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历史意识”[41]

在《玄学派诗人》一文发表两年之前，艾略特就曾经于1919年9月在伦敦发行的文学评论杂志《自我中心者》（The Egoist）上匿名分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的文学评论文章。当时，艾略特在为《自我中心者》杂志担任诗歌助理编辑。1920年，艾略特把这篇文章编入他自己的第一部文学评论文集《圣林》（The Sacred Wood）。与《诗刊》（Poetry：A Magazine of Verse）、《小评论》（The Little Review）、《狂飙》（Blast）等当时众多发行量较小的杂志一样，《自我中心者》是伦敦一本名副其实的小杂志。《自我中心者》于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开始发行，但是好景不长，于1919年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就停刊了。虽然该杂志寿命不长，但是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年）、托·斯·艾略特等一批20世纪初在英国涌现出来的西方最杰出的现代主义青年作家都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作品。《自我中心者》的前身是多拉·马斯登（Dora Marsden，1882—1960年）创办的女权主义杂志《新自由女性》（The New Freewoman）。1914年，在发行13期之后，《新自由女性》更名为“自我中心者”，而且还附上了一个副标题叫“一个个人主义者的评论”（An Individualist Review）。[42]然而，就在《自我中心者》停刊之前的最后两期中，艾略特分别在1919年9月和12月分两期发表了常常被认为是他最著名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虽然这篇论文不足三千字，但是它却包含了一系列后来人们认为与阅读理解艾略特诗歌息息相关的核心诗学理论观点，而且这些诗学理论观点似乎直接催生了现代主义或者更具体一点说是新批评主义的文学评论方法。有意思的是，这篇文学评论的核心论点是诗人的创作过程是一个个性消灭的过程，而这一核心论点与《自我中心者》这本文学评论杂志的刊物名称以及副标题似乎大相径庭。在艾略特看来，所谓“传统”指已经存在了的一个民族或者甚至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完整的文学统一体，而“个人才能”则指任何一位具体的活着的诗人。作为一个个人的诗人只能在这个现存的完整的文学统一体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作。换言之，每一位诗人都在为前人已经积累起来的这个完整的文学统一体添砖加瓦。虽然这种添砖加瓦可能微乎其微，但是它会调整或者修改整个现存的统一体。艾略特的这一观点告诉我们，过去存在于现在之中，即以往所有的创作都存在于现存的这个完整的统一体之中，而现在又将推陈出新，即现存的这个统一体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体系，它将不断地催生其自身终将成为过去的新的创作。虽然人们习惯将一首诗的诗中人与诗人本身等同起来，但是在诗人身上实际上存在着过去的现在，因为过去的诗歌是每一位成熟诗人个性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必须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创新都是在过去诗歌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艾略特把这种意识归纳为“历史意识”：

这种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the pastness of the past），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这种历史意识迫使一个人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一代了如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这种历史意识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有时间性的，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的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有了这种历史意识，一个作家便成为传统的了。这种历史意识同时也使一个作家最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43]

艾略特的这种“历史意识”显然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智慧背道而驰，因为在传统的智慧中，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作家，比如荷马（Homer，900-800BC）、索福克勒斯（Sophocles，496？-406BC）、塞内加（Seneca，4BC-65AD）、维吉尔（Virgil，70-19BC）、奥维德（Ovid，43BC-17AD）等，都是巨人，他们的智慧似乎远远胜过他们现代子孙后代的智慧。与这些古希腊罗马的智慧巨人相比，现代作家似乎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矮人。然而，在艾略特看来，那些貌似微不足道的现代作家却代表着一种可以踩着前人的肩膀继续攀岩前进的可能性。虽然我们无法断定现代作家就一定比古代作家更加聪颖智慧，但是我们可以说现代作家是有机会修护和改进前人所留下的文学范式的，比如史诗、戏剧、抒情诗等。换言之，即便现代作家是微不足道的，他们仍然是有可能踩着传统巨人的肩膀，去超越传统，而这种可能性似乎也是现代作家唯一能够超越传统的道路。不难看出，艾略特这种思想的智慧在于当他描写和阐述传统的时候，并没有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当作两个二元对立的元素。在他看来，“艺术并不是越变越好，但艺术的原料却不是一成不变的”[44]。可见，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不论新的还是旧的，艺术的本质是不变的，但是呈现艺术的形式，以及再现艺术的主题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诗人必须知道欧洲的思想、他本国的思想——总有一天他会发现这个思想比他自己的个人思想要重要得多——这个思想是在变化的，而这种变化是一个成长过程，沿途并不抛弃任何东西，它既不淘汰莎士比亚或荷马，也不淘汰马格德林期的（Magdalenian）画家们的石窟图画。从艺术家的观点出发，这个成长过程，或许可以说是提炼过程，肯定说是复杂化的过程，并不是任何进步”[45]。

不仅如此，艾略特还认为，传统是无法继承的，传统并非“只是跟随我们前一代人的步伐，盲目地或胆怯地遵循他们的成功诀窍”[46]。涓涓细流往往消失在砂砾之中，只有标新立异才能战胜老生常谈。可见，艺术的成长过程是一个漫长的“提炼过程”和一个不断“复杂化的过程”，而艺术家们要想标新立异，获得这种蕴含着传统的创新，他们必须付出更加艰辛的劳动。然而，艾略特这种主张诗人应该知道整个“欧洲的思想”和“他本国的思想”的观点却被认为是“荒谬的博学”（ridiculous amount of erudition）或者是“卖弄学问”（pedantry），因为“过多的学问会使诗人的敏感性变得迟钝或受到歪曲”[47]。尽管如此，艾略特仍然坚信，“在他的必要的感受能力和必要的懒散不受侵犯的范围内，一个诗人应该知道的东西越多越好”[48]，因为在这个不断“提炼”和不断“复杂化”的成长过程中，“诗人[会]把此刻的他自己不断地交给某件更有价值的东西。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意味着继续不断的自我牺牲，继续不断的个性消灭”[49]。显然，这种“更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艺术家们需要通过更加艰辛的劳动才能获得的“历史意识”。因此，艾略特断言，假如25岁以后还想继续创作的诗人就必须获得他所谓包括过去的过去性和过去的现在性的历史意识。于是，一位成熟的艺术家在其创作过程中就会自觉地牺牲自我和消灭个性。这或许就是艾略特在这篇文章中对传统概念的独到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