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厘清哲学与哲学史的区别与联系

要从事哲学研究，首先需要搞清楚哲学的过去与现在。哲学史是哲学不可或缺的部分，这对初学者以及哲学研究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西方哲学有专门的哲学史专著，比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以及D.J.奥康诺主编的《批评的西方哲学史》。就中国哲学界而言，假如要承认“中国哲学史”地位的合法性，那么首要的工作就是书写自身的发展历史。我们看到，自清末以来的中国哲学界前辈们几乎都是从事哲学史的书写工作，比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

哲学史的学习和书写固然重要，但如果长时间进行这样的研究工作，势必会给后人留下某种僵化的教条和印象。“哲学就是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教条。中国哲学界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公开批判这个教条，其中主要的声音来自国内西方哲学界，尤其是分析哲学界。陈波发现，国内跟国外哲学界存在一种强烈对比：“国内哲学界把哲学做成了学问，主要精力投放到翻译、考辨、整理、解说、诠释，以及撰写各种带有教科书性质的著述上；而至少相当多的牛津哲学家却在进行着认真的哲学思考：提出新的问题，开拓新的领域，或者对旧问题提出新的解答，作出新的论证，发展出各种带尝试性的新理论。”[20]由于国内哲学界受到“哲学就是哲学史”教条的深刻影响，导致国内哲学界的哲学史研究成为普遍研究范式。“放眼望去，国内哲学界几乎是清一色的‘历史’研究……几乎整个中国哲学界都在做哲学‘史’，没有几个人在真正地做‘哲学’；几乎所有人都在研究他人的哲学，没有几个人在做原创性研究，发展自己的哲学；几乎所有人都面向哲学的过去，没有几个人‘活’在哲学的现在和当下，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21]贾玉树、雷瑞鹏和邱仁宗等学者也关注到了上述问题，纷纷撰文批评了“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教条。

一 “哲学就是哲学史”并不是黑格尔的真实观点

“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教条通常被学界认为是源于黑格尔（G.W.F.Hegel）在《哲学史演讲录》中提出的观点。[22]但是，贾玉树、雷瑞鹏和邱仁宗等人通过对黑格尔相关文本的考察，发现黑格尔从来就没有提出过上述观点。这种观点源于两个方面：中国哲学中对四书五经的注解（经学研究）的研究方式被植入中国的哲学研究工作中；中国学者在翻译黑格尔的原文的时候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首先，黑格尔不认同“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的任务，就在于认识自己的表现虽然这样地是历史，而它却只为理念所规定。’因为黑格尔心里非常清楚，‘哲学是认识具体事物发展的科学’，是客观真理，它不可能使自己成为各种‘分歧意见之堆积’的历史……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黑格尔都没有‘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意思。退一步讲，即使黑格尔真的说了这样的话，也必须在黑格尔的科学主义语境中具体地加以理解。脱离这样一种语境，诸如此类的语句没有任何意义。”[23]

其次，黑格尔的《哲学史演讲录》德文版和英文本根本就没有出现“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说法。雷瑞鹏和邱仁宗发现，贺麟等人翻译的《哲学史演讲录》（1959）中文版本中插入了如下说法：“哲学史的本身就是科学的，因而本质上它就是哲学这门科学。”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s itself scientific，and thus essentially becomes the science of philosophy.” 他们指出，这句话没有在黑格尔的原文中出现，是贺麟等译者放进去的。[24]这句话要论证的内容是这样的：如果哲学史变成了一个合法的学科，那么哲学史就会是什么样的。这不是在说哲学应该是怎样的。[25]

“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教条为什么会在中国哲学界如此盛行呢？贾玉树指出这是中国哲学（二级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哲学一级学科的侵染所造成的后果。“中国哲学界把哲学当成哲学史似乎是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因为所谓中国哲学无非是一种历史经验，中国从来没有一种独立于历史之外的纯粹和真正的哲学。把哲学当成哲学史实质是借助于哲学史这样一个哲学与历史的交叉领域把哲学消解于历史，把中国哲学界不熟悉的哲学研究转化为他们熟悉的历史研究。换句话说，中国哲学界实际上是企图把中国古老的历史研究混同于现代的哲学研究，使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得以发扬光大，甚至再造辉煌。这是一种思想的惰性，是学术版的中体西用策略。”[26]

二 “哲学是哲学史”所表达的观点是含糊的

江怡、朱志方等国内分析哲学界学者从分析的方法来考察“哲学是哲学史”这一命题，他们发现这个命题所暗含的观点是含糊其辞的。

第一，江怡认为不能把哲学简单地定义为哲学史。他发现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命题给出了三个论证，认为该命题有着自身的思想前提，即将哲学解释为认识唯一真理的理性活动，将哲学史理解为绝对理念发展的历史，而哲学本身正是对这个历史的必然说明。因此，在黑格尔自身的哲学体系当中，该命题是能够被理解的。但如果要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讨论哲学史与哲学的关系，则必须澄清对“哲学史”和“哲学”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江怡通过语言逻辑分析的方法与历史理论分析的方法指出，在一般意义上，“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命题是难以成立的，并且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并不能通过简单的“是”或“不是”来理解。两者的关系与哲学本身的概念紧密联系，而对哲学的概念定义则使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感到为难。江怡采用了一种否定的定义方法，即指出“哲学不是什么”。他认为，哲学没有对象，因此哲学是自由的。[27]

第二，“哲学是哲学史”的等同观所表达的观点是含糊的。朱志方指出，“哲学是哲学史”这一论断认为学习哲学史是学习哲学的基本方法，但这个论断既没有说清楚应该学习什么样的哲学史，又使得许多学者习惯于叙述和简单评价某些哲学家的观点，从而使更重要的哲学本身的研究得不到重视。他认为，对“什么是哲学”的回答必须满足三个基本要求：一是必须阐明哲学的主要特征；二是能够区分哲学与其他学科；三是必须把公认的哲学理论包括在内。从这三个要求出发，历史上关于“哲学是什么”的诸多回答都存在理论缺陷。

除了“哲学是哲学史”这一论断之外，朱志方还谈到了另外五种观点及其存在的缺憾：（1）“哲学是爱智慧”的论断既模糊了智慧与知识的界限，又无法将哲学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这也是在古希腊时期所有的理论知识都叫作哲学的原因。（2）“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的论断。因为所有学问都能使人聪明，因此该论断并没有给哲学下任何实质的定义。（3）“哲学是研究纯粹概念的学科”。该论断来源于黑格尔，认为除了哲学以外的其他知识都只是概念或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阶段。但此论断脱离现实，无法给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更将人作为一种绝对理念的工具而否定了人的地位。（4）“哲学是逻辑”。该论断来源于20世纪的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早期的分析哲学家，他们将哲学研究看作一种语言的逻辑分析活动。但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只不过是应用逻辑，因此也受到了猛烈批判。（5）“哲学是哲学问题”。该论断主要体现在英美哲学家之中，这些哲学家（以皮尔士为代表）重视哲学学术论文而非大部头的著作，致力于提出与分析解决具体的哲学问题。但“哲学是哲学问题”的论断却忽视了更重要的“问题的解决”，而仅仅将哲学与问题等同起来，事实上有一种买椟还珠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朱志方指出“哲学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这一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的定义很好地满足了如前所述的三个基本要求。哲学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是关于宇宙论、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问题。[28]

“哲学是哲学史”是哲学界特别是哲学史界广为传播的一个命题。就上述几种可能解而言，朱志方认为这些论断或者是错误的，或者表达极不严格，容易引起误解。从语用学上考察，“哲学是哲学史”导致哲学研究以史料研究为主，哲学论文被哲学教学论文所取代。哲学的特殊性不在于它与历史的特殊关系，而在于它的题材、问题和方法。最后他对哲学的本质和目的给出了四个观点：哲学是爱智慧的；哲学同它的历史有密切联系；哲学的问题研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追溯它的历史；哲学是无定论的。[29]

三 价值观与方法论的区别

“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观点也有积极的方面，因为它强调了哲学史的研究价值。“哲学”是一门探求本源与确立绝对原则的学问，它的使命或任务就是为人类生活提供安身立命之所而使人类过智慧的生活。哲学作为一个民族历史的基础与核心，集中体现了该民族对世界本源与绝对原则的觉悟，是民族长久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因此，了解、研究哲学史就是为了获取这种存在的力量，以便使人们能更有理性因而更有尊严地生活在天地间。[30]中国肯定存在哲学，而且中国哲学的地位也是合法的。本书编者希望大家在阅读上述文本中没有得出任何有关中西哲学思想有高低之分的观点。本书所谈论的问题是方法论的，而不是价值观的。或说，我们应该分清楚什么是“事实”问题，什么是“价值”问题。

就价值而言，并不存在评判某个民族思想境界高低的客观标志。哲学是舶来品。自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我们谈论世界的方式所使用的很多概念都是从西方学习得来的。中国哲学在冯友兰的时代已经完成了从经学到哲学模式的转换。“由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转换，构成了中国学术近现代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此种转化是通过引入西方的‘哲学’观念及其所代表的一整套学术范式完成的。在此种转换中，西方的‘学术范式’处于主动的、支配的地位，而中国传统思想内容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被处理的材料。而沟通二者的桥梁，就是强调‘哲学’观念的普遍性。”[31]无论这种转换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其最为显著的目的就是要保留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中国哲学从经学到哲学模式的转换，主要内容体现在方法论方面。这种方法论的转换对于整个中国的研究而言是通用的。中国哲学为了坚守自己的合法性，已经完成了哲学范式的转变，显然中国的哲学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就是西方哲学的方法论。就此而言，本书从如下方面来论述：

第一，学习哲学史能够给读者呈现出某个具体哲学领域的研究历史和发展脉络。可以说，哲学史是哲学的基础入门。哲学史课程之所以枯燥，大概有如下原因：哲学史教材编辑者没有从哲学发展连续性的角度和问题历史的角度来书写，往往给读者呈现出来的只是一堆人名和观点的堆砌；教师的教学方法或许也非常古板，比如照本宣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学习哲学史的目的，是为了从中获得必要的哲学训练，为独立思考积累必要的思想资源，而并不是要变成哲学史家，或变成某个领域的专家。”[32]哲学训练有两个内涵：（1）要学习哲学家们就某个哲学观点是如何分析、批评和论证的。从哲学的开端那里，我们看到哲学在苏格拉底那里表现为一种通过对话来获得知识的途径。哲学对话从实际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演变到了后来通过用笔写出来文本进行正式的学术对话。或许从事哲学研究的媒介变了，但是哲学对话的方式并没有发生核心变化。哲学对话的现代版本就是哲学论证，就是“摆事实，讲道理”。（2）学习某个哲学问题的发展脉络和变化，找出可能的批评意见或者可能的新的支撑观点。就此而言，本书认为，既不要对哲学史期望过高，也不要低估哲学史的价值。

第二，引入西方哲学就意味着引入一套相应的方法论。西方哲学的方法论包含着一套从事哲学研究的规范。读者可以从如何进行哲学思考和如何表达哲学思想两个方面来阐述西方哲学的研究规范。

就哲学思考方式而言，西方哲学强调批评性思维。“它对一切问题都要追本溯源、寻根究底，做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它在别人从未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对人们通常未加省察和批判就加以接受的一切成见、常识等进行批判性地省察，质疑它的合理性和存在权利。科学的一切领域、人生的一切方面都向哲学思维敞开，接受哲学家的质疑、批判和拷问；同时哲学思维本身地向质疑、批判和拷问敞开，也要在这种质疑、批判和拷问中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哲学活动因此成为一种质疑、批判和拷问的活动，其具体任务包括两个：一是揭示、彰显暗含或隐匿在人们日常所拥有的各种常识、成见和理论背后的根本性假定和前提；二是对这些假定或前提的合理性进行质疑、批判和拷问，迫使它们为自己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哲学活动看做是一种前提性批判。”[33]批评性思维就体现在哲学活动中的质疑、批判和拷问的过程中。

就哲学思想的表达而言，西方哲学强调哲学文本写作的规范性。这就是说，哲学写应该遵循国际通行的范式，哲学表达所使用的词语和概念也应该是哲学界所普遍接受和使用的词语和概念。哲学的创新主要是具体的思想和观点，而不是表达或论证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