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君士坦丁堡

11月，两位皇室官员来到朱利安的大本营，带来了君士坦提乌斯在奇里乞亚去世的消息。据说还留下了遗嘱，他提名自己的堂弟为继承人，这样就将罗马帝国从内战的威胁中拯救出来。[36]命运的干预将一个篡位者变为唯一的奥古斯都，开始是秘密向旧神（ⅩⅪ.5.1）献祭的游行此时在恢复异教崇拜的公开主持下进行。朱利安得意地向他的智囊马克西姆斯宣称：“我们公开尊崇神。” （Ep.26.415c Bidez）他还邀请马克西姆斯作为皇室随从。朱利安认为，控制他命运的神适时地将他从一场没有胜算的军事冲突中救出。随着君士坦提乌斯的善终，他能不存芥蒂地表现出忠诚。[37]按照正常继位的惯例，新皇帝有闲心扮演元老院要他表现的尊重前任的合适角色。因而，在12月11日（ⅩⅩⅡ.2.4）举行君士坦丁堡的入城式后，朱利安的第一个政治举动（尽管他已在那伊苏斯的军队面前公开表现出叛逆）就是要主持君士坦提乌斯的基督教葬礼。他谦卑地不用皇帝仪仗，护送遗体从港口去使徒教堂与君士坦丁并排的安息地。[38]以此显示王朝的团结不仅是为了表现朱利安刚得到合法地位，也是为了驱散在他到达君士坦丁堡时的某些疑虑。对崇拜他的人，正如从东部来的祝贺使团所说，朱利安的来临是神赐的统治者。[39]首都也是他的出生地[40]，他来这里是为了体现君士坦丁的遗产。君士坦提乌斯给君士坦丁堡增添了不少建筑，还给这座城市新添了庞大的基督教统治精英。君士坦提乌斯的遗体给这时出任奥古斯都的朱利安带来了阴影，同时让他感到不安的还有跟随其后的军人（这些人本指望获得一场打败篡位者的胜利），以及在悲痛中迎接他的民众。[41]这不仅是朱利安为了展示其合法性，也是他努力想获得东部那些怀念其死去对手的军人和民众阶层的支持。

在朱利安到达君士坦丁堡后不久，在博斯普鲁斯的卡尔西登建立了一个法庭，要判决君士坦提乌斯政权的一批高层人士（ⅩⅩⅡ.3）。受害者不仅包括前政府的重要人物，比如君士坦提乌斯手下权势逼人的内侍尤西比乌斯，还包括一些地位很高的人：两位前近卫军长官（陶鲁斯和弗洛伦丁）、现任军事长官（magister officiorum，另一位弗洛伦丁），还有私产总管（comes rei privatae，埃瓦格琉斯）和圣产总管（comes sacrarum largitionum，乌尔苏鲁斯）。为朱利安说话的人难以为这样的报复行为辩护，尤其是乌尔苏鲁斯的命运使阿米亚努斯为这位财政官员遭受的不公感到悲伤，乌尔苏鲁斯曾反对君士坦提乌斯不给在高卢的朱利安拨款（ⅩⅩⅡ.3.7）。[42]但与君士坦提乌斯手下的其他民政官员一样，乌尔苏鲁斯受到指控（阿米亚努斯也不得不承认）确实是因军人阶层的敌视造成的，军人们对广为人知的乌尔苏鲁斯认为军队耗费巨大的看法不满（cf.ⅩⅩ.11.5）。面对需要抚慰的士兵和高级军官，朱利安在卡尔西登就不能自己作主。[43]显然，作为一个很想参与司法事务的皇帝他不在场，而是让新任命的近卫军长官（过去在高卢的老盟友）塞昆都斯·撒路提乌斯去监督具体程序。在撒路提乌斯的五名助手中，只有马默提努斯是文官，他是伊利里库姆的地方长官。其他人都是将领，包括君士坦提乌斯的两位最高层军官，阿尔伯提奥和阿吉洛。审判在宫廷团队的军官面前进行（ⅩⅩⅡ.3.2）。朱利安实际上并不在卡尔西登，实际是想与要报复前政府的军事法庭摆脱干系，他不管这些事。法官马默提努斯在362年为感谢让他出任执政官的发言中就此赞扬朱利安，说他对整个军队有感情[Pan.Lat.Ⅲ（Ⅺ）.24.6]；但卡尔西登的这件事表明，君士坦提乌斯在东部早先的军队所获得的成就都要以满足其指挥官的意愿为代价。

在君士坦丁堡以及东部省份对朱利安的宗教活动还有些限制，这里基督教的统治已有两代人时间。而在帝国的宫廷中，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异教献祭，他还有祭拜太阳神的家祠（Lib.Or.Ⅻ.80-2，ⅩⅧ.127）。在他身边（在高卢时也是这样）有一伙与他想法一致的亲信随从，他会邀请这些宗教密友和知识显贵来宫廷。[44]但外面的世界不会这样轻易地就依照朱利安的想法改变。这位皇帝下令恢复重开庙宇，解除对祭祀的禁令，取消基督徒享有的特权地位（ⅩⅩⅡ.5.2，Lib.Or.ⅩⅧ.126）；[45]皇室对那些信奉旧神的城市给予照顾，而基督徒占多数的社区则受到惩罚。[46]朱利安声称他在对待基督徒时总是以劝说为主，[47]这一仁慈的态度肯定是一种出于必要的美德。在对皇帝的意愿实际有很大限制的世界他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不用说是在面对其前辈的宗教遗产已深深植根的腹地。他吹嘘自己“宽容”，赦免被君士坦提乌斯流放的主教，规劝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派别解决分歧，表明了朱利安的实际立场。[48]有着宗教自由的崇高感情作为外表，无疑赦免掩盖了要想削弱在西部城市基督教地位的内在动机，在那里派别的划分已使教众分裂（虽然朱利安从未像阿米亚努斯所注意到的说出他的目的，他要想利用基督徒兽性的内斗特点：ⅩⅩⅡ.5.4）。[49]同样，赦免还有更世俗的用处，比如像教会史家苏格拉底（Ⅲ.Ⅰ.43）所明确表达的：朱利安想要将那些在过去政权统治时最为痛苦的人“拉”到自己一边。与那些被拥有权势的君士坦提乌斯的行政官员疏远的将领们一样，与君士坦提乌斯不和的异端基督教首领也是新皇帝自然要拉拢的人，以争取他们支持他的统治。[50]

朱利安有意回避那些在此之前不受欢迎的做法。新的秩序显然抛弃了君士坦提乌斯宫中的浮华作风。朱利安解雇了大批宫廷仆役和小官员，而采用更简朴、更便利的皇家生活方式（ⅩⅩⅡ.4；Lib.Or.ⅩⅧ.130ff.）。这一做法引得人们赞叹，马默提努斯[Pan.Lat.Ⅲ（Ⅺ）.Ⅱ]和利巴纽斯颂扬新统治者脱去威严奢华的服饰（“他不以紫色的深度来衡量其统治的幸福”），使自己与臣民平等。不过，已建立四个世纪的罗马帝国逐渐适应了其统治者的不同气度。苏格拉底（Ⅲ 1.53）以其务实的观察，显然已不再颂扬。他注意到通过减少以宫廷财富维系的“壮观”，朱利安已使君主体制蒙羞。阿米亚努斯对朱利安行为的反应也证实了这一点。当哲学家马克西姆斯从以弗所终于来到君士坦丁堡时，皇帝“忘乎所以”跑出元老院去迎接他的精神导师，不讲排场，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ⅩⅩⅡ.7.3）。[51]

马克西姆斯发现朱利安在君士坦丁堡长时间待在元老院。这位皇帝经常在那里，作为元老参加辩论、演讲，通宵达旦地写演讲稿。[52]在362年2月（C.Th.Ⅸ.2.1）通过一项旨在保护元老不受朝廷不公正指控的法律时，他谈到对这一机构的尊重：“依照元老的权利和该机构的权威，我们还必须使自己得到保护，不受任何暴行侵犯。”在362年1月的执政官就职典礼上，东部首都见证了一场令人瞩目的传统的帝国礼仪的展示。新执政官马默提努斯和内维塔端坐在“贵人椅”上，由皇帝步行在前护送穿过人群从宫廷来到市议会。[53]若是全面地来看这一行为，需要注意到，朱利安对之表现出如此夸张的尊重的那些元老，都是君士坦提乌斯新近提拔进入这个阶层的人，主要来自东部城市的基督教圈子。他们是朱利安需要“攫取”其忠诚的政治集团。对他是否成功说法不一：阿米亚努斯称，有人赞扬他在执政官任职仪式上的表现，也有人批评这是“廉价的感情”（ⅩⅩⅡ.7.1）。在君士坦提乌斯及其随从所喜爱的帝国超然的壮观之后，朱利安冲动的不拘礼节被当作是令人不舒适的感受。

朱利安及其宫廷的朴实生活方式可追溯到过去的时代，那时罗马皇帝要将自己的形象等同平民，过简朴的生活，尊重元老院的尊严，听从臣民的意愿。这反映出对基督徒君士坦丁“革命”的困惑，朱利安和其他异教传统指责君士坦丁造就了一个浮夸、奢华的皇室随从，朱利安的《凯撒》中的君士坦丁是个聚集财富为自己及其朋友所用的统治者。[54]在批评君士坦丁时，朱利安认为他破坏了过去的传统（ⅩⅪ.10.8），是个可恨的人，比如，他拒绝采用君士坦丁的法律，因为这些法律破坏了古代的法律（C.Th.Ⅱ.5.2，Ⅲ.1.3）。正是因为有君士坦丁和“加利利的蠢人”“一切都天翻地覆”（Ep.83 Bidez）。清理宫廷与消除君士坦丁恶意行为的大目标是分不开的，在朱利安的观念中要让罗马帝国回返其最纯洁的状态。作为一个从教授希腊精神的学校接受帝国遗产的人来说，他的观念是建立在东地中海世界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帝国是健全、秩序良好城市的联合，为其伟大的遗产而骄傲，要尊崇神灵。[55]由此可见，清理宫廷是为了减轻城市的财政负担，复兴其机制，以对付近来中央政府及其要求越来越多的背景，随之而来的还有摆脱罗马城市特权愈益强烈的趋势。[56]

朱利安缩减帝国政府规模的兴趣并未停止在帝国宫廷的门前，它伸展到所有行政部门。例如，向马默提努斯长官传达了一系列法律，目的是限制公共道路的使用（C.Th.Ⅷ.5.1-14）；据说大大减少了稽查使（agentes in rebus）的人数，他们是道路的使用者，在宫廷及整个帝国的供职者之间传递信息。[57]除了反思君士坦提乌斯政府的弊政外，这些措施还用来减轻城市的负担，维系帝国运转的开销大为下降。[58]对城市的关心还使朱利安去重建并规范地方的市议会。[59]利巴纽斯称赞这一法令（“值得盛赞”），在其条文中皇帝取消了无效的减免，并将那些规避城市职责的人召回（“城市的生命线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议事机构”：Or.ⅩⅧ.147-8）。《狄奥多西法典》保留了有关议事机构的一套法律。362年3月告知东部的行政长官，其中朱利安限制了免税的类别（具体规定基督教士不能免税：C.Th.Ⅻ.1.50），同时强迫城市首领要承担公共职责（Ⅺ.16.10，Ⅺ.23.2）。为了改善财政状况，他命令必须使城市恢复公共地产（包括庙产）以作为收入来源（Ⅹ.3.1），[60]免除对市议会的征税使得将拖欠的“金银”向商人征收（Ⅻ.1.50）。4月的另一项法令（Ⅻ.13.1；cf.Lib.Or.ⅩⅧ.193）要求自愿捐献“皇冠金”，市议会有责任将之送给皇帝以表示这是帝国活动的重要场合（近来在朱利安即位时就送给了他）。[61]在东部城市面前以这些举措表明其收取行善税收的体制，早先朱利安就曾在高卢的社区这样做。[62]他在回应色雷斯人要求减税的请愿时说：“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尽可能多地从臣民手中聚集所得，而是要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恩惠。”（Ep.73.428c Bidez）他后来提醒安条克人，他已对他们的城市大量免税（Misop.365b，367d）。可以推定，属于美德的慷慨这一良善的历史传统在朱利安身上表现得很明显（Amm.Marc.ⅩⅩⅤ.4.15）。

阿米亚努斯对朱利安城市管理的其他方面显然很少恭维，抱怨他在限制对市议会免税方面“严厉”和“不公”（ⅩⅪ.12.23，ⅩⅩⅡ.9.12，ⅩⅩⅤ.4.21）。皇帝本人不想再遭遇以前试图增强安条克市议会力量的失败（通过免去在宫廷任财政官员职务税负的方式：Misop.367d-368b），这是在提醒他改革的道路上有阻碍。[63]虽然没有理由怀疑朱利安须要支持市议会的真诚信念，但实际上他不可能压制要与扩大中央政府需求竞争并要求减免岁入所体现的相反潮流。[64]在法典的范围内，他的市议会立法作为帝国一系列（不成功的）试图加强城市责任的部分努力只有有限的意义，甚至他的基督教前辈都主张不给教士免税。朱利安也顺应潮流确认市议会提出的给帝国书记官（scrinia）免税，并减少稽查使的人数（C.Th.Ⅵ.26.1，27.2）。[65]再者，朱利安对市议会的处置不能看作是要城市独立，例如，在安条克，皇帝就想直接干涉合适候选人的提名（Misop.368b；cf. C.Th. Ⅻ.1.53）。现实表明，朱利安建立强大、有效城市议事机构的公开目的与在罗马帝国后期建立皇室专制制度的集权相冲突。

皇室对地方独立的侵犯还反映在朱利安最为有名的城市政策中，362年6月17日宣布为任命城市合适称职教师规定了程序。[66]挑选教师要注重的“先是个性，然后是口才”，委托地方议事机构确定人选，但这只是因为皇帝不可能“亲自到所有的城市”。他仍然要求城市的提名要交由他做最后的批准，以此他们的任命“得到了附加的权威”。因而朱利安让人确实感到，他将为帝国城市选择合适的教师当作自己的事。恰当的学识是朱利安的希腊文化计划的关键内容[67]，这在保存下来的信中说得很明白，其中拓展了他对教师所需“优良品质”的想法（Ep.61 Bidez）。他们在道德上要正直，能够区别对错，真诚地实践他们宣扬的东西。只是在这份文件的结尾朱利安要瞄准的靶子才明确起来，他指责那些不相信其臣民有其真正价值教师的行为：“他们应该对神表现出虔诚，或是退到加利利的教会去讲解《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423d）在朱利安重组的城市中没有基督教教师活动的空间，在那里真正的学识与对旧神的虔诚分不开（cf.Lib.　Or.ⅩⅧ.157）。普通的教育课程和对知识的垄断要保存异教观念，这使朱利安统治时期的基督徒产生了可以理解的警觉，通过“异教”文化以及进入公共生活，对他们在帝国的社会地位默默地造成了最严重的威胁。[68]那吉安祖斯的格列高利以之主要指责这位叛教皇帝试图将他们对希腊知识的了解与异教崇拜的实践同等对待（Or.Ⅳ.5，100ff.）。就长时段而言，朱利安的法律开创了在基督教传统中探求教育与宗教之间适当关系的知识心灵之旅[69]，但其近期影响并不明显。与朱利安对城市事务其他方面的管理一样，它对皇室劝告的效果有实际的限制，尤其是在官方不同意某些惩处的方面（“我认为蠢人应该受教育，而不是受惩罚”：424b）。有些著名的基督教教师——雅典的普罗埃莱西奥斯和罗马的马略·维多利纳斯——弃职而去[70]，但许多地位较低的人则必须不打折扣地照办。推行朱利安的措施带有勉强的成分，以致异教的阿米亚努斯声称，这是“应该永远遗忘沉埋的严厉法案”（ⅩⅩⅡ.10.6，cf.ⅩⅩⅤ.4.20），甚至被人尊敬的利巴纽斯也在赞扬皇帝鼓励真正的学术时显然没有提到这些（Or.ⅩⅧ.157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