倾向是否会发生回摆或变异，需要进一步跟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