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形式不是一张外壳”

不难看出，以上关于“感受力涣散”“历史意识”“个性消灭”和“客观对应物”的文本释读和分析讨论，都是诗人批评家艾略特对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所做出的一系列富有现代性的思考和挖掘，而且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艾略特把他自己关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核心观点运用到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并且使之成为他创作西方现代主义开山之作《荒原》的理论基石。然而，面对这么一部“参合”着如此深邃复杂的诗学理论思考的西方现代主义代表性长篇诗歌《荒原》，赵萝蕤先生虽然“经过若干斟酌”[96]，却偏偏选择了一种貌似简单的直译法来翻译这首包罗万象、间接晦涩，而且是七种语言杂糅共生于同一个诗歌文本的现代长诗。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现代诗歌翻译史上一次伟大的实践。众所周知，严复于1898年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说，被后人推崇为中国翻译理论的经典，尊为翻译标准，其理由是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抓住了翻译标准中最本质的三个要素：“信”——忠实原文，“达”——译文通畅，“雅”——译文文采。其实，严复的信、达、雅与一百多年前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F.Tytler，1747—1814年）在《论翻译的原则》（1790年）一书中所阐述的翻译三原则也有相似之处。泰特勒强调：第一，译作应完全复写原作的思想（ideas）；第二，译作的风格应和原作一致（style and manner）；第三，译作应具备原作的通顺（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tion）。[97]同样，赵萝蕤先生似乎强调“信”“达”为先，她说：“‘信’是译者的最终目的，‘达’也重要，以便不违背某一语言它本身的规律。”[98]但是赵萝蕤先生认为“独立在原作以外的‘雅’似乎就没有必要了”[99]。难道赵萝蕤先生认为严复翻译标准中“雅”就不必要了吗？显然不是，赵萝蕤先生只是强调译者不可以“玩世不恭”地在译文中“自我表现一番”，而是应该自觉地“遵循两种语言各自的特点与规律”，“竭力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100]这和泰特勒所强调的“译作应完全复写原作的思想”和“译作的风格应和原作一致”这两条原则也没有矛盾。当然，赵萝蕤先生所说的这个“信”绝非“僵硬的对照法”，而是要求译者使用“准确的同义词”和“灵活的[句法]”[101]。比如，艾略特《荒原》开篇7行的原文如下：

原文：

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mixing

Memory and desire，stirring

Dull roots with spring rain.

Winter kept us warm，covering　　　　　5

Earth in forgetful snow，feeding

A little life with dried tubers.[102]

赵萝蕤先生1937年初版《荒原》中译本手稿译文：

四月天最是残忍，它在

荒地上生丁香，参合着

回忆和欲望，让春雨

挑拨呆钝的树根。

冬天保我们温暖，大地　　　　　5

给健忘的雪盖着，又叫

干了的老根得一点生命。[103]

赵萝蕤先生的《荒原》中译本原创于1937年年底，当时她还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是一名研究生三年级的学生，年仅23岁，并没有多少文学翻译的经验。但她仅凭自己“对中英两种语言的悟性及用中文作诗的经验”[104]，就完成了这部被誉为“我国当前最优秀的翻译作品”[105]。就“准确的同义词”和“灵活的句法”而言，我们从简单的平行比较中就能够看出赵萝蕤先生的原创性贡献。

一是“准确的同义词”。首先，赵萝蕤先生选用的形容词同义词十分“准确”：她用“残忍”翻译“cruel”，用“荒地”翻译“dead land”，用“呆钝”翻译“dull”，用“健忘的”翻译“forgetful”，用“干了的”翻译“dried”，用“一点”翻译“a little”。其次，译文中出现的一系列用这些形容词构成的现代汉语偏正结构词组也能证明赵萝蕤先生翻译同义词和同义词词组的基本遣词原则：她用“荒地”翻译“dead land”，用“呆钝的树根”翻译“dull roots”，用“健忘的雪”翻译“forgetful snow”，用“干了的老根”翻译“dried tubers”，用“一点生命”翻译“a little life”。唯独开篇第一句中的“the cruellest month”，赵先生选用了“四月天最是残忍”这么一个现代汉语的强调句式，来翻译英文形容词的最高级形式。为了更好地体现她的直译法文学翻译原则，赵萝蕤先生于1980年在《外国文艺》（双月刊）上发表了一个新的译本，把“1936年不彻底的直译法”改为“1979年比较彻底的直译法”[106]，其中开篇7行的译文如下：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

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

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冬天使我们温暖，大地

给助人遗忘的雪覆盖着，又叫

枯干的球根提供少许生命。[107]

在这个新的中译本里，赵萝蕤先生把《荒原》的开篇诗句改译成“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与英文原作的遣词造句相比可谓毫厘不差，真可谓“是逐字地译”[108]了。此外，赵萝蕤先生还把原译的“呆钝的树根”改译为“迟钝的根芽”，把“健忘的雪”改译成“助人遗忘的雪”，把“干了的老根”改译成“枯干的球根”，把“一点生命”改译成“少许生命”。这些更改更加体现了赵萝蕤先生强调“信”与“达”为先的直译法基本原则，既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又不违背译入语汉语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基本上做到了同义词（组）遣词精准。除了赵萝蕤先生1937年和1980年出版和发表的2个艾略特《荒原》中文译文之外，笔者选择了1985年及之后国内出版的5个艾略特《荒原》中译本作为翻译比较文本。因此，连同赵萝蕤先生的两个《荒原》中译本[109]，本书所涉及的艾略特《荒原》中译本共有7个，具体来源信息如下：

译本一：赵萝蕤译：《荒原》，新诗社1937年6月1日出版；

译本二：赵萝蕤译：《荒原》，载《外国文艺》（双月刊）1980年第3期；

译本三：赵毅衡译：《荒原》，载《美国现代诗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第196—222页；

译本四：查良铮译：《荒原》，载《英国现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第46—97页；

译本五：裘小龙译：《荒原》，载《四个四重奏》，漓江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67—96页；

译本六：叶维廉译：《荒原》，载《众树歌唱：欧美现代诗100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7—100页；

译本七：汤永宽译：《荒原》，载陆建德主编《荒原：艾略特文集·诗歌》，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第77—114页。

假如把赵萝蕤先生修订版《荒原》中译文（译本二）中这开篇7行与其他5个中文译本进行平行比较，我们不仅能够看出赵萝蕤先生的原创性贡献，而且也能够看出赵萝蕤先生所提倡的尊重两种语言基本特点和规律的文学翻译直译法的一些艺术特点：

译本三：

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在死地上

养育出丁香，扰混了

回忆和欲望，用春雨

惊醒迟钝的根。

冬天使我们温暖，用健忘的雪　　　　　5

把大地覆盖，用干瘪的根茎

喂养微弱的生命。[110]

译本四：

四月最残忍，从死了的

土地滋生丁香，混杂着

回忆和欲望，让春雨

挑动着呆钝的根。

冬天保我们温暖，把大地　　　　　5

埋在忘怀的雪里，使干了的

球茎得一点点生命。[111]

译本五：

四月是残忍的月份，哺育着

丁香，在死去的土地里，混合着

记忆和欲望，拨动着

沉闷的根芽，在一阵阵春雨里。

冬天使我们暖和，遮盖着　　　　　5

大地在健忘的雪里，喂养着

一个个小的生命，在干枯的球茎里。[112]

译本六：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并生着

紫丁香，从死沉沉的地土，杂混着

记忆和欲望，鼓动着

呆钝的根须，以春天的雨丝。

冬天令我们温暖，覆隐着　　　　　5

大地，在善忘的雪花中，滋润着

一点点生命，在干的块茎里。[113]

译本七：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从死去的土地里

培育出丁香，把记忆和欲望

混合在一起，用春雨

搅动迟钝的根蒂。

冬天总使我们感到温暖，把大地　　　　　5

覆盖在健忘的雪里，用干燥的块茎

喂养一个短暂的生命。[114]

就译文遣词而言，首先，赵萝蕤先生把“dead land”翻译成“荒地”似乎要比译本三译成“死地”、译本四译成“死了的/土地”、译本五和译本七译成“死去的土地”，以及译本六译成“死沉沉的地土”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同时也更加准确地表达了原作的思想内容。其次，赵萝蕤先生把“健忘的雪”改译成“助人遗忘的雪”，因为赵萝蕤先生认为原文中“forgetful”一词在这里的本义是“令人遗忘”，所以原译“健忘的雪”显得意思不明，而且“助人遗忘”正好与上文的“回忆”意思相反，反衬了下文冬天反倒比阳春四月更加温暖的悖论之妙。[115]可见，赵萝蕤先生改译后的这个带有主动行为的修饰语“助人遗忘的”不仅要比原本只起修饰作用的形容词“健忘的”更加传神，更加富有戏剧性，而且也比译本四“忘怀的”和译本六“善忘的”的译法更加精准，更加能够体现对原作内涵的深刻理解。

二是“灵活的句法”。就句法而言，艾略特《荒原》开篇的这7行诗歌可谓特点突出，而且赵萝蕤先生的译文似乎与它们如出一辙；不论是诗人艾略特还是译者赵萝蕤先生都用“断句”的方法，使原诗和译诗的“节奏迟缓起来”[116]。赵萝蕤先生说：“在译文中我尽力依照着原作的语调与节奏的断续徐疾。”[117]这里所谓“断续徐疾”的语调和节奏“恐怕是表现孤独无序、焦躁不安的现代荒原人生命光景最真实有效的[语调和]节奏”[118]。原诗第1、2、3、5、6行均以一个及物动词的现在分词形式结尾。笔者认为，诗人艾略特选用一连5个现在分词“-ing”弱韵结尾（feminine ending）的目的同样是让诗中的“节奏迟缓起来”，但是译者赵萝蕤先生注意到了这些及物动词的位置均为诗句“断句”的“初开之时”[119]，即句首位置。虽然这5个及物动词被置于行末，但是其及物动词的属性还是让这些动词在句法和语义上与下一行中的宾语自然地联系了起来，同时让诗行之间的意义连贯了起来。然而，不论是行末的断句弱韵，还是诗行之间的意义连贯都是摆在译者面前的难题。首先，赵萝蕤先生模仿原作采用断句形式，直接使译诗与原诗在句法形式上保持一致；其次，赵萝蕤先生在新译本中将“长着”“[把……]参合[在一起]”“催促”等“近似分词”[120]的动词形式并列行首的方法，构成一种相对整齐的排比效果，来对译原诗中的意义连贯，让“形似”和“神似”相得益彰，取得了形神并蓄的艺术效果。

译诗常常是形式移植完美无缺，但诗味荡然无存。赵萝蕤先生的文学翻译理论，简洁朴素，但意韵深邃。她说：“直译法是我从事文学翻译的唯一方法。”[121]“直译法，即保持语言的一个单位接着一个单位的次序，用准确的同义词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顺序译下去”[122]，但是要传神地译出《荒原》中“各种情致、境界和内容不同所产生出来的不同节奏”[123]，译者需要选择相应的语言单位，使译作的形式与内容相互契合。她还说：“我用直译法是根据内容与形式统一这个原则。”[124]虽然内容最终决定形式，但“形式不是一张外壳，可以从内容剥落而无伤于内容”[125]。实际上，赵萝蕤先生倡导的直译法既强调形似，也追求神似，属于形神并蓄的二维模式，有着深厚的文艺学和美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