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藩入继

明代诸帝中，孝宗弘治皇帝朱祐樘是位难得符合儒家规范的君王，勤于朝政，听取建言，几乎不曾责罚言官，“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³⁾，被史家誉为“中兴之主”。但他的儿子朱厚照却荒诞失道，使“弘治中兴”的太平局面无法再维持。⁽⁴⁾

正德皇帝即位后，重用昔日东宫太监刘瑾（1451—1510）及其党羽。刘瑾等人挟势弄权，贪污纳贿，滥用厂卫，钳制言路，斥逐异己，时称“八虎”。⁽⁵⁾朝廷众臣深恐遭祸，噤若寒蝉，对“八虎”的不法行径，敢怒不敢言。刘瑾及其党羽伏诛后⁽⁶⁾，正德皇帝不思反省，依然荒唐嬉戏，转而宠信武臣江彬（？—1521）⁽⁷⁾及大臣钱宁（？—1521）⁽⁸⁾等人；又巡游宣府（今河北宣化）、塞北、江南等地⁽⁹⁾，纵容手下大肆掳掠⁽¹⁰⁾，甚至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朱寿”⁽¹¹⁾，视国家礼法为儿戏。正德皇帝的作为，不但抛弃了皇帝应负的责任，也引发了财政窘困、宗室叛乱及民乱四起的危机。⁽¹²⁾

正德十四年七月，正德皇帝以亲征宁王朱宸濠（？—1521）为借口南巡。⁽¹³⁾众臣群起反对，纷纷跪谏午门前（北京紫禁城正南门，中间门洞供皇帝出入，东边门洞供文武官员出入，西边门洞供宗室王公出入），请求皇帝收回成命。正德皇帝不听，执意南巡，还杖打了一百四十六位大臣，群臣悚然，不敢阻挠。⁽¹⁴⁾然而，正德皇帝却在返京途中，失足落水，身染重病。⁽¹⁵⁾正德十六年三月十三日（乙丑）夜里，正德皇帝自知大限将至，交代身后事，告诉太监陈敬、苏进：我的病治不好了，快把司礼监太监叫来，向皇太后禀报遗言。告诉皇太后，天下大事（“天下事重”）要和内阁商量后，再下决定。过去的错事，都是我自己不好，跟你们无关。⁽¹⁶⁾隔日（丙寅）早上，正德皇帝病死于豹房。

正德皇帝所说的“天下事重”，即指皇位继承人选之事。正德皇帝的后妃虽多，却迟迟未能生下皇子，而且正德皇帝没有同胞兄弟⁽¹⁷⁾，无法按照《皇明祖训》规定的“兄终弟及”来选择皇位继承人。⁽¹⁸⁾正德皇帝膝下无子、储位虚悬，一直是正德朝的难题。⁽¹⁹⁾为了避免君统中断，朝臣们曾建议正德皇帝，依据汉成帝（前51—前7）预立定陶王与宋仁宗（1010—1063）预养濮王之子的先例，尽快选择年长贤良的宗室，预养宫中，作为预备皇嗣。⁽²⁰⁾可是正德皇帝自恃壮年，对这些建议不置可否。直到正德皇帝病重，皇储问题仍未解决，监察御史郑本公（正德九年进士）⁽²¹⁾建议“慎选宗室亲而贤者，正位东宫”⁽²²⁾，南京监察御史董云汉（正德九年进士）亦请求“宗室近属中择其长且贤者，处之禁中”⁽²³⁾。但直到病逝，正德皇帝一直没有选定人选，于是皇位虚悬的问题，只好交由昭圣皇太后与内阁诸臣去商议了。

正德皇帝一死，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暂掌政权⁽²⁴⁾，立刻面临极不稳定的政治局面。在新旧交替、皇位虚悬的敏感时期，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引起内乱和外患。尤其是江彬及其党羽，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以致北京城内人心惶惶，到处流传着江彬将叛乱的谣言。⁽²⁵⁾因此，内阁和朝廷众臣一致认为，稳定政局的步骤有三：首先确定皇位继承人选，安定人心，阻止外藩觊觎皇位、再度叛变；其次加强北京城九门与皇城的防卫，预防叛变的可能性；最后联合宦官，一举清除江彬、钱宁等人，直接消除政变的隐患。

依照当时的局势，内阁必须先稳定人心，再不动声色地安排各项人事，以一举铲除江彬等人。于是内阁首辅杨廷和便以武宗遗言的名义，先命令太监张永、武定侯郭勋（？—1542）、定边伯朱泰（原名许泰，武宗皇帝赐姓朱）、兵部尚书王宪（1465—1537）挑选各营官军，防守皇城四门、京城九门、草桥及卢沟桥等处，罢威武营官军与边军，命这些军队回原驻地待命。又革除各处皇店及办事人员，遣回豹房内非常例的人员，防止他们跟随江彬。此外，从哈密等地来朝进贡的夷人们，也都给予赏赐，命他们立刻回国，不得在北京逗留，避免生事。杨廷和等人的这些举动，为的是排除潜伏在北京城的不安定因素，稳定秩序，以防江彬或宗室借机叛变。⁽²⁶⁾

昭圣皇太后张氏并非木头傀儡，实有影响力。在这段时间，她派出宦官张永和谷大用，与杨廷和等人共同商议继位者人选。几经考虑，决定引用《皇明祖训·法律》第十四条“兄终弟及”的规定，作为新皇帝继位的法理根据。可是，出乎意料的是，《皇明祖训》后来却变成“大礼议”的争端源头。⁽²⁷⁾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在《皇明祖训》规定：当皇帝死后无子，必须由同母嫡弟继承皇位，其余庶出的兄弟没有继承权。⁽²⁸⁾这条规定，明确了“兄终弟及”的宗法内涵：新的继位者必须是皇帝的同母弟，无论是皇帝的异母兄弟或堂兄弟，皆没有继位资格。⁽²⁹⁾问题在于，正德皇帝是孝宗独子，没有兄弟。若按《皇明祖训》的规定，没人有资格继承皇位。皇位虚悬的结果，将引起宗室叛变，祸起萧墙⁽³⁰⁾，手握重兵、近在京畿的江彬也可能趁机造反，祸生肘腋。

杨廷和等人情急下，只能变通《皇明祖训》的规定，上溯“兄终弟及”的范围至宪宗成化皇帝一系，皇位候选人便能由“厚”字辈子孙中予以挑选，再以嗣子身份，过继给孝宗弘治皇帝，成为正德皇帝之弟。既然改动了《皇明祖训》的原意，内阁首辅杨廷和则有新解释，自圆其说：《祖训》规定了“兄终弟及”原则，怎能破坏？朱厚熜是兴献王的长子，宪宗的孙子，孝宗的侄子，武宗的堂弟，依照伦理顺序，应立朱厚熜为帝。⁽³¹⁾明朝的皇位继承法，乃采嫡长子继承制，无嫡子则立庶长子。⁽³²⁾从本书附录一《明代诸帝世系表》来看，孝宗弘治皇帝朱祐樘是宪宗成化皇帝的第三子，但宪宗的长子、次子皆夭折，朱祐樘实为庶长子，兴王朱祐杬为宪宗的第四子。当孝宗一系断绝时，按照《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皇位将由朱祐杬继承；当朱祐杬已薨，兴藩世子朱厚熜便成了最佳的继位人选。因此，杨廷和的安排，似乎是两全其美，既延续宗统，也符合《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

杨廷和的意见获得其他阁臣的支持，昭圣皇太后也无异议，终于决定兴藩世子朱厚熜成为皇位继承人。三月十四日，杨廷和以武宗遗言为迎立朱厚熜的法源依据⁽³³⁾，又赶紧拟定《武宗遗诏》，向天下臣民宣告新的皇位继承者，务求稳定政局，扫除积弊。可是，杨廷和拟定《武宗遗诏》时，迎立册文只写着“嗣皇帝位”字样⁽³⁴⁾，没有清楚说明朱厚熜究竟以何身份入继大统。杨廷和犯下的文句之误，可说是百密一疏，以致出现了诠释上的灰色地带，议礼双方得各自诠释《武宗遗诏》，埋下了“大礼议”的导火线。⁽³⁵⁾

三月十六日（戊辰），内阁正式向全国颁布《武宗遗诏》。《武宗遗诏》不但是内阁行使权力的法源依据，也是日后嘉靖君臣争论“大礼”的重要文本。⁽³⁶⁾在这里有必要抄录全文，并详释《武宗遗诏》，以便理解“大礼议”的争议点：

朕以菲薄，绍承祖宗丕业，十有七年矣。图治虽勤，化理未洽。深惟先帝付托……惟在继统得人，宗社生民有赖。吾虽弃世，亦复奚憾焉。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辞，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内外文武群臣，其协心辅理，凡一应事务，率依祖宗旧制，用副予志。嗣君未到京之日，凡有重大紧急事情，该衙门具本暂且奏知皇太后而行。丧礼遵皇考遗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毋禁音乐嫁娶。宗室、亲王藩屏攸系，毋辄离封域。各处镇守、总兵、巡抚等官，及都、布、按三司官员，各固守疆境，抚安军民，毋擅离职守。闻丧之日，止于本处哭临三日，进香遣官代行。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所属府、州、县，并土官及各布政司、南直隶七品以下衙门，俱免进香。京城九门，皇城四门，务要严谨防守。威武团练营官军，已回原营勇士，并四卫营官军，各回原营，照旧操练。原领兵将官，随宜委用。各边放回官军，每人赏银二两，就于本处管粮官处给与。宣府粮草缺乏，户部速与处置。各衙门见监囚犯，除与逆贼宸濠事情有干，凡南征逮系来京，原无重情者，俱送法司查审明白，释放还籍。各处取来妇女，见在内府者，司礼监查放还家，务令得所。各处工程，除营建大工外，其余尽皆停止。但凡抄没犯人财物及宣府收贮银两等项，俱明白开具簿籍，收贮内库，以备接济边储及赏赐等项应用。⁽³⁷⁾

从《武宗遗诏》可知，杨廷和等人迅速处理了当时的潜在危机。《武宗遗诏》先宣布迎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嗣皇帝位。新君即位前，朝政由皇太后处理。再安排各项戒严措施，调兵防守北京城，防范江彬叛乱，又命各地镇守太监返回原驻地，严防地方生变。为防止兵变，遣回原驻地的官军，皆赐银二两，还补充了军镇宣府的粮草，试图以财物笼络、稳定军心。并停止各处营建的工程（重大工程除外），节省支出，还将抄没财物及宣府收贮的银两，收归国库，支应边军的开销。最后，罢除各处皇店和管店官兵，又遣返各地掳拐的妇女，以及所有非常例的番僧、和尚、匠役水手、教坊司人、南京快船等人员，妥善安置，不致生乱。

《武宗遗诏》颁布天下后，民心初定。内阁首辅杨廷和不敢松懈，趁机与司礼监太监魏英商议迎接人选，并暗地筹划擒拿江彬。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³⁸⁾，两人终于达成共识，决定派出次辅梁储、礼部尚书毛澄（1461—1523）、驸马都尉崔元（1478—1549）、寿宁侯张鹤龄（？—1537）、宦官谷大用及韦霦等四十余人，前往兴藩（位于安陆，今湖北钟祥）⁽³⁹⁾，迎立朱厚熜为帝。为免江彬怀疑，杨廷和先安抚江彬，虚与委蛇，又对司礼监太监魏彬、温祥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离间他们与江彬的关系，使其倒戈，削弱江彬的势力。魏彬生怕被江彬连累，只好与杨廷和联合，准备铲除江彬。三月十八日，江彬参加坤宁宫的完工典礼，太监张永与工部尚书李鐩（1448—1529）以互约饮酒为由，扣留江彬，不让他外出求援，江彬遂成瓮中之鳖。⁽⁴⁰⁾等到昭圣皇太后一下懿旨，江彬只能束手就擒，神周、李琮等同党也纷纷被捕，江彬一党的势力瞬间瓦解。⁽⁴¹⁾

从武宗驾崩（三月十四日）到朱厚熜即位（四月二十二日）的三十九天内，杨廷和等阁臣凭着《武宗遗诏》赋予的权力，又获得昭圣皇太后的支持，因而能打破惯例，独断朝政，有效防止叛乱⁽⁴²⁾，剪除了江彬、钱宁等人，士气为之大振。⁽⁴³⁾内阁权势的扩大，让原本是政府首脑的吏部尚书权力大为削弱，反而得听命于内阁，造成权力中枢转移，甚至在决定嗣君人选时，杨廷和等人唯恐泄漏消息，竟违反廷议的常规，坚持不让吏部尚书王琼等官员参与其事⁽⁴⁴⁾，让内阁与六部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

为开嘉靖革新之局面，杨廷和又起草了长达八千字的《世宗即位诏》，着重改革正德朝的种种弊政。其中的重要项目，一是调换朝廷的人事，整顿政风，提高军队素质。二是广开言路，宽恕因谏获罪的言官，遭忌致仕的官员们也予以复职。三是蠲免田赋，减轻人民的负担。四是罢革皇庄，清算庄田，让人民得纾困，提高国家财政收入。五是处理宁王叛乱的事宜，论功行赏，释放被冤枉的官员，从逆者也依律定罪。

此外，为降低国家的巨额赤字，大量裁革不适任的官员⁽⁴⁵⁾，淘汰锦衣卫的冒滥者三万一千八百二十八人⁽⁴⁶⁾，罢恩幸官十四万八千七百七十一人⁽⁴⁷⁾，大大缩减支出，也肃清了昔日的腐败风气。对杨廷和大刀阔斧的改革，被裁撤的人员无不怀恨，咒骂杨廷和“终日想，想出一张杀人榜”⁽⁴⁸⁾，甚至欲暗杀杨廷和，迫使嘉靖皇帝派出百名营卒，充当随员，保护杨廷和的安全。⁽⁴⁹⁾可以说，杨廷和推行的诸多措施，确实刷新吏治，惩戒奸佞，缩减支出，却也得罪了不少人，因而遭人批评为专擅权臣。总之，在这段皇位交替的时期，杨廷和成为官僚体系的新领袖，内阁也为因应现实需要，不得不提高权力。⁽⁵⁰⁾正如王世贞（1526—1590）所言：“嘉靖入绍，尽埽其蠹而新之，归政内阁，新都嶷然，三辅鼎承，百辟风偃。”⁽⁵¹⁾对于杨廷和的施政措施，《明世宗实录》及《明史》皆给予高评价，更称赞嘉靖君臣“求治锐甚”⁽⁵²⁾，开中兴之风气，誉为“嘉靖新政”。