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先秦功利思想相关的思想分化与历史影响

先秦功利思想体现出以道家思想为哲学基础，以儒家思想为伦理参照，形成了以法家思想为主体，墨家、纵横家等众多思想为支系的功利思想体系。其中，法家思想内部形成了公共利益取向与君主利益取向的对立。公共利益取向包含了由儒入法的李悝、吴起等思想家以及主张“法”的商鞅、推崇“势”的慎到等由道入法的思想家。他们基于“道”的规律性侧面，强调共同利益关系的打造，主张公共利益优先，试图将君主利益与公共利益进行统一，提倡规范治理与君臣共治。其中由儒入法的思想家还有以道德作为工具、“法德并用”的理论特色；采取君主利益取向的法家思想家一般包括传统意义上主张“术”的申不害、韩非等人，他们基于“道”的混沌性本质，强调利益冲突的必然性，主张君主利益高于公共利益，提倡专制统治与君主独裁。除了法家，墨家以“天志”为自然神本体，强调“交相利、兼相爱”的伦理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功利主义的论证。纵横家从言语出发，试图通过客观表现分析人们的心理、动机，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学界通常将法家思想归于专制思想的范畴，这实际上忽略了商鞅、慎到、李悝、吴起等人重视规范治理的公共利益取向，以及他们与申不害思想、韩非主流理论的差异。另外，学界通常将儒家局限为思孟学派以及其后续的理学、心学传统。这种片面的观点忽视了儒家一直以来存在的事功、功利传统。实际上，在孔门内部就分化为颜回、子思等人代表的“内圣派”正统思想，与子夏、子贡等人代表的“外王派”事功思想。两者在战国时期发展为孟荀之争，在两宋形成理学、心学与功利之学的对立，在明清形成理学与事功之学的对立。一般而言，儒家正统思想将道德绝对化、内在化、抽象化，几乎完全地否定功利的意义，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现实。而儒家事功思想将道德相对化、外在化、具体化，承认道德居先原则下功利、事实的重要意义。这为两宋时期儒家的功利思想，以及明清时期儒家事功思想提供了历史依据。

从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看，封建统治者最终选择了“外儒内法”的治理方针。这种“外儒内法”的“儒”，是指儒家“内圣派”正统思想，其最高成果体现为宋明理学的教条。而“外儒内法”的“法”，则指法家专制派的“术”治思想。一方面，儒家正统思想在宏观层面、思想层面以绝对的道德教条规范社会，为统治者打造了具有道德、伦理色彩的家国一体的合法性，有力地将封建统治通过“身—家—国—天下”的差序格局细化到每一个个体身上，从而强化了封建统治。与此同时，这种逻辑压制了个体合理的需要、利益以及自由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法家专制派思想为统治者提供了专制统治的理据、方法，推动中央政权政治治理的日益专制化。从秦始皇的集权、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内外朝”，再到隋唐的“三省六部”，最后到明朝的废丞相、兴厂卫，清朝的设军机处，这些都深刻地体现了法家专制派思想的内在逻辑。显然，这两种思想指导的政治实践加剧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封建化深度，从而为后来中国近代化的坎坷埋下了伏笔。中国古代的政治治理选择了儒家的正统派、法家的专制派的保守思想，而忽视了儒家事功派、法家公共派的进步观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