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选题缘起

刘向刘歆父子是西汉后期非常重要的学者，对西汉后期学术、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影响甚大。西汉成帝时期的扬雄与东汉明帝、章帝时期的班固是百余年间前后呼应的两大文学家，其间并没有特别突出的作家、作品问世。这一段的文学史给读者的印象是比较沉寂的。实际上，这一段文学更像是处于一个反思、酝酿的时期，各种文体在学术大转变背景之下，都在悄悄发生变化，引领这种反思风气的，正是刘氏父子。刘向出生于汉昭帝元凤二年，历仕汉宣帝、元帝、成帝三朝，而他的儿子刘歆，历仕成帝、哀帝、平帝直至王莽新朝，刘歆在王莽掌权时期，先后被任命为右曹太中大夫、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等重要职位，居于文坛、政坛枢纽，正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地位，推动了古文经被立于博士官，其在西汉后期的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汉成帝河平三年，时任光禄大夫的刘向接受诏命“领校中五经秘书”，不久，刘歆也受命参与领校古籍文献工作。刘向刘歆从事的这项延续二十余年的文献整理活动，至汉哀帝即位初年才结束。把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活动放在整个西汉中后期文学发展史背景中探讨其成绩与影响的成果较为罕见。西汉时期文学与学术均与政治关系紧密，如以赋为代表的文学被要求有讽谏的功能，经学被要求服务于政治，陆贾、贾谊、刘向、刘歆等西汉官员，同时又是学者、文人，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活动，对他们的文学观念及具体的创作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而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活动，又是在汉成帝诏命下，聚合众人之力耗费二十余年完成，必然会涉及对文学相关问题的讨论，对文学发展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本书以“刘向刘歆学术活动与西汉中后期的文学嬗变”为研究对象，选择这个题目开展研究，是有意义的，可以全方位地研究刘向刘歆父子学术活动，细致梳理出刘氏父子学术活动中，整体的文献整理理念、程序以及具体的分类、分析工作，并观察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同时，该研究可弥补以往关于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初期文学转变原因研究的不足。从学术角度研究其对文学的影响，增加了对文学转变原因的考量因素，更贴近文学本身的研究。另外，该研究可深化文学史学对西汉中后期文学演进的认知，从学术的角度观察学术活动对文学演进的意义，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视角，有利于对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入。从学术思想与文学关系角度观照、分析两汉之际文学发展特征，这将有助于发现容易被人忽略的文学史问题。

二研究述评

（一）与刘向、刘歆有关的研究成果

第一，有关刘向刘歆生平及其著作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的成果。对刘向刘歆研究资料的文献学整理方面，主要体现在辑佚、注译、校勘学领域的成果，是本课题研究重要的基础。著录于《隋志》的六卷《刘向集》、五卷《刘歆集》并未保存于世，现存刘向、刘歆最早的别集是明代张溥辑刻的《刘子政集》《刘子骏集》。清代辑佚学兴盛，对刘向、刘歆著述的辑佚有数家之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姚振宗《师石山房丛书》等，严可均《全汉文》对刘向、刘歆著述收录较为全面，不仅收录了辞赋、奏疏文、书录、颂、铭等单篇文章，也辑录了刘向著述的《别录》《新序》，辑录了刘歆的赋、表、奏议、论等单篇文章，也包括《三统历》《七略》等，对刘氏父子赋作、奏疏文等单篇文章，哪怕残章断句也收录。刘氏父子的《别录》《七略》是目录学的典范之作，在辑佚之风盛行的清代，引起了多位学者辑佚的热情，其中姚振宗的辑佚是其中的集大成者。姚振宗《别录》《七略》辑佚是以严可均、马国翰等辑本为参考，体例和条目更为完备。清人对刘向刘歆著述的辑佚工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相关文献整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刘向刘歆著述文献整理本集中出现于20世纪最后三十年，这些成果一般以新整理的单行本形式出现，主要为对《七略》《别录》以及《新序》《说苑》《列女传》的整理，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17年版），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张涛《列女传译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王照圆撰、虞思徵点校《列女传补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姚振宗辑录、邓骏捷校补《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与课题相关的文献学成果，还有关于刘向、刘歆的年谱，清人梅毓《刘更生年表》、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第二，聚焦于《说苑》《新序》《列女传》进行专书研究，是21世纪初期学位论文的重要选题来源，2000年以来关于《列女传》的硕博士学位论文有六十篇左右，《说苑》的硕博士学位论文有四十篇左右，《新序》的硕博士学位论文有二十篇左右。这些学位论文关注点有所差异，有从文学、语言学、编撰、思想、叙事学等各个角度入手，也有综合性研究的。在这些学位论文的基础上，2000年以来有关《说苑》《新序》《列女传》的专书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如谢明仁《刘向〈说苑〉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启敏《刘向〈说苑〉、〈新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徐建委《〈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陈丽平《刘向〈列女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郑先彬《刘向〈列女传颂图〉研究》（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等。研究这三部书中特定问题的期刊文章大量涌现，与《列女传》相关的研究重心在性别观念、人物形象、作品传播特征、经学观念、编撰特点等方面。相关论文对刘向《新序》《说苑》的关注点除了编撰、人物形象，还体现在价值取向特点、思想特点、著述性质、文献来源、文史方面的特点及价值，也有从语言学入手讨论的。

第三，关注刘向刘歆学术思想特点，尤其是经学思想方向，从学术史角度，对刘向刘歆父子学术思想的研究。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徐兴无《刘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此书是属于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因而其考察中心为刘向刘歆的思想特征，作者以叙议结合方式进行论述，以刘氏父子的生平与时代因素作为背景来论及他们的思想特征，依次论述了刘向思想时代特征、刘氏父子礼制思想、刘氏父子的校雠与学术史观、刘氏父子的律历学与天道观等问题。提出刘向刘歆父子在校书中阐释和建构了“新王官之学”，从宏观角度观察刘氏父子的思想特点。还有一些单篇文章，专门探究刘氏父子的学术与思想特征，如郑万耕《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史观》认为刘氏父子学术思想中《易》为五经之源、诸子相反相成，吴敏霞《刘向学术思想特点浅议》对刘向学术思想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还有学者专门从微观角度探究刘氏父子在某个经学领域的思想特点，如郑万耕《刘向刘歆父子的易说》、王继训《刘向阴阳五行学说初探》，分析《易》、阴阳五行学说在刘氏父子学术思想中的特殊地位。尹自永《刘向经学思想研究述略》、黄梓勇《刘向〈诗〉学家法研究》、张涛《试谈〈穀梁传〉对刘向的影响》，则将研究重心放在对刘向经学特色的探究上；边家珍《礼制的重建：刘歆争立古文经的再认识》、葛志毅《河洛谶纬与刘歆》，深入分析了刘歆经学思想的特征。以上研究为单篇论文的形式，也有思想方向的研究著作，如吴全兰《刘向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四，围绕刘氏父子校雠、目录等文献学成就的研究成果。刘向刘歆在汉成帝、哀帝时期进行的书籍文献整理活动，是全面而系统的，成果显著，书籍文献从此有了较为固定、完整的文本，《别录》《七略》的撰写在目录学上更是具有开创意义。有从宏观视角观察刘氏父子文献学成就的，如郎松雪《西汉文化转型与刘向、刘歆父子的文献学成就》。由于刘氏父子文献学方面的显著成就，关于校勘、目录学、辨伪等方面的文献学著作，都会专门对刘氏父子文献学工作及其价值意义进行单独的论述。专门关注刘氏父子校雠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宋郑樵《通志·校雠略》、清章学诚《校雠通义》，清末民国初年的孙德谦聚焦于刘向校雠的过程与步骤，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刘向的方法论以及校雠方面的成就，撰写了《刘向校雠学纂微》一书，是对刘氏父子校雠研究最细致的成果。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学者们对刘向校书的细节讨论的专门论文增多，更关注刘氏父子校书的过程与事实的细节。熊铁基《刘向校书详析》，认为刘向校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既有保存之功、也有删改之嫌，启发了辨伪、辨疑工作。王承略、杨锦先《刘向校书同僚学行考论》考索西汉刘向领衔的校书中的其他参与者信息。唐有勤《论刘向校书》对刘向古籍整理和校勘工作的成就与方法做了梳理和肯定。邓骏捷《论刘向校书中的“底本”意识》，认为刘向确立了校勘学的一些实践原则与操作方法，分析了其中以“中书”为本、参校“外书”的校勘特点。邓骏捷《刘向校书考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详细分析了刘向知识结构、思想特点及创作倾向，梳理校书中的程序与细节，总结刘向校书对古文献学、古代图书流传的意义，分析《七略》所反映的学术理念。李景文《刘向文献编撰研究》从文献整理中的文献编撰角度分析刘向所做的工作及具有的特殊意义。

目录学的专著也会对刘向刘歆的目录学成就留有专门的章节，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余嘉锡《古书通例》中列《叙刘向之校雠编次》，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设有“校雠篇”。专门以《七略》或《别录》为题的期刊论文有一百余篇，这些成果大多关注刘氏父子在目录学上的成绩与开创意义，如王重民《论〈七略〉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成就和影响》，认为《七略》体现的学术思想体系严密，推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钟肇鹏《七略别录考》考察了《七略》的体制与《汉志》的区别、《别录》的体制及其与《七略》的异同、《别录》《七略》的撰成及亡佚时代等问题。周丕显《两汉时期的目录学——试论〈别录〉、〈七略〉和〈汉书·艺文志〉》论述了刘向校书编目工作的程序和方法等问题。

（二）从社会、文化、学术等角度考察西汉中后期文学的研究成果

对西汉中后期文学的研究论文一般集中在王褒、刘向、刘歆、扬雄等重点作家相关的文学现象，如张侨《论刘向刘歆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学观》、李小平《刘向及其文学成就》。对《汉书·艺文志》尤其“诗赋略”相关西汉中后期文学问题的研究，如冷卫国《刘向、刘歆赋学批评发微》、俞纪东《〈汉志·诗赋略〉“扬雄赋”绎释》、曾祥旭《〈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之“赋”说》等论文，或关注刘向、刘歆的赋学理论，或关注扬雄赋作及赋论问题。曹虹《从“古诗之流”说看两汉之际赋学的渐变及其文化意义》专门分析了两汉之间赋作及其赋论的变化。孙少华《桓谭“不及丽文”与两汉之际文风的转变》，从桓谭入手分析两汉之际文风的变化。西汉中后期文学史相关著作，也是与本课题密切相关的成果。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兴起于20世纪初，百余年来硕果累累，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如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均作为高校教材多年，其编写范围一般起始于先秦、终止于近代，因为其编撰时代跨度大、对每个朝代文学演变论述的篇幅有限，涉及西汉中后期的文学编撰，重点放在重要作家，对于文学演变论述相对简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汉代相关断代文学史弥补了这方面缺憾，如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等，后者以文学编年史的特殊形式关注了秦汉文学发展的时代演变特征，在文学具体编年过程中，突出了文学现象与时代学术发展状况关系，是在文学与学术关系方面较为突出的著作。此外还有一些文学思想史著作也涉及了西汉中后期文学，如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等。

从文化、社会等角度考察汉代文学的演变，近年来颇有一批成果，如赵敏俐《汉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许志刚与杨允《汉代文化转型与文学流变》等著作，从文化特殊性入手观察西汉文学演变；龙文玲《西汉昭宣时期社会转型与文学演进研究》、陈君《东汉社会变迁与文学演进》是以社会变化为切入点观察其与文学演变的关系；从学术的角度去观察西汉中后期文学发展与演变，目前的成果也较为丰富，现有成果从经学角度入手的研究，如张峰屹《两汉经学与文学思想》、边家珍《汉代经学与文学》、侯文学《汉代经学与文学》等，或关注经学思想对西汉作家创作思想的影响，或关注经学政策与西汉作家的人生境遇及其对文学影响，还有深入探究某一部经学流派思想与文学发展关系的，如李华雍《春秋公羊学与西汉文学》、韩维志《公羊学天人思想与西汉文学的经学旨趣》，从西汉公羊学与文学关系角度探究经学思想与文学发展关系。也有学者以单篇论文的形式讨论学术与文学的关系，如王魁田《略论两汉的学术思想和文学》，还有一些讨论往往能找到特殊角度去观察文学，如刘跃进师《班彪与两汉之际的河西文化》、陈其泰《两汉之际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说的演变》、冯小禄《两汉之际的臣节与文学——以崔篆、冯衍为中心》等，对两汉之际思想特点考述其变迁时，均对西汉后期的文化思潮给予重视和分析。

三关于刘向刘歆学术活动与西汉中后期文学研究的思考

通过以上梳理，展现出对刘向刘歆生平、著述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方面的成就，有关刘向刘歆校雠、目录等文献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突出，对刘氏父子以经学思想为主的学术思想的深入探究成果突出，成果也涉及刘氏父子文学领域的讨论。汉代经学与文学研究虽涉及了刘氏父子的内容，但未能深入，未能全面地描述其学术思想与文学的关系。关注两汉之际文风转变的研究又未能直接触及刘氏父子。这说明对刘氏父子学术活动与西汉后期文学嬗变之间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把刘氏父子的学术活动与西汉中后期文学演变联系起来，探究学术对文学影响的成果并不易见，关于二者的关系，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1）刘向刘歆是父子，又共同参加始于汉成帝河平三年、终于汉哀帝初年的国家书籍文献整理工作，在具体研究中，一般把刘歆作为刘向的附属而论述，二人因为父子关系与共同的工作经历，确实有诸多相同的思想观点与立场。但是，二人所代表的学术思想与立场是有时代差异的，刘向主要活跃于汉宣帝、元帝、成帝时期，而刘歆活跃于成帝、哀帝、王莽新朝时期，他们的政治、学术活动除了汉成帝时期的交集之外，时代环境、学术思潮完全不同，因而刘向与刘歆是代表了两个不同时代的学术。（2）汉成帝时期开启的国家书籍文献整理的原因，与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的官学改革以后政治、经学领域出现的偏颇有关，刘氏父子的国家书籍文献的整理与总结，同时是对官学发展的纠偏。（3）刘氏父子的学术活动对于西汉文学的发展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文献整理与总结过程中，对于文学类文献类型的整理、突出与总结，客观上有利于对文学性质的认知，促进文学观念的形成，“尊经”的文学价值观的确立。校书过程中强化的观念对于西汉中后期的赋、诗、文等创作与观念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本课题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重点关注了刘向刘歆生平际遇、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学术特点的形成。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活动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展开的，父子二人学术活动的收获与意义？依次论及刘氏父子学术活动在西汉武帝以来官学改革与图书收藏的特殊背景，刘氏父子学术活动的原则、程序、发现及其时代影响。

第一章至第三章依次梳理、分析刘向、刘歆生平际遇与学术特点的形成，总结分析刘氏父子学术影响。刘向的学术特点在汉宣帝时期已经形成，受家学的熏陶，也深受汉宣帝的影响，尤其对于《穀梁传》的学术转向。刘歆的学术特点主要形成于汉元帝、成帝时期，尤其成帝期间所从事的皇家书籍文献的整理工作，使他成为崇尚古文经、主张博学经学风气的先锋。从刘歆的交游切入探讨其两汉之际学术影响，尤其因为刘歆与王莽的特殊关系带来他仕途的变化，决定了刘歆对两汉之交的学术发展具有的特殊影响力。分析刘歆在两汉之交学术、政治上的核心位置，刘歆与古文经学者的交往，尤其东汉初期古文经的重要学者与刘歆的师承关系，由此强调刘歆对古文经的扩大、广博学风的引导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第四章聚焦于汉成帝时期开展的校书活动背景。首先是官学改革的背景，即以复古为号召的齐地改革派政治势力的崛起，他们所大力提倡的各项政治制度的改革。分析了刘氏父子校书活动的学术背景，即今文经学种种弊端的呈现，古文经在内的民间学术的崛起。其次分析了汉宣帝时期以来的对汉制起源及其优劣性分析的声音，指出汉制两大病因，即汉初继承秦朝制度，汉武帝时期增设的、导致世风奢靡的制度，进而提出汉制的改革。这里也关注了国家官藏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的过程。西汉元帝以来，一批出身于今文经官学的儒士身份的官员，看到皇帝、贵族生活奢靡，上疏请求皇帝进行后宫制度、祭祀制度、法制制度等一系列改革，他们前后相继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复古派，他们以出身于齐学的官员为代表，如贡禹、翼奉、萧望之、匡衡、韦玄成等人。在政治思想领域，兴起了对汉代以来的制度追根溯源、评论这些汉制是非的风气。他们认为汉制最初沿袭自秦制，把秦制中很多严酷、不合理的部分继承下来。另外，汉初制度发展至汉武帝时期又走向排场、奢靡。他们认为这些或源自秦，或因为汉武帝增设而形成的制度系统，对当时的政治运行、社会风气以及百姓治理有消极影响，因而提出要对这些汉制进行改革。

在学术领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来，儒学独尊，“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善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1]一方面是六艺之学的枝繁叶茂；另一方面是官学之外的学术萎缩不兴。在释经体例上，为了适应课试制度，日益烦琐的章句体例兴起，学经者一旦进入某一门官学章句体例的学习，往往一叶障目，难及全经。这些情况都导致了今文经的官学学风走向自我封闭，解说随意发挥，释经方式烦琐。正是因为这些情况的出现，西汉后期扬雄、桓谭等人讥讽章句儒生们为“俗儒”“小儒”，不屑于研习章句的经学。民间经学价值日益被知识界接受。早在汉景帝、汉武帝时期，河间献王刘德就搜集了数量可观的先秦古文献，其中包括古文经文献，并且在河间地区设立了《毛诗》《春秋左氏传》博士。对于一些未被立为博士官的古文经，颇有一些爱好者锲而不舍地传承，如孔安国、司马迁、都尉朝、庸生等传承《古文尚书》，张苍、贾谊、张敞、刘公子、张禹、尹更始等人习《左传》，到西汉后期，一些学者并没有学古文经的师授传承，但对于古学颇为重视，如扬雄、桓谭等人均以好古学闻名。再有一些在朝的官员也关注、研习古学，如刘向、刘歆、房凤等人。甚至皇帝也对古文经关注起来，“孝成皇帝闵学残文阙，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而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2]说明汉成帝在诏令刘向刘歆父子领校秘书之前，对旧文、古文已经非常感兴趣，这很可能是促使汉成帝发出校理秘书诏令的重要原因。再如王充《论衡》中提到“孝成皇帝读百篇《尚书》，博士郎吏莫能晓知，征天下能为《尚书》者”。[3]说明汉成帝对于今文官学之外的《古文尚书》有过较为广泛的涉猎。刘歆在《移书让太常博士》中提到，“（汉哀帝）故下明诏，试《左传》可立否？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为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内外相应，岂苟而已哉”。[4]这段话显示，汉哀帝对于这些古文献有过“考视”，认为这些文献有广学之用。可见两代皇帝对于古文经积极支持整理并立其为博士官的态度。汉初以来古文经陆续出土引起了治经者的注意，也就是说，在刘向受诏整理这些古文经之前，这些古文经已经引起了社会关注。刘向父子从事的古籍文献整理，参与人员多、持续时间长、社会影响大，其所要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没有汉成帝、哀帝两个皇帝的先后支持，是没有条件完成的。这说明在西汉后期，没有被立为博士官的古文经已经引起了重视，民间悄然兴起的古文经势力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中所发现的今文官学的漏洞，客观上削弱了这一势力的权威性，也对这批人改革所倚持的“古制”的文献依据提出质疑。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经学作为官学发展到汉成帝河平年间，已经持续了一百余年，在这么长时间内独尊的经学形成了一些不良学风，需要一个总结、纠偏的工作，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活动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从民间兴起的古文经已经引起较为普遍重视情况下，刘氏父子校书活动也迎合了这样一股学术思潮，彻底弄清古文经的文献留存情况及其真正的价值。刘氏父子校书活动及其结果牵动各方面的关注，如太常博士、皇帝、扬雄、桓谭等学者。

第五章重在分析文献整理展开的主、客观条件，对书籍文献的全面掌握，视野前所未有。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的文化政策，将原本与儒家学说同样处于博士官的诸子学说排除于官学，这些学说及其文献也因为缺少利益的引诱而日益衰微。汉成帝时期的皇家图书文献的整理，可以称为文献大“发现”，使大批世间罕见的文献进入学者的学术视野，尤其是接触到大量珍贵古文等典籍。汉成帝时，东平王朝聘时向皇帝求索“诸子及《太史公书》”而未得，[5]原因是大将军王凤的阻拦，可见以藩王的贵族身份，都无法看到这些书籍，尽管汉惠帝时就已经除“挟书律”,[6]然而，在社会上，儒家经学之外的书籍仍然是不流通的。大将军王凤解释其原因时说：“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不许之辞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7]最后汉成帝按照王凤所说回复了东平王，没有将这些书籍给诸侯王。王凤认为诸子书与战国、汉初谋臣之言论对皇权存在潜在威胁，“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认为这样的内容不应该被诸侯王所掌握，而王凤给东平王的借口是把这些书籍看成妨碍五经圣人道义的小辩、小道，怀有很强的戒备心理，这或许代表了在位者的普遍心理，必然控制此类书籍的“外泄”，因此，像司马迁《史记》、战国儒家之外的诸子书，对于即使如刘向、刘歆这种宗室身份的贵族，也无法获取。颇具方术色彩的书籍《枕中鸿宝苑秘书》，是世间罕见书，刘向父亲刘德在汉武帝时办理淮南王的案件时，才无意中获得了这部书，并秘藏起来。因此可以想象，“独尊儒术”后的一批批读书人，在单一的精神读物环境下，习惯了博士经师们章句等说经方式，思想来源是单一的，而且他们所接触的经书版本来源也是单一的。刘氏父子接受诏命校书的对象是“中秘书”，即内廷的皇家典籍，即所谓的“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8]沉睡在皇家藏书部门的珍贵典籍，终于面世，这其中包括河间献王刘德死后，其在生前所搜集的大量珍贵的先秦古文献，也包括鲁恭王在扩建宫殿、毁掉孔子旧居时所发现的珍贵的古文献。这些古文献自汉初进献给中央之后，就一直以密闭的方式被封存、搁置了。在民间古文经兴起之时，这批文献的重新面世，必将引起时人瞩目。

第六章分析刘氏父子整理文献的原则、态度与发现。校书将古文经与今文经文本进行对比，最终发现古文经文本比官学文本更加完整，有些古文经篇数多于官学文本，如《古文尚书》。有些解释经书的传，产生时间比现存官学的传更早，内容上可取之处甚多，如解说《春秋》的《左传》产生时间早于官学博士《公羊传》《穀梁传》，据说传自子夏的《毛诗》，在产生时间上优于《齐诗》《鲁诗》《韩诗》，在解说上优于三家诗。还发现了之前没有见过的解经之作，如《周官》《乐记》等。在学理上，今文经官学如果不吸收古文经合理部分，那么官学就是不完备的。刘氏父子校书内容还有重要一项：汉武帝之后被官学博士排斥的儒家文献之外的其他诸子类文献。这些诸子在汉初和儒家一样被立于博士官位，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把这些学说排斥在博士官学之外。刘氏父子则把诸子类文献认真做了整理、校对，思考了这些诸子与经学之间的关系，在官学框架内，给这些学说学理上的定位，把这些诸子看成“六经之支与流裔”，认为在经学文献残缺、经学曾有断流的前提下，这些诸子文献可以做经学的补充。因而“诸子略”文献的重要性仅次于“六艺略”。

刘氏父子校书弄清了古文经文本问题、今、古文经差异性，满足了当时人们对古文经的好奇。刘氏父子也指明了学术价值衡量的最高标准，而这个最高标准也成为政治问题、奏疏文章等的最高衡量标准，即是否符合“经义”。《七略》中建构的学术系统是以“经义”作为最高标准所划分的六类文献，而不同文献按照排列次序不同，又有着重要性的轻重之分。在这个学术系统中，刘氏父子也纳入了他们最新的整理成果，即古文经文献、诸子文献等，同时在对研究不同经学的流派进行梳理时，也兼顾了民间研习经学的学派。在刘氏父子的学术系统中，维护了原本的官学系统。六艺居于统领地位，经学的框架还是以原本官学今文经为主的框架，只是将不同经书的古文经文本插入各自的今文经版本、流派之中，将不同的古文经的民间研习派别插入各自的今文经流派的介绍当中。在这个学术系统中，以原本的今文经的官学框架，吸纳了古文经文本及民间的各派分支，把民间学术整合到官学系统之中，成为官学的一部分。同时被纳入官学系统之中的，还有诸子学的不同流派。因而，对于此时学者认同度极高的古文经、诸子，虽然在官制的领域并未给予任何保障，但在学理层面，这样的学术框架的架构，本身就昭示了官学发展完善的方向，即在原有官学基础上，打破狭隘治学态度，吸纳古文经与诸子等民间学术力量。这实现了对官方学术的客观评价、对之前官学发展的总结与纠偏，倡导了新的学风文风，强调了“经义”为至高无上的治学与政治标准。

综上，刘氏父子是西汉后期处于政治与学术领域的核心位置的人物。对于既往的西汉制度改革、学术发展以及未来的制度走向、学术发展方向，是总结者，也是开创者、引领者，从这个角度切入了解西汉后期的学术思想，剖析刘氏父子学术思想与当时文学走向的关系，必然有新的发现。

下编主要分析两方面问题：一是刘氏父子校书活动对文学文献整理、文学观念的影响；二是刘氏父子学术整理产生影响下的文学图景，纵观刘氏父子学术活动及其时代风气给文学观念、创作方面带来的变化。

第七章至第九章，具体分析了刘氏父子校书活动对文学类文献整理及其对文学观念的影响，文献整理中透露的雅俗文艺观念，刘氏父子在校书活动前后文学创作的变化；梳理了刘氏父子校书中的文学价值观念，对不同文学类型文献的认识。刘氏父子在做文献的整理、统计、归类等环节时，把具有文学特征的文献突出出来，归到单独的类别中，如小说类文献、诗歌类文献、辞赋类文献等，这有利于文学观念的加深。校书活动文献整理中所确立的“经义”至上的文献价值衡量标准，同样被用于衡量文学类文献的价值，这使得对于文学的评价重功用、轻语言形式特点，使得在赋学语言艺术已经达到较高水准的时代，给文人造成困惑与自我矛盾。

第十章探讨了西汉中后期赋的创作及其赋学理论的变化。考察此期赋论发展轨迹；研究西汉后期汉赋发展变化；研究赋学反思给汉赋创作带来的影响。司马迁、汉宣帝均发表过赋论，这些讨论主要有两个思路。一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以辞赋是否有“讽意”作为赋家、赋作优劣高下的标准。二是汉宣帝所宣称的赋作具有“辩丽可喜”的价值。到了汉成帝时期，扬雄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分类，提出“如其不用何”的大赋彻底无用的消极赋观，刘歆接受了扬雄赋学观点，并追溯赋学起源，认为早期赋是有价值的，是辞赋发展的正确方向。这种赋论导致了两汉之际赋学创作的低迷。重视这些作品的政治功用性、实用性，轻视作品形式特点与美感。这样的文学价值观必然影响刘向刘歆本人的文学创作，而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在校书之后，形成与校书之前不同的文学倾向。刘向刘歆父子都曾因善于“文”受到皇帝的器重，二人作品中都有一些宫廷题材的文学创作，随着二人学术趣味的转移以及特殊的政治际遇，在校书之后，父子二人再无这类题材的作品。汉哀帝时期，刘歆《遂初赋》的创作，明显改变了作赋的题材、思路与思想内容指向。另外，赋中的史事征引，一般来源于《左传》，对于经典的密集、频繁引用、化用，也是赋作开风气之先的做法。《七略》中的《诗赋略》完整罗列当时中秘书、乐府中辞赋作家、作品，对一些辞赋特点、辞赋审美等问题也有较为深入的思考。只不过，刘歆受校书中形成的“经义”至上文学判断标准的影响，也受到扬雄消极赋论的影响，《诗赋略》中的辞赋观完全以政治功用的角度来衡量赋体，不能正确认识赋体形式上的特点，这导致了此后一段时间，大赋创作低迷，赋家失去了对大赋创作的热情，不再对辞赋的创作技巧勤于琢磨，对赋的认识也很长时间沉浸在扬雄“劝百讽一”“如其不用何”的消极赋学观中。

第十一章以奏疏文为考察中心，研究西汉中后期从“才不课学”到“引书助文”风气的转变。这个阶段的奏疏文在内容上“渐靡儒风”，形式上摆脱纵横家文风。奏疏文与学术思想的关联性更强，西汉中后期阴阳灾异学说的兴起、经学引用风气的兴起在奏疏文中有表现。西汉中后期奏疏文中的焦点内容有对汉制改革、对古文经讨论、对皇帝的日常行为作风提出批评等。对经传内容的引用，在此期间也渐成风气，只是不同时间段上，在引用的频度与引用的方式上有差异。在汉成帝时期，刘向、扬雄等人奏疏文中对经传引用已经变得比较平常，而到了汉哀帝、平帝时期，王莽的奏疏文中经传的引用密集到了堆砌的程度。在语言风格上，西汉后期的奏疏文仍然以句式参差的散体句式为主，与东汉初期奏疏文语言趋向以整齐句式为主、散体句式为辅是不同的。再有，汉元帝、成帝时期，阴阳灾异之术兴起，在思想、政治领域往往和经学内容结合到一起，在当时的政治话语中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工具。在刘向、扬雄等人的文章中，有将阴阳灾异之术系统化、理论化的倾向，如刘向《条灾异封事》等奏疏，把《诗经》《春秋》作为史料来源，将历史上的灾异与天人理论相结合来说理。

第十二章观察了西汉中后期学术总结风气中，学者们在说理方式上所做的探索。论及西汉中后期的诔、箴、颂、论、铭等文体的发展。扬雄开启了文体复古的做法，如扬雄《冀州箴》《司空箴》等箴文的创作。汉成帝诏令扬雄作《赵充国颂》，王莽诏令扬雄撰写《元后诔》。论类文的增多，显示了两汉间学者思想活跃。刘向刘歆校书工作带来一种对学术等问题进行总结的思维方式，因而两汉之交总结类文章、书籍增多，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是利用校书中接触史料的优势，分别发表一家之言的著述。刘向《洪范五行传论》也是将阴阳灾异理论与《尚书》相结合的理论总结性文字。扬雄的《法言》《太玄》等书籍均具有学术思想总结、发表一家之言的性质。桓谭《新论》、王充《论衡》更是总结意图明显的著作。这种总结的思维模式对文学创作也带来影响。在箴、颂、铭的文体创作中均出现成组的系列创作，旨在总结某类主题。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工作，带来一种广而博的阅读风气引导。诸子、古文经都成为经学研习之外有益于学问的必读的范围。这带来时人知识视野的开阔。校书中对一些文献的辨析、怀疑的风气也保留下来。这些都带来两汉之交思想的活跃，在文学领域表现为论类文的兴起。古文经的兴起、慕古思潮的涌动又催生了文学领域文体选用的“复古”倾向。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尽管已经取得了这些认识与结论，然而还是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完善与探索。两汉之际诗歌、小说类艺术形式在刘向刘歆“经学至上”学术思潮背景下产生了哪些变化？正如书中所分析的，两汉之际“经义”至上的审美观是无孔不入的，连民间产生的辞赋作品也试图将经学的文句变成辞赋作品的一部分，那汉代非常受欢迎的诗歌艺术形式是否也有这些变化呢？还有汉代的小说，尽管诸子类中的小说家对于西汉小说的创作情况交代不是很详细，此时的小说也不具备文体意义，但是东汉初年的《吴越春秋》《越绝书》，西汉后期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这类文献的发展走向对之后兴起文体意义的小说影响值得进一步探究。再有当时一些民谣、铭文等没有被刘向刘歆文献整理所涵盖的这些民间语言艺术形式，在思想内容上是否有变化，都需要一批新的文献资料的调查，才能在这些领域得出确切的结论，值得进一步去关注。

[1]（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620—3621页。后引本书皆出自此版本。

[2]（东汉）班固：《汉书》，第1950页。

[3]（东汉）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11页。后引本书皆出自此版本。

[4]（东汉）班固：《汉书》，第1971页。

[5]（东汉）班固：《汉书》，第3324页。

[6]（东汉）班固：《汉书》，第90页。

[7]（东汉）班固：《汉书》，第3325页。

[8]（清）严可均：《全汉文》，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20页。后引本书皆出自此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